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是构成西方文化的主要因素之一，它在西方伦理文化中具有更突出的地位。《创世记》是《圣经》的开篇，它所反映的是基督教的核心信仰，也可以说在这里能够找到基督教其它信仰的理论基础。因此研究《圣经·创世记》对西方伦理文化的影响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一

《圣经·创世记》明确了基督教徒“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信仰。《圣经·创世记》开宗明义讲明了上帝如何在六天之内创造了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和人。上帝创造世界可以说是犹太人的一个简单的神话，但是它对后来的西方文化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其一，上帝创世的神话确立了西方人处理人和自然关系的一种基本态度。

在犹太教——基督教这一系统的文化中，人们在很早的时候就确立了唯一神的信仰，上帝是世界上唯一的神，是世界的创造者和统治者。上帝作为唯一神是宗教思维高度理性化，高度抽象化的产物，上帝在基督教徒那里是一种抽象的精神意象，世界作为这种精神意象的产物应该是合乎理性的，既然是合乎理性的就应该是有规律的，有条理的，而非是一个杂乱无章的一个混沌体，一个神秘莫测的谜团。西方人最初对世界的这种总体观念确立了西方人处理人和世界关系的基本态度，既然世界是有条理、有规律的，就是人可以把握的，人可以控制，这种人对世界的态度是事实认识的态度，是科学的态度。

应该说这并不是我们无凭无据的臆测。《圣经·创世记》以宗教观念的形式表明了这种态度。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在地所爬的虫。’”“又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1]

其二：创世记赋予了人在世界上的特殊位置和价值。

《创世记》说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人和神的形象是相同的，这与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不同，上帝造人，要使人成为世界的主人，不仅在《创世记》第一章中，明确了人要统治世界的想法，而且在第九章，挪亚带着妻儿和各种动物从方舟中走出来。上帝又一次说：“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的一切的昆虫并海里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 [2]

在基督教文化中，将人和各种自然明确区分开来，在世界上只有人和神最接近，最相似，人是神圣的。人和神的区别在于寿命和智慧，由于人偷吃了智慧之树上的果子，知道了是非善恶，人就具有了更多的神的性质。

“ 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 [3]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自然一向被视为自然而然之物，自然不是被某种外在力量所创造和控制的，自然有着自身的演化过程。从《易经》中所说“一阴一阳之谓道” [4]到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5]。世界是自然演化的，而且人不可以穷知世界，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无涯。” [6]中国人这种对世界的总体认识也确立了中国人对待世界的一种主要态度，主要不是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做自然的主人，而是顺应自然，天人合一。这种对待世界的态度是一种价值认识，而非事实认识，强调的是对世界进行伦理的和艺术的把握，而非以科学的把握为主。尽管中国人也有“人定胜天”（比如荀子）的思想，但是大多数中国人却往往认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二

《圣经·创世记》明确了契约在西方文化中的作用。

体悟《创世记》中的诸种观念，我们不难理解西方人所理解的人神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关于这一点，《创世记》一再强调。

“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中出来的活物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他了。’” [7]

正式契约与一般口头约定的区别在于契约是应该有标志的。神与人立约也是正式的契约所以也有标志。

“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契约是有记号的。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作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在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 [8]

这是神第一次和人立约，耶和华和挪亚立约。

“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作完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9]

这是《圣经·创世记》再次强调犹太人和其所崇拜的神之间的关系是契约关系，而且为了强调这种契约的重要性，又重新规定了这种契约的标志----割礼，割礼使得这种契约关系更确定了，而且它实实在在地体现在人身上。

“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作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 [10]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圣经》的作者不厌其烦的把同样的意思反反复复的说了几遍，足见其对此重视的程度。

把人和神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一种契约关系，说明契约是其信仰的一个重要的部分。而这种宗教信仰则是契约在其社会生活中有重要作用的反映，反过来这种宗教信仰进一步使其重视契约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既然他们把人和神之间的关系都理解为契约关系，自然也就会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理解为契约关系，用契约来解决生活中的难题。翻开《圣经》我们不难找到这种记载。

在《圣经·创世记》第二十一章记载了犹太人先知亚伯拉罕为了解决纠纷和亚比米勒王立约的事。在第二十六章又记载了为了解决冲突亚伯拉罕的后裔以撒和亚比米勒的立约。亚比米勒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使你不加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一味的厚待你，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地走。”《圣经·创世记》第三十一章又记载了雅各和拉班之间的立约。“拉班回答雅各说：‘……来吧，你我二人可以立约，作你我中间的证据。’雅各就拿了一块石头立作柱子……拉班说：‘今日这石碓作你我中间的证据。’……拉班又说：‘……这柱子也作证据，我必不过这石碓去害你，你也不可过这石碓和柱子来害我。’”

亚伯拉罕和亚比米勒的关系是统治者和平民的关系，雅各和拉班的关系是翁婿关系，所有的这些矛盾冲突，古犹太人相信都应该用契约的方式去解决。

相比较而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不十分强调这种契约的作用。以农业为主的经济模式，使原始的氏族制度得到更多的保存，血缘关系成为社会关系的核心，这又导致了伦理道德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邻里道德成为调节社会关系的主要模式。

用道德和契约调节社会关系都是要让人们遵守一定的规范以使社会秩序和谐稳定，但是二者发挥作用的方式非常不同。伦理道德借助的是人的良心、社会舆论和风俗习惯，而犹太人以及基督教徒遵守契约却是源于宗教信仰。这样契约和道德规范相比就具有更大的强迫性。古犹太社会开始就是以游牧和经商为主，而对农业并不注重。从《圣经·创世记》第四章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对牧羊的亚伯的礼物非常喜欢，而不喜欢种地的该隐的礼物。游牧和商业的社会是动态的，要约束这样一个动态的社会主要依赖伦理道德难于实现社会稳定和谐，社会需要一个更强有力的稳定机制。后来的整个西方社会经济也主要是以手工业和商业为主，所以在西方宗教文化和法律文化得以发展，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以后宗教力量被削弱，而法律却得到更进一步强化，而中国一直是农业社会，农业社会的社会成员被束缚在土地之上，社会的流动性小，人们祖祖辈辈长期居住在同一块土地上，血亲关系是中国社会的主要关系，签字立约或讲究法律往往被认为不合情理，在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中法律不能超乎人情，所以诉诸人情的伦理道德一直是调节社会关系的主要机制。

契约不可违背可以说是犹太民族的一种基本精神。从《圣经·创世记》中我们可以发现犹太人对这种精神的强调。

犹太人所信奉的耶和华是契约的监督者。他曾经检验犹太人遵守契约的程度。《圣经·创世记》第二十二章记载了亚伯拉罕杀子献祭的故事，耶和华为了检查亚伯拉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遵守他们之间的契约，向亚伯拉罕显灵要求他以自己的独生子来做祭品，虔诚的亚伯拉罕仍然按照耶和华的旨意去做。由于亚伯拉罕严格的遵守他与耶和华之约，所以耶和华给了许多的惠顾，多次救他于危难之中。

耶和华是契约的公证，对于有可能违约的人耶和华给予警告，而对于确实违约的人耶和华也要给予严厉的惩罚。《圣经·创世记》第二十章记载亚比米勒王要占亚伯拉罕之妻，于是耶和华警告他，如不把妻子还给亚伯拉罕那么亚比米勒家的妇女就都不能生孩子，而且耶和华说：“你和你所有的人必要死。”

对契约的重视在后来的西方文化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既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又对思想家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西方文化史上“契约”是许多思想家解释整体社会生活的基本思想，霍布斯、洛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对近代西方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20世纪以后，美国伦理学家罗尔斯再一次将“契约论”作为其伦理学说的核心，作为确定社会道德的基本出发点和基本原则。

契约论对西方社会生活的实际影响也是巨大的。西方资本主义虽然是在批判基督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基督教也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文化基础，任何文化体系都不是空中楼阁，都是以以往的文化为前提的。基督教为资本主义发展所做的文化前提是多方面的，比如说较之于我国的佛教和道教这样强调摆脱俗世的精神追求的宗教，基督教可以说是积极入世的宗教，基督教不是遁世，而是积极的干预社会生活。基督教的契约精神也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积极的文化因素。

契约精神意味着一种交换精神。契约是在人际交往的交换关系中才发展起来的，反过来它又促使人们以交换的态度来对待现实社会的人际关系，所以“假若你想让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怎样对待别人”，而且这种态度使人们意识到血缘关系以外的社会关系的重要性，人除了血缘关系之外尚有更实实在在的社会联系，有时甚至人们会把它看得比血缘更重。这种对待社会的交换态度也增加了人们开放的意识，思考和解决问题时不是将目光局限于一个小的区域而有更广阔的开放眼光。

契约精神中暗含着对个人价值的肯定。作为契约的签订者必定是有独立的自我意识的个体，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存在的意义。契约是保证人们公正地获得自己利益的手段。对个人价值的肯定也使后来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有了一定的文化基础。

许多学者将基督教中的“金科玉律”比之于孔子的“忠恕之道”，甚至于干脆就将“假若你想让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怎样对待别人”直接译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实际上我们应该认识到二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尤其是在社会生活中产生的实际影响是非常不同的。基督教的金科玉律是契约思想的一种体现，肯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而忠恕之道则是对个人的一种道德约束，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时应该“推己及人”，中国传统道德反对交换，强调“施恩不图报”和“知恩必报”，强调“善欲人知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

三

《圣经·创世记》所宣扬的原罪思想对后来西方文化的发展也有巨大影响。

上帝造人——亚当和夏娃，让他们生活在伊甸园中，“神吩咐他们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11]后来夏娃受了蛇的诱惑偷吃了禁果，而且让她的丈夫亚当也吃了禁果，于是他们有了智慧知道了善恶，因为自身赤身裸体而感到羞耻。于是上帝要惩罚人类，将亚当和夏娃逐出了伊甸园，让男人下田劳动，让女人生孩子，让人类在现实生活中忍受各样的痛苦。

犹太人的这则神话在基督教文化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可以说它是基督教理论的出发点和核心，基督教的各种学说尤其是伦理学说都是在此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所以许多思想家说西方文化是“罪感文化”，比如本尼迪克特等。

原罪说可以说是基督教的道德起源说。道德是上帝创造的。人和神的区别在于神知道善恶，也就是说善恶操纵在神的手里，人偷吃了禁果才有了智慧才，和神一样具有了善恶的意识。所以在基督教中，所有的道德规范都以宗教戒律的形式出现，遵守道德规范就不仅具有世俗的善的意义，而且也是捍卫自己的信仰。道德就具有了神圣性，增加了权威性。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多种道德起源的理论，但是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孟子提出来的“天赋道德论”，认为道德是人生而具有的先天品性，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12] “神启论”和“天赋道德论”虽然都为社会道德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神启论”赋予了道德宗教的神圣性，在基督教文化氛围里，道德依赖宗教的力量得以实现，一个人没有宗教信仰，就会被认为没有最基本的道德意识，而“天赋道德论”则将道德的基础设定在世俗社会，道德依赖自身的力量发挥作用，宗教信仰几乎与人们的道德水准没有任何关联。

原罪说确定了一种基本的人性观点，而这种人性观点又成为社会决策的基础。因为人类的祖先偷吃了禁果，违背了上帝的意志，犯有原罪，世俗社会中的每一个都是有罪，人性是恶的，这样的思想对后来的西方文化影响也非常巨大，强调人性是恶的，所以在社会关系调节和管理方面就会突出强制化管理。中国文化中，不同的思想家对人性本善或本恶有不同的认识，但是一直是儒家的“人之初，性本善”的思想占据统治地位，所以在社会关系调节方面强调温情脉脉的道德协调。所以西方社会把法治重于德治，而中国社会则把德治重于法治。

西方社会的“性恶论”与东方社会的“性善论”在人类文化中相映成辉，对人性的不同认识使东西方文化呈现出诸多的差异。东西方人对现实生活社会的态度不同。基督教信仰者认为因为人生而具有原罪所以世俗的生活是上帝对人的惩罚，现实的生活是黑暗的、痛苦的，人生的理想世界是未来的彼岸世界，宗教信仰以及其中的对未来天国世界的向往是基督教徒超越生命有限性的方式。中国人认为现实的世界是由善良的人组成的，现实的世界就是理想的世界，佛教在印度强调成佛在死后，但是在中国影响最大的佛教宗派——禅宗则认为“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13]中国人不是以相信西天世界作为超越生命有限性的方式，儒释道三家各以不同方式实现这种超越，道教直接追求长生不死、白日飞升、羽化成仙。儒家则强调通过香火的延续实现从有限到无限的超越，而佛教信仰者可以在具体的现实的生活中感受无限，体味“一沙一世界，一花一春秋。”

原罪学说确定了一种基本的人生态度和人生目的，在此基础上确立了道德追求的基本精神。人生而具有原罪，所以人生的根本目的在于赎清罪恶，得到上帝的饶恕，将来使自己的灵魂可以进入天国，而得到上帝饶恕的唯一办法就是把现实社会中的一切视为上帝对人的惩罚，毫无怨言的默默的忍受这些痛苦是人应尽的义务，是通向天国的途径。在此基础上确立的道德追求的基本精神应该是忍让、奉献、节制和自我牺牲。“有人打你右脸时，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告诉你，要拿你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14]被钉在十字架上，鲜血淋淋的耶稣正是这种精神的象征，所以它是基督教信徒心中最神圣崇高的偶像。

基督教信仰者灵魂与肉体、理想与现实的紧张和对立，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基本不存在，中国人不认为肉体的痛苦有太多的伦理道德的意义，中国人肯定现实的人生，所以也强调人有权利享受现实的人生，中国人的人生理想是享受现实的人生快乐、长生不死，喜欢“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中国人欣赏的诗句是“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为了使基督教能够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基督教进行了改革，经过改革后的基督教称为新教，新教的诸多理论仍然建立在原罪说的基础上。加尔文主张人都是有罪的，所以现实生活中的人就应该勤奋、节俭，能够忍受各种痛苦，拼命地赚钱，而不可以有任何奢侈和浪费，谁能积攒下更多的钱谁就能升如天国。这种思想为资本主义早期原始积累起了很大作用。

宗教和伦理塑造了不同民族的价值观，而人们的价值观直接影响着民族文化发展的方向和速度，在我们中华民族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反思其他民族的宗教伦理及其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将其与我们中国人的宗教伦理加以对比，对于明确我们民族文化发展的方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作者惠寄，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