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阅读推广政策缺乏长期性与延续性：我国过去的很多阅读推广政策缺乏长期性与延续性，活动指导文件往往以通知形式发放，缺乏详细行动指导，对活动后的经验交流和分享也缺乏有效和连贯的组织和参与。图书馆在孤军作战地进行着阅读推广，以图书馆宣传窗口和网站信息发布为主要宣传途径，依靠财政拨款为主要资金来源。但各地政府的重视程度和拨款情况各不相同，以致很多阅读推广活动往往在嘉年华式的热潮过后就陷入停滞状态，而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也未能使广大群众对于国家和图书馆推动全民阅读的努力与用心有深刻感受。

开展阅读推广的专职部门有所欠缺：随着快餐式、浏览式、随意性、跳跃性、碎片化的“浅阅读”主导很多读者的阅读方式，整个社会正面临着国民抽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下降的威胁，亟需专业人员进行阅读推广策划和执行。但目前开展阅读推广的专职部门有限，很多图书馆只是临时抽调人员组成阅读推广小组，突击开展阅读推广活动。活动结束后依旧回到原工作岗位，没有将阅读推广作为图书馆常规基础业务。

不少图书馆员业务素质和能力偏低：图书馆员是阅读推广活动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其管理水平和工作能力的高低直接关系着图书馆效能的发挥。但很多地方图书馆工资待遇和职业发展前景不容乐观，很难吸引高学历高素质高能力者前来就职，尤其是具有图书馆学教育背景的专业人才。现有的图书馆员不少文化素质偏低，没有能力组织和策划优质阅读推广活动，更谈不上对阅读推广活动的指导。

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实践面临着方向感缺失的困惑：就我国公共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的整体情况而言，阅读推广活动的数量逐年攀升，形式不断创新，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图书馆的社会知名度。但业界关于什么是阅读推广、为什么要进行阅读推广、怎样进行阅读推广等基本问题的探讨却不多。因此，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实践面临着方向感缺失的困惑。当实践走在理论的前面，理论的指导作用、预见作用乏力时，业界对阅读推广基本理论问题的关注与探讨也会随之增加。吴晞先生指出：图书馆阅读推广与其说是“发展趋势”，不如说是已经实现的现实，实践在“倒逼”阅读推广工作的深入和提高。

图书馆如何更好地推动全民阅读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明确把全民阅读作为政府保障的事业纳入政府责任，同时对全民阅读的条件、资金来源、活动支持作了法律上的规定；而《公共图书馆法》则要求各级公共图书馆践行平等、开放、共享的服务理念，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加充分的公共图书馆服务。全民阅读的法制保障和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大。

在全民阅读立法进程中，一些地方也率先实现立法突破，比如，湖北省出台《湖北省全民阅读促进办法》、辽宁省出台《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全民阅读的决定》、四川省出台《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全民阅读的决定》、2019年6月实施《广东省全民阅读促进条例》、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办公厅印发《黑龙江省全民阅读中长期规划（2019-2025）》等。将阅读纳入法制轨道，对更好地保障公民的阅读权利、推动社会文明进步无疑将起到良好促进作用。

减少民众获得阅读服务的障碍：公共图书馆在策划和组织阅读推广活动时，要用宽容的态度追求平等的结果，降低乃至取消参与活动的门槛，减少乃至取消民众获得阅读服务的障碍。我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公共图书馆提出“无远弗届”的理念，就是普遍均等和全覆盖之意。公共图书馆开展读书活动，必须换位考虑如何降低民众阅读或参与活动的成本，为无能力购书者提供阅读的机会，保障公民平等的阅读权利。

加强阅读推广理论研究：尽管图书馆是开展阅读推广服务的中坚力量，然而以往的图书馆学理论对这一服务的关注与研究却并不多，“在经典图书馆学理论框架中，我们很难找到阅读推广的理论位置”。这就要求图书馆业界和学界的专家学者对阅读推广的实践操作问题、基础理论问题给予高度关注和研究。实践是理论研究的基础，图书馆阅读推广丰富的实践活动为其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从业人员和研究者今后要依据图书馆阅读推广的特点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探索阅读推广的本质。这种理论的研究应超越实践、指导实践和解决困难。

创新全民阅读活动形式：图书馆还可借鉴新的理念和技术，创新活动形式，如图书馆平台上的“创客空间”，既可孵化创业项目，也可展示如3D打印等新技术。“Living Library”更是把人当做鲜活的书籍出借，通过实时沟通和交流进行“阅读”，拓展读者“阅读”的视野和体验。

杭州图书馆最近重新开放了“悦借”服务，通过这一服务，家住杭州的读者可以像收快递一样，享受图书馆上门送书、快递还书的服务。宁波市图书馆推出“天一约书”服务，以“图书馆+互联网平台+物流”的服务模式，借助支付宝芝麻信用平台，只要绑定信用记录，就能通过线上借阅、线下配送，打破时间、空间和身份的限制，开启读者与图书馆之间“零距离”的悦读之旅。上海市杨浦区图书馆探索实践“图书馆+互联网”新模式，在全市公共图书馆中较早打造了新型O2O图书馆借阅服务——杨浦区图书馆网借平台“书界”。

2018年7月2日，北京市第一家开办在书店里的公共图书馆——东城区第一图书馆王府井书店分馆开馆接待读者。王府井书店分馆的建立是北京市第一次实现实体书店与图书馆的强强联合，这既是双方资源的整合，也是双方拓展全民阅读服务功能的创新之举。2018年，山西省图书馆推出了“馆银合作”模式：光大银行分馆是山西省图书馆与银行系统的首次合作，省馆借助其广泛的网点优势，打造“馆银合作”模式的典范，与全省范围49个服务网点实现共建共享和通借通还，为读者打造更加便捷的图书馆服务网络，为银行服务增添一缕书香。

搭建交互开放的全媒体平台：数字图书馆建设在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中早已不是新鲜事。近年来，随着移动网络应用平台的多元化发展，不少公共图书馆又把数字图书馆服务体系延伸至移动门户、微信、微博等阅读平台。以移动互联网改变供给方式，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让更多的读者能公平、动态、无缝地获取和使用资源，实现全媒体的真正意义，去应对读者更多元化的资源需求和更个性化的阅读方式。如，金陵图书馆在微信平台上创办了“朗读者”微电台，为视障读者提供了一个“用耳朵聆听的图书馆”；湖南图书馆、佛山市图书馆借助网络和电视推出具有当地特色的文化资源；辽宁省图书馆以网络、电视、手机为手段和终端推动图书馆全媒体服务建设；国家图书馆借鉴“慕课”的理念打造“国图公开课”，为读者提供专题性的多用途短视频，使读者能够利用碎片时间进行学习等。

数字阅读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传统阅读和数字阅读共同构成获取知识的渠道。图书馆有责任培养读者的数字阅读技能，引导数字阅读，需将数字网络也存储于网络和手机里；通过数字阅读实现知识的链接与交互，达到个性化、精准化服务目标，完善多元化数字阅读平台，拓展公共数字文化空间。

建立阅读激励机制：根据读者与图书馆的互动情况，可以适当对此类读者进行特别奖励。例如，放宽借阅权限，增加图书借阅种类及数量，延长读者借阅期限，优先告知最新采购图书资料；减免逾期罚金，降低赔偿标准；给予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设立阅读之星、阅读小达人、阅读之家等奖项。一些针对白领读者的私人图书馆推出了“阅读银行”制度，如果一个白领读者一个月能借5本书，那么就可以获得一杯现磨咖啡或者饮料。为激发读者的阅读热情，最近还出现了一些阅读激励机制，如“阅读马拉松”、微信阅读打卡等。应该说，这些激励机制都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读者的阅读积极性，对阅读硬件建设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

建立明确的评价反馈机制：对阅读推广政策的实施要建立起评估的基本指标和评价反馈机制，其中包括资源是否充分利用、经费保障制度的实践效果如何、政策实施方法是否恰当、政策影响力大小、公众的态度和参与度等方面的效益评估和有效性评估。成功的阅读推广政策和计划也可以用来作为范本，指导下一步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确保阅读推广政策的可持续性。今后，图书馆应加强在阅读评价效果方面的研究，通过认真深入的调查、分析、研究和不断反思，对活动效果进行科学合理、有效客观的评价，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评价体系，进一步提升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效果。

积极引进社会力量：图书馆的文化服务，要积极探索品牌化发展路径，积极谋求跨界合作和融合发展，吸引更多的社会优质资源进入图书馆服务阵地和服务领域。《公共图书馆法》对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建设做出了更加明确、具体的规定，为之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依据，对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共同推动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温州市图书馆在拓展阵地服务、开展社会教育、文献资源开发、公众自助管理和服务等多个方面推动社会化合作进一步深化，探索出了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建设和服务的多样化模式。城市书房与企业、社区的联建，公益设计与志愿服务，招募社会成员组织话剧社、朗诵社等开展公益社团模式的阅读推广活动，均是图书馆建设中社会力量参与的典型。

作者：马慧（云南红河州图书馆）

编辑：袁江 路月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