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项研究得出结论，中国精英似乎倾向于一种有限形式的中国霸权，模糊地让人想起中国古代的朝贡制度，但区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而不是在当时的中国周边，其特点是既不民主也不自由，是一种“局部的、松散的、可塑的霸权”。4这种描述反映了正在进行的内部审议，其中大多数都是抽象阐述的，并不是对北京具体构想的描述。同时，考察当前的争论有助于找出一些突出的因素，这些因素可能从抽象的概念和理论走向实践。

这种“有中国特色”的世界秩序构想是否开始转化为现实？它的一些主要特征是否已经在中国处理与各国和国际机构的关系和互动的方式中，或者在北京全球倡导的准则中？要想提炼出中国外交实践的主要特征，就必须同时全面地审视、比较和对比中国的双边和多边互动与努力。相反，我们选择了一些似乎特别相关的案例研究来说明北京是否以及如何试图发展一种“局部的、松散的和可塑的”霸权形式。本报告收集的论文审查了两个国家（柬埔寨和韩国）、两个机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17+1平台）、两个常态（发展权和网络主权）以及一个职能领域（发展援助）。每一篇文章都调查了中国的目标，描述了实现这些目标的有利工具，并评估了中国在实现这些目标方面所做努力的成效。

除了本报告中提出的七篇论文外，亚洲研究局还召开了一个虚拟的私人圆桌会议，专家们在会上分享了他们对八个补充案例研究的见解。其中包括中国与埃塞俄比亚（Maria Repnikova）、缅甸（Jason Tower）、塞尔维亚（David Shullman）、斯里兰卡（Nilanthi Samaranayake）、中非合作论坛（Lina Benabdallah）和中国对国际法（Thomas Kellogg）、工业标准战略（Jack Kamensky），全球生态系统和信息的态度。最后，四位高级顾问（Harry Harding、Roy Kamphausen、Jennifer Lind和Andrew Nathan）协助指导和审查整个过程中的研究工作。现阶段，该项目从他们的智力投入和指导中受益匪浅，我感谢他们慷慨投入的时间和灌输的正能量。

在开篇文章中，克里斯·霍顿考察了北京在洪森统治的柬埔寨所有可能领域的高度影响力。在过去的五年里，中国投资迅速涌入柬埔寨的各个经济部门。在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和联合国内部，金边可以信任地为中国代表投票。同时安全合作也在增加，这可能最终会给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席之地，从而可以投射权力。与中国巩固的关系也加强了日益独裁的洪森政权。

亚当·卡斯卡特研究中国领导人领导下的中韩关系。虽然朝鲜领导人一直试图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保持中间立场，但他们也被中国领导人“一带一路”倡议的承诺和朝鲜进一步融入更广泛地区的可能性所吸引。中国正在利用软硬兼施手段培养与首尔的关系，试图拉近与韩国的关系，削弱韩国与美国的同盟关系。

安德烈·沃登的文章详细探讨了中国对当前国际人权框架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内普遍价值观的挑战。北京在寻求落实其发展权议程方面变得越来越积极，并在争取对重新界定权利的支持方面取得稳步进展，这些权利将使各国政府能够避免追究侵犯人权行为的责任。沃登精心描绘了一系列中国用来获得扩大影响力并在制度内增加话语权的强制手段。

贾斯蒂娜·斯祖德利克研究了17+1（前16+1）机制的发展轨迹，据称这是中国在2012年初创建的一个多边平台，旨在促进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在中国领导人上台并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取向之后，这种模式已经从主要以经济为重点发展成为一个为北京的首要地缘政治目标服务的工具。斯祖德利克的文章描述了该平台是如何成为中国在中东欧国家推广和宣传中国规范、价值观和标准的主要工具，并对其成败进行了评估。

马林·伍德分析了在过去三十年里，发展权的概念是如何成为中国官方人权政策的核心，并腐蚀了普遍的人权标准。她重点分析了北京的立场是如何从最初的防御性转变为积极主动地重塑国际人权规范，以更好地适应中国的利益。围绕这一概念，中国从把发展权定性为不同于西方自由民主的模式，到主张这一概念优于西方自由民主模式，从面向国内到普遍适用。因此，中国在正面挑战既定的国际标准和普遍性、不可分割性和法治原则。

亚当·西格尔认为，围绕其偏爱的网络主权概念，中国在塑造全球网络空间治理方面的积极性日益增强。北京的构想源于中国国内对信息流和内容的更严格控制、增强网络安全、增强技术独立性的渴望，并对全球互联网的开放性和自由性产生了严重影响。然而，中国最近的对外宣传并不是国际社会日益接受网络主权概念的唯一原因。根据他们自己对威胁的评估，似乎有更多的政府愿意接受更高程度层次的互联网监管，这与北京的利益一致。

最后，艾莉丝·波内特描述了中国如何成为发展金融实践和规范变革的结构性参与者。中国的策略是逐步改变现有体系中的界线，而不是试图重新创造一切，或完全重塑全球援助结构。过去十年，中国在确定国际发展计划的参数和创建多边金融机构方面更加积极，这一举措最终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启动。中国的海外发展政策具有鲜明的特点，不同于现有的国际援助模式，其影响随着中国的国际脚步而扩大。

本报告中撰写论文的七位专家承担了一项极其棘手的任务。他们被要求去寻找和揭示一个系统中最重要的元素，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构想”的最重要元素，然而这些元素还没有出现，其特征尚未明确界定。他们的研究结果有助于确定随着中国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和跨领域的扩张，中国政府更有倾向性的那些安排的主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