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国史(整个中国意义上)的书写来说，对以上这些方面的关注理所应当，因为他(它)们在民国史上的重要地位就是依此建立起来的，民国史离不开他(它)们，所以就应该重点研究。然而，这些丰硕的研究成果对于民国苏州史的书写却无直接的助益。这么说是因为，民国苏州史首先是一部地方史，而这里的地方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空间，更重要的，是与此地理空间紧密联系的人文环境、历史传统和时代变迁，苏州地方史应该重点关注与这样的环境和传统关系密切的内容。如果认可这一观念，那么，苏州地方史就不是中华民国史的局部演变过程，而应该是中华民国史的特殊地方体现，质言之，两者不是局部与全部的关系，而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

我们说既往一些成果对民国苏州史编撰的助益不大，不是说我们可以忽视这些“重要的”人物与事件，因为他(它)们对于民国苏州史也非常重要，不过，此一重要性基于它与苏州地方的关系。准此，对于这些“重要的”人物与事件的研究就显得薄弱了，或者说，对这些“重要的”人物与事件的某些部分的研究需要加强。“鸳鸯蝴蝶派”值得关注是因为这些作者曾经浸淫于苏州人文传统之中，而使这一流派带有苏州味道。但很明显，他们的主要代表人物基本上活动于上海，他们的文学思想也更多地体现了海派的特点。民国苏州史如果关注他们，重点应该是这一流派的沪苏渊源，而非包天笑、周瘦鹃、徐枕亚、程小青等人在上海的活动。叶圣陶的文学思想确实与苏州的关系很大，比如，他的名作《倪焕之》，他编辑出版的《妇女评论》杂志，他支持创刊的《苏州评论》，他的苏州散文，等等；叶圣陶的一部分社会活动也跟地方社会紧密相联，而对于这些与民国苏州相关度很高的思想和活动，学术界的研究很不够。①关于历史学家顾颉刚的研究也是如此。顾颉刚的主要史学领域与苏州关系不大，但他洞察苏州的文化底蕴，对于苏州社会和文化的见解深刻而独特；另外，他还专门就苏州民间歌谣(吴歌)有过开拓性的研究。这些方面是民国苏州史应该特别重视的。在民国苏州史上，如果说柳亚子是一个民主革命的领袖，那是因为他曾经创办《新黎里报》和地方文化社团等，致力于乡里社会改造；同样，如果说柳亚子是一个著名爱国主义学者，不是因为他古典诗词的深厚造诣，更多的是因为他辑编过《分湖诗钞》，曾精心搜集过吴江文献等，他的爱国主义以热爱家乡的形式体现。而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还很不够。②倒是一些孜孜于一乡一镇的共同体历史研究者，具有我们欣赏的视角。比如对苏州丝绸重镇盛泽的研究可谓多矣，但对于“局外人”来说，盛泽的一切，不论是自然生态、物质文化，还是思想脉搏，都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而在共同体研究中，最难把握的就是“地方性知识”。李炳华长期生活在盛泽，共同体的人文故实烂熟于心，其研究常常带有“文化持有者内部的眼光”；在这同时，他不断地出入于江南大中城市，熟悉外部大世界，在这种意义上，他与盛泽本土又保持着一定的“观测距离”。因此，他对盛泽的历史人文与未来的发展道路，既有本位的理解，又有外界的参照。[2]对于像李根源这样的苏州寓公，在民国苏州不少，但苏州史特别关注李根源，不是因为他曾经有过的辉煌经历，而是因为他在苏州的抗日救亡活动、西山考古和善人桥乡村改造等，由此实际上成了一位苏州新乡绅，在地方社会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人们常常将之与“土著的”张一唐先生相提并论为“吴中二老”。对于晚年章太炎先生，民国苏州史自然应该重点关注章太炎与苏州地方文化和生活的关系。太炎先生苏州讲学开始于1932年秋，1934年秋更迁居苏州；为何在苏州讲学？金建德先生注意到，章太炎先生自己认为，苏州这个地方先贤的教化深深地影响着后来的人们。作者指出，苏州讲学的重点在提倡读史，意在呼吁保障国土完整，深深的爱国主义精神洋溢于字里行间。这是值得后人怀念不忘的。[3]而已有的研究显然与此视角有相当的距离。③总之，按照地方的眼光，需要加强对某些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地方角色和作用的探讨。

与此同时，地方眼光下的民国苏州史还应该凸显地域特色。透过民国苏州研究学术史，不难发现一个明显的现象：单纯以苏州作为对象的专门研究并不多，苏州一般都是作为江南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受到关注的。就历史的发展和其在全国的地位看，苏州当然完全可以作为江南的代表，我们这里要强调的是，苏州并不是江南的全部，也就是说，江南还有很大的一部分地域与苏州具有明显不同的地理和人文环境。比如，江南的周边有低山，江南的东边有海岛，而苏州是典型的水乡，江南则包括了上述各种类型。地理环境不同，人文意趣自然有所差异。所以，地域江南的整体研究无法代替对于苏州的研究。因此，民国苏州史要注意到苏州史与江南史的不同，或者说要凸显水乡苏州特色。这样，对于现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常常要从民国江南史中将苏州剥离出来，而剥离的过程其实是凸显水乡苏州特色的过程。

二、城市史的世界视野

与地方眼光相对应的，是世界视野，两端不仅不矛盾，恰恰相辅相成。一个地方必须置于整体环境当中，才能被清楚地认识。这样的视角对于民国苏州的研究尤其重要。我们说，近代的本质是不同于农业社会的新质变迁，而这个变迁在中国是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的：

一八四二年的中英条约同时规定中国的五个沿海城市开放为商埠。这就是所谓“五口通商”。大批西方商品随着潮涌而至。这五个商埠以差不多相似的距离散布在比较繁盛的中国南半部。为中国造成了与外来势力接触的新边疆。过去中国只有北方和西北那样的内陆边疆，现在中国的地图起了变化，这转变正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4]6

西潮的冲击，一方面“造成与外来势力接触的新边疆”，江南首当其冲，以一个“新边疆”的姿态，从“地域性的世界”渐次转换为“世界性的地域”[5]，而就传统中国来说，它因为新边疆的出现成为更广阔的现代世界的一部分。这里要注意的是，将19世纪40年代视为中国历史的近代“转折点”，更多地体现在宏观政治—外交的意义上。揆诸“新边疆”的实际生活情形，转折后的显著变化发生在数十年之后的民国时期。当我们聚焦民国苏州时，应该清楚地意识到，此时的苏州置身于一个更广阔的整体世界之中。这是一个由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主导的现代环境，民国苏州地方的近代变迁与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整体变化以及中国近代化紧密相关，无论是在变迁的方式还是在变化的速率上。可以这么说，离开了外部世界的变化根本无法说明民国苏州的历史变迁。

分析而言，世界视野在空间上意味着外部环境。对相当开放的民国苏州的考察绝不能坐井观天，就苏州论苏州；如果那样，我们无法认识地方，而目前为止的许多关于民国苏州的讨论则不免独守偏隅。比如，作为苏州传统文化精粹的评弹和昆曲，以其与苏州生活的密切关联和相当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头，受到很多人的关注。无论是观众，还是艺人，包括学人，他们都留下了丰富的回忆和梳理文字，其中最多的是关于某些名角的成长历程和艺术表现手法的叙述。在编撰民国苏州文化和日常生活史时，这都是可以参考的资料，但我们该进行怎样的选择呢？或者说，我们的专注点在哪儿呢？1934年10月，叶圣陶在论说这两种艺术形式时，独具慧眼；关于评弹，他说：

书场又设到无线电播音室里去了。听众不用上茶馆，只要旋转那“开关”，就可以听到叮叮咚咚的弦索声或者海瑞、华太师等人的一声长嗽。非现代的人生经验利用了现代的利器来传播，这真是时代的讽刺。[6]381谈到昆曲，叶圣陶指出，这是“彻头彻尾的士大夫阶级的娱乐品”：

宴饮的当儿，叫养着的戏班子出来演几出，自然是满写意的。而那些戏本子虽然也有幽期密约，盗劫篡夺，但是总要归结到教忠教孝，劝贞劝节，神佛有灵，人力微薄，这就除了供给娱乐以外，对于士大夫阶级也尽了相当的使命。[6]383

看得出来，叶圣陶对近世以来苏州人特别钟爱的评弹颇有微词。这就怪了：作为地地道道的苏州人，从小浸润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的他怎么会土苴故物呢？其实，这里无关乎个体情感；从社会教化与生活节奏上说，评弹和昆曲都与时代产生了相当大的距离，换言之，已经变化了的外部环境让苏州评弹和昆曲在生活方式的近代性上显得有些滞后了。在整个世界环境中审视它们，是民国苏州史书写的基本要求，因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7]375。

世界视野在性质上意味着特别重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影响。进入民国，苏州历史的演变固然与中国历史的走向相呼应，但它与前近代、甚至与晚清苏州历史的重大差别就是，它更频繁地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处于不断的互动之中，从而导致了苏州传统经济和文化结构的变异。在一部分研究成果中，我们认识了这种结构与传统的一脉相承及其韧性，但我们还需要知道，这种貌似传统的东西在性质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事实上，“它由环境因素引导和驱使，它的发展速度和成功都被环境变化的程度和特征决定着”[8]46。清末民初，苏州城乡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出现后，小手工业时代就已存在的家庭劳动，与近代工业形式发生了重要联系，“变成了工厂、手工工场或商店的分支机构。资本除了把工厂工人、手工工场工人和手工业工人大规模地集中在一起，并直接指挥他们，它还通过许多无形的线调动着另一支散居在大城市和农村的家庭工人大军”[9]506。仅仅从城乡居民的劳作形态上看，她(他)们仍然忙碌于家庭，大多还是手工操作，传统性非常明显，然而从生产关系性质上说，这种家庭工业“与那种以独立的城市手工业、独立的农民经济，特别是以工人家庭的住宅为前提的旧式家庭工业，除了名称，毫无共同之处”[9]506；它被赋予了近代性，即具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10]

世界视野在时间上意味着时代气息。民国苏州与前近代的最大差别就在于时代，这里的时代当然不仅仅是个时间概念，更多地是个变化的范畴。应该说，在现有的研究中，绝大部分成果已经注意到这种不同，但所谓“不同”是在与前近代的比较中显示出来的。一些成果由于着眼于研究对象的“今生”，而缺少对于其“前世”的追索，人们并没有感到它的变化性。这种情况的发生跟通史的编撰方式有一定的关系。通史一般采取分工合作的方式④，常常是重分工，轻合作。对于某些延续数个历史阶段的史实，学者们考虑到史实选择的“新异性”原则，多在某个历史时段集中进行考察⑤，至于其始例或后例，则因为分工而没了踪迹。表面看来，这似乎是缺乏前后沟通的问题；这方面的问题诚然有，但实际上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在于，编撰者在聚焦某个史实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这一史实的时代特征，更进一步说，没有在前后对比中明确此一史实在此一时代中的真正新异所在。

所谓历史的时代气息，不少人有一种思维定势，以为只能在历时的演变中得到反映，而不能在共时的结构中产生，实则不然。以民国城市史而论，由于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世界各地的城市呈现出不同面貌，在世界视野中，某个城市的面貌便会在与其他城市的比较中获得其时代定位，这就是时代气息。由此我们可以明白，一些城市史之所以缺少时代气息，其缘由在叙事方式。与许多传统历史学论著一样，一些民国苏州史的叙述非常平面，人们只了解了几条抽象的结论，似乎那真是一个已经离我们远去的“死了的”民国苏州。事实上，真正的民国苏州是生活立体的苏州，而非一维概念的苏州。反顾既往的民国苏州研究，以文化为例，大宗的内容包括文学、艺术、教育、方言、科技、工艺、学术、藏书、园林、风俗、休闲等，这些内容就是传统意义上的与政治、经济和社会并列的所谓文化。很明显，这种文化作为社会生活结晶体，是静态的；其实它们都曾经与社会生活熔于一炉，是动态生活过程的组成部分。因为大多数史料是在社会生活沉寂之后以静态的方式遗留下来的，从方便的角度，历史就这样书写了。我们认为，这样的呈现没有什么错误，而且是很重要的一种呈现方式，但同时需要指出，除此之外，文化的呈现还有另外一种方式，这便是动态的生活呈现。唯物史观十分强调这种观察方法：“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这种观察方法……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11]73汪荣祖在关于地方史书写的见解中，特别强调静态结构和动态生活的不同呈现：“一部有内容的地方史应呈现某时某地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该时该地人民的生活历史，包括恋爱结婚、情感表现、语言辞令、族群派系、暴力罪行、时空观念、历史文化感以及宗教信仰等等。”[1]116也许作为专题论文，不便过多地进行动态的生活呈现，但作为通史的民国苏州史给了我们这样的呈现空间，这也就要求作者不是简单地剪贴现有研究成果，而应该以更加丰富的生活细节去印证、充实甚至修正现有成果。

三、城市史的“通”体观照

城市史既然是地方通史，那么在体例上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对一个地方社会进行“通”体观照？公认的通史大家张荫麟指出：“众史事不是孤立无连的。到底它们间的关系是什么样关系？同时的状况，历史的一‘横切片’的种种色色，容可以‘一个有结构的全体之众部分的关系’(Relation betwean parts of An Organized Whole)的观念来统驭。”[12]7

民国苏州不足四十年，变化固然快，但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变化是在外力冲击下的一种结构性变化，离开对苏州地方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总体解剖，就不是一部地方整体史。这正如英国社会史家托什(Jonh Tosh)所言，“如果要把握所有的资料并实现论题的充分整合，那么，研究的地理范围必须大大缩小。因此，自相矛盾地，‘总体史’实际上原来是地方史”[13]119。或者可以说，作为地方通史的城市史更方便表达史学的整体性。从编撰体例上说，城市史既称通史，即当有整体的铨贯。

作为地方整体史，首先不能缺少对各种相关要素的全面关注。现有的多数研究成果明显不是这样。相对来说，囿于传统史学的惯性，也因为历史的本来面目就是如此，在民国苏州史的研究中，革命和战争史蔚为大观。即使是苏州革命和战争史，也存在诸多偏颇：关于苏南东路的抗日活动的研究非常多，而对于抗战后革命斗争的关注则比较少；即使是对于苏州抗日战争的研究，各条战线、各种方式、各个阶段、各个地区的抗日活动的研究也未必全面。

作为地方整体史，民国苏州史应该加强研究的另一侧面是日常生活史。地方史更多地与民众—日常史相牵连。这是新的社会史思路。在赵世瑜先生对于历史的“大小”分类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不能忽视的牵连性：

这里的所谓“小历史”，就是那些“局部的”历史：比如个人性的、地方性的历史，也是那些“常态的”历史：日常的、生活经历的历史，喜怒哀乐的历史，社会惯制的历史。这里的所谓“大历史”，就是那些全局性的历史，比如改朝换代的历史，治乱兴衰的历史，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典章制度的历史等等。

以往我们的传统史学对后者(大历史)进行研究，本身没有多大问题，也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但问题出在人们用某种绝对化的、单一化的宏大叙事模式去研究这些问题，抽去了这个“大历史”的生活基础，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这个生活基础还给“大历史”，这个生活基础就是我们所谓的“小历史”。这个“归还”的工作一旦结束，大小历史的区分也许就不再需要了，历史本来就是一个，就像生活本来就是一个那样。[14]10

如果说中国通史采取一种宏大叙事模式，还情有可原，但地方史也是这种模式，就显得不合适了。因为中国通史可以是各种地方史的一般和抽象，而地方史应该着重说明特殊和具体；特殊和具体的地方事物，更多更明显地体现在地方生活中，即使是革命和战争史的实际情形也存在于地方社会生活之中。比如，抗日战争时期苏州不但有军民与日本强盗的英勇斗争，也一定有那个特殊年代沦陷区百姓的日常生活，这些生活的常态与某些畸形状态同样是一种历史存在，是战时地方社会的另一切面。倘若我们把民国苏州史视为“小历史”，那么，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便更加明显了。

作为地方整体史，更重要的，是不能割裂各种历史要素的结构关联。强调这样的结构关联，首先需要将“社会”一词作宽泛的理解：不是与政治、经济和文化并列意义上的“社会”，而是囊括了上述全部内容的“社会”。一旦作如是观，这里所谓的结构关联，就是指社会结构的关联；苏州地方史就是社会结构史。在这样的思路之下，我们不但要注意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要素之间的联系，也要注意各要素内部的联系，如经济结构的形态，同时还要注意城乡之间的关联、群体之间的关联、地域内外的关联，等等。在既往的民国苏州史研究中，我们发现，已有不少学者注意到这样的关联，比如段本洛先生对苏州(苏南)工业结构的研究，王翔对苏州(中国)丝绸业结构的揭示，马俊亚从近代工业与传统农业(农村)的角度对苏州(江南)城乡关联的考察，都非常有创见。在这样的研究中，王翔和马俊亚都将相关论题提升至普遍性的意义上加以认识。如，王翔在考察丝绸业的多元结构时特别指出，社会经济的“多元结构”并不是近代中国特有的现象，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地区及至任何行业，都必然经历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平衡、多层面的阶段。多样化可以说是近代化过程中的题中应有之义。“多元结构”反映了近代资本主义有所发展而又发展不足，近代化因素有所增长而又增长不够的历史事实，具有存在的合理性。[15]马俊亚通过实证研究认为，近代江南地区，工业资本与土地积累关系极为紧密，这种联系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般现象，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之一。[16]当然，现有成果对于民国苏州社会结构的考察基本上还局限于经济结构、特别是工业结构方面，但类似的思路对于整个民国苏州社会结构的进一步认识具有启发意义。

实际上，以上所谓结构仍然是传统意义上的抽象要素的关联；在地方整体史中，真正的结构性关联的实现不是在苏州中观范围，而是在苏州社会更具体的日常共同体世界。如何进行结构史的书写？选择“与地理学对话”[17]120的法国年鉴学派，指引着我们走向地方社会。布罗代尔的“经济世界”“只涉及世界的一个局部，它在经济上独立，基本能自给自足，内部的联系和交流赋予它某种有机的整体性”。局部地域的方便正在于此：“同时涉及历史的全部实在，涉及整体的所有组成部分：国家、社会、文化、经济等等。”16世纪的地中海恰为这样“一个单独的天地，一个整体”的世界。[18]1-2不过，布氏的研究经验表明，结构史的理想似乎无法在地中海这样广阔的历史舞台上实现，布罗代尔觉得：“必须把这个地域分小，分析它们的不同和差异，画出轴线和‘分水岭’……再说一遍，必须尽可能地注意最小的文化单位。”[17]118于是，“地中海区域最终也局限在法国南部的蒙塔尤”[19]135，成就了法国史家勒华拉杜里(E.Le Roy Ladurie)的《蒙塔尤》这样的社会史典范之作：以中世纪法国南部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小山村作为考察对象，“试图把构成和表现14世纪初蒙塔尤社区生活的各种参数一一揭示出来”[20]2。它“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在一个总体结构中把一种总体历史的各不同层次结合起来”[19]139。勒氏相信，日常共同体是当时整个法国社会的一个缩影。该书扉页写道：通过一团泥便可以了解所有泥制品，其变化只是名称而已，只有人们所称的“泥”是真实的。这句引自《奥义书》的话表明，其与人类学的路数是一致的。

在人类学功能学派看来，地方社会(尤其是日常共同体)的结构性联系是真实可感的，因而其间的意义也是真实的：“一个特殊社区的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均系密切地相互关联着，或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或体系中的各部分。任何一方面，除非研究它和其他一切别的方面的联系，不易正当地明了……这样可以说，每一种社会活动都有一种功能；而且只有发现它的功能，才可以发现它的意义。”[21]181-182

社会史的结构性联系就这样在实际的地方世界中与传统史学重视的抽象的制度性联系区别开来。在既往的民国苏州史研究成果中，我们发现，一些敏锐的地域史学者已经注意这样的共同体世界。曹辛穗先生在讨论农产品市场时特别指出，与农民经济最为密切的是乡间市镇，它与周围十余里的周边农村共同组成一个“乡村经济圈”；经济圈就是这样一个基本的经济单位，而自然村落则成了中心乡镇的“街区”或“居民点”。[22]234-235小田在著作中将其所考察对象称为“乡镇社会”：从空间透视，是这样一个网状区域，它以中心结点(乡镇)为依托，从中心到辐射点(村落)为半径所构成的完整日常共同体。[23]对于江南区域市场体系中基本层次的乡村集市形态及其性质，小田和单强都明显地受到了施坚雅等人“基层市场共同体”(the standard market)模式的影响。所谓“基层市场共同体”，指一种农村市场，它满足了农民家庭所有正常的贸易需求：家庭自产不自用的物品通常在那里出售，家庭需用不自产的物品通常在那里购买，是为“基层集镇”。[24]6按照施坚雅的描述，“基层市场共同体”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单元，也还是一个社交世界。[24]关于这个共同体的空间规模，不同的学者或许因为所考察的乡民生活内容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但注意到共同体生活及其生活要素的实际关联，就非常重要，它为我们考察地方社会提供了很好的视角，一个“小历史”的视角，而这样的视角又必然导向多学科的方法融通。这对于地方史的写作具有方法论的启示。

将地方史从要素到关系而结构进行了一番系统检视后，我们应当有足够的底气高屋建瓴地对地方社会的特质进行抽象的把握，这应该也是地方通史意义上的城市史书写的题中之义。

一般地看，一个中观地域总是以某个大中城市为中心结点的。在近代以来的世界观中，城市的个性冥迷，以此为结点的地域社会特质更是含糊其辞。但是，对于以苏州为结点的中观地域区别于其他中观地域的本质属性，即其地域特质，民国时代的人们却有着相对一致的感受。来到苏州，纷纭的人物声色，悠远的吴越古风，让人们对她的鲜明个性无法漠然置之。20世纪20年代的苏州城，“竟还是一个浪漫的古都”，诗人郁达夫描画道：“街上的石块，和人家的建筑，处处的环桥河水和狭小的街衢，没有一件不在那里夸示过去的中国民族的悠悠的态度。”[25]169这正是苏州的魔力所在：特定的人群吸附于特殊乡土，特殊的乡土滋养了特定人群。这特定的人群主要有两类：一类地方土著，另外一类是外来寓公。以地主和寓公为中心的苏州便造就了古城邑的有闲生活：“那些以田租为生的人，生活自然颇为闲暇，于是适于消闲的东西，就随着产生。同时又因农业都市的收益，还停滞在手工生产的阶段，不像工商业都市用机器生产那样饶有巨大的进益，高度的浪费势有所不能，所以物价也受相当的限制了。”[26]乡土苏州以此与洋场上海区别开来：

从洋楼大厦高耸入云的帝国主义者的东方商场——上海，骤然地走入了这依然笼罩着封建遗传的苏州来，一种病态美的爱好余味，就一古脑儿的涌现在面前。不过，一些达官贵人们的别墅，专等游客光临的饭店和为时代所洗礼过的商店，却零星地散布了些新的模型。[27]

与上海的“洋气”不同，苏州多了一些“土气”。顾颉刚先生对于“乡土苏州”的文化根底进行过鞭辟入里的剖析：“从前苏州人生活于优厚的文化环境，一家有了二三百亩田地就没有衣食问题，所以集中精神在物质的享受上，在文学艺术的创造上，在科学的研究上。”⑥时至近代，基本经济结构和文化环境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无论是外来的寓公还是土著的地主，依然坚守着数百年来“苏州人”的生活模式，从文化上表露出一种乡土心理。有论者谓，“苏州人的乡土心理，文雅一些，也可以说是苏州人的土风；通俗一些，就是苏州人的脾气”[28]。

作为地方通史的城市史，不是中国通史的具体而微，别具专属的时空和体例特征。以民国苏州史的书写为案例，检视既往的研究成果，从地方眼光、世界视野和整体追求等方面说明城市史书写的新视角，实际上赋予了一项专门史的固有特征。与以往以城市为单元的传统历史书写相比，这不啻是一个重写学术史的尝试。

注释：

①如曹小丹、范崇山曾发表的《五四时期的苏州〈妇女评论〉》(《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注意到，苏州《妇女评论》是五四运动后江苏最早的妇女刊物，也是全国当时屈指可数的有影响的妇女刊物之一。该文通阅现存9期《妇女评论》概括，该刊的主要内容是宣传和研讨妇女解放问题，并以此作为“紧要问题”“中心问题”加以讨论，在讨论中篇幅最多、内容比重最大的集中在妇女解放的要求和方法上。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该文就《妇女评论》的内容进行评论，至于其与叶圣陶、与苏州社会的关系则鲜有涉及。

②少数的几位研究者注意到相关问题，如沈津在《柳亚子与吴江文献》(《苏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中指出，亚子“完全以从保存文献的角度出发，使许多的吴江文献不致湮没，并筹资加以校刊，传之后人，同时又努力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研究历史人物，并作一些史实上的考证”。吴根荣在《柳亚子与〈新黎里报〉》(《江海学刊》1985年第1期)中简单归纳过柳亚子在这一方面的活动，即柳亚子利用《新黎里报》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宣传新文化，反对旧势力；参加反帝爱国运动；《新黎里报》“是一份十分珍贵的资料，它对于柳亚子先生的思想，有着重要参考价值”。其实，柳亚子与当时吴江兴起的许多“新”字号地方报刊都有密切的关系，他的反帝反传统思想体现为改造传统乡村社会。关于此，笔者曾在《江南场景：社会史的跨学科对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中的“3·3知识人：乡村精神领袖”和“3·4知识人：社会呈现”部分对相关问题进行过一些研究。

③金德建：《章太炎先生的晚年》，《人物》1991年第6期。朱维铮的《关于晚年章太炎》(《复旦学报》1986年第5期)发现，在关于章太炎的研究中，“最大的薄弱环节，莫过于对章太炎晚年的研究，虽然材料不算缺乏”。个中的原因可能与鲁迅对章太炎的批评有一定的关系。因此，作者以具体的材料对人们的误解进行了辩驳。该文就学术论学术，基本没有涉及苏州，但他提醒人们重视对章太炎晚年学术思想的研究，可以启迪我们的认识。

④分工合作本身无可厚非。顾颉刚先生曾说，“通史的写作，非一个人的精力所能胜任……最好的办法，是分工合作”。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南京)胜利出版社，1947年版，第88页。

⑤张荫麟指出：“‘新异性’乃是相对于一特殊的历史范围而定。”见张荫麟：《中国史纲》(1941)，商务印书馆，2003年，“自序一”第4页。

⑥顾颉刚：《苏州的历史和文化》，见苏州市档案局、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苏州史志资料选辑》第二辑，1984年9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