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从侧重地缘经济流动的被动性研究视角（全球城市作为各类物质流的被动接受枢纽）转为关注全球城市的自主治理及网络功能的主动性研究视角（全球城市作为具有认知能力的主动性行为体）。全球城市理论的代表人物萨森根据生产性服务业来鉴别世界城市，她把全球城市定义为高度发达的金融和商业服务，即能为跨国公司全球经济运作和管理提供良好服务和通讯设施的地点。全球城市具有四个基本特征：（ｌ）高度集中化的世界经济控制中心；（２）金融和特殊服务业的主要所在地；（３）包括创新生产在内的主导产业的生产场所；（４）作为产品和创新的市场。不同于弗里德曼从宏观的角度来研究世界城市的发展，她更倾向于从微观的角度即企业区位选择的角度来对全球城市做具体的实证研究，特别是各类指标体系分析。然而萨森对全球城市的研究局限在于将其视为物质流（商贸流、金融流、技术流、人才流）的被动接受者，忽视了全球城市的身份构建性。自２０１０年以来，索菲·布特里格在其研究中开始强调城市的社会性、认知性和规范性,赋之以规范权力、认知力、学习力等社会属性，将跨国城市网络理解为一种能动的且不断构建共同集体身份认知的行动网络，并指出，认知学习性和规范领导性是城市网络运行的根本动力所在。在此逻辑下，越来越多的城市学者开始关注全球城市的自主治理模式以及大型城市在全球危机事件治理、地方气候行动（低碳倡议）以及跨国城市网络功能性上的分析。另外，随着后现代主义城市理论的兴起，以艾伦·斯科特、迈克·戴维斯、迈克尔·迪尔等为代表的洛杉矶学派，从政治、历史、文化和社会批评主义角度出发，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完全的全球化的社会过程。全球城市侧是全球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节点，并有自身的个性认知。除了经济因素以外，文化和意识形态在洛杉矶的发展中起到异乎寻常的作用，并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的传播网。

第三，城市外交研究日益成为全球城市理论对于城市行为角色研究和城市在全球治理中的功能研究的集中聚合点。近年来,扎尔格哈尼等人指出，以城市（特别是大型全球城市）为代表的次国家行为体变得更加开放，并成为国际体系中的积极行动者，在应对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环境、流行病、移民等全球性问题的努力中，城市不仅具有参与外交事务的强烈意愿；与此同时，国内权力下放使得城市拥有了处理涉外事务的自主权，具备了进行城市外交的实际能力。城市外交的授权性提升已经成为一种发展趋势，自下而上的实验主义治理模式日益成熟。如２００８年，欧洲理事会的地方与地区机构代表大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城市外交的地位，指出城市可以被视作共享民主、法治和人权等价值观的国际社会成员。欧盟层面的多层治理模式把自由裁量权下放至更低层级，进一步保障了权力的多级分配，推进了参与性治理的形成。城市行为体已从单纯的国家内部“政策接纳者”变为超越国家层面的“政策参与者”和“政策制定者”。在这一背景下，当代外交理论研究正经历着深刻的范式转变，外交形式在传统的双边外交、多边外交的基础上增加了多形外交，其核心特征是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日益频繁。城市由于兼具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双重特征，成为多形外交实践的纽带。

虽然全球城市研究从网络化、主动性和功能性三个方面实现了研究范式的重要转向，但是，目前的全球城市理论体系的建立主要是基于发达国家城市发展实践，缺少对于发展中城市的关注。自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以来，随着世界权力体系的变迁和地缘经济版图的演进，增长中心开始从西方转向东方，亚洲将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在这个过程中，会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迅速出现一批具有实力的全球性城市，从而使全球城市格局发生了新的调整，即新兴发展中大国的崛起性城市相比于发达国家的全球城市，拥有更为强劲的增长动力。牛津经济学公司在最新发布的《世界７５０座大城市未来的机遇与市场》报告中指出，到２０３０年全球５０个最大城市经济体中国占１７个，２４座中国城市跻身全球经济５０强，其中按ＧＤＰ总量，上海、天津、北京、广州、深圳分列２、３、４、６、７名。这些崛起中的全球城市依托区域发展，与周边腹地形成交流与合作,通过资本、信息、人才的流动与周边地区构建强大的内在联系。到２０４０年左右，中国的经济总量可能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城市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也会得到极大的增强。以上海、香港－深圳、北京－天津、广州、重庆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城市将伴随经济全球化脱颖而出，成为新兴的全球城市。但在这一研究纬度，既有的西方全球城市理论及其指标体系未能有效解释在全球权力格局变迁背景下，如何理解发展中国家城市崛起为全球性城市或者“准全球城市”的动态发展过程。特别是基于目前全球化过程中“南北异化”的复杂性，适用于“南方城市”的全球城市理论还有待进一步发展。

2结构与过程之辨：全球城市理论的过程研究纬度及全球城市指标体系反思

目前，既有全球城市理论的共性便是侧重于对全球城市及其资源流动和配置的“结构性”研究，这种结构性研究纬度主要体现在：首先,无论是弗里德曼提出的“世界城市等级”假说还是曼纽尔·卡斯特尔斯提出的“流动空间”理论,都是基于对既有全球城市（特别是发达国家全球城市）空间分布和权力结构的阐释，前者侧重于纵向等级结构而后者侧重于横向网络结构。对于物质流（资金流、货运流、贸易流、人才流等）的分析,也是在既有全球城市的结构性布局上进行，如萨基亚·萨森强调全球城市是全球资本市场的交易中心、货币市场的交易中心、生产性服务的中心以及经营决策的中心。彼得·泰勒等学者从网络联通性角度探讨不同城市在全球经济中所处的地位，而网络联通性最强的城市也正是众多全球性跨国公司布局其总部或地区总部的城市。泰勒领导的ＧａＷＣ在丰富城市网络类型的基础上，将侧重了单个城市的网络性分析拓展到城市群的多元网络分析，把世界城市定义为“提供全球服务的中心”，而世界城市网络则被认为是“全球性厂商所提供事业与金融服务相互连结的网络架构”。其次，既有全球城市理论多从结构性权力分布来分析既有全球城市体系的等级性。在分析跨国城市网络的内部等级性方面,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对世界城市学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世界体系论把国际体系定义为一个整体性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分析了这个体系内部的劳动分工、不等价交换以及由此形成的“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基于此，弗里德曼等学者把关注点放在“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的空间组织上。他认为世界体系决定了城市性质的结构，即新的国际劳工分工决定世界城市体系具有等级性。尼尔·布伦纳总结到，很多网络中蕴含着不平等的关系并且有着自身的权力等级结构，这种非均质的等级机构一方面由行为者的不同能力以及互动模式决定的，另一方面是由于任务、资源以及负担的分配不同决定的。毋庸置疑，发达国家中的城市在网络资源的占有和分配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

目前，在人文社会科学普遍经历“空间转向”的过程中，全球城市的研究应当进行“时间转向”，侧重从“过程纬度”来深入分析城市发展中时间的社会性及其对城市空间的建构作用。社会性过程理论强调关系性是社会活动的本质要素，过程即运动中的关系,向我们展示了复杂关系的流动变化。过程既是关系运动的载体和场所，也是产生和发展关系的根本动力。因此，“过程纬度”更加强调社会性建构作用，为结构之间的变迁提供一种动力机制，为进化过程提供了活力性诠释。目前的主流全球城市理论集中体现为，围绕“结构性”研究纬度进行探析，但是随着全球城市格局的变迁，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城市的不断崛起，这需要我们从“过程性”研究纬度重新审视全球城市构建和变迁的逻辑，这对于诠释和探析发展中国家“准全球城市”的发展崛起过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早在全球城市概念提出之前，西方有些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城市的发展周期问题。英国生物学家盖迪斯在２０世纪初把进化论和生态学原理应用于城市研究中，在其１９１５年出版的《城市进化》一书中明确提出了城市的生命周期思想和城市进化的概念。系统动力学创始人福莱斯特提出“都市动力学模式”，试图运用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方法来刻画城市的发展阶段。郑国和秦波提出借用波特的国家发展阶段理论来刻画城市发展阶段，根据不同时期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将城市划分为要素推动、投资推动、创新推动、财富推动四个阶段。传统城市进化论和都市动力学虽然尝试从“过程角度”来研究城市的演进，但是多侧重于单个案例研究，未能将城市发展同全球城市体系的变迁相结合。在过程纬度下，有些学者也开始逐步讨论一种基于关系性互动的全球性城市发展理论。如在城市边界理论中，城市边界是指城市作为主体，能够运用自身资源及其特质性能力谋求城市发展的势力空间界限,强调城市边界是一个经济社会系统概念，而非地理空间概念。城市的边界应当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是由土地、劳动、资本等有形资源决定的规模边界;另一方面是由文化、知识等无形资源决定的能力边界。两者相互支撑，相互依存：后者决定着前者的界限，而前者外在体现着后者的大小。前者是同质性的，易于交易和模仿，满足边际收益递减、边际成本递增的基本经济规律;而后者是异质性的，难以交易和模仿，满足边际收益递增、边际成本递减的新经济规律。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够形成城市核心能力、维持城市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不是土地、劳动、资本等传统要素,而是知识、技术、社会资本、机制和管理等无形资源。对于后者的强调又体现为学习城市理论，即强调城市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创新和促进创新的能力。所有的合作者都有一部分将学习和知识散发放在发展中心的明确任务。他们决定培养全球性的竞争力、知识密集性的产业和服务活动，将他们的工作建立在当地学习、创新与应变的能力基础上。集聚于相同区位的企业和知识机构更有可能共享文化和理解,这更能促进社会相互作用和学习的过程。随着全球化的深化，基于学习的创新型经济在全球兴起，创新与城市功能发展的耦合互动愈发紧密，全球城市竞争力与城市创新能力高度正相关。诺亚·托利进一步指出，在这一社会性网络中，城市可以作为具有认知和学习能力的行为体，通过网络中的交流机制来汲取自己所需的知识和资源，从而提升城市层面在全球治理中的行为能力。

在结构与过程之辨中，作为衡量全球城市的指标体系同样需要我们进一步反思。全球城市指标体系研究，早期主要基于对单项指标的考察，包括跨国公司、经济控制能力、航空交通联系等。其中，基于跨国公司的研究影响力最为深远，研究者认为拥有跨国公司总部层级越高、数量越多的城市，其管理与控制能力越强，从而在世界城市等级体系中具有较高的地位。比如在具体指标选取上,科恩采用了“跨国指数”与“跨国银行指数”两项指标。ＧａＷＣ在其连锁网络模型中，根据１７５家顶级的生产性服务业跨国企业总部与分支机构在世界５２６个重要城市的分布情形进行分析，建立城市与企业的服务价值“矩阵”，并先后５次发布了世界城市排名。总体而言，单项指标判别法从某一核心维度评价城市发展程度，划分城市层级系统，简便易操作，但也存在明显不足,难以反映全球城市等级体系的完整网络图谱。进入２１世纪以后，基于全球城市内涵越来越丰富，为了全面地反映全球城市的特征，大量学者与研究机构采用构建综合性的指标体系来判别全球城市,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以下五个指标体系：（１）世界银行的“全球城市指标”（ＧＣＩＦ）；（２）联合国人居署的“城市指标项目”（ＵＩＰ）与“城市发展指数”（ＣＤＩ）；（３）英国“未来论坛”的“可持续城市指数”（ＳＣＩ）；（４）全球城市竞争力指标体系（ＣＵＣＰ）；（５）伦敦世界城市文化指数（ＷＣＣＩ）。上述指标体系和排名依据涵盖了可持续发展、全球治理、机会、宜居、创新、竞争力和幸福感等领域。结合上述国内外学者对全球城市指标体系相关研究，可以发现全球城市的指标研究呈现出两大变化趋势：一是从反映城市内部组织构造的个体判别指标向全球城市网络中的城际联系判别指标转变；二是从关注全球城市经济实力指标向全球城市多元指标转变，综合指标判别法抓住了全球城市多元化和综合性的特征，其可以反映城市的综合发展水平；三是开始侧重将全球城市指标标准化，如ＧＣＩＦ指出衡量一个城市的表现迫切需要国际化标准，ＧＣＩＦ下的国际标准——城市设施及生活质量（ＩＳＯ３７１２０）已经正式获得通过。此项决议意味着，ＧＣＩＦ体系已正式成为世界通用的城市指标。但是，这三大变化趋势还未能真正超越基于“结构纬度”的全球化城市指标体系，主要体现为：一是从测量对象范围上看，目前的主要城市指标的测量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城市，对于发展中国家城市的关注度有限。即使将发展中国家城市纳入其中，基本也只是关注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缺少对有潜力的中型城市的关注。比如ＳＣＩ仅关注英国２０个最大的城市在可持续发展上的进步；ＷＣＣＩ虽然关注包括发展中国家城市在内的１２个城市（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印度孟买、中国上海），但这些城市基本都是其所在区域内经济最发达的城市，缺少对中小城市的研究。二是从指标范围而言，这些指标联度较高的研究是关于全球化和国际化都市排名的探讨，此类排名以城市所具有的成为世界级大都市的发展潜力为主要标准，如ＧＣＩＰ和ＣＵＣＰ等。如果对发展中国家有所提及，也是以纽约、巴黎等国际大都市作为标杆，量化测评中国大都市与之的差距。这实际上是在一种结构性研究视角下来衡量不同国家不同城市之间的结构性差距，在指标操作过程中依然缺少对于城市发展“过程纬度”的关注。不可否认的是，联合国人居署的“城市发展指数”（ＣＤＩ）可以说是过程性指标测量体系构建的一种有益尝试，ＣＤＩ是基于基础设施、废弃物处置、健康、教育、城市产值这五个方面的分项指数，对城市发展水平进行评价，但这一指标仅关注了城市发展的社会纬度，未能从政治和经济纬度来考察城市的综合战略性发展进程。

3过程研究纬度下城市发展指标体系建构：以中国排名前十的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数描述和比较为例　　

随着发展中国家城市的崛起，特别是新兴发展中大国城市不断跻身于全球性城市之列，全球城市研究的过程性纬度转向势在必行。而对于结构性研究纬度的突破点之一,就是构建基于过程性研究纬度的城市发展指标体系。本文中城市的对外交往活力指数的构建，从以下三个方面体现了对于全球城市的过程性研究的关注：一是将城市视为动态边界的自主性行为体，能够运用自身资源及其特质性能力拓展城市发展的空间界限，这集中体现为将指标对象定位于城市的对外交往活力。对外交往活力是一个发展性的过程概念，是沟通城市对外交往基础与城市外交二者之间的中间变量。一方面，城市对外交往基础支撑着城市的对外交往。所谓城市对外交往基础是指影响城市对外交往的各项资源，如国际化程度、可持续发展程度、竞争力程度等。另一方面，城市对外交往与城市外交存在着相互塑造、相互影响的关系。城市外交可以被看成是城市对外交往在政治领域的投射，城市对外交往包含了城市外交。同时，城市外交有时也会超越甚至引领城市对外交往。二是将关系性互动充分纳入到城市发展的比较性分析中来，从多元指标体系来全面界定城市的发展弹性。城市对外交往研究仍属新兴领域，总体上缺乏对其定量、科学、全面的比较性研讨。城市的对外交往活力可以从社会、文化、经贸及政治四个领域来考察其一级指标的设置,二级指标则着重考察市民参与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活动的状况及他们之间的互动（见表１）。三是该指标体系首先侧重和服务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发展和对外交往指数测量。现有全球城市指标体系鲜有针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排名系统指数，而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数是直接聚焦于中国的城市外交交往过程性研究，持续性考察了国内４６个城市的对外交往的过程性发展，将来还有望拓展为分析和比较多个发展中国家城市对外交流的城市指标体系。

根据世界银行的相关数据分析，到２０４０年中国排名前十位的城市均逐步步入新兴全球性城市之列。为了进一步探讨全球性城市的过程发展纬度，在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数的基础上,本文聚焦于中国排名前十城市的综合性比较分析。具体而言,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标是在社会领域、文化领域、经贸领域及政治领域分别进行排名得出的结果。社会类别按照外籍人员居民比例、国际航班数、国际会议（会展）数、居民持有护照数，计算出排名前十位的城市是上海、广州、北京、香港、青岛、重庆、南京、大连、成都和海口；文化类别按照国际艺术演出数量、市民外文水平、留学生数量、国际游客数量、外国口味餐馆数量，计算出排名前十位的城市是香港、上海、北京、大连、深圳、重庆、哈尔滨、广州和武汉；经贸类别按照进出口贸易额、外企数量、合资企业数量、涉外税收、对外直接投资，计算出排名前十位的城市是上海、深圳、北京、东莞、武汉、大连、天津、青岛、广州和厦门；政治类别按照外国领导访问数量、领事馆数量、国际组织数量、国际友城数量，计算出排名前十位的城市是北京、上海、杭州、成都、广州、南宁、香港、苏州、武汉和重庆。按照权重不等的计算方法，综合排名前十位是北京、上海、香港、广州、深圳、重庆、成都、杭州、大连和天津。

具体来讲，这十座城市的得分差异颇大、分数分布幅度较大（见表２）。

很明显，单看“总分”一列，可以清晰地将这十座城市分为四类：第一类城市是北京和上海，这两座城市在社会、经贸、文化和政治四个方面的得分均很高。第二类城市是香港和广州，这两座城市在社会领域排名较高,但是在经贸、文化和政治领域相对欠缺。第三类城市包括深圳、重庆、成都和杭州。其中，深圳在不同领域的对外交往活力表现不均衡，经贸和文化领域表现较佳，政治领域相对欠缺；重庆在文化领域对外交往活力指数最高，政治领域相对欠缺；成都作为西南部重镇，政治领域表现出了较强的对外交往活力，但经贸领域稍微落后；杭州的对外交往在各个领域相对均衡，其中以政治领域见长。最后一类包括大连和天津两座城市，作为港口城市，它们在文化和经贸领域对外吸引力较强，在政治领域相对较弱。

另外，依照排名前十位的城市对外活力，按照其在四个指标上的矩阵相近程度，通过聚类分析（见图１），我们又可将这十座城市分成如下四类：

第一类：北京、上海。这两座城市作为我国特大型城市，兼具政治和经济中心地位，因此，这两座城市在社会、文化、经贸和政治领域均享有其他城市所没有的资源和区位优势。以上海为例，早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上海就是远东著名的国际化大都市。新中国建立后，一直是全国最大外贸口岸、最大商业中心、最大航运中心、最大金融中心，其工业基础、经济实力、现代文化和国际影响都处于国内城市“龙头大哥”地位。按照对外交往活力指数，在社会领域，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北京和上海的国际航班数量独占鳌头。对外籍人员的吸引力，以及对国际会议（会展）的吸引力也是其他城市难以企及的。在经贸领域，因为大城市的固有吸引力，北京、上海地区的外企与合资企业数量遥遥领先，吸引的对外直接投资，以及与之相关的进出口贸易额和涉外税收都远远超过国内其他城市。在文化领域，出于政策原因和区位优势，国际艺术演出多集中在这两座城市，因为外籍人员较多，国际学校和外语学校等配套教育设施相对较多，外国口味的餐馆也随处可见。在这种环境下，市民的外文水平也相对较高。在政治领域，无论是出于交流还是参观学习，北京、上海都是吸引外国政要来访的重要目的地，除此之外，为了扩大影响力和更好地开展工作，诸多的使领馆也位于北京、上海，国际组织的办公室和办事处也会设在这里。这两座城市的国际友好城市数量也明显较多。

第二类：香港、广州。作为东部沿海大城市，广州和香港也属于国内一线城市。香港作为特区，享有国家政策红利。它素称“东方明珠”，是世界金融贸易中心和国际空港、海港转运中心。而广州作为东部沿海省会城市,借助区位优势，其对外开放时间久，对外交往经验丰富。所以，两座城市的对外交往活力指数都远高于北京、上海之外的其他城市。具体来讲，在社会领域，香港和广州对外籍居民也有很强的吸引力，在这一指标上，广州甚至超过北京。其中，历史积累起到一定的作用。另外，香港和广州的国际机场拥有的国际航班数量也极高，对国际会展和国际会议的吸引力也较大。有较大比例的居民持有外国护照。在经贸领域，作为国际港口和中转基地，广州和香港对外企和合资企业的吸引力较大，城市的进出口贸易额较大，吸引的对外直接投资较多，与此相关的涉外税收也比较多。在这一指标上，香港高于广州。在文化领域，两座城市也会有大量的国际艺术演出。同时，因为外籍居民较多，两座城市会有相对高比例的国际学校或者语言学校，所以，市民的外文水平，以及重要配套设施之一——外国口味餐馆数量也会较多。在政治领域，借助地理区位优势，国际组织的办事处较多，也会有一定的领事馆入驻。同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加之作为东南部重要口岸城市，外国政要来访较为频繁。在这一指标上，因为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具有比广州更特殊的政治地位，所以其政治领域得分远高于广州。

第三类：成都、杭州和重庆。其中，成都和杭州聚合性更强，两座城市在四个领域的对外交往活力指数都极为接近，重庆对外交往活力指数属三者最高。首先，重庆作为直辖市和西南部地区对外交流的核心枢纽，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同时，重庆也是长江上游地区经济、金融和创新中心，西南地区最大的工商业中心城市，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和长江经济带西部地区的核心增长极和重要依托城市。所以，在社会指标方面，该地的外籍人员居民人数也相对较多、国际航班数量等相对齐全；经贸领域方面，依托国家的政策优势，重庆也吸引了大量的外资企业和对外直接投资；文化方面，其独特的文化氛围也吸引了大量的国际艺术演出，市民的外语水平相对周边城市比较高，外国餐馆的数量也较多；政治领域方面，国际友城数量相对较多，但是相较于成都来讲，领事馆数量较少。作为四川省省会，成都是西南地区科技、商贸、金融中心和交通、通讯枢纽。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７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提出以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为目标，增强成都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科技中心、文创中心、对外交往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功能。成都是中西部地区世界５００强企业数量最多、设立外国领事馆数量最多、开通国际航线数量最多的城市。所以在政治和社会领域，成都的对外交往活力指数较高。作为传统的东部沿海发达省份的省会，杭州是浙江省政治、经济、文化和金融中心。借助区位优势和改革开放以来具有的先发优势，杭州已实现比较充分的工业化，市场化程度也较高。城市活力增强，社会发展水平和城市生活品质有整体提升，在长江三角洲区域合作中的地位增强。尤其是作为国际著名的风景旅游城市，杭州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游客和外籍居民。但是，由于缺乏能源、原材料和港口等资源优势和特别的政策优势，杭州的国际化城市建设尚属初级阶段。

第四类：大连、天津和深圳。其中，大连和天津的接近度更大，位于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数前十的最后两位。而深圳虽然总体排名属于第五位，但是因其四个领域的对外交往活力表现差异颇大，所以这三座城市被列为一类。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已经成长为有一定影响力的国际化城市。作为重要的边境口岸城市,深圳市域边界设有中国最多的出入境口岸。对外经济交往的通道地位、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深交所带来的金融优势、特色鲜明的深圳特区模式和富有创新能力均可服务于其发展目标，即“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另外，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支点城市，“一带一路”建设必定为其带来重大的发展机遇。而且，不断攀升的外籍人员也在倒逼着深圳的国际化进程。国际直达航班以及英语门户网站的开通，都表明深圳的国际化正在呈现一种深刻的变化，即从“好山好水好风光”的观光旅游式国际化走向“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式国际化的重要转变。但是，作为非省会城市、同时不再具备政策优势的深圳，在政治领域的对外交往活力指数相对较低。大连和天津作为东北地区对外交流活力的中心城市和直辖市，两座城市的对外交往活力相对较弱。大连是中国东北地区与外部世界交流的枢纽和窗口，是中国东部沿海重要的经济、贸易、港口和工业城市。因为区位原因，大连的国际化路径主要是加强与东北亚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其国际化定位是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大连在文化和经贸领域的国际化水平相对较高，甚至超过排在前面的重庆、成都和杭州。但是，大连对外国政要、领事馆和国际组织的吸引力相对欠缺，所以在政治领域，其对外交往活力比较弱。对于天津来讲，作为直辖市的重要的政治地位和近年来高速增长的经济，使其具备了较高的对外交往基础，也成为了具有较高对外交往活力的城市。同时，天津还是环渤海地区经济中心和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２０１４年，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的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获得国务院批准设立，次年四月正式挂牌，该自贸区成为中国北方唯一的自贸区。临近首都的区位优势使得天津可以分享一部分北京发展的“外溢”红利，但是在政治领域的吸引力也会相形见绌。结　论全球化重构了世界政治经济地图，刺激了错综复杂的跨国流动和全球参与浪潮的崛起。在全球资源重组的历史进程中，城市的地位和角色日益凸显。近年来，全球城市理论的研究范式呈现出朝着空间网络化、主动性认知和外交功能性等研究方向转化，但是这一范式变迁主要是基于发达国家城市发展的实践模式，可以归纳为对全球城市及其资源流动和配置的“结构性”研究。随着国际权力体系的“东升西降”和地缘经济版图的变迁，全球性城市的增长格局出现新的调整，即新兴发展中大国的崛起性城市拥有更为强劲的增长动力，日益成长为重要的准全球城市。这一变迁日益凸显了全球城市理论中“过程性”研究纬度的相对缺失。这种“过程性”建构需要突破既有的“结构性”城市指标体系，为全球性城市发展理论研究奠定系统性指标测量基础。

本文所使用的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数，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全球城市研究的“过程性”转向。通过多元指标设置来衡量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动态边界，聚焦于发展中国家城市对外交往的活力性过程研究。城市的对外交往活力是连接城市对外交往能力与其在国际社会实际对外交往影响力的中观概念和中间变量。以往涉及城市外向性的指数，大多注重城市的经济、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生活便利度、自然环境、公共交通等指标。这些因素是提高城市对外吸引力、增加城市交往体量和容量的要素，但不是城市具有交往能力的必要条件。在后发国家中，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滞后或超强于城市本身的能量。指数的构建实质是用量化方式回答中国城市对外交往的内涵以及衡量形式。指数的排名是我国城市对外交往地理空间的分布和地方特色的体现。同一指标下城市排名的改变，能提供对中国城市对外交往能力及时的反应，为研究城市对外交往行为提供基础性的研究支持。从技术层面看，城市只要对照各项指标,努力提高各项指标分数就能提高自己的排名。因此，活力指数所列的各项指标，为城市如何提高对外交往能力提供了软性的政策指导路径。

随着全球城市权力格局的变迁，发展中国家城市也日益成为经济塑造者、政治革新者、外交推动者和国际体系变革者。中国城市在国际和区域合作、制度设计与建设方面的角色和作用越来越明显和重要。地方政府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各种国际活动中，涉外事务在各级政府活动中的比重迅速上升,逐渐形成地方政府与国际社会互联、互通和互动的模式。未来，城市的竞争力不仅包括创造财富、提高收入能力，而且还包括城市对外交往力。不断充实城市对外活力指标建设的过程，需要贯彻３Ｄ原则：活力（Ｄｙｎａｍｉｃ）、多元（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和差异（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城市提升对外交往活力不仅要具有全球视野的领导集体、全球导向的都市系统／群、全球畅通型的价值链系统等，还要有更为具体和可操作性的政策规划。特别是国际形势的变化要求我们进一步提升公共外交的水准和质量，使之更接近外交政策和实践的核心，成为中国推行和平发展外交政策的重要帮手。同时，根据中国排名前十的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数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城市在成长为准全球性城市和全球性城市的过程中，其发展阶段还存在巨大的差异。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其发展基础、发展环境、发展路径是不一样的，各个城市目前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也是不一样的，解决的办法也应有所差别。深入研究城市发展阶段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城市进行分类,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采取不同的政策，真正从“过程性”研究纬度来把握每一个城市在发展阶段上所属的类型，并且明确这一类型城市的发展路径和发展策略，为推进中国城市发挥自身的潜能、成长为世界性城市并逐步融入到全球治理中，提供前瞻性的政策建议和科学性的发展指数引导。（注释略；责任编辑：潇湘子）

本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平台观点。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2018年第10期；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平台首发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