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佳琪*

摘要：圆明园作为中国古典园林中的集大成者，代表了明清园林艺术的巅峰。其建造的时代同时也是东西文化交流频繁的时期。来自西方的传教士们参与了造园活动，将西方的园林艺术和技术引进圆明园，完成了一次中西园林艺术融合的尝试。欧洲人对于圆明园的美好想象引起了一场贵族皇室模仿中国园林的造园热潮，其深刻地影响了后来欧洲园林艺术的发展。

从这一角度看，圆明园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亦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圆明园；文化交流；园林艺术

1 圆明园与文化交流

园林设计与建设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早在 3000年前的商周时代，就已经出现了被称为“囿”的园林。进入西汉，君王兴造御苑成为风尚，王公贵族也纷纷效仿建造私园，园林艺术在此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唐宋时期是中国园林艺术的成熟时期，此时皇家园林天下闻名，私园也在民间建设普遍。明清两代则是中国园林发展的极盛时期， 此时的园林建造集千百年来传统中国的园林艺术之大成，而作为其中代表之作的圆明园更是综合了明清园林建筑的发展成果。圆明园以其宏大的规模、杰出的建造技艺、精美的建筑景群、丰富的文化收藏及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内涵而享誉于当时的世界，被誉为“一切造园艺术的典范”和“万园之园”。

圆明园坐落于北京西郊，由畅春园，绮春园和圆明园三园组成，是清朝建造的帝王御园。其始建于清代康熙年间（康熙四十六年），历经了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帝将近 150 年的经营和建造，成为中国古代皇家园林的辉煌之作，代表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最高成就，以及中国园林艺术的巅峰。圆明园的发展与鼎盛与“康乾盛世” 这一时期相伴而行， 它既是“盛世”的产物也是“盛世”的一个象征。

除了在中国园林建造艺术上有着辉煌的地位，圆明园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也有着其独特的地位。圆明园的建造始于康熙时期，扩于雍正时期， 鼎盛于乾隆时期，可以说是“康乾盛世”这一时期孕育了圆明园，而此时同时也是早期中西文化交流频繁的时期。当时，有众多的西来传教士供职于圆明园中，他们将西方的技术和文化融入圆明园的西洋建筑群之中，展现在皇帝的眼前，圆明园中的西洋建筑群体现了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之下， 西方的园林艺术对于中国古典园林的影响，这些西洋元素和建筑的出现也为中国的古典园林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这些传教士们又通过书信将中国的园林艺术介绍到西方，进而引起了欧洲的“中国园林热”。从这一角度看，圆明园的建设不仅是当时国家统一、强大和富裕的象征，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空前繁荣的产物。

2 圆明园中的中西文化交融

2.1 传教士参与的造园活动

传教士是在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群体，早在明朝末年，出于传播宗教的目的，就有不少传教士跨越重洋来到中国，譬如利玛窦、庞迪我、龙华民等人。这些人与中国的士大夫们交往甚密，借此传播天主教思想，并与他们一起译介西学，开启了西学东传的先河。进入清朝，掌握着西方最先进的知识和技艺的传教士们获得了皇帝的信任和礼遇，得以进入清廷内宫，为皇室服务。传教士们大多在欧洲接受过完整的教育，是具有不同专业特长的文化和技术人才。他们之中的很多人都供职于圆明园内，参与了这座皇家园林的兴造过程。其中郎世宁、王致诚、 艾启蒙等人负责设计督造西洋楼欧式园林，蒋友仁负责设计督造水法喷泉， 汤执中负责主持绿化[1]，在传教士加入的建造过程中，欧洲的建筑与造园艺术被引入了中国皇家园林，两种不同文化下的园林艺术碰撞融合，完成了一项中西建筑艺术合璧的典范。

传教士们参与的园林建造工作限于他们的专长范围之内，他们自身所掌握的技术，例如绘画、工程、园艺等，对于圆明园西洋景观的建设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以绘画技术为例，“线法”也称“勾股法”，即西方艺术绘画中的焦点透视法，同中国的传统画法有很大的不同，用此法画人物可增强人物的立体感，画山水则可以加强画面的空间感和纵深感。这一源自欧洲自文艺复兴时期的画技，由传教士郎世宁带入到清宫画院之中，经过王致诚、艾启蒙、潘庭璋等人之手传授给中国画师后，这一技法的绘画在清代宫廷中被广泛使用。而在长春园的西洋楼建筑群中有“线法桥”“线法山”“线法墙”等景观，便是将这一绘画技法运用于园林建造之中。线法桥是指有别于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依照西方国家的建筑形式而设计的桥梁；线法山位于长春园的最东侧，是整个景区的收尾之处，线法画（也称线法墙）是十面垂直的砖墙，南北分立，五列平行，墙上绘制着新疆阿克苏十景，在线法山上的石亭隔着方河向东望向线法画，就会产生立体感和纵深感，欧洲的透视画法已被借用在这里产生远近的视觉效果[2]。

2.2 西洋楼建筑中的文化交流

从时间上来看，早在圆明园中的西式园林建造之前，中国就已经有欧式风格影响下完成的建筑。在北京地区，很早就出现了由传教士主持修建的教堂，如位于中南海湖畔蚕池口的西什库教堂（也被称为北堂），该教堂于1703年开堂，建筑风格是典型的哥特式建筑。1727 年，丹麦与荷兰的商馆在广州建成。这些商馆和澳门的历史建筑群是中国大陆第一批出现的洋楼，它们在外观和内部装饰及居住其中的人的生活方式都带着不同于中国本土的异域风情。在这之后，欧洲建筑艺术的影响也开始见于一些中国本土住宅的园林营造，如在扬州的私园厅堂，就出现了采用西式平面布置和安装玻璃窗等西方的建造风格。这些在圆明园西洋楼建筑落成前就已经出现的欧式建筑和装饰，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下一定程度地影响了皇帝对于西洋建筑的接受度，使得长春园中的西洋楼建筑群的出现不显得突兀。

长春园中的欧式宫殿和花园被称为西洋楼，也被称为“中国的凡尔赛宫”。它是在乾隆时期完成兴建的，其异域风格使之成为圆明园之中最为特殊的一部分园林工程，西洋楼是以石材建造的欧式宫苑建筑群，建筑形式主要采用巴洛克风格，主要由传教士进行设计。这一建筑在东西方的园林文化交流的历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这是中国皇家宫苑中第一次大规模仿建的西洋建筑，也是中西建筑风格相互结合的成功尝试。它的出现，“标志欧洲建筑与造园艺术于18世纪首次引入中国皇居领域。同时，在欧洲如英、法等国也出现中国亭、园风格。在相互影响下，东西方交流，欧亚两地鲜花次第盛开”[3]。

圆明园中的西洋楼建筑群在总体布局上采用了欧洲传统的几何构图， 但在局部细节处又加入了中国的自然山水布局。其中的主要建筑以巴洛克风格为主，整个设计都很认真地依据了欧洲模式，包括巨柱、大理石栏杆和玻璃窗在内的欧式材料和元素被广泛地使用[2]。但与此同时，中国特色也并没有在这一西式建筑群中彻底消失，重檐屋顶、五彩琉璃和砖雕花饰等建筑在细节处的装饰在西洋楼的建筑群中依旧常见。

早在公元 15 世纪晚期文艺复兴时期，迷宫在欧洲就已经成为园林装饰中的标准项目。而这一源于欧洲的独特建筑，也出现在了圆明园的西洋建筑群中，便是仿照欧洲皇家花园迷宫建造的万花阵（又称黄花阵）。

万花阵迷宫中央的主建筑是一座朝南的八角形石亭，其内设有西洋式的座椅。而北边的第二幢建筑是以汉白玉建造的楼阁，楼阁上摆放着大型的八音盒。迷宫的整体设计是欧洲特色，但在迷宫之中，又有中国传统元素的加入：“在迷宫里面，有九个大小不同的正圆，代表天地四方的六合世界，以及过去、现在和未来。迷宫的中央部分，每一个方形广场的角落都会放置一个花坛，象征了中国的世界观”[2]。在迷宫建造的细节上，利用砖砌的矮墙代替了西方修剪的绿篱，而在矮墙的墙面上，也采用了中国建筑的图案花纹修饰，同样是将中国元素融于西方的一个代表[4]。

从影响上来看，可以将长春园的西洋楼建筑群看作是欧式巴洛克建筑风格早期在中国传播的一个重要载体，它的建成也促进了一种“中西合璧” 的西洋楼式的建筑潮流的发生。所谓“西洋楼式”的建筑潮流，指的是中国工匠和营造者对圆明园西洋楼建筑进行模仿和发挥，并掺杂进北京传统建筑装饰的样式，以颐和园中清晏舫、中海海晏堂、前门大栅栏商业店铺“门面建筑”为代表[1]。

2.3 圆明园之中的近代科技

除了引进欧式的园林布局、模仿建筑风格以及在细节处的装饰之外， 圆明园在建设过程中还将西方近代的科技运用其中， 展现了科学和艺术相融合而的文明之美。

“水法”这一近代科技源自于欧洲，由传教士传入中国后，亦被称为“泰西水法”或“西洋水法”。用现代语言表述，“水法”即是喷泉的意思， 当时没有更妥善的译名，故称为“水法”，也就是关于水的装置、设置之法，以及观赏、游玩之法。

早在明代万历年间，士大夫徐光启就与传教士熊三拔合译有《泰西水法》一书，其中内容专门介绍来自西方的水利科学，而徐光启个人所著的《农政全书》中亦有相关内容记载。将“泰西水法”用于园林建造的记载也早有之，譬如清朝谈迁在《北游录》中所记载的耶稣会士汤若望宅园中的实例。雍正五年（1727年）于圆明园水木明瑟景区建造的“风扇屋”亦有运用此法，乾隆皇帝在《水木明瑟》词序中称“用泰西水法，引入室中， 以转风扇。”[5]从这一点可知，西洋楼建筑群中的水法景观建成之前，圆明园本园之中已有了以“泰西水法”建造的喷水池，“但没有一座是最壮观的”，皆不及后来西洋楼建筑群中的水法景观。

1747年时，乾隆皇帝偶然见到一幅西洋画中的喷泉，且对此产生了兴趣，于是请来郎世宁进行解说，同时还要他推荐一些能工巧匠进行仿制。 郎世宁推荐了当时来京不久的传教士蒋友仁。通过历史记载可知，西洋楼建筑群中的水法机关都是由蒋友仁设计的，他在欧洲时学习物理和水力学知识，帮助他在水法建造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他设计的水法机关兼具有趣味性和科学性，使得科学和艺术在水法景观中得以有机结合[1]。

以海晏堂的十二生肖水法为例，其将西方的水法机关与十二生肖计时的方法相结合，其构思独特，设计巧妙，十二生肖的人身兽首雕像按其所代表的时辰依次喷水，正午时十二铜像一起喷水，观者可以根据喷水的兽头来判断时间，故而它又被称为“水力钟”，是西洋楼景区中最大的一组建筑群。在建造的过程中，由于文化之间的差异，将西方园林建造喷泉时有代表意义的裸体雕像艺术改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十二生肖元素，这是将中西艺术相结合的一个创造之举。而这十二尊人身兽首的铜像，由作为宫廷画师的郎世宁设计，在造型上，同时具有中西雕塑艺术双方的特点——以中国文化中的十二生肖为原型，却融入了西方人对中国生肖文化的理解。其最明显的具有西方特点之处在于这些十二生肖的雕像失去了中国古代雕塑中拙朴雅致的特质，而对于结构和细节过于苛求，力求达到真实再现[6]，这是西方写实艺术的表现。

3 圆明园与西方“中国园林热”

参与了圆明园建造过程的传教士们以书信等方式将自己对圆明园的所见传达回欧洲，让西方世界了解到了这座遥远东方的皇家园林，这一过程也对后来西方的园林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743年，来自法国的耶稣会士王致诚在一封寄往法国的信件中详细的描述了从多个角度介绍了圆明园，包括其山水布局、建筑式样、树木种植、 室内陈设以及在其中进行的节日活动等方面。除此之外，他还有意识地对中国园林和西方园林的不同特点进行了比较：“西方的建筑雄厚、高大、舒适，尤其注重整齐划一……但圆明园却不同，它追求天然野趣，不受对称和比例准则的制约。”[7]这封信到达欧洲之后，引起了极大地反响。在王致诚外，蒋友仁、晁俊秀等人也多次在信件中提及圆明园，还将其图像资料带往欧洲。

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了一个高峰， 呈现兴旺之态，再加上传教士们以极大的兴趣向西方介绍“美好的中国”。 圆明园的盛名远播，使许多远在欧洲的人们对其向往不已。同时，这种对中国文化的向往和追求也影响到了欧洲的艺术风格和生活风格。在18世纪下半叶，欧洲的皇室贵族之中掀起了一场模仿中国园林的造园热潮，这一股“中国热”对欧洲造园观念的转变以及后世西方园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7世纪末以来形成的欧洲造园传统及其演变表明，欧洲人曾努力地模仿中国人的造园模式。在中国皇家园林的影响下，欧洲人重新拾起了“园林是整个世界缩影”的观点。而造园观点的转变，也表明欧洲人观察世界的方式从局部转向整体。其次，欧洲人自18世纪以来形成的在“自然”中休闲娱乐的传统，无疑也受到中国园林的深刻影响。[8]

4 小结

圆明园作为古典园林中的集大成者，代表了当时中国园林艺术的巅峰， 在园林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建园过程中在长春园北部引进欧式园林建筑，更是当时中西文明交流的一个象征。虽然在圆明园之中，整个西洋楼景区的占地面积不超过圆明三园总占地面积的 2%，仅仅是以很小的局部来成片仿建欧式园林的一次尝试，却也是18世纪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例证。

来自西方的传教士们将西方的技术和艺术与中国传统的元素相结合， 在圆明园这一中国皇家宫苑中完成了一次中西建筑风格相互结合的尝试。 除此之外，他们以圆明园为对象，将之与西方园林进行比较并对中国园林进行艺术的解读，这些文本在传入欧洲之后，从建筑与园林这一直接的艺术形式方面增进了两种文化之间的理解。中国人在皇家园林中引进异域的风格为园林建设注入新的活力，而欧洲人亦从圆明园这一具体的异域风光中攫取一些因素融入自己的园林建设，这样的交流对双方园林艺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综上所述，圆明园在早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之中， 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参考文献：

[1] 张超.圆明园兴起的中西互动背景考察[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1(06):37-43.

[2] 汪荣祖著，钟志恒译. 追寻失落的圆明园[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3] 童寯.北京长春园西洋建筑[J]. 建筑师，1980（2）：156-168.

[4] 王俊杰,周莎丽.中西园林的交流与碰撞——以中国圆明园为例[J].建筑与文化,2011(11):100-102.

[5] 段建强,张桦.东来西传：传教士参与圆明园修造研究[J]．风景园林， 2019，26（3）：31-35．

[6] 李占阳.圆明园十二生肖铜兽首的西方韵味、雕塑语言倾向[J].美术大观,2017(10):54-57.

[7] 吴伯娅著. 圆明园史话[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8]朱建宁,张文甫.中国园林在18世纪欧洲的影响[J]. 中国园林,2011,27(3)：90-95．

*马佳琪：北京外国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