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大叙事（也译作“宏伟叙事”、“堂皇叙事”等）是法国思想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The Postmodern Condition：a Report on Knowledge）中提出的一个关键概念。

利奥塔通过对科学话语和科学知识中叙事功能的考察发现，无论科学还是文学艺术，都是遵循一定游戏规则的话语活动。

在19世纪以前，这些话语活动都是在某个“宏大叙事”制约下、或参照某个“宏大叙事”而营构起来的一套自圆其说的“元话语”，“知识”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合理性。

利奥塔对知识获得合理性的过程进行了研究，特别是对“叙事”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作了深入探讨。

“宏大叙事”是利奥塔对现代乃至古希腊以来的西方社会的一个总陈述。它就是阿多诺批评的“总体性”和德里达批评的“逻各斯中心”（logocentrism）的另一种说法。

利奥塔从知识和叙事的关系出发，通过对知识合理性过程的考察，发现宏大叙事统合了科学知识和叙事之间的矛盾，即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就已经提到的人必须凭借“虚数”这个无法证明其合理性的媒介来证明自己所获知识的合理性的窘境，并把这种矛盾表现为一种特殊的西方形式，诸如启蒙运动所标举的人类解放的理想、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那样一类宏大叙事方式的理论体系。

利奥塔发现，作为“语言游戏”（language games）的科学知识，其实从来就面对着一个如何证明自己的合理性的问题。

在人类知识的积累过程中，知识话语依赖“宏大叙事”来解决这个问题，证明自身的合理性。而所谓的合理性，就是指科学知识与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

利奥塔认为，历来的知识的合理性表现为两种叙事：一种是政治的解放叙事，另一种是哲学的思辨叙事。

政治的解放叙事与启蒙运动相联系，在法国大革命的理想中得以体现，是人类从奴隶制度和阶级压迫中逐步解放出来的叙事。在这一过程中，知识通过人类的“自由”这个宏大叙事来确立其合理性，但这个合理性是以带有形而上的普遍性的理性为预设的。

“解放”叙事的实质是由知识服务的对象——国家和民众——从实用的目的来决定其合理性。在解放叙事中叙事的主体是“作为自由英雄的人类”，即民众。

叙事主体被定位于某一制度、国家、民族、人民和他们的观念及信仰的“代言人”这一宏大立场，相信通过知识可以实现人的自由。

在利奥塔看来，这种为了证明自身合理性而“明确地求助于诸如精神的辩证法、意义阐释学、理性或主体的解放、财富的增长的话题”的解放叙事，在理论上，受康德的“普遍的人类历史观念”的诱导；在实践上，为目的论的马克思主义所支撑，认为所有人类历史都有一个终极目标，而且这一目标通过科学知识的积累与进步，通过理性主体的发展和成熟，通过个人劳动的自由化和社会化，通过普遍精神的一致化和总体化，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在第二种合理性叙事，即哲学的思辨叙事中，科学知识讲述的是真理，但如何断定这些关于真理的叙事是真理，就需要一种有关判定的规则来陈述决定真理的条件。

这就是利奥塔揭示的“康德的批判在认知和意志之间的断裂”，即关于事实和知识等仅属于真理标准范畴的指示性陈述和关系到正义的规定性陈述之间的矛盾。

从古希腊开始，哲学就战胜神话和诗歌成为证明知识合理化的宏大叙事。

柏拉图在《对话录》中就通过非科学的哲学叙事来使科学知识合理化。

从笛卡尔到康德，都把理性主体的人作为人自身建立的根据，规定了人的先在地位，因而作为主体话语的真理必然是自足的，而哲学作为对真理的话语表述也无循环解释的必要。

利奥塔发现，从古代到近代，科学知识靠哲学这个宏大叙事把有关真理追求的指示性陈述和有关正义追求的规定性追求统合起来，以此来实现自身的合理性。

但在这类叙事中“合法化的主体不是国家性质的，而是哲学性质的”，是“思辨的精神”。“哲学……通过一个叙事，或更准确地说通过一个理性的元叙事，像连接精神生成的各个时刻一样将不同的科学知识联系在一起。”

以上两类叙事是一种位于其他叙事之上的“元叙事”，是对其他叙事进行组织和解释的叙事，通过“回应和确证人类解放或纯自我意识的精神的实现这一宏大叙事的方式来获得各自的意义”。

由此，利奥塔的“宏大叙事”可以理解为：科学知识通过在一个层面上对叙事的压抑和排斥，因而在另一个更高的层面上依靠一种使之获得正当性的叙事。

换言之，宏大叙事是一种文化或群体通过对微小叙事的压抑和排斥来获得合理性的主要方式。

利奥塔的宏大叙事概念除了在以上两个层面被运用外，还常被看作一种以历史事件、社会实践为主要叙述对象，以相关的历史意识和社会意识为叙事目的的叙事规范。

在这种叙事模式中，叙述人以“上帝”或“代言人”的全知视角形式出现，以群体抽象为基础，强调意识形态。这类叙事在形式上往往追求题材的宏大、主体的一致和结构的完整，在内涵上侧重表现总体性、普遍性、宏观理论和共识。

利奥塔采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观点，从宏大叙事本身阐释了“知识的合理化危机”，即宏大叙事的解体。维特根斯坦认为，游戏乃是理解语言与真实世界的最佳思维模型，能够突出“语言的述说乃是一种活动，或是一种生活形式的一部分”。即强调意义就在于语言符号之间的差异性和使用方式的区别。

利奥塔对这种语用学观点作了运用和发挥，他认为人类的知识的实际状况是多种不同的语言游戏并存，每种语言游戏都有自身的逻辑规则，它们都只遵循自己的规则，因此各种语言游戏具有不可通约性，所以哲学的思辨叙事和政治的解放叙事，不可能证明知识总体的合理性。

另外，利奥塔考察了后现代的知识状况，认为由于社会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以解放和思辨为基调的宏大叙事失去了可信度，遭受了严重的质疑。

他援引了波普尔的“证伪”观点，认为所有宏大叙事就其本质而言都有一种假定性，其有效性不应存在于它的可证实性，而是存在于它的可证伪性之中。

也就是说，没有被证伪的“宏大叙事”只是一种可以暂时被接受的语言游戏，可以让人无条件接受的宏大叙事是不存在的。

可见，利奥塔所要做的不是肯定“宏大叙事”而是取消“宏大叙事”，用一种宏大叙事的方式来宣告宏大叙事的消失。

（张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