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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07 14:48:00

吴觉农（1897年—1989年），浙江绍兴人，是我国著名的农学家、农业经济学家、现代茶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一生事茶，为振兴我国茶叶事业奋斗了70年。他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农业部副部长，兼任中国茶叶公司总经理，民建中央常委、咨议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等职，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振兴茶业 为国争光

吴觉农1917年于浙江杭州甲种农业专科学校毕业后，留校任讲师3年。他一面工作、一面自学，继续深造。此时正逢浙江省教育厅用日本退回的部分庚子赔款，每年接收一批农科或工科毕业已工作两三年的学生，去日本公费学习或实习。其中茶叶科报考人数较少，吴觉农本来就对茶叶有兴趣，以优异成绩被录取，1919年赴日本求学，1922年学成归国。从此，吴觉农与茶叶结缘，没有离开过茶叶事业。振兴茶业并不是一条平坦道路，充满艰辛和坎坷，但他凭借坚强的革命意志、百折不回，战胜了一个个困难，取得了成绩，为振兴我国茶产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著书立说，公开宣传“世界茶叶的原产地在中国，不是印度。”吴觉农驳斥了西方国家对历史的歪曲，为国争光。他在日本留学时，潜心研究世界茶叶发展史，写了《茶树原产地考》和《中国茶叶改进方案》两篇重要文章，在国内杂志上发表。文章称，“我在日本学习期间，曾对我国茶叶的历史作了一些研究。据史料记载，在公元前1066年至周武王伐纣时，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已把茶叶作为贡品。从西汉时代开始，茶叶已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售。到了唐代，茶叶产区已遍及长江南北十几个省。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陆羽的《茶经》，也在这个时期问世。我国茶叶，在公元6至8世纪传到朝鲜、日本以后，17世纪前半世纪开始又传到了欧洲和南北美洲。因此，过去世界上一致认为，中国是茶的故乡，世界茶树的原产地在我国的西南地区。”英国鼓吹世界茶叶的原产地在印度，因为印度曾是英联邦国家，也就是说是从英国开始的。吴觉农的文章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有力驳斥了英国对历史的歪曲。

建立茶叶质量标准和检验制度。我国茶叶曾是国际上的畅销货，1920年后销量逐步下降，被印度、斯里兰卡等国超过。其原因是粗放型经营，缺乏品质检验制度，往往同一批茶规格不统一，生产方式因陋就简，长期墨守成规，以致无法与别的国家竞争。时任上海商品检验局局长邹秉文是一位崇尚科学救国的知识分子，他为此事十分着急，认为要改变现状，必须从建立茶叶质量检验抓起。当时他想到了吴觉农，认为吴是负责此事的合适人选，遂聘请吴觉农为商检局技正兼茶叶检验组组长。吴觉农在邹秉文的授权下，物色专业人才成立茶叶检验组，制定了茶叶检验标准，如红茶、绿茶分级标准、水分标准、灰分标准、着色标准以及包装标准等，规定凡达不到标准的商品一律不许报关、不许出口。但此事却遭到洋行、茶栈和中间商的反对，他们认为如果建立了茶叶质量检验标准和制度，就不能以次充好、浑水摸鱼了，于是对吴觉农恨之入骨。但是吴觉农不为所动，坚持这样做，认为建立茶叶品质制度，对改变华茶在国际落后的产能局面，对全国茶叶质量提高均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大力兴办茶叶试验场，推动茶树更新。吴觉农认为建立质量检验制度固然重要，但仅仅这一点是不够的，从全局考虑，要解决茶叶品质提高的问题，必须走科学实验之路。即由政府划出一批土地建立茶叶改良试验场，并投入专项资金，购置先进的制茶设备、检测仪器、图书资料等。必须调集一批专业人才，从茶叶栽培、采摘、制茶、贮藏全过程进行科学研究。没有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茶叶改良试验场搞不起来。吴觉农为创办茶叶试验场四处奔走，先在浙江衢州设立东南茶叶试验总场，后迁至福建武夷山。安徽祁门茶叶试验场是其中办得较好的一个，他还与上海商检局合作，设立了江西宁州、浙江平水等茶叶试验场。试验场以生产、科研相结合，潜心研究，结出了硕果。

茶树是有生命周期的，必须不断更新换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国出口口岸被日寇封闭，茶叶销路骤减，茶树老化、茶园荒芜，令人伤心。吴觉农此时想的是到抗战胜利后茶叶复兴问题，他大胆提出可否利用这一时机，从茶树种植入手，用新的品种替代老茶树，建立新茶园。具体建议在我国东南各省战火尚未波及的地区把茶树更新工作搞起来，否则战后茶叶复兴就来不及了。吴觉农的建议得到了政府贸易委和中茶公司的批准，拨出专款进行此项工作。茶树更新运动是一个宏大计划，首先要更新老化的茶树，逐步改造废弃的破旧茶园，向建立科学化新茶园发展，同时要发货款给茶农，改善茶农生活条件。吴觉农创办的福建武夷山茶叶研究所在三年时间内，在浙、闽、皖、赣四省11个茶区开展茶树更新运动，合计更新茶树1000余万丛，培育茶苗200多万株，并完成了四省以外的茶区土壤调查工作，出版报告多种。

扩大外贸出口，为国家多创汇。吴觉农认为我国是产茶大国，应该不断提高外销茶的比重。他坚持科技兴茶、贸易立国。抗战时期，苏联对我国提供了不少军用物资，我国则以茶叶作为主要的易货商品。吴觉农分管这项工作，他以贸委会代表身份与苏联商务代表进行谈判，签订第一份贸货协定。为了确保货源、减少中间环节盘剥，吴觉农提出由中茶公司统一收购，消息一传出，一些洋行、中间商纷纷起来反对，因为实行统一收购会打乱他们想垄断市场的计划。吴觉农坚定地以贸易委专员和香港富华公司副总身份，全力做好全国各地货源运集香港，履行对苏易货协定及开展外销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为加快经济建设急需外汇，但当时农产品中能出口换汇的商品很少，只有丝绸、茶叶、桐油和猪鬃几种。吴觉农任农业部副部长后，迅速建立起全国茶叶产销体系，积极组织茶叶收购，推销积存的陈茶，加快茶叶改制工作，将绿茶改红茶。当时苏联急需红茶，是我国茶叶出口的最大市场。

大力培养茶叶专业人才。吴觉农是行家，深知茶叶要振兴，人才是关键。我国长期以来所谓茶叶专业人员，其实只是一些土法制茶的技工和品茶师，具备现代科学知识的专业人员凤毛麟角。吴觉农十分重视茶叶专业人才的培养工作。他在担任上海商品检验局茶叶检验处负责人时，招聘数十名人员，亲自授课进行专业培训，培养出一批茶叶产制和检验人员。后来他又在香港富华公司招聘了一批人员进行专业培训。

茶叶是我国历史悠久的特产，但在旧中国各大专院校基本没有专业培训人才的专系专课，有的也只是在植物学科中讲些一般常识。重庆复旦大学率先设立茶叶专业是吴觉农与各部门多次协商促成的，复旦大学开设茶学系后，吴觉农任系主任、教授，为学校聘请了一批名师，充实师资力量，还向有关部门争取到学科所需的专项经费。新中国成立后，不少农业院校相继设立了茶学系，复旦大学开了先河。吴觉农为新中国振兴茶业准备了最重要的条件。

崇尚科学，著书立说。吴觉农一生事茶，同时勤奋学习、笔耕不辍。他留给后人数百万字的文稿，其中有时事评论，如在日本留学时写的《中国的农民问题》《日本农民运动的趋势》发表在《中华农学会刊》《东方杂志》上；有的被毛泽东主持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选为辅导教材。吴觉农写的最多的还是茶叶专著，他阅历丰富，既有长期在国内的实践经验，又有在国外考察中学到的先进经验，他把两者进行对比，取长补短，提出改进意见。1979年起，他开始撰写一生中最后一部著作《茶经述评》，该书集他一生学习实践经验的大作，是研究当代茶学的经典著作，被誉为“20世纪新茶经”，丰富了我国茶叶学的历史文库。全书共有30余万字，历时3年，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吴觉农积极参加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活动，参与中国茶叶博物馆的建设工作。在博物馆落成时，他题字：“中国茶叶如睡狮一般，一朝醒来，决不至于长落人后，愿大家努力罢！”

茶人品格 为人师表

“茶人品格”是吴觉农一贯倡导的，他认为，要做好事首先要做好人。吴觉农处在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独立、民主的大时代转变中，中华民族复兴的大任要中国先进分子来承担。吴觉农受进步思想的影响，立志要做一个为振兴我国农业而奋斗的青年，便将自己的名字吴荣堂改为吴觉农，同时希望广大农民觉悟起来，为共同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而奋斗。

“茶人品格”是吴觉农一生做人与做事的感悟。吴觉农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信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27年3月，蒋介石到了上海，很快暴露了真面目。吴觉农回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时，在上海闸北虹口一带枪声不断。那一天，我和好友胡愈之、章锡琛三人白天待在章的家中未出门，直到傍晚我才与胡愈之心情沉重地走回家。当时，正是微雨之后，行至闸北鸿兴路口时，突然发现血水顺着路面流向阴沟，两人的鞋底也都沾上了血迹。我当时惊呼出声“血、血”，胡愈之却始终一言不发。直到回我家后，胡愈之说了一句话，“想不到他们比北洋军阀还要凶狠！”他让我拿出纸笔来，奋笔疾书，一挥而就写下了抗议书，上书国民党几位元老（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抗议书最后是郑振铎、冯次行、章锡琛、胡愈之、周予同、吴觉农、李石岑7人的签名。此信寄出的第二天，在胡愈之的弟弟胡中持编辑的《商报》上公开发表。后被周恩来赞之为“中国知识分子大无畏壮举”，这份珍贵史料被收藏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里。

吴觉农不是共产党员，但他的行动偏左，许多人怀疑他是中共地下党员，甚至连孔祥熙都这样想。一次，上海商检局局长邹秉文向孔祥熙汇报工作时，孔祥熙突然问：“有人说中茶公司的协理吴觉农是共产党员，你察觉没有？”邹秉文听了心里一惊，连忙回答说，“这不可能！”孔祥熙说：“你凭什么可以证明他不是共产党呢？”邹秉文回答说：“凭我全家的性命来担保吴不是共产党员。”孔祥熙听邹秉文这么一说就不再追问下去了。事后邹秉文立即告诉了吴觉农，要他注意。吴觉农在老友冯和法面前风趣地说：“这个老孔也太抬举我了，共产党的组织这么容易参加吗？我老吴还不够资格呢。”

吴觉农确实不是共产党员，但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他一生的夙愿，党组织曾向他表示其入党够条件，但是留在党外为好，这样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吴觉农听从党组织安排。他虽没有加入党组织，但信仰的力量推动他与党走在一起。在各个革命时期，他利用公开身份和有利条件，营救了许多中共党员、爱国进步人士和蒙难青年。营救充满风险，但吴觉农机智、勇敢、细致地完成了任务。有一次，他受中共地下党和沈钧儒的委托，营救吴大琨。吴大琨是救国会骨干成员，1939年代表上海各界人士去皖南慰问新四军，途中被国民党反动派绑架，囚禁在江西上饶茅家岭黑狱，后移至上饶集中营关押。前两次营救失败后，请吴觉农设法帮助营救。吴觉农先打听吴大琨关押地点，得知确切消息后，通过第三战区上层人士疏通关系，谎称是“叔侄关系”为他担保才营救成功。出狱这一天，吴觉农行走三四十里山路去接他，使其夫妻团圆，并介绍他去福建建阳国立暨南大学文学院任教。

吴觉农早在1931年就秘密参加由王昆仑、王炳南等人发起成立的“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这是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秘密组织，旨在团结国民党内爱国进步人士，联合广大爱国民主人士，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制造分裂阴谋。吴觉农参与该组织的领导工作，一面经营茶叶，一面从事“小民革”工作。他在上海开设的合众茶厂及之江制茶厂实是“小民革”的秘密活动点。1946年国共谈判破裂，中共代表团在撤离前，周恩来曾会见了包括吴觉农在内的4位“小民革”的负责同志，对今后工作作出了指示。

在兴茶事业中吴觉农历尽艰辛，但他从不言苦，对茶叶发展始终充满信心。为什么吴觉农能做到这样，因为他爱茶至深，视茶为自己第二生命，兴茶是为了实现爱国报国之志。我国的茶叶产地分布在西南和东南各省，吴觉农为了工作常常奔赴各地。抗日战争时期，没有现代化公路和交通工具，还要躲避敌机的轰炸，行车很不安全，常常会发生翻车事故。一次从贵阳至重庆行车途中，在一个名叫“吊死台”的地方翻车受伤，所幸汽车被一块大石挡住，才没有翻到深渊中去。脱险之后，吴觉农在重庆写信给爱人说：“这次我体会到了生与死之间本来就在一线之间，只能泰然处之，如果过多地考虑生与死，就只能什么都不干，那人活着也就失去了意义。”吴觉农在兴茶事业中碰到的阻力更多，曾感叹地说：“在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的旧中国，要办成一件利国利民之事，谈何容易啊！”

吴觉农对我国茶叶光明前途，始终豪情满怀、信心百倍。1941年12月，他在重庆复旦大学纪念周上作题为“复旦茶人的使命”的讲话时说：“茶叶在中国是具有大前途的，不要说全世界的茶叶，我们是唯一的母国，我们的生产地域之阔，茶叶种类之多，行销各国之广以及特殊品质之佳，是各产茶国望尘莫及的。”他勉励同学们：“各本其所长、各尽其所用，将来担负茶叶和其他方面的工作。我相信不出10年，最多20年罢，中国的茶叶科学，不但在实用上有飞跃的进步，甚至对各国茶叶的生产和消费者，必有无穷的贡献。”

廉洁奉公、公私分明、反对浪费、恪守做人的信念。吴觉农在上海商检局工作时，其工作精神和人品为人称颂。他在局里作了明文规定，凡检验的茶叶决不能拿来私分。到了贸易委，办理统购统销时，更是一丝不苟、公正严明。吴觉农说：“中国长期受家族制度和人治习惯势力影响，种种事情就演变成团体和私人不分，或只顾自己不爱护团体，并随便浪费，这简直就是一种罪过。”他一生自我总结奉行的信条是：一是要养成科学家的头脑；二要有宗教界的博爱；三要有哲学家的修养；四要有艺术家的手法；五要有革命家的勇敢；六要有对自然科学、文化和社会科学的综合能力。

吴觉农一生淡泊名利、两袖清风，不求功名利禄，勤勤恳恳、埋头苦干，清廉自守、无私奉献。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陆定一对他的一生做过高度评价：“吴觉农先生毕生从事茶业，学识渊博、经验丰富，态度严谨、目光远大、刚正不阿，如果陆羽是茶神，那么说吴觉农先生是当代中国的茶圣，我认为他是当之无愧的。”

（作者：程 炜 王 静；单位：民建浙江省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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