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地理学研究框架

无论是传统文化地理学，还是新文化地理学，其研究框架均围绕着核心概念建立。

1.传统文化地理学研究框架

自1920--1970年代，文化地理学逐渐形成5大研究主题：文化生态学、文化源地、文化扩散、文化区和文化景观。文化生态学讨论文化区是否由自然区决定：文化源地主题涉及文化最早出现在什么地方；文化扩散主题涉及文化自源地通过何种形式扩散到其他地方；文化区主题涉及文化扩散后形成的各种类型区域的组织形式；文化景观是研究上述主题的切人点或观察对象。

2.整合的文化地理学研究框架

新文化地理学的出现，以若干里程碑式的代表性著作为标志。例如两位新文化地理学领军人物杰克逊(P．Jackson)和科斯克罗夫(D．Cosgrove)的著作《意义的地图》、《景观图解》。这些著作虽有振聋发聩的新观点，但是均没有呈现一个完整的文化地理学框架。图l是本研究对新旧文化地理学研究框架的梳理和整合。

三、文化地理学研究方法论

1.研究文化区或地方形成机制方法论

1. 必然论的研究方法

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出现，使得地域文化的研究开始脱离地志学的传统，转而探讨文化现象的地理原因。这是地理学在科学界整体追求因果判断大背景下的重要发展。该理论指导下的地方形成机制研究是从自然地理环境中寻找地方形成的机制。其逻辑是，由于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自然条件，因此造就了不同的社会文化。在大尺度的区域内，自然环境的确影响着人类的活动，但自然环境决定论无法解释同样自然环境下不同社会文化的形成机制，美国学科思想史学者皮特(IL Pect)总结了这种必然论的特点和形成原因。

另外一种地方形成机制的决定论是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1970—1980年代，结构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即相同经济基础的地区，其文化也必然有共同性。新马克思主义常以“积累”和阶级关系作为经济空间形成的决定因素。以此为基础推导出区域社会文化。然而当西方资本主义进入到后现代和后福特主义阶段时，多样化的区域文化使得这种必然论的形成机制理论在分析上显现出弱点，因此结构主义开始调整为非绝对决定论的结构化理论。

2. 或然论的研究方法

“或然论”或“可能论”(probabilism)是法国的地理学家维达尔·白兰士(Paul Vidal de la Blache)提出的一种人地关系论。他认为自然环境为人类活动提供一定范围的可能性。而人类在创造居住地时，按照自己的需要、愿望和能力来利用这种可能性。该观点在白吕纳1910年发表的《人地学原理》一书中得到进一步发挥。索尔在退休后也将主要精力放在文化生态学上。伯克利学派的许多学者开始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尽管索尔认为农业景观是在自然景观之上的人类创造。但是他也是一个或然论者。

这种或然论在区域文化特征形成机制的探索中。又发展为历史现实主义。即不同的“地方体制”在不同地方发展、演化。有些历史时刻(historical moment)会在地方性形成过程中改变区域的发展轨迹。而很多地区都具备这种孕育历史时刻的条件，何时发生则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正如美国地理学家斯科特(A．ScoR)指出的。全球社会网络关系中，地方的特殊性是每个地方的独特历史和地方文化经济塑造的。

3. 空间再现和意义赋予的人文主义分析方法

除了自然因素外，许多人文因素也是文化区的形成因素。以住宅建筑形式文化区为例，不同的自然环境可能形成类似的住宅建筑形式；但是在相同的自然环境下，也有很多不同的住宅形式，造成差异的原因可能是人们的审美情趣，或者社会关系等。邓肯(J．S．Duncan)和莱(D．Ley)合编了一本关于载体和景观表征地方性的论文集《地方、文化与再现》，书中“重新估价住宅”一章的作者指出，每个学者所划分的住宅文化区，或每个普通人划分的文化区都有自己的依据。因此由人来划定的文化区已不再是“客观”的，它已经是一种人们将文化区或地方“表征”出来的区域形式。住宅是一种文化景观，按照科斯格罗夫的观点，研究这类景观，不仅要关注其形式功能的变化，更应关注景观对观察者文化含义及其变化。文化景观可以视为一系列符号，这些符号的文化意义是我们确定景观价值的依据。景观还可以是某个社群的精神象征物，是人们社群认同的对象。因此符号学、象征主义成为研究文化区或地方形成原因的分析工具。而这两种分析方法的立足点是人文主义的。

2.文化区尺度转换研究方法论

文化区覆盖的地域有大有小，地理学家为了区别不同尺度的文化区，采用了一系列概念，主要有：(1)文化大区(cultural realm)，如东亚文化大区；(2)文化世界(cultural world)，如阿拉伯世界；(3)文化圈(cultural sphere)，如盎格鲁文化圈(Anglosphere)。但是在文化区和地方的概念被应用于现实分析时，常常涉及不同尺度文化区之间的空间套嵌关系，例如国家文化与地方文化的关系，但此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当文化区被不断分解后，世界被日益划分为碎小的文化区。虽然对碎小的文化区描述不断逼近真实，但是地理学区域认知的综合长处丢失了。因此，细碎化的小文化区与大文化区的整合关系又进入研究和探讨的层面。一些新文化地理学研究学者批判传统地理学静止空间的观点，那么在文化区变化过程中各个尺度文化区的整合也是他们致力研究的问题。将不同尺度文化区的整合有不同的方法，本文介绍其中的几种转换方法。

1. 文化景观分析——索尔的区域尺度转换方法

索尔对文化区的研究与同时期哈特向(R．Hartshome)对区域的研究有所不同。哈特向持区域整体论的观点，而索尔的研究中很少讨论各个要素之间的整合关系。索尔指出，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为区域知识(areal knowledge)，而区域知识等同于景观分布学(landscapes or chorology)。索尔最擅长的是依据景观形态来确定区域。例如他研究不同类型的谷仓分布。从而将相同形态谷仓分布的地区确定为一个文化区。其研究方法实际上是经验主义的方法。索尔拒绝实证主义，他依据历史材料和考古事实中的景观进行分析，因此后人总结到，索尔采用的是“文化历史学”研究方法。索尔认为，从一类景观在不同时期的分布变化上可以看出，大的文化区是由小的文化区扩散而来的。

2．超有机体理论——泽林斯基的尺度转换方法

1980年代文化超有机体(Super-organism)理论在英美地理学界兴起，最早见于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罗伯(A．L．Kroeber)1917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