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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摘自《中国测绘》2020年第10期

1814至1821年间，意大利外交家、古董收藏家、法国驻埃及总领事贝尔纳迪诺·德罗韦蒂（Bernardino Drovetti）收藏了一张用莎草纸卷轴绘制的古埃及地图。

这幅莎草纸地图来自埃及卢克索（古称底比斯）附近古老村庄德尔梅迪纳（Deir el-Medina）的一个私人墓穴。当时，工人们正在这个村庄附近的国王谷和皇后谷，挖掘和装饰埃及新王国（公元前1539年至1075年）的皇家陵墓。

都灵莎草纸地图

纸莎草地图发现后不久，就卖给了意大利北部撒丁岛和皮埃蒙特王国的统治者查尔斯·费利克斯国王。1824年，这位国王在都灵建立了埃及博物馆，从此这幅莎草纸地图在那里保存并命名。

在制图学的历史上，也许埃及最伟大的成就就是这幅都灵莎草纸地图。

造纸与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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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000年左右，尼罗河畔的古埃及人发明了书写介质材料莎草纸，“paper”（纸）一词也来源于此。事实上，莎草纸属于纸张的范畴，诞生于古埃及。在中国的纤维纸发明以前，莎草纸是古埃及人广泛采用的一种草本纸张，从公元前2500年开始，莎草纸已经成为无数写工、祭司和会计人员赖以生存的工具。古代和中世纪莎草纸书籍和文献的使用寿命可达数百年。使用莎草纸的时间跨度，覆盖了超过四分之三有记载的人类历史。莎草纸从新石器时代末期几乎一直持续存在到古登堡时代。目前发现的古莎草纸实物，最早能追溯到5100年前，从那时起到古埃及中王国时期，发现了数以千计的纸张残片和一些小型纸卷。古埃及人将这种特产出口到古希腊等古代地中海文明的地区，甚至遥远的欧洲内陆和西亚地区，成为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传承文明、文献的最重要的载体。

中国造纸也远在蔡伦之前。20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一再证明，西汉初期已经创造出了麻类植物纤维纸。在陕西、甘肃、新疆等地许多西汉遗址和墓葬中，发现了西汉不同时期制造的古纸,把中国造纸术起源提前了约200～300年。1938年夏，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考古学家黄文弼在罗布泊的汉代烽燧遗址里发掘出一片西汉时期的麻纸。1957年，西安灞桥一座西汉早期墓葬发现了古纸残片，后来在陕西扶风县中颜村西汉窖藏、甘肃天水放马滩的西汉早期木椁墓中均出土了古纸残片。1973～1974年，在甘肃肩水金关的一个汉代坞堡遗址的灰坑中出土西汉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时期的麻纸。1990年～1992年，在敦煌甜水井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的460余片纸文书残片和麻纸,其中有西汉武、昭帝时期3件及西汉宣帝至成帝时期4件纪年纸文书。

敦煌甜⽔井汉代悬泉置遗址出⼟的西汉纸⽂书

以纸为基质的地图，迄今我们看到的最早的实物是公元前3100年的都灵莎草纸地图。其次，是1986年在中国甘肃省天水市放马滩五号汉墓中出土的一张纸地图。

天水放马滩五号汉墓一棺一椁，纸质地图位于死者胸部位置，纸质薄而软，出土时呈黄色，纸面平整光滑，用细黑线条绘制山川、河流、道路，绘法接近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上面用墨线绘制了山川河流及道路图形，因受潮而裂为几块，墓葬年代在西汉初期的文、景时期（公元前179～前141年）。经分析化验和显微镜观察表明，这是用麻类纤维制成的麻纸。

放⻢滩西汉纸质地图残⽚

放马滩“五号墓是西汉初期墓，纸确出于该墓内，出土位置也是准确无误的……它的发现，不仅证明西汉初期就有纸出现，而且已用于绘图或书写，把纸的历史提前至西汉初期。”放马滩纸质地图上有山川等墨迹，纸上有一长直线，另有4～5条呈波浪状的线条，还有一些很短的点划线等。最粗的一根长直线，宽度约0.4毫米；其他线稍细，但每条线的宽窄大致相等。考古学者认为是硬笔所绘。此图具备早期地图的描绘手法，其上墨迹并不深，显微观察表明，墨迹仅达纸表而已，并没有透过纸背。由于墨迹浅而疏，可能采用某种天然颜料。放马滩纸上的地图线条与同墓地秦墓出土的木板地图风格一致，均为细黑线条描绘，说明它们的年代可能比较接近。

纸莎草与莎草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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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莎草(Cyperus papyrus)，莎草科水生植物，直立、坚硬、高大，好像芦苇一样生长在浅水中。纸莎草叶从植物底部长出，覆盖了茎的下部，可高达90～120厘米；茎部不长叶子，可高达4.6米；花朵呈扇形花簇，长在茎的顶部。

纸莎草生长在热带至亚热带的环境中，不论是潮湿的森林或干燥的沙漠，只要全年均温在20℃～30℃且土壤PH值在6.0～8.5就可以生长。纸莎草的花在暮夏盛开，并且倾向于在全日照到半阴凉的环境开花。

纸莎草的分布遍及在沼泽、浅水湖和溪畔等非洲的潮湿部分，但在尼罗河三角洲已逐渐变得稀少。现今其野生分布存在于刚果、马达加斯加岛、乌干达、埃塞俄比亚和西西里岛。中国华东、华北地区河湖水田地区有分布。

莎草纸，古埃及人广泛采用的一种草本纸张，用当时盛产于尼罗河三角洲的纸莎草的茎制成。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古埃及人就开始使用莎草纸，并将这种特产出口到古希腊等古代地中海文明地区，甚至遥远的欧洲内陆和西亚地区。

莎草纸

古埃及人很早就发明了莎草纸，用纸莎草制成的书写介质作为当时主要的书写材料。生产莎草纸的原料是纸莎草的茎。先将莎草茎的硬质绿色外皮削去，把浅色的内茎切成40厘米左右的长条，再切成一片片薄片。切下的薄片要在水中浸泡至少6天，以除去所含的糖分。之后，将这些长条并排放成一层，然后在上面覆上另一层，两层薄片要互相垂直。将这些薄片平摊在两层亚麻布中间趁湿用木槌捶打，将两层薄片压成一片并挤去水分，再用石头等重物压，干燥后用浮石磨光就得到莎草纸的成品。由于大多只使用纸的一面，在书写的一面要进行施胶处理，使墨水在书写时不会渗开。

莎草纸可以用来书写、绘画，可以做成长页，卷起来存放，也就是卷轴，也可以像今天的图书一样，沿一边装订成册。比起昂贵的羊皮来说，莎草纸是实用便宜的书写载体。所以自古埃及人发明以来，莎草纸在古代地中海世界和周边地区就一直得到沿用，直到公元8世纪以后才逐渐被来自中国的纸取代。

埃及早期王朝莎草纸卷高约12.5英寸（32厘米），一卷通常由20张纸拼接而成，长约160英寸(406厘米)。古埃及人最初是将纸卷成卷轴使用的，后来为了方便，就裁为一张张的以便制成抄本，这样，书本就出现了。如今莎草纸偶尔还用于绘画，但水质的颜料会使纸张变形。英国埃及探索协会拥有超过50万份莎草纸残片，保存在牛津大学的萨克勒图书馆。

莎草纸在埃及的干燥气候下可以很好地保存。但是它在潮湿的环境下很容易被霉菌毁坏。在人类造纸术落后的古代，埃及莎草纸在干燥的环境下可以千年不腐的特点，一度使其成为法老时期重要的出口商品，远销至古希腊、古罗马等欧洲国家，历时3000年而不衰。莎草纸一直使用到8世纪左右，后来退出历史舞台。在埃及，莎草纸一直使用到9世纪才被从阿拉伯传入的廉价纸张代替。在此之前，羊皮纸和牛皮纸已经在很多领域代替了莎草纸，因为它们在潮湿的环境下更耐用，而且它们在任何地方都能生产。在欧洲，教会直到11世纪左右依然在正式文件中使用莎草纸。留存下来最近的具有确切年代的莎草纸实物文件是一份1057年的教皇敕令和一卷书写于1087年的阿拉伯文献。拜占庭帝国直到12世纪依然在使用莎草纸。

地形图与地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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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灵莎草纸地图是公元前3100年的作品。

地图显然是在法老拉美西斯四世（公元前1150年）统治时期绘制的，拉美西斯四世发起了对整个帝国的系统化土地调查，法老和神职人员的巨额支出主要由土地税来支付，通常以谷物作物的形式支付。为了进行这种征税，对土地进行了仔细的测量和登记，并划定了边界。有理由相信这种类型的数据被放置在地图上。几个世纪后，希腊科学家厄拉多塞在他的论文中使用了这些早期埃及的测量方法。

都灵莎草纸地图显示埃及东部沙漠中部的瓦迪·哈马马特（Wadi Hammamat）绵延15千米，距离底比斯（Thebes）约70千米。顶部朝南，尼罗河的源头向西，右侧为西，向东为海。地图的地理内容，描绘了从统一埃及采矿区通向大海的三条道路。显示在埃及东部沙漠的山脉中，有一条蜿蜒的山谷，从下游底比斯通向红海。这幅地图是与一尊从未完成的法老雕像联系在一起绘制的。据载，这张地图还显示了东部的含金盆地，在原始地图上用粉红色显示，卷轴记录了矿山和采石场的位置，周围山脉的金银含量以及道路的走向。地图绘制者试图展示两条主要的东西向道路是如何位于山谷中的，这些山谷由一条穿过山口的道路连接起来。在主干道的两侧，地图勾勒出锯齿山脉，这是早期绘制地形细节的尝试。一些学者认为这幅地图是为了纪念公元前1366年～前1333年塞提一世从叙利亚凯旋。

都灵莎草纸地图片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来自埃及的幸存最早的地形图。制图员根据特定区域的实际情况，通过使用图例和对比色增加了清晰度。图上文字表明，所描绘的区域必须沿着自然路线，从尼罗河的科普托斯（Qift）穿过东部沙漠，经过瓦迪·哈马马特（Wadi Hammamat），到达红海的库西尔（Quseir）港口。该路线在远古时期的红海探险中，曾被用于向南航行至埃及人称为邦特（Somaliland）的土地。地图没有使用恒定的比例尺，但通过与瓦迪·哈马马特（Wadi Hamamat）中的实际距离进行比较，很明显，地图上每1千米的比例尺在50米～100米之间变化。

都灵莎草纸地图不仅是令人惊讶的地形图，而且还是地质图。因为它可以准确显示不同岩石类型的地理分布：黑色的山丘含哈马马特硅质碎屑岩；粉红色的山丘含火山岩、蛇纹岩和花岗岩；主要山谷内的棕色、绿色和白色圆点代表不同种类的岩石，并且还包含有关采石和采矿的信息。地质学家詹姆斯·哈勒尔和马克思·布朗认为，地图的颜色并不是为了美观，而是“与构成山脉的岩石的实际外观相对应。”根据地质学家的说法，这可能是现存最古老的地质图之一，也是地质思想的最早证据。

法老与制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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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草纸就像没有焙烧过的泥板一样脆，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古埃及的平面图和地图保留下来的那么少。而都灵的莎草纸地图则是一个例外。

拉美西斯四世（Ramesses Iv）是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第二十王朝的第三任法老。他是拉美西斯三世的第五个儿子，在拉美西斯三世在位的第二十二年，他的四位兄长都已经去世，所以他被封为王子。由于拉美西斯三世的统治长达三十多年，一般认为拉美西斯四世大约到了40岁才成为法老。他统治的时期为公元前1151年～前1145年，或公元前1155年～前1149年。

拉美西斯四世雕像（左）和都灵莎草纸地图制作者阿曼那科提（右）

都灵莎草纸地图由拉美西斯四世陵墓的书写员阿曼那科提(Amennakhte)制作。那时，法老正在煞费苦心地筹划着针对东部沙漠中的哈玛玛特谷的一次远征，其目的是擢取大块的砂岩来建造他的巨型塑像，而该地图就是此次远征的导向图。

都灵莎草纸地图

拉美西斯四世即位后，开始了主要的兴建计划，规模与拉美西斯二世时期相等，他把于戴尔美迪纳（Deir el-Madinah）工作的每队工作人量增加一倍，达至120人，另外又多次派遣远征队伍到哈马马特谷采集矿石及到西奈半岛开发绿松石。

位于哈马马特谷的大型石碑，记录了一次最大规模的远征：出发时间是拉美西斯四世即位后第3年第3个月的收成季节的第27天，远征队人数为8368人，包括5000名士兵、2000名阿蒙神庙的僧侣、800名哈比鲁（当时埃及对一种游牧民族的称呼）及130名石匠与采石工人，由阿蒙大祭师拉美斯纳克特亲自指挥。当时的书写员尽职地准确记下人数，但却没有把900名在该次出征死去的人计算在内，于是当这900个人加进原本数字时，就可发现死去的人数占整体的十分之一。由哈马马特谷拉至尼罗河（距离为60千米）的部分石块重达40吨或以上，显示出古埃及的采石远征是非常艰辛的。而拉美西斯四世在位的头四年，曾4次派遣远征队到西奈半岛开发绿松石。

根据铭文，拉美西斯四世下令进行的这次采石远征，包括8362名人员，这是继中王国第十二王朝大约800年之后，最大的一次有记录的采石探险。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拉美西斯四世的远征，导致制作了这张莎草纸地图，但它的用途尚不清楚。它不像是通往采石场的路线图，因为地图仅覆盖了一个很小的区域，没有囊括瓦迪·哈马马特到尼罗河谷之间的60千米的距离。最有可能的是，地图被绘制为远征队的视觉记录，供拉美西斯四世或为国王组织了远征队的底比斯阿蒙大祭司（Ramessenakhte）观看。

尽管阿曼那科提没有在莎草纸地图上签上他的名字，但显然他是这幅地图的作者。有两个证据支持这种识别。首先，地图上的文字是阿曼那科提独特的笔迹，这对研究过他许多其他著作的埃及学家来说是众所周知的。其次，纸莎草纸背面的第一个也是最早的文字，是由阿曼那科提撰写并签名的。

阿曼那科提绘制地图并不奇怪。作为拉美西斯四世统治期间的两大“墓葬书写员”之一，阿曼那科提是重要的行政官员，从他的许多其他尚存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具有集书写、制图和艺术技能以及地质学知识于一身的非凡才能。在莎草纸地图背面，与另一位“墓葬书写员”孔敬之子霍里一起，阿曼那科提后来还写下了一些文字。

这种俭省的习惯顺理成章。莎草纸在古埃及是一种昂贵的商品，所以一旦不再需要在正面书写或绘制文字时，书写员通常会使用空白的背面。换句话说，也许是在地图制作完成几年后，拉美西斯四世去世了，记录了采石场探险路径的纸莎草纸地图同时失去了重要性。

文 / 徐永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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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独一无二的莎草纸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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