内容提要：大流动作为当今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程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变量。从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视角出发，“大流动—大交融—大团结”三维动态过程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关系极为密切，是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重要逻辑进路之一。大流动促成了认知的选择与变迁、心态的改变与重构、规则价值的理解与遵守、情感的尊重与传递、关系的稀释与重组，有利于各族群众空间视域的扩大和传统观念的转变，是增强各族群众共同性认知、心态、价值、情感和关系的基础和条件。大交融有利于共同认同的增强与普及、共同信念的锤炼与塑造、共同价值的融通与共生、共同情感的交互与归属、共同关系的依存和把握，是促成各族群众实现理想、信念、文化、情感、意识交融的核心过程和形式。大团结是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关键步骤和路径，通过团结奋斗引领共同性目标、团结统一凝聚共同性理念、团结进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保各族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是一个动态、多维、主体间性的过程，在大流动过程中增强大交融，在大交融过程中强化大团结，有助于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关 键 词：中华民族；共同性；大流动；大交融；大团结

　　项目基金：本文系中央民族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百年发展历程的经验启示与政治哲学逻辑研究”(项目编号：2021XSTD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云芳，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081）。

　　一、研究缘起：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理论反思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26次提到“中华民族”，15次提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明确提出“两个全面”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1]。显而易见，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必须不断地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纵观学界对中华民族的研究，可以发现中华民族共同性已成为当前新的学术热点。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增进共同性”[2]67的要求后，学者们从多个视角探究中华民族共同性。如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共同性可以分为横向和纵向两个层面，既有继承也有凝聚，既有自然生成也有意志塑造[3]；也有学者认为，意识层面的共同性基于认知可以产出认同，实践层面的共同性基于关系可以产出团结[4]；还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共同性是政治力量和社会运动的有机结合而产生的共同性意识的凝结与升华[5]。在探索如何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理论和实践路径中，围绕“共同性”问题，学者们挖掘了中国几千年历史演变过程中的“大一统”理论渊源，探究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费孝通和谷苞等前辈学者认知理路、西方国家治理模式等理论进路[6]，还从当代现实问题出发，考察了民族政治、自然地理空间、社会生活、边疆民族工作、国民意识培育、现代性转化等诸多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理论领域。

　　从上述研究可以发现，关于增进共同性的领域，即哪些领域必须“同”、哪些领域可以“异”，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不仅意味着强化“五个认同”“三个意识”等政治认同，更意味着在社会共识层面凝聚共同认知、观念、情感，强化“四个共同”“四个与共”等理念。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核心既在于“共同性”，也在于“增进”，这是一个动态过程，既是共同性不断增加累积的生成过程，也是观念、认同不断替代、更新、转变、塑造的凝聚过程。然而，当前大多数学术研究的分析思路偏重于从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内在意涵出发聚焦共同体意识和认同，以静态视角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路径，在历史层面考查共同性的基础和渊源，却忽视了中国当今的大流动趋势所引发的社会变迁在微观、动态、现实层面对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多重影响。

　　笔者认为，在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理论和现实逻辑中，需要将“大流动”作为重要变量加以考量。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重点在于增进政治认同，政治认同的凝聚离不开社会共识的凝聚。而社会共识的凝聚需要现实的、微观层面的时空交集或信息流通等流动元素作为基础。对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社会而言，大流动不仅意味着各族群众脱离原有的地域、文化和社会关系，还意味着流动的广度、深度、强度大大提升，高频率、常态化的流动和回流带来了信息的快速传递、观念的迅速更新以及社会生产、生活、治理方式的深层次结构变迁。在大流动背景下，与中华民族共同性生成相关联的认同转变、观念塑造和情感凝聚离不开各民族人口迁徙流动带来的大融居、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乃至全方位嵌入。在此基础上，国家现代化建构、国民教育认同塑造、共有精神家园构筑、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本质上也与大流动关系密切，是具有鲜明实践属性的动态过程。基于此，本文以新时代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动态进程为逻辑起点，考察从大流动到大交融再到大团结的动态过程，即在大流动过程中增强大交融，在大交融过程中强化大团结，通过“大流动—大交融—大团结”的逻辑进路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

　　二、大流动：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现实背景和条件

　　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流动作为人类的基本需求，贯穿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各个发展阶段和发展领域，是从动态视角认识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变量。在新时代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进程中，各族群众的日常生活形式之一——大流动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都具有关键性影响。这种日常流动不仅包括地理意义上的空间流动，如民族地区的高铁、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贯通运行后所产生的各族群众大规模人口流动等，也包括信息流动、物资流动、经济流动、文化流动、观念流动等多维度的社会大流动过程①。作为典型的社会现象，流动是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关注的重点问题。关于流动的影响研究，关注点多在于社会领域、经济领域中流动对社会分层②、经济增长的影响。但若将流动置于更广阔的学科背景中，就会发现流动也会影响社会认同和流行观念③。事实上，不论是人口流动，还是信息流动、物资流动、文化流动等，或多或少都会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产生影响。在此，笔者重点从认知的选择与变迁、心态的改变与重构、价值的理解与遵守、情感的尊重与传递、关系的稀释与重组等层面，探究大流动对各族群众的空间视域扩大、信任差序改变、观念意识碰撞、主体间性交互、社交网络重组等不同领域的影响(见图1)。

　　图1 大流动及其多领域影响

　　第一，空间视域扩大：认知流动。各民族人口大流动带来了个体空间视域的变化，并进一步产生了文化、社会认知的选择与变迁，其实质是一种认知流动过程。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空间生产理论强调空间生产逻辑，认为不同生产关系博弈造就了空间变迁过程[7]。一方面，在各民族跨文化流动过程中，传统文化空间的脱域化和现代文化空间的融入，使个体的空间景观、资源和感知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个体对国家、社会、文化的认知、感知更加丰富。另一方面，随信息科技的迅速发展，交通运输技术、移动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快速进步，个体间的信息流动也日益增强，使个体的社会认知、行为和实践形成更多交叉和移动特质。例如现代生活中的旅游[8]、求学、外出务工等促成各民族人口流出、流入、回流等开放性、流动性的社会发展趋势，不仅使各族群众的社会文化空间视野扩大，社会体验、知识结构随流动更新，也为日常性的民族交往、文化融合与认同构建提供了互动性更强的场域[9]，新的社会、文化空间生产更容易促成新的认知选择和变迁。

　　第二，信任差序改变：心态流动。大流动带来了社会心态的改变和重构。埃米尔·涂尔干( Durkheim)认为，社会分工和道德变迁的核心在于社会心态的转变[10]。人口规模较小的少数民族，在原有地理空间中，跟其他民族接触的机会相对较少。当社会流动增多后，不同民族之间的社会、文化叠合性大大增强，就会产生共同感受和体验，带来更多的共同话题、经历、经验交流，更容易产生社会心态的转变。流动还带来了信任差序的改变。例如伴随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普及，各族群众与外界社会的频繁接触使其眼界更加开阔、语言沟通更加通畅，传统的文化地域概念逐渐模糊，产生了新的互动记忆、心态和关系元素，并形成了新的社会信任体系。这种新的信任差序使乡土社会原有圈子的差序格局发生了重大转变，各民族群众更容易产生对其他民族、其他文化社会群体的信任感，从而有助于形成各族群众相互依存、相互包容的心态和实践方式，从而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

　　第三，观念意识碰撞：价值流动。部分民族地区囿于自然、历史、经济、交通等条件，原有的文化封闭格局和价值观念难以适应现代化进程。在乡村文化振兴、产业发展、旅游开发的背景下，外部社会流动趋势不断增强，通过“科普文化进万家”、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等[2]101-10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要求、健康文明生活方式逐步向偏远民族地区流动，各民族的法治意识日益提升，形式多样的基层民主协商方式保障了各族群众有序参与社会治理。加之民族地区的各种商品资源进入全国大市场，各族群众更加深入地参与市场竞争，使封闭的价值观念与实现经济独立、自我提升等新观念在流动中不断碰撞，原有的守旧、封闭、固定的文化模式和价值体系逐渐转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和协商民主体系不断完善的进程中，各族群众对现代社会公共生活中的规则规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扭转了对单一民族文化的依赖，这是一种积极文化效应，不仅有利于乡村共同体的道德重建、社会主义文明的风尚培育，也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对中华文化更深层次文化认同的培育。

　　第四，主体间性交互：情感流动。在信息技术、交通设施较为落后的状况下，各族群众之间的地域区隔、信息区隔往往带来情感区隔，特别是个别长期不与外界打交道的少数民族群体，对外界社会具有较强的陌生感，容易产生情感疏离。伴随着基础设施改善和高铁等交通设施发展，人员、信息的快速流动也带来了主体间性的情感流动。一方面，大流动增强了各族群众的情感关联性。在民族人口大流动、大融居的趋势下，族际交流经验较少的群体在自主、平等的交往中越来越自信。各族群众在频繁跨区流动的过程中，逐步增强心理韧性、抗挫能力，通过换位思考、换位做事，产生更加包容、开放和自信的情感状态，进而有利于爱国主义的情感滋养和公民自豪感的情感传递。另一方面，大流动有利于各族群众的积极情感塑造。各族流动人口在城市化进程中，既可以通过自身的情感体验和情感表达，对城市生活、现代化理念产生更多的情感支持，也可以在更加便捷的信息流动中体会跨文化、跨地域的价值、文化乃至情感认同，在空间流动中塑造更多的积极情感和态度。

　　第五，社交网络重组：关系流动。大流动带来了社会关系的稀释与重组，即传统地缘、亲缘、居缘、业缘纽带下的社会关系，在各族人口的流动过程中被不断稀释，同时新的社会关系被不断重组，这是一种承旧与纳新的过程。克里斯托弗·马奎斯(Christopher Marquis)和安德烈斯·蒂尔克(András Tilcsik)的认知烙印理论认为，特定的外界环境特征会对个体潜意识的认知结构和价值观念产生重大影响[11]。可见，在社交网络重组的过程中，外在环境变迁产生的环境烙印会影响个体行为模式。传统的地缘性、家族性、亲缘性的地方性关系、乡土乡恋以及怀旧社交圈等对个体产生的影响不会轻易消散，个体因其对所处社会结构的偏好和依赖而产生的承旧关系始终存在。与此同时，社交网络变化和人际关系重组也会使传统社会圈子发生转变，原有的民族意识、身份认同、社交边界在社会流动影响下模糊、稀释和重构，从而重塑了群体成员的空间行为和社会关系，接纳新的观念，产生新的认同，民族关系网络、身份、意识就在不断流动中被重构，完成社交网络的重组。

　　总之，对当代中国而言，相较于过去百年发展，现代化、城镇化、信息化带来的最大变化莫过于人口流动频率、深度和广度的增加和流动方式的转变。一方面，各族群众的跨区域、跨文化大流动和大回流，不仅使个体脱嵌于传统地域与社群[12]，镶嵌于生产生活生计新域之中，而且不同文化圈之间的知识、资本、观念和人员流动，也会带来经济、社会、文化行为等方面的更多转变。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凝聚过程建基于各族群众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脱嵌和镶嵌所形成的观念和行为转变。当脱嵌和镶嵌越普遍、越丰富，各民族的文化性、社会性重叠就会越强烈，就越容易产生更具共同性色彩的纽带和更深层次的认同。由此可见，大流动是增强各族群众共同性认知、心态、价值、情感和关系的重要背景和条件。另一方面，新时代各族群众的空间广泛流动、信息飞速传递、资本加速运转，为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增进创造了巨大能量和前提基础。大流动不仅促成了微观层面的个体观念更新与调整，也引发了宏观层面国家社会的动态变化。从微观到宏观、从个体到社会层面的观念变化，促发了各族群众在认知、心态、价值、情感、关系等方面的开放式转变。这种转变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重要的社会基础。流动节奏快，商品流通和信息传递就迅速，个体对现代社会的适应与重构速度也会相应加快，就容易产生共同体验、共同感知、共同思维和共同信念。当个体的主动选择使多种资源、关系要素镶嵌为稳定的社会结构时，就形成了各民族在多领域、多维度的互嵌式发展，从而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创造重要条件。

　　三、大交融：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核心过程和形式

　　从动态视角而言，大流动增强了各族群众间互动频率，有力推动了“嵌入式社区”向“互嵌式社会”转变[2]139，使中华民族在各方面更显著地联结互动为一个整体。然而就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而言，仅有流动是不够的，还需要在流动的基础上促进各族群众与城市空间、时代阶段乃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真正实现理想、信念、情感、文化等方面“融”的状态。大流动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互嵌式发展提供了契机，在大流动中有助于实现各族群众的大交互、大互动、大融合，即实现大交融。大交融意味着实现共同认同的增强与普及、共同信念的锤炼与塑造、共同价值的融通与共生、共同情感的交互与归属、共同关系的依存和把握，夯实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社会基础，这是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核心过程和形式。

　　第一，理想交融：共同认同的增强与普及。在一般性社会流动中，表面上人员、信息、物资流动的频率不断增加，但实际上各种交往互动的认知和行为可能发生在流动群体或文化群体内部，并未更进一步形成范围更大的社会交往、情感交互、观念交流。因此，大流动虽能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华民族共同性认知，但理想交融才是从根本上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关键。在以大流动为基础的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为坚定各族群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必须引导其强化对“四个共同”的历史认知，增强“五个认同”，凝聚“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要以城市社区为重要载体，在居住、生活、学习、工作、文化、娱乐等日常环节中，通过政府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方式，切实增强各族群众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和法治意识，不断强化政治认同和主线思维的导向，巩固同呼吸共命运的精神内核，提升实现伟大理想的内生动力。

　　第二，信念交融：共同心态的锤炼与塑造。信任差序所带来的心态转变和重构，显然有利于各族群众在大流动过程中实现相互理解尊重、相互欣赏包容，但也可能产生不同信念的碰撞与冲突。因此，锤炼与塑造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核心的共同追求，是树立共同信念的前提与基础。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抵制各种极端思想、分裂思想和实现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各族群众的共同追求。要从总体国家安全观出发，强化各族群众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信念，以深化“三交”解决“三个不适应”，以“铸牢”促进“融合”，积极创新城市民族工作[13]。从大交融维度有效应对流动与融入、流动与接纳包容之间的一系列难题，加强和改进新时代民族工作，强化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共同体信念。

　　第三，文化交融：共同价值的融通与共生。伴随着全球流动的持续增强，世界范围内人员、经济和物质流动已成为当今不可忽视的重要现象。然而，全球流动带来了经济利益交织、社会互动频繁，客观上却并未促成全球层面的共同性显著增强。究其原因，一般性流动过程虽然具有动态特质，但缺乏基于共同文化和价值内涵的交融。而各民族更深层次流动交往的必然结果之一是实现文化交融。在以流动为基础构建的新社会空间中，法治意识和协商方式所促成的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是推动各族群众在价值理念方面共同发展进步的重要社会基础。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认为，社会就是现实的人不断交往的产物。在大流动趋势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也可能会产生日益复杂的文化价值问题，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文化选择、新兴传播媒介对族际文化互动的影响[14]等。因此，必须着力构建共同文化和价值，促进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共同认同，“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1]18，从而实现价值的融通与共生。

　　第四，情感交融：共同情感的交互与归属。在各族群众大流动过程中，情感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重塑着个体对社会价值的理解和认知。其中个体动机会影响情感交互，不同的感知者会以截然不同的方式传递、表达情感[15]。因此，人口、信息、技术流动只是第一步，并非发生了跨地域、跨文化流动，就一定会产生共同情感。在大流动基础上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打破情感区隔，就必须促进积极、正向的情感流动，在差异性、多样性和动态性中探求和增进共同生活的情感体验，从“分隔式”“抱团式”的小情感圈子中走出来。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在2022年实施“三项计划”④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增加各族群众的共同经验支撑，推动各族群众在各领域通过创造性互动和对共享世界的开放探索，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共同社会归属和文化归属，从而增加情感交流、情感共鸣，强化共情效应的动力来源[16]，达成共同情感的交互与归属。

　　第五，意识交融：共同关系的依存和把握。新时代中承旧纳新带来的关系流动，对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关系依存显然具有正面、积极影响。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群众从传统聚居地流动到全国各个主要城市，“各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联系的广度深度前所未有”[2]58。然而，各民族的频繁流动和互动有时也会带来一些影响关系依存的负面因素，如个别针对特定民族宗教的错误观念、模糊认识在互联网空间蔓延传播，又如一些城市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接纳包容和权益保障不到位的问题，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各族群众日常流动和互动过程中的关系依存状态。因此，新时代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突出意识交融，以正确把握“四对关系”为准则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时妥善处理各族群众流动和互动中的矛盾纠纷，在实现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进程中动员社会力量，整合各种资源，帮助各族群众解决在流动过程中的就医、就学等方面的困难，才能真正使各族群众的民族意识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向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方向发展。

　　总之，流动社会中的大交融进程，遵循从空间融入生产生活、文化、社会、心理等方面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交互逻辑。在大交融进程中，强化政治、利益、文化、社会、情感等各领域的共同性，必须要围绕理想、信念、情感、文化、意识构建社会共识，实现全方位交融，这样才能为中华民族大团结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才能真正建设好、发展好、维护好中华民族共同体。

　　四、大团结：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关键步骤

　　在大流动和大交融趋势下，团结行为本身也具有较强的流动和互动特质。就本质而言，大团结就是在“融”的基础上，用共同性目标、正确性方向对流动的、互嵌的、交融的社会进行引导。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1]1，要“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1]39-40。显然，团结奋斗、团结统一、团结进步都是凝聚中华民族共同性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目标的关键步骤和重要路径。通过坚持团结奋斗引领共同性目标、团结统一凝聚共同性理念、团结进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更广泛、更有效地引导和塑造共同价值、共同观念、共享符号，从而实现各族群众大团结，最终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

　　第一，团结奋斗引领共同性目标。共同团结奋斗既是当前必须牢牢把握的时代要求，也是中国民族工作的重要主题。在流动和互动的日常生活基础上，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共享伟大复兴荣光，这种强大的凝聚力是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1]39，充分彰显了包括民族工作在内的统战工作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基本路径。由此可见，以团结奋斗引领共同性目标，有效保障了流动社会正确的发展方向。事实上，在流动社会中，虽然各族流动人口日益快速增长、社会不断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始终不变的是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追求。团结奋斗引领的共同性目标，就是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共同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迈进。

　　第二，团结统一凝聚共同性理念。现代主权国家十分注重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团结和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基石，它们都是国家和平稳定的保证。在流动社会中，共同理想信念、共有精神家园不仅是各族群众人心归聚、精神相依的重要精神纽带，也是培育共同性理念的重要社会基础。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动态发展进程中，虽然面临流动社会的诸多不确定性，如团结对象的广泛性、团结背景的多元化、团结内容的多维性、团结效果的差异性，但共同性理念的凝聚必将最大限度地减少负面影响因素，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收益。事实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成既具有客观性，也具有主观性，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到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再到树立“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团结统一凝聚共同性理念的过程不仅是共同性认同凝聚的过程，也是历史导向和人民的选择，更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在此过程中，通过团结统一积极引导、教育培育共同性理念，才能确保带来更多的正面效用。

　　第三，团结进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心态、价值、情感、观念等要素流动的过程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在国际社会中，许多西方国家领袖也将团结作为首要原则，提出了各种“伟大”“梦想”，但其国家社会团结的真实状况却差强人意。可见，仅注重口头团结，不能真正解决经济不平等、社会不平等的问题。因此，在各种资源要素、人员迅速流动的今天，中华民族共同性的不断增进，必须依靠扎实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既抓社会动员，也抓政治创建，还抓教育培育，从而全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此外，在大流动过程中，个体身份和意识具有动态性和可塑性，且与自身经历关联性较强。在不断变化的流动世界中，通过具有明确意识归宿的政治意识表达来巩固社会空间中的身份关系，强化民族团结进步的特定话语和行为，是规避社会大流动过程中各种风险问题的关键。总之，通过团结进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有效化解流动进程中的各种内生性问题，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中国式现代化。

　　图2 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大流动—大交融—大团结”逻辑进路

　　综上所述，在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程中，无论是大流动、大交融，还是大团结，其本质都是一种动态过程。从认知到心态、价值、情感、关系的大流动，不仅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互嵌式发展等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基础，也为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提供了动态的发展思路。从地理空间的流动、信息技术的传播、经济资源的流通到观念、认同的转变，是一个完整的逻辑过程，不仅有助于各族群众理想、信念、文化、情感、意识的大交融，而且是更深层次的政治信念、经济依存、社会交集、价值认同和情感归属的大团结生成过程，并最终形成共同性目标、共同性理念和共同体意识(见图2)。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一个流动的中国，充满了繁荣发展的活力”[17]。从大流动到大交融再到大团结，不仅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各种复合性要素的生成基础，更是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不可或缺的重要现实条件。

　　[致谢]在本文写作过程中，中央民族大学严庆教授提供了重要思路和修改建议。特此致谢!

　　注释：

　　①此外从纵向层面而言，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流动的历史。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在中国大地上繁衍生息，无论是从横向切面还是纵向脉络，都可以发现中华民族的分布格局、历史演变具有较强的动态特质。历史上先后出现过多次民族大迁徙和流动的高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屯垦戍边、“三线建设”、西部大开发乃至市场化、城镇化进程都促成了多次较大规模的人口、物资流动，带来了各民族广泛的交往交流交融，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变迁、文化传承、观念凝聚、情感传递等纵向流动过程。横向层面的当代流动动态发展和纵向层面的历史流动动态演化叠加，对凝聚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意义重大。本文受篇幅所限，重点探讨当代中国现实领域中各族群众的地理空间流动、信息流动、物资流动等社会流动过程对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影响。

　　②流动还可能产生垂直向上的社会地位变化，形成更多的社会分层，在此不展开讨论。

　　③有学者依托2018年新疆城乡社会调查的1256份问卷调查数据表明，人口流动能够促进国家认同，但也认为这种积极作用的效力发挥受国家通用语言熟练程度的影响。参见：刘元贺.人口流动、国家通用语言使用与国家认同：基于2018年新疆城乡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48(4)：76-83。

　　④“三项计划”是“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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