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是罗马大公教会在中国的称呼，学界称呼为罗马教会或者罗马大公教会。本节简要叙述天主教的历史，让读者有个整全的大概的了解。

从新约《罗马书》我们知道，当初在罗马已经有了主的教会。从《罗马书》我们可以一瞥当时的罗马教会，保罗说“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可知当时的罗马教会在众教会中是有美好见证的。

“大公教会”这个词第一次出现，是在伊格纳丢所写的《达示每拿人书》第八章中，里面如此描述到“凡主教临在之处，会众也都要到齐，一如耶稣基督所在，即是大公教会所在。不得主教许可而施行洗礼或设爱席，都是不合法的；反之，主教所许可的，也就是上帝所悦纳的；你们这样做，万事就妥当而有效。”。从该文字的描述和表达中，我们知道当时的教会是主教制的教会，且伊格纳丢是在强调上帝在教会所设立的次序，圣徒需要顺服主教的权柄。而“主教”一词在和合本被翻译为“监督”，这也是为何在一些宗教改革后的新教教会也有以监督为主要教会权柄体现。

那时教会尚未分裂，且各地方教会的地位是平等的，基本不存在公开的彼此轻看的问题。伊格纳丢还同样写《达罗马人书》来劝勉在罗马的教会，正如里面开头所写“伊格那丢又名提阿甫箬，写信给那在至高圣父和祂独一儿子耶稣基督的伟大中得蒙怜悯的教会；这教会是按照耶稣基督我们的上帝之爱，而决定了万有之为万有的祂的旨意，得蒙垂爱，并蒙光照的；她又住在罗马人的地域里…”，我们从这样的表达中可以明显看到，作为安提阿教会的主教伊格纳丢对罗马教会的定义乃是“住在罗马人的地域里的教会”，所以并没有任何高举罗马教会的意图，但是罗马教会背景的教会史学家把伊格纳丢对罗马教会在爱德上美好见证的称赞（“配有其圣洁而在爱心里领袖群伦”），误解为罗马教会的某种首位权，这是不恰当的。

在同时期的使徒教父还有坡旅甲、革利免、黑马、帕皮亚，在他们的著作中也找不到任何高举罗马教会的影子。所以那时的大公教会不是单指罗马教会，而是包含了早期教会所有的教会，最为著名的表达为五大教区（牧区），她们是：耶路撒冷教区、安提阿教区、亚历山大教区、罗马教区、拜占庭（君士坦丁堡）教区。

历史的车轮开到了使徒教父的末期，尼西亚前期的教父时代开启。这时涌现了一批在众教会中既有美好生命见证，又有对圣经、神学有思考，又有实际的敬虔操练之人，他们的名字我们也许并不陌生，其中较为有名的是：居普良、特土良、爱任纽等。这些圣徒在其作品中已经有些表达罗马教会和其主教似乎拥有某种领导地位。爱任纽在反驳诺斯底的文章中，表达到罗马因为有使徒彼得和使徒保罗两个使徒的光环而拥有更大的权威，但是我们知道这样的表达是不合宜的（不能因为某教会有多位使徒的背景，就觉得该教会地位较高[林后 12:11]），而居普良虽然表达了类似的罗马优先权的文字，但是他不认为罗马教会拥有统治众教会或者颁布普世教会训令的权力。在这个阶段，我们依稀开始看到罗马独尊为大的影子，但是这种独尊为大基本还是受到了当时政治环境和对使徒地位错误的认知的影响，所以可以看为是罗马教会独尊为大的一个过程。

那时政权对教会的态度大致还是逼迫的，转折点是在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在主后313年将教会合法化。从此教会开始被政权支持并且拥有了一些特殊的权力，也因为此有大批的人开始涌入教会，实际上这也是教会从古代那忠贞的见证向世俗妥协的一个转折点。罗马教会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实际上成为了众教会中最被政权控制的教会。从此很多大公会议都是会有政权的参与，皇帝的意见也成为不得不考虑的意见，不是因为信仰而是因为政治。

从主后313年到主后692年的君士坦丁堡主教会议，是罗马教会优先权实际成型过程。期间发生的太多的人和事笔者这里不再详述。到了主后692年，在君士坦丁堡举行了主教会议，该会议明确表达了反对罗马领导权，反对罗马要求圣职人员不婚，允许圣职人员结婚等反对罗马教会的会议规定，而罗马主教拒绝在会议决议上签字。那时罗马教会的领导权不断巩固，而东西方教会的间隙也越来越大 继续阅读“认识罗马大公教会（天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