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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昆明城是云南政治中心和军事城堡，驻扎城中的主要是政治、军事官府和各级官员，城堡的主要功能就是保护官府、服务官员，市政建设也为此而立，单纯而原始，如清代对昆明城墙进行的23次整修等。

清代后期实行“与民共有”，大量百姓进入城中，城内以衙署、官邸、庙宇为主的格局发生了变化，商业得到发展，街市逐渐繁荣。

清末商埠开放，滇越铁路开通，打破了此前以政治、军事功能为主的城堡格局，昆明经济、商业功能空前加强，商品经济加快发展，城区人口大为增加，迅速从军事城堡向近代城市转化，真正意义上的市政管理也从此起步。

昆明自辟商埠建起“经济特区”

早在百年之前，昆明就实行了最初的“对外开放”。

当时中国的许多城市的大门是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的，而昆明通向世界的大门是昆明人自己打开的。

20世纪初，法国势力自南北上，英国势力从西而来，直逼昆明城下，渗入昆明城中。随着法国人主持的滇越铁路开工，英法领事馆擅自入昆，洋行洋货暗中入城，连邮局都开到了华山南路。

当局“拒之不能、留之不可”，十分尴尬。

当时中国封闭的大门早被西方列强用炮舰轰开，一批通商口岸不得不屈辱地开放。昆明以南的蒙自、思茅（今普洱），昆明以西的腾越（今腾冲）也相继被法、英两国强制开关，海关大权旁落。不少有识之士呼吁，与其被迫约开商埠,不如自行开辟商埠，除弊兴利，以求主动，以保主权，以畅工商。

1905年，滇越铁路开工不久，更有人指出，滇越铁路一旦通车，内外人士、商家商品必然大量涌入，想挡也挡不住，而西方列强迫昆明开关也是迟早之事。为争取主动，昆明开明士绅力促官府上奏朝廷，在滇越铁路即将进入的昆明南城自开商埠。他们的两全之策是：城门基本不开，城外主动开放，自定规则，自行管理，自保利权。

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到宣统二年（1910年），两任云贵总督应昆明士绅请求，奏请自辟商埠，历时五年，终于“申办”成功，成为中国西南地区唯一自辟商埠的城市，也是中国最早的自辟商埠之一。

当局成立商埠总局，制定详细章法，扩大商埠范围，维护行政、警察、司法、税收主权，邮政、电报不许外人插手，并对守法中外商户“一体优待”等。这样一来，商埠秩序稍见稳定。后来法国人要求在昆明“展界租屋”，英国人要求改为通商口岸，以谋地谋权，但因昆明自开商埠在先，英法当局的要求没有实现。

在戊戌维新惨遭镇压、八国联军踏破京城、西方列强狂掠中国的危机中，昆明人为维护中国主权赢得了宝贵的一分，也标志着这座千年古城开始从封闭走向开放。

这片昆明最早的“经济特区”设在昆明南城门外东南，大致以盘龙江为轴心，东起金汁河，西到玉带河，北至敷润桥，南达双龙桥，划定之后，又由官府绘签为据。

这一带本来就是昆明的重要商业区，自开商埠以后，中外商行云集，人流物流攒动，街区迅速繁荣。

昆明开埠引来了新的商业和工业，希腊人的哥胪士洋行和若利玛洋行来了，法国人的帮沙为利公司来了，日本人的保田洋行来了，英国人的英美烟草公司也来了。与此同时，中国的大清银行也来了，造币厂来了，印刷局来了，军械局来了，邮政局来了，电话局也来了。

接着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土货”与“洋货”之争：“土烟”与“洋烟”大战、“土布”与“洋布”大战、“土火”与“洋火”大战、“土伞”与“洋伞”大战等等，结果是落后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许多城乡手工业者破产，而坑蒙昆明人的日本洋行也遭到抵制而出局。

昆明开埠又打造出了新式商人和买办“华经理”，出现了一批大商巨富，民族资本逐渐积累，甚至靠私人资本建起了中国的第一座水力发电厂。

20世纪初，昆明城内多为官府，以明清建筑居多，形成老城区；南门外为商埠，聚集了大量的法式、广式近代建筑，在巡津街、同仁街、广聚街一带处处种着法国梧桐，形成了特殊的新城区。

滇越铁路的开通和昆明商埠的开放加快了昆明的城市近代化过程，政府职能迅速向“市政”延伸，不仅要设官、练兵、屯垦、开矿，还要通商、办厂、建学、修路、架桥、供水、供电、电话、电报、邮政、消防、排污等等，要增加民众就业，要提高职员收入。

清末的昆明城里，除了传统的三级衙署之外，还有了交涉使司署、巡警道署、劝业道署、海关及商埠总局、云贵电报总局、大清邮政局、云南陆军学堂等数十个机关，民间也成立了商会、农会、工会、教育会、禁烟会、天足会等新式团体，昆明人开始悄然从“皇民”转变为“公民”。

老昆明的第一批近代市场

昆明自开商埠后，迅速建起了海关、火车站、洋行、银行、工厂、仓库，出现了近代工商业和近代市场，商店、旅店、茶馆、饭馆林立，商业迅速繁荣。

据统计，到1923年，老昆明城内外大小商铺达4000多家，涉及84个行业，从业人员约1.5万人，占市区总人口的13%，平均每30个市区人口就拥有1个商业网点。当时昆明还有36家规模较大的商业公司和商行，另有洋行15家，全年大宗商品销售额3000余万元。

民国初期，昆明还先后建起了四个比较集中的新型市场：劝业场、云津市场、玉溪商业场和昆明市拍卖场。

图 | 民国初新建的劝业市场

1912年，昆明就在城隍庙（今五一电影院址）前建起了劝业市场。上上下下共有100多个房间，开始时租给商户营业，计划办成一个模范市场，作为昆明和全省新型市场建设的样板。

但当时这一带比较偏僻，人流较少，招商受阻，只好把劝业场楼上部分改为商品陈列所和实业改进会阅书报社，后来又开办拍卖场，每逢周日开场拍卖，成交后照价提取10%的手续费。

1919年，当局又在南城外商埠旁（今书林街中段以东）建起了云津市场。这个市场建成一个棋盘式的楼街格局，共有店铺140多间。吸取劝业场选址的教训，当局在云津市场选址上也费尽心机，把它建在云津夜市原址上，想把夜市的人气传给新建的市场，并把它建成新的模范市场。

出乎意料的是，新建的云津市场仍无法汇聚人气，入场营业者太少，留下不少空屋，只好租给市民居住。后来更在市场里设立妓院，试图激起人气，也悲哀矣。

1920年，玉溪旅省同乡会集资在昆明大南门外忠爱坊东侧建起了玉溪商业场，大概是总结了劝业场和云津市场的教训，玉溪市场建在南门下，这里是进出城交通要冲，本来就是商业繁华之地，加上更好的环境，很受商家青睐，上下共140多间商铺，全部租出，商业繁盛一时。

图 | 早年近日楼前的玉溪街市场

对于昆明百姓来说，这些“模范市场”最大的特点是，一般店铺下午4点就关门了，而市场里最有担当的店铺会“模范”地营业到夜间十一二点。

最早的警察和女警察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五月，派往日本学习警务的学生归来，昆明即试办警察，在圆通寺设立“云南通省警察总局”，后来改称警务公所。警察局设有讲堂操场，按国外方法训练警察，除各段派有警察负责外，还在4区24段各设“文查总”和“武查总”，“配置弁兵，分班站岗，昼夜巡查”，维持秩序。六城门各设警察7名，专门负责警戒、开关城门，稽查出入人员。

除此之外，警察局还主持“建菜市场”，禁止“沿街摊设”的“旧习”，“以便交通”；又在“城内外各择地修厕所，以重卫生”。

警察局旁还设立了“自新所”，让犯法者做“常工”或“苦工”，“教以织布、造环等工作”，对其中“愚不可教”者，则监督他去打扫街道、清除垃圾。犯人劳功所得，提取一部分作为“工头薪资及苦工被服之用”，其余的则存贮起来，待犯人“罪满开释”，“给为营生资本”。

当时的昆明警察“招自市井，既无学识”，亦无经验，履行职责时，难免有出入之处，昆明市民散淡成习，也“不惯干涉”，于是警民之间，“动相龃龉”，问题不少。然而实行警察制后，昆明“街道清洁，小偷敛迹，酗酒赌博，以次减少”，很见成效。于是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向全省推广，也就在这一年，警察局迁到西院街（民国《续修昆明县志》）。

清宣统二年（1910年），昆明城内外又改设9区，其中城内5区，为内中、内东、内南、内西、内北区等，城外4区，为外东、外南、外西、外北区等。区下设派出所，共设53所。每所设警士长1人、警士5人，分两班执勤。每区设司法1人，处理违警事宜，又设巡官2人，督责警士执行职务。省会警察由此粗具规模（民国《续云南通志长编》）。

1934年5月，省武装警察学校招收女生30人，学制6个月，共办两期，毕业后全部到昆明各警署担任警士。昆明街头从此出现了女警察（1996年《云南省志·公安志》）。

1935年9月28日，《云南民国日报》刊载《昆明市的女警察》一文，说这些女警执行任务时，

“挺着胸脯，昂着头，紧张着精神，向着她们一定的目的去做，精神极了。远望她们时，看不出是女子，因为她有男子那样的威武，有男子那样的姿态，萎靡一点的男子，也许还不及她们。”

有外地来昆者在杂志中写道：

“又当见一般女兵、女警察，身着制报，腰佩刺刀，远看几与男兵无异，挺胸阔步，气宇轩昂，另一般老弱残兵自惭形秽，望尘莫及。”

警察催店铺开门

昆明自古有“日中为市”的习俗。明天启《滇志》就记载滇中街子“日中而聚，日夕而罢”。

直至民国初期，此风犹存。

老昆明街上的稀奇事，最让后人好笑的，就是店铺的老板、伙计慵退疏闲，好睡懒觉，早上晏起，除早市外，一般到九十点钟都不开铺。冬季更是畏寒怕冷，要到九十点才慢腾腾地起床洗漱，十一二点才开门做生意，已成积习，以至早上常常要警察去催叫店铺开门营业。

图 | 老昆明街头的警察，是在观察哪家店铺还没开门吗？

辛亥革命以后，当局于1913年裁撤云南府（辖今昆明一带），保留昆明县，直属省政府，而人口稠密的市区建制上属昆明县，但市政划归省会警察厅管辖。

1919年实行“民治”，在翠湖湖心亭建立“云南市政公所”。

1921年，顾品珍率军回滇主政，“云南市政公所”被裁撤，市政仍由省会警察厅负责。

1922年8月，唐继尧回滇后，重设昆明市，建立昆明市政公所。

这里提到的“警察催店铺开门”，就是清末民初“警察治市”的遗事。

当时警察敲门催店铺开门，还有法规可依。

1912年8月28日，云南军政府巡警局向省商会总局行文，称“省城内各街铺户，积习相沿，每日早晨开铺时间，七、八、九点钟不等，甚至有延至十点余钟始行开铺者。此种陋俗，殊非民国肇基、咸与维新之气象”。如此“早眠”，“不特于事业难期发达，实于卫生上诸多妨碍”。警察“职司警政，有正俗之责，应亟革此陋习”，于是“拟定简明规则，出示晓谕，并通令各区，每日饬警认真查察”——每天派警察查究晚开店铺者。

其“简明规则”共有六条，规定“各街铺户统限以每日早七点钟一律开市，若逾限开者，按归类时间每过半点钟，罚金二角”；“各铺户有本日因事停开者”有“早间有事故须至午间或午后始开者”，都必须事先报派出所，“以便稽查”，否则，“无论有无事故，本日停闭不开而不先报知本段派出所者，仍以违规论，照第一条办理”，也要罚款。这还不算，“受罚铺户每旬由本管区局将招牌、职业、姓名、号数及所罚金额，扬榜晓示”。

此规定生效期为1912年9月1日，辛亥重九起义胜利不到一年。

有资料说，直到抗战时期，外地人大量涌入，受其影响，老昆明人早眠晏起的习惯才逐渐改变。

文图资料见《老昆明旧话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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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朱净宇、昆明规划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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