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2月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发《三国志》里的《张鲁传》，通过张鲁的事迹，他断言“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为什么是张鲁？张鲁的五斗米教对社会主义建设又有多大意义呢？

何为五斗米教？

道家思想由来已久，而道教真正产生则于东汉末年。最早有张角创立的太平道和张陵创立的五斗米道。

《资治通鉴·灵帝纪》就记载:“钜鹿张角奉事黄老,以妖术教授,号太平道。”张角派遣自己的弟子在全国各地传教，“十余年间，太平道信徒多达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杨、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后汉书·卷七十一·皇甫嵩朱儁列传》）

东汉末年，朝廷腐败、宦官外戚争斗不止、边疆战事不断，国势日趋疲弱，又逢全国大旱，颗粒无收但赋税不减，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在张角的号令下，纷纷揭竿而起，他们头扎黄巾，高喊“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最后掀起了著名的黄巾起义。

然而，由于这场农民起义披着宗教外衣，太平道遭到了封建政权的残酷镇压，遂转为秘密的地下活动，这也可看作中国秘密宗教之始。

和太平道同为秘密宗教先河的就是五斗米道了。

巴蜀汉中具有深厚的道家传统和道教积淀，特别是汉中地区，两汉期间，就有城固杨王孙、褒中郑子真、汉中王仲都、蜀人李八百、成固唐公房等黄老道仙人、道士活动记录。

五斗米道由张陵创立于公元142年。张陵自称是张良的后裔，他“以符水禁咒之法愚民”。（《后汉书》）人们向张陵学道，需要缴纳五斗米，故为五斗米道。也有一说，五斗米道的得名与崇拜五方星斗有关：“米”与“姆”乃音转，故“斗米”即“斗姆”。

张陵及其子张衡、其孙张鲁在蜀汉一带传道，信徒众多，留下了很多传说。据《续陕西通志稿·阳平关·观》载:“张衡升仙处在州西白马山。衡家传云，衡于口升仙时乘白马。后人往往见之因名。”

白马山就是现在汉中市勉县老城西一里的走马岭，古为通蜀要道，岭上行军走马，往来熙攘。

张鲁其人

张衡死时，张鲁年幼，张衡手下的张修便掌握了天师道的实权。他融天师道与本地流行的巫鬼道一体,设“鬼吏”统鬼道教民,以汉中为根据地,在巴蜀地区发展自己的宗教势力。

公元184年，张角发动黄巾起义时，张修在汉中也积极响应。然而，起义失败，张修率领的五斗米道也遭受到了沉重打击。

东汉末年，宦官支配朝政，灵帝开西邸公开卖官，在讨伐黄巾军过程中，地方豪强崛起，趁机割据一方，于是形成了汉末群雄割据之势。

刘焉便是群雄中一位。身为益州牧，他管辖着东汉时最大的州，范围包括今天的四川省、重庆市全境和陕西省南部、云南西北部，势力雄厚。他招抚张修，收编了五斗米道，封他为别部司马。

刘焉还是一位好色之徒。张衡的遗孀，张鲁的寡母颇有姿色，还精通鬼道之术，刘焉倾慕于张鲁母亲，便又封张鲁为都义司马。

此时，五斗米教的教权仍在张修手中。张鲁一边积蓄实力，一边静伺时机，公元190年，张鲁杀死了张修，名正言顺地独揽了教权。此时，张鲁信徒众多，深受汉中人民拥戴，且手握一定兵权，实力不断壮大。刘焉去世后，刘璋继任，对骄横的张鲁日益不满，遂杀死了张鲁的母亲和张鲁的弟弟。

张鲁一气之下，干脆割据汉中，建立起一个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尽管接受东汉朝廷的册封，但具体事务仍不容朝廷染指。

五斗米教与社会主义的微妙联系

张鲁这样一个集政教权于一身的人物，为何会在大跃进时期，作为学习对象呢？

这与五斗米教的教规有莫大的联系。

张鲁在五斗米道内部“分区而治”，各个教区设立“治头大祭酒”统管教务。祭酒还管理地方政务，既是教职又是官职。他们宣扬以宽惠、廉耻治人，教人诚信不欺诈，令人自首其过。同时，还设义舍、宽刑法、禁杀禁酒等，不仅使贫苦百姓免于饥饿与疾病之苦，还笼络了人心。张鲁的举措对汉中一带影响巨大，直到隋唐时期，《隋书·地理志》中仍记载汉中之人“朴无文，不甚趋利，性嗜口腹，多事田渔，虽蓬室柴门，食必兼肉，好祀鬼神，尤多忌讳，家人有死，辄离其故宅，崇重道教，犹有张鲁之风焉。”

张鲁政权虽不具农民政权性质，但它却是一个让农民获得安定幸福生活的政权，张鲁从摆脱刘璋，到建立政教合一政权，又名义上尊崇朝廷，走的是一条保境安民，教化百姓，在乱世中求得生存空间的道路。

1958年，在毛泽东的大力倡导下，全国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中央提出，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认为农业合作社的规模越大，公有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

有的地区宣布社员所需费用都由公社供给，实行“十包”、“八包”。人民公社初期所实行的一系列政策，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和军事共产主义的色彩。

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这一现实背景出发，毛泽东对历史上张鲁政权所实行的纲领和政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58年12月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发《三国志》里的《张鲁传》。为了帮助与会者阅读，他还于12月7日和10日分别写了两大段批语。

12月7日的批语中说：“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一千六百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人民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

毛泽东之所以从历史上众多的农民起义领袖中选中了张鲁，是因为他认为张鲁政权的许多做法与人民公社十分相似。大跃进的人民公社运动即是他迫切寻找到的农民脱贫致富的捷径，而将张鲁的事迹印发学习，则是为了证明人民公社现实与历史的结合点，进一步肯定政策的合理性。

当然，这种关联确实有些牵强。但不管是施米治病的五斗米教，还是改造贫困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背后都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事实也证明，人民永远愿意追随能带来实际益处的权力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