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圣经神学的理解，建造巴别塔的狂妄举动招致神的惩罚。然而，如《约翰福音》第3章16节所言：“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和合本，1998:106-107）神爱世人则通过“道成肉身”——童贞女马利亚被圣灵感孕，降生世上便是耶稣。他既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神爱世人由耶稣彰显出来，所以耶稣就是“道成肉身”。“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和合本，1998:225）耶稣受洗后宣传神的“福音”，并为此事业被出卖、钉死于十字架，三天后复活。新约里有四处记载了耶稣复活升天之前面授给门徒的“大使命”：

（1）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和合本，1998:28）

（2）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和合本，1998：63）

（3）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和合本，1998：103）

（4）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和合本，1998：113）

（1）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和合本，1998:28）

（2）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和合本，1998：63）

（3）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和合本，1998：103）

（4）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和合本，1998：113）

是否听到并相信福音关乎人的“得救”与“定罪”，因此耶稣叮嘱门徒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直传到万邦”、“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些呢？留意“说新方言”和“圣灵降临”。于是便有了《使徒行传》第2章1-13节记载五旬节圣灵如火舌降临赐予门徒外语能力的翻译事件：

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各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和合本，1998:134）

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各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和合本，1998:134）

在这个神奇语言事件中，说外国语的信徒是耶稣生前本乡的加利利人，而现场围观并见证这一幕的人则是来自地中海周边多国多地、各操本国本地方言的一群人：这些“国际人士”居然分辨出他们说的是自己的母语。五旬节灵舌降临事件不仅是圣经翻译传播的原型，（王再兴，2014）也成了基督教会诞生的标志。（Walker, et al,1985）

从这些圣经记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包括圣经翻译在内的人类语际翻译发生的神学理解：

表1：语际翻译的神学理解

人类之所以有“翻译”这样的行为，是因为其最终目标是“回归单一语言之海”（Steiner,2011:224），或曰重建巴别塔：

巴别塔倒塌了，上帝将语言分散开来，把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孤单给了我们，同时也把修复隔膜这个不可能却充满乐趣的任务交给我们。巴别塔倒塌之后，神暗中对我们提出挑战，要我们仰视神，建一座新的巴别塔。翻译行为就是重建“巴别塔，那是个不可能之塔”。（Barnstone,1993:3;任东升，2007:16-17）

巴别塔倒塌了，上帝将语言分散开来，把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孤单给了我们，同时也把修复隔膜这个不可能却充满乐趣的任务交给我们。巴别塔倒塌之后，神暗中对我们提出挑战，要我们仰视神，建一座新的巴别塔。翻译行为就是重建“巴别塔，那是个不可能之塔”。（Barnstone,1993:3;任东升，2007:16-17）

这就难怪西方圣经译者持有这样的观点：圣经之所以有翻译史是“因为曾有道成肉身的历史”（Walls,1996:26），“道成肉身”是确认翻译乃可为之事的基督教根据，是圣经翻译的神学基础。由此可见，“巴别塔→道成肉身→大使命→灵舌降临”构成一个既有理论深度又有鲜活实践的语际翻译完整链条，圣经翻译的两种范式就是“道成肉身”和“圣灵降临”（Scorgie,2003:21）。

三、圣经翻译的神学依据

圣经里有这样表述观念的话：“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和合本，1998:120） “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和合本，1998:234） “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和合本，1998:234）这些观点首先会产生这样一个信条：圣经是一部关乎“救赎”的书，而圣经翻译是一件“极为要紧的事”（Scorgie,2003:20）。这种信条背后实际上潜藏着圣经翻译的神学依据——道成肉身。

“道成肉身”的英文是Incarnation，意为“使它成为血肉”，源自《约翰福音》1章1-14节：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和合本，1998:104）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和合本，1998:104）

希腊化时期犹太教哲学的代表人物和基督教神学的先驱斐洛（Philo Judaeus of Alexandria，约前30-前40年）认为圣经不仅仅是一部宗教书籍，也是一部哲学著作，因为希腊哲学也从中汲取营养。他是第一位提出“道成肉身”的人，认为道成肉身就是基督耶稣。斐洛虽然可能并不了解基督教，但在解释旧约的过程中却为上帝创世的过程赋予了形而上的哲学色彩。他认为上帝首先创立了理性，即logos，然后logos理性又创造出万事万物。上帝是创世者，耶稣就是上帝的结果，而道就是连接上帝和耶稣之间的一个媒介。

约翰称基督为the Word，与圣经开篇《创世记》记载的神以“说话”创造宇宙相呼应。事实上，圣经所表达的形象与意义都是在对神之存在及其道成肉身的基本认同下进行的。道成肉身暗示了圣经这个独特文本所承载信息的救赎功能以及为达此目的而进行圣经翻译之必要且可行。“道成肉身”甚至成为圣经翻译、“福音传播”的代名词，如635-2005年间的圣经汉译是“圣经在中国道成肉身”，21世纪汉语圣经翻译的“异象”是尊重各种版本和前人的努力，结合大陆信仰群体的语言习惯和文化传统，在保持版本多样性的基础上，“扎根于圣经,‘道’在汉语之中成肉身。”（相龙烽、张奎志，2011）

在基督教观念中，受神圣启示最初以希伯来文和希腊文而写成的“圣经”，用人类其他语言也可以充分传达出来；神圣启示的真理可以在不同语言系统之间传递，且具有同样的效力。圣经翻译不仅重要而且可行。重要，是因为这关乎“得救”；可行，是因为有“道成肉身”。

圣经翻译涉及到对圣经文本客观启示出来的神学把握与译者主观的神学立场的反思。基督教的圣经具有一种独特的翻译传播特性,即它必须在翻译中传播,在传播中翻译。圣经的这种特性源于基督教道成肉身的核心，“道成肉身”体现了“道神一体”的神学观，而“道神一体”又源自“三位一体”的观念。其实，圣经原典里并没有圣父、圣灵、圣子的“三位一体”之说。传统基督教徒相信，耶稣基督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The Trinity）中的第二个位格，即圣子或道。这个信条在《尼西亚信经》中被确认，是基督教基本教义之一，由德尔图良（Tertullian, 115-245）于公元二世纪末至公元三世纪初所提出，其本意是调和基督教的上帝之“道”与古希腊的“道”，即宇宙创造者“逻各斯”。古希腊哲学强调“统一”（Unity）的“纯粹一体性”（perfect oneness），而当时犹太教徒和非基督教人士，如塞勒苏斯（Celsus）都诟病基督教，说该教有耶和华和耶稣两个上帝并存，德尔图良于是提出三位一体说。这虽然避开了理念上的矛盾与冲突，却与圣经的“各从其类”观念相左，而且自此以后这种一多（one-many）关系的纷争便成为了贯穿西方哲学的主线。

当代西方学者认为道成肉身就是翻译（Incarnation is translation），因为当上帝在基督里成为人，神性就被翻译成了人性，这就好比人性是一种接受语言(receptor language)。（Walls,1996:27） “肉身”即耶稣基督体现了“道”即神，“神性”由此被翻译为“人性”。

如果把“道成肉身”教义运用于圣经翻译，不难看出历史上的圣经翻译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1）以“道”为中心的翻译：侧重以原初语言的意义表达为目的,遵循以传递上帝之道为中心的直译原则,包括传递原初语言语词的涵义、语法的结构。

（2）以“肉身”为中心的翻译：侧重以译入语言的意义理解为目的，遵循以强调接受者的肉身处境为中心的意译原则,包括使用接受者的时代语词。

（3）以“成”为中心的翻译：介于直译与意译之间。事实上，无论直译还是意译，都内含“成 (希腊语可以理解为‘生成 ’)”的过程，只是当这种“成”的结果偏向 “道”或原初语言的时候，它就带有直译的特征；当其偏向“肉身”或译入语言的时候，它就带有意译的特征。（查常平，2014）

将“道成肉身”的圣经教义运用于圣经翻译实践，实际上已经触及了圣经翻译的哲学层面。

四、圣经翻译哲学的转变

圣经翻译范式转变的背后暗含着圣经翻译哲学的转变。

1. 直译哲学

从一定程度上讲，某种宗教的核心教义或理念就是该宗教经典翻译思想或理论的“玄翻译理论”。（任东升、李爽，2010）圣经翻译的哲学指的是圣经翻译实践中始终一以贯之的指针、系统性做法。我们认为，圣经翻译哲学与三个因素密切相关：圣经文本中“圣经文字不可增删”观念，不同教派及其圣经译者对圣经文本“神圣性”所持的态度，制作圣经译本的目的、读者对象或译本功能期许。

圣经被基督教奉为经典，其作者权被赋予超验的彼岸性质，其文本的神圣权威由此确立，面对这种彼岸作者的神圣文本，忠实情结、逐字译始终是主导圣经翻译的哲学，甚至20世纪的本雅明也主张圣经的隔行直译（interlinear gloss）乃“最理想的翻译”（Benjamin,2000：15-23;本雅明，2000:15-23），奈达也认为最典型的翻译应该是“释译”（gloss translation. Nida, 1964:159）。不仅如此，被译为民族语言的圣经文本与“原作”具有同等的圣神地位和塑造教徒的功能。

圣经被视为神的话，圣经中有多处体现“不可添加”观念的规条：

《申命记》第4章2节：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和合本：1998:169）

《申命记》第13章32节：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和合本，1998:179）

《箴言》第30章6节：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恐怕他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言的。（和合本，1998:640）

《耶利米书》第26章2节：耶和华如此说：你站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对犹大众城邑的人，就是到耶和华殿来礼拜的，说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一字不可删减。（和合本，1998:766）

《申命记》第4章2节：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和合本：1998:169）

《申命记》第13章32节：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和合本，1998:179）

《箴言》第30章6节：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恐怕他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言的。（和合本，1998:640）

《耶利米书》第26章2节：耶和华如此说：你站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对犹大众城邑的人，就是到耶和华殿来礼拜的，说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一字不可删减。（和合本，1998:766）

最为严厉的警告出现在《启示录》的结尾处，第22章18-19节：

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作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和合本，1998:292）

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作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和合本，1998:292）

如此的圣经文本观和文字观，致使多数圣经学者、译者、研究者持有“圣经无误，错误在人的理解”的观念。如西方圣经译者的信条：“圣经是神给人类得救的特别启示，并且神启示了圣经文字”。（Scorgie,et al,2003:303）

再以《提摩太后书》3章16节的翻译为例。原文里重要的词是希腊文theopneustos，意思是“呼出”（ex-spiring）。英文钦定本及绝大多数钦定本传统的译本均译为（All ureis）given by inspirationof God.中文和合本译文是“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而英文新国际版（NIV, 2002）和中文恢复本（Recovery Version, 2009）均译为（All ure is） God-breathed”，圣经都是神的呼出。

对于两种译法的差别之处，新国际版之研读版的本句脚注讲得明白：All ure is God-breathed比given by inspiration of God准确，因为直译为“神的呼出”才能“确证神在圣经写作过程中的积极参与”。（NIV Study Bible，2002:1885）

当今一些圣经译本和圣经翻译研究著作的名称，也反映出圣经翻译的哲学。如1995年出版的圣经英译本取名God’s Word Translation，圣经翻译研究著作或论文集，如奈达表示圣经原本与各译本之间的关系是“神语人言”的著作God’s Word in Man’s Language（1952）。其他著作如 Translating the Word of God2（1974），Translating Truth: The Case for Essentially Literal Bible Translation（2006），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Language--A God-Centered Approach（2009）。这些圣经翻译论著从名称上就透露出作者基于“圣经 = 真理”认知下的圣经直译哲学。

2. 动态哲学

英文圣经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在20世纪中叶发生了范式变化，即由17世纪英文钦定本奠定的近乎直译转向动态对等。然而，作为宗教文本，圣经翻译无论受何种范式支配，总有其共同目的。首要的共同目的便是推动基督信仰。15世纪威廉廷代尔翻译的新约最早在该译本序言中明确了传播福音的目的。第二个共同点是译文表达的清晰度。“动态对等”极大地提高了圣经翻译的清晰度，同时也给“近乎直译”译本敲响了警钟。因此在许多近乎直译的译本序言中也会看到动态对等的影响，即强调“清晰度”。如：

新英文钦定本（NKJV, 1982）：英语文本既要准确又要具有可读性（… an English text that is both accurate and readable）

新美国标准版圣经（NASB, 1995：对神圣事实的清晰、准确的传达（… a clear and accurate rendering of divinely-revealed truth）

英语标准译本（ESV, 2001）：确保最充分的准确度和清晰度（… to ensure the fullest accuracy and clarity）

新英文钦定本（NKJV, 1982）：英语文本既要准确又要具有可读性（… an English text that is both accurate and readable）

新美国标准版圣经（NASB, 1995：对神圣事实的清晰、准确的传达（… a clear and accurate rendering of divinely-revealed truth）

英语标准译本（ESV, 2001）：确保最充分的准确度和清晰度（… to ensure the fullest accuracy and clarity）

动态对等所强调的透明度是对读者透明，英语译本不能让现代读者感到其语言与日常话语不同，清除所有妨碍译文读者理解的信息。一个很好的证明是奈达指导翻译的“福音圣经”（Good News Bible, 1976），其序言称做出的所有努力是让语言自然、清晰、简单且无歧义。英语标准译本序言则提出，应该寻求原文的透明度，让读者尽可能地看到原始文本的结构和意义。可见，译者关注的重心是原文，而非读者。

福音圣经的出现可以说是一个圣经译本呈现的新标志，表现为译文口语化、古代生活现代化，照顾读者而添加解释性文本。但这些文本通常会产生误解，甚至本身就是与原文不相关的信息。在圣经诗歌方面，福音圣经降低了传统圣经译本的丰富性。而且原文中的隐喻被忽略，读者从福音圣经中获得的只是原文隐喻众多意义中的一种。较之于传统近乎直译的译本，意义借助于形式得以传达，动态对等范式声称传达的是意义而并非形式，意义高于形式，不保留原文形式和词语也可以传达意义，这与索绪尔基于意义的翻译一致。（Ryken,2009:63）奈达的理由是，之所以删除某些隐喻是因为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陌生且不易理解的。所以，该译本的另一个倾向便是降低圣经中词语的重要性，强调意义的作用。不过奈达说得很坦白：译者作为基督的仆人，必须等同于基督，必须等同于圣经之“道”；译者作为传教士，必须等同于他的听众。（Nida, 1952:2）

纵览历史上出现的圣经所有译本，其实都处于一个连续统中。然而这个连续统是存在明显分割的，当代圣经翻译出现了“直译/形式对应”和“动态/功能对等”两极。参加过新美国标准本和新国际版翻译的美国圣经学者科尼特·巴尔克认为，好的圣经翻译就是遵从平衡的哲学，追求在“准确-美感-清晰-典雅”之间取得平衡，圣经翻译基于“平衡、中和”的翻译哲学。（Barker,2009）

“平衡”到底在两极之间的哪一处呢？拉尔森（Larson,1995:52）用图示显示了圣经翻译限度的七个刻度：

非常直译→直译→调适的直译→直译意译混杂→接近地道→地道→过度自由

任何圣经译本都不外乎在这个限度之内，而“地道的”翻译当是圣经译者要追求的目标。地道的翻译追求与源语意义相同但使用接受语的自然形式表达，保留意义而非形式。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让译本读起来像目的语中的原创作品而向新的读者再现原文的影响力。因此，译者不仅要进行认真的语言重塑和释译，还要为目的语读者考虑，把源本中那些原文读者容易理解而对于新读者意义比较隐含的信息加以特别说明。在这一点上，地道的翻译与功能对等的做法相似，两者都是基于意义而非字面，都强调译文要再现原文对目的语读者的影响力。对于直译和意译两端之间的选择，而可接受的的选择是“有调适的直译”和“地道的翻译”。（Carllow & Beekman,1974:23-24）

五、 结论

本雅明所谓语言与启示合为一体乃人类所能看到或写出的理想文本，在圣经中体现为人作者的文本多样性和神作者的启示统一性。圣经由人而写、由人诠释、供人理解，离开“人”，圣经的文本性将不复存在，其文字寓意、教义网格和信仰之源，脱离了具体而实际的“文本”，亦将不复存在。圣经含示语际翻译的神学理解，圣经翻译亦自有其神学依据，而人类基于圣经文本性所做的永不停止的翻译，正是一步步接近并揭开启示的必由之径。就圣经翻译而言，与其说逐字译是“以神为中心”的翻译哲学、逐意译是“以人为中心”的翻译哲学，倒不如说两者都是人试图翻译神的途径。人类具备了翻译的能力，因而一切翻译都是神圣的。在此意义上讲，“巴别塔-道成肉身-重建巴别塔”具有翻译学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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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息

任东升，男，1966年生，河北井陉人，博士，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翻译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包括宗教翻译思想、国家翻译实践、外来译家。

原文发表于《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2017秋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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