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今天继续第十八集。

        说完陈独秀替教员解围，镜头来到了郭心刚这边。

        正巧，张丰载和手下狗腿子听到了，过来找茬，一上来就是不留口德。

        张丰载更是直接骂到了陈独秀的身上，手里的馒头直接朝着郭心刚砸去。也是够黑恶势力的了。

        瞬间就打起来了。这换了是我，我也打。说句不太正确的话，在学校里遇到这种二流子地痞的恶霸，只有把他打疼了才有用。别相信什么告老师之类的蠢话。你今天告老师，明天也告老师，后天呢？更别说，老师也不能八小时都保护着你。遇到一些有心计的恶霸，总有堵着你的时候。甚至还有些老师，不管三七二十一，也不问来由对错，统统惩罚好像就行了。谁能保护自己？只有自己。

        学校霸凌的现象说到底谁的责任？学校的，老师的，家长的，社会的都有。但根本原因是家长，直接原因是老师的。

        遇到学校的恶霸，别怕，往死里招呼他。

        张丰载受到了他二叔的亲切“关心”。骂的好。

        小不忍，则乱大谋！这一点张长礼还是很懂的。这个忍，尤其值得年轻人学习啊。

        最后，给了下一步工作的指示，真是辛苦啊。另外说一句，如果在社会事件中，你只能看到表面的敌人，那你恐怕离失败也就不远了。

        这一幕，跟某个特别行政区多么的相似啊。

        真是，刚才有多震耳欲聋，现在就有多怂。转角遇到陈独秀，一个个的还是得乖乖行礼问好。果然是一帮废物。跟某地废青一个鸟样，还不如找个豆腐一头撞死算了。

        陈独秀这临走了，还不忘嘲讽一波。笑死

        陈独秀OS：就你们这帮废物，搁这儿闹呢？

        蔡元培也注意到了学校里的暗流，新旧文化之争已经开始日益严峻。

        这里稍微科普一下学生驱逐陈独秀的背景。当时在北大的文科学生是有人投靠旧势力的，政治系四年级学生张厚载（即电视剧中的张丰载），1919年2月两次在《神州日报》造谣说“陈独秀近有辞职之说，记者往蔡校长，询以此事，蔡校长对于陈学长辞职一说，并无否认之表示”，对此胡适站出来辟谣。各方旧势力围攻陈独秀的同时，北京大学的一些正人君子们也要求遏制陈独秀，认为陈独秀破坏了北大的声誉，陈独秀已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处境艰难。

        但是这些都不能致陈独秀于死地，于是后来就出现了一个说法：陈独秀常到北京的八大胡同（妓院密集的地方）嫖妓，还与另一人（有的说是北大的一个学生）争风吃醋抢同一个妓女，陈独秀还为此抓伤妓女下身的隐私部位。一时间，大家是深信不疑，连过去向蔡元培推荐陈进北大的汤尔和及陈的好友沈伊默也相信。1919年3月，国会议员张元奇（即电视剧中的张长礼）在国会上弹劾教育部长傅增湘与北大校长蔡元培，纵容陈独秀嫖娼。1919年3月26日这一天大总统徐世昌指令教育总长傅增湘致信蔡元培，指出陈独秀的《新青年》杂志言论过激，予以警示。

        然后在1919年3月26日的晚上，蔡元培在巨大压力下，来到汤尔和家开会，和另两位北大教员沈伊默和马叙伦讨论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的去留问题，汤尔和虽然不是北大教员，但他是当时能左右北京教育界最重要的人物，蔡元培能够做北大校长与汤尔和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汤尔和在这场讨论中唱的是主角，沈伊默和马叙伦当时没有在北大担任要职，与汤尔和私交甚笃，也有一定的发言权。四个浙江人凑在一起商议传言“陈独秀嫖娼的事件”的解决办法，会议一直开到晚上12点钟。汤尔和与沈伊默 “力言其私德太坏”，“如何可作师表”，而“蔡先生颇不愿于那时去独秀”。

        其实早在蔡元培刚进北大的时候就发现北大师生中有人经常出入于当时的“红灯区”八大胡同。1917年之前的北大，学生多是官二代、富二代，以混学历当公务员为目的；教师有的不学无术一心当官，有的本身就是政府官僚。学校上下风纪败坏，尤其是“课余生活”令人瞠目：晚饭后，有钱的教师带头，大批师生坐洋车直奔北京最大红灯区——八大胡同。妓院皆称“两院一堂”是照顾生意的最佳主顾。两院指参议院、众议院，一堂就是北京大学的旧称京师大学堂。而蔡元培恰恰是一个注重道德教育的学者，所以，后来蔡元培发起成立了进德会（电视剧稍后也会出现），设立许多戒条，陈独秀积极响应加入，成为甲种会员并以152票当选为评议员。按照规则，甲种会员必须遵守“不嫖、不赌、不取妾”的要求，如果陈独秀真的嫖娼了，无疑是犯了会规。规定面前蔡元培也只能照章办事。

        最后蔡元培只得同意汤、沈等人的提议，陈独秀很快通过友人知道了会议的决定，4月8日蔡元培主持召开文理两科教授会主任会议，陈独秀缺席了会议，会议上蔡元培宣布废除学长制，成立由各科教授会主任组成的教务处，由教务长代替学长，马寅初担任首任教处长。“教务长代替学长”这一新的体制原定于暑假后实行，现在由于突发“陈独秀嫖妓事件”，突然提前实行，对于陈独秀及各方都是一场体面的人事变动。陈独秀被不动声色地解除文科学长职务，同时由于蔡元培的坚持，陈独秀得以继续担任教授，并由校方给假一年，实际上是以一种体面的方式赶陈独秀走，就这样陈独秀被迫离开北京大学。这件事对陈独秀的打击很大，当时陈独秀可以说是声誉扫地。后来他最恨的就是汤尔和，因为是汤尔和决定他进了北大，又是汤尔和决定他离开北大。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件事可以在汤尔和的日记中寻找到记录，后来两人在路上相遇，陈独秀看到汤尔和“面色灰败，自北而南，以怒目视”。当然就在区区2个月后，五四运动爆发，蔡元培被迫逃走，几天后运动领袖陈独秀因撒传单被捕，也就彻底终止了北大的教授生涯。

        当然，也有人说这是谣言。就比如胡适，他就认为，这一切都是汤尔和之流打着道德的口号，实则暗算敌人陈独秀而已。毕竟实际上，汤尔和的私德也好不到哪里去，后来成为著名的大汉奸。胡适1935年在一封信中写道：“当时小报所记，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而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岂不可怪？嫖妓是独秀与浮筠（北大理科学长）都干的事。而‘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及今思之，岂值一噱？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90页，中华书局北京版）他的意思大约是：第一，陈独秀嫖妓是事实：第二，小报说陈独秀在这一合法的交易中，损伤对方的人身，越过了买卖的底线，纯属不可靠的谣言；第三，私行为与公行为要分开，公共人物的私行为也要受到监督，但要警惕借故兴风作浪的奸计。作为《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当然是公共人物。但胡适认为陈独秀不应因为嫖娼受到排挤，其实是想说在卖淫合法化的环境下，一般公共人物应该自我约束，但不必有特别的标准。用胡适自己的话来说是：“我并不主张大学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张政治领袖不妨嫖妓；我觉得一切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人所谓‘公人’……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但我也不赞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为来做攻击他的武器。”（同上，第294页）蔡元培的态度与胡适完全一致。在蔡先生出任北大校长以前，北大学生热心光顾八大胡同是有名的。但他担任校长期间，在整顿学风的同时，没有因为嫖妓开除学生。1919年4月面对社会上对陈独秀等人的攻击浪潮，他明确表示：“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嫖、赌、取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蔡元培全集》第三卷576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话说得非常清楚。按今天的法律，纳妾、狎妓、赌博都是违法行为。但在民国初年，依然视为风流韵事和消遣行为。研究历史不考虑历史环境，那是戏说历史以博一笑的勾当，绝不是学者应有的态度。可惜当时也只有胡适明白此事，这位呢也是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看到了造谣者的恶毒用心，拒绝信谣传谣。为此专门给汤尔和的信中，愤怒谴责汤尔和等“为理学书所误”，责问汤：“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我当时所诧怪者，当时小报所传，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后来唐宝林教授在最近出版的巨著《陈独秀全传》中用三页的篇幅力言陈独秀嫖妓是谣言（见该书218——22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北京版）。

        所以，尽管当时北大内部一些人出于不同动机，在嫖妓问题上大做文章，陈独秀已辞职等流言满天飞，冀图逼他出校。但蔡元培举重若轻，迅速回应，把预定的改革提前实施：文理科统由教授会领导，教授会主任由文理科主要教授轮流担任，废除文科、理科学长，设立教务处。1919年3月19日他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致神州日报函》驳斥谣言：“陈学长并无辞职之事”“文理合并不设学长，而设一教务长以统辖教务，曾由学长及教授主任会议定（陈学长亦在座），经评议会通过，定于暑假后实行”，现在仅是时间挪前而已。陈独秀的文科学长帽子没有了，但他没有“以嫖娼出北大”。先聘请他为史学系教授，他没有答应，改为聘请他担任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编纂（据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96、106、10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这个处原来是中央政府的国史馆，1916年改为国史编纂处，1917年4月划归北京大学领导，由蔡元培兼任处长。换句话说，陈独秀北大人的身份没变。

　　1919年6月11日，他在游乐场派发传单——《北京市民宣言》，被早已秘密监视他的当局趁机拘捕；直至9月16日在各方压力下被保释出狱。而国史编纂处正好在9月收归国务院领导，陈独秀此后真的要离开北大了，却不是因为嫖娼。

        蔡元培提出应对方法，认为当前最需要的就是扩大新文化的影响力，多搞点平台。

        这个进德会稍微说一下，历史上是1918年1月19日而不是电视剧当中的这个时间线，蔡元培亲自发起了一个特别的社团：进德会。要加入此协会，必须符合三项基本条件：不嫖、不赌、不娶妾。蔡元培以身作则，得到普遍响应。到5月28日正式举办成立大会时，全校两千名师生，有七十多名教员、九十多名职员、三百多名学生报名入会。包括文科学长陈独秀，理科学长夏元瑮，教授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章士钊等；还有学生中的风云人物傅斯年、罗家伦、张国焘、邓中夏等。协会通过选举产生了评议员和纠察员。每个入会者都要写志愿书承诺遵守戒律。如果破戒，则通信劝告。如仍犯，经会员十人签名报告，评议员调查属实，开评议会宣告除名。当然也有些教授对进德会不以为然，比如辫子教授辜鸿铭就拒绝入会。他认为“一个茶壶可以配好几个茶杯”，他秉承这套著名的纳妾理论，并身体力行，其日本小妾就是他从青楼赎出来的侍女。辜鸿铭认为自古名士皆风流，作为名士岂能承诺不嫖娼、不纳妾，所以并没有加入。对此，蔡元培表示兼容并包。他成立进德会，旨在倡导风气，不强迫入会，协会也没有行政权力。

        当然啦，文科学长陈独秀、理科学长夏元瑮两个人是带头去妓院。不过说一句，那个时代的妓院，并不是只能干什么有颜色的事情，其实很多时候妓院也是文人雅士或者上层社会人士的茶话会、分享会，大家聚在一起聊聊。所以，大家不要误会。

        进德会成立，开始在学生中推广，吸纳成员。

        甲种：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前三戒另加不当官和不做议员。丙种：前五戒另加不吸烟、不饮酒、不吃肉。

        其实，不嫖、不赌、不娶妾、不吸烟、不饮酒这五点我十分支持。但做不做官当不当议员其实倒也没必要。毕竟当官也可以为人民服务嘛，就像鲁迅先生。至于不吃肉，我是比较反对的。吃肉才能身体健康！而教授们那边，则是由陈独秀带头开会，商讨各自要不要加入，成为何种会员。

        陈独秀、胡适，报名甲种。钱玄同乙种。

        刚准备的刘师培被刘半农开口询问，直接回怼。

        而黄侃，则是需要思量思量。

        辜鸿铭作为蔡元培粉丝头子，报名甲种。当然，历史当中他并未参加。前面我也说到了。

        回过头，陈独秀说到黄侃准备创办杂志的事。这里也看出了陈独秀的气度，虽然是新文化运动旗手，但作为文科学长，依旧还是不因为私事而干扰公事，依旧拨款给人家。开玩笑点来说，这也算是“资敌”了哈哈哈。就像他自己说的，学术上的争论，还是应该鼓励的。

        正主来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邓中夏、高君宇等19人在北京大学红楼秘密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又称“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而后更是在同年10月，于北京大学红楼一层东南角的李大钊办公室，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秘密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

        当然，咱们胡大师又出言反对，不过理由也说得过去。

        陈独秀倒是由于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不理解，而认为应该研究。

        好吧，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旧知识分子的软弱性。胡适都有了。其实，胡适一直希望做个单纯的文人，知识分子。只可惜那个年代里，他的想法未免有些天真。

        正说着，胡适注意到时间，妈耶，宿舍要门禁了，赶紧回去把。江冬秀严令他每晚十点睡觉。很不错，各位女读者，学着点！！！男人啊，就是要管着才行啊。

        离开时，侧面描写了一下教员的好学和刻苦。1918年至1920年这段时间当中，教员在北大红楼第二阅览室工作，时常会借着工作之便翻阅书籍阅读，经常读到深夜。

        放一张正在看《共产党宣言》的教员照片，吃辣椒是教员的必备。不过，这里我还是想说一下我对演员扮演教员的一些想法：其实，最好还是用湖南话。另外就是，我也说不清的那种气质。这里推荐大家看几个电影《决战湘江》和《古田军号》。这两部电影当中，演员扮演的教员，才真有点那个感觉。

        李大钊同教员讨论了一些话题，鼓励他多学习新的思想，接触新的人，邀请他参加青年读书会。而教员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就如同教员最后一句话，那个时代下，只有自律的人才能脱颖而出啊。

        二人讨论了一下道德和真理，可能是为了照顾年轻的观众吧，说实话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幼稚，丝毫不匹配两人的格局。

        汤尔和来找蔡元培，并把手中的“黑材料”交了出来。陈独秀即将迎来低谷咯。

        马少骅老师的演技必须吹一波，这话说的情绪当中直接就有一股讥讽的味道在，厉害！

        后面嘛，蔡元培不出所料拒绝了汤的提议，力保陈独秀。

        等在图书馆找着彻夜未归家的陈独秀，蔡元培又是气不打一处来，话也讲不利索了，赶紧把他轰回家去了。

        另一边，这次的读书会讲十月革命，赵世炎主持，邓中夏介绍十月革命整个过程。

        敲黑板啊敲黑板！同学们，记住了，这是考点啊！！！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简单来说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而在土地问题上，就是所有土地归国有。记住，是归国有，不是个人所有。后面的争论还有很多，我先贴出观点，最后我再统一解析。

        唉，这个陈延年还真是，借用狐主任的话：气得我都出镜了，能不能长点脑子！长点脑子！

        虽然无政府主义很扯淡，但是陈延年的这句话却是彻头彻尾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实践，才能知道到  底何种理论才是有效的。就像医学上的临床试验。

        圣西门、傅里叶的空想社会主义。这个我们在人教版高中政治书上学过的。对教员这句话来个吐槽：一个岛上都不能成功，还指望它能有个屁的普遍性啊。当然，教员的意思是这个实验比较特殊，不具备普遍意义上的参考价值。可问题就在于：空想社会主义失败的最关键因素就是：忽视了人性的自私。

        好了，下面开始上课！

        在上课之前，我有几句话要说：第一：我本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也不怎么样，也是野路子，一知半解的。所以有说的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指正。其次：大家如果真的真的想要去了解和学习马克思主义，那么政治经济学是一定一定要学习的！推荐一套书给大家《纪念马克思诞辰２００周年－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特辑》。请记住，没有经济知识托底的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根本学不会或者说学不深的。

        好了，首先是土地国有的问题。土地是什么？是生产资料。我们都知道生产资料必须公有制，那也就意味着，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土地，是不能像欧美那样自由买卖所有权的。很多人会疑惑，为什么社会主义还不如资本主义，不把土地直接给到个人呢？个人为什么不能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呢？不是说保障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嘛？其实道理很简单：一旦个人能够拥有土地所有权，那么土地兼并问题就必然会出现。这也就是我们法理学上经常说的个人不能享受绝对的自由。其实，土地国有对于大家的感觉可能没什么。因为有部分读者可能是城市户口，非农户口。没有土地。所以对这个也没有什么感觉。没关系，还有一个——国有企业。土地国有再往上走一步，就是国有企业。交通、矿产、电力、通信、粮食等等等等。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其中一部分也正是由国企来表现的。比如，国家电网。哪怕你在墨脱，也能用到电、享受到低廉的电费。四通一达不送的地方，中国邮政送。高速道路、高铁动车，更是惠民。反观一下欧美的私有化。之前美国加州大雪，天价电费就来了（汤师爷：不刮穷人的钱你刮谁的钱），美国的天价医疗了解一下。而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在。生产资料的公有，使得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到资源。

        第二个，暴力GM的问题。我想但凡读过历史，暴力的问题都不会是问题。就是要暴力！因为这是阶级之间的利益之争，本身就是你死我活的。我们中国有两句老话：夺人钱财如杀人父母；人可以忘记杀父之仇却忘不了夺财之恨。

        第三个，公有制要不要自愿。必须是强制！没有商量的余地。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说的是工人阶级的抗争，而不是农民阶级？为什么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而不是农民阶级领导呢？我党为什么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不是农民阶级的？因为，阶级局限。大海航行靠舵手啊，这个舵手需要的，就是一定的强制。不然，那跟雅典的苏格拉底死亡，有什么区别呢？

        至于圣西门那个，什么叫普遍性？又是高中哲学课的知识啊。结合一下历史课的知识来讲。我们改革开放，为什么要开辟改革试验田——成立经济特区？有好的经验，就去推广学习。有了问题，及时发现及时改正。如果是错误，及时止损。如果经济特区的路线是好的，那么就可以全国方面推广学习。这就是从特殊到普遍。所以我们先是经济特区，再是沿海开放城市，再是沿海经济开放区。由点到线再到面。

        回家的陈独秀，看到门口一群学生正骂着自己呢。

        这么一番操作，倒是把骂人的学生都给吓跑了。

        苦了高君曼了呀

        李大钊给教员提供了一个听课的机会，而新闻研究会，也是给了教员很大帮助的一个地方。

        邵飘萍，浙江省金华市东阳人，革命志士，民国时期著名报人、《京报》创办者、新闻摄影家。同时也是中国传播马列主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先驱者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中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奠基人，被后人誉为“新闻全才”、“乱世飘萍”、“一代报人”、“铁肩辣手，快笔如刀”等。早年间，在被《申报》聘为驻京特派记者的时候，邵飘萍愤慨于外国通讯社任意左右中国舆论，于1916年7月，首创了北京新闻编译社，自编本国新闻，翻译重要外电，每天19时左右准时发稿。后来有感于当时北京的报纸几乎都被各个政治集团操纵，报纸不尊重事实，而是以一党一派的私利和津贴为向背，朝秦慕楚、捕风捉影的现象并不少见。这样的状况让邵飘萍深感要有自己独立的报纸，不依附于任何权势集团，独立地发言、独立地报道，把真实情况告诉民众的重要性，于是决定自己出资办一份报纸。于是在1918年10月5日，邵飘萍辞去《申报》的职务，创办了《京报》。1919年因发动和宣传五四运动，《京报》被查封，邵飘萍流亡日本。后1926年因发表文章揭露张作霖统治的种种黑暗，而被张作霖杀害。

        他除了让所有新闻工作者都敬佩的尊重事实独立报道外，更是给了教员很大很多的帮助，教员后来回到湖南创办《湘江评论》，就有他的功劳，而教员写社评的功夫，我猜测也有来自他的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