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耳之亡是发生在我国先秦时期著名的历史典故。由于涉及的国家诸多，且故事曲折精彩，因此是一件非常值得记录在史册中的篇章。从我国古代权威典籍中的《左传》和《史记》都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记载就可见其意义重大。不过，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左传》与《史记》在记录重耳之亡的事件上却存在差异性。为什么会存在记载上的差异呢，这些差异性究竟如何产生的？这些都值得我们细细品读！

　　一、“重耳之亡”的事件梗概

　　重耳之亡的整个事件简而言之，是先秦时期晋文公重耳受难，之后开始逃亡各国，而后夺回晋国政权的故事。在十九年的时间里，重耳带着属下途经狄、卫、齐、曹、宋、郑、楚、秦八个国家，丰满羽翼，逐步成长。从一个与父君不和的晋国公子蜕变成了有胆有识的政治家，这便是重耳最为浓重的人生篇章。

　　回顾重耳逃亡的过程，重耳过狄，娶妻生子，生活十二年；过卫，遭受乡民以土块愚弄；过齐，重耳受礼遇，复娶妻，意志消磨乐不思蜀，其妻不愿重耳壮志未成，故将其送出齐国；过曹，重耳遇曹共公欲窥探肋骨，受饭食则离去；过宋，重耳受马车后离去；过郑，郑文公不以礼待之，重耳闻后离去；过楚，重耳受楚成王宴款，与之交好；过秦，重耳受礼，又复娶妻，后秦穆公送其归国。成长之后的重耳夺回了国家，称霸一方。

　　主体事件上，《左传》与《史记》对于重耳之亡的记录没有过大的出入，但是从细节上来看，我们也的确能发现许多的不同之处。具体如何，我们要具体的分析二者内容的差异所在。通过比对，探讨两个作者不同的思路和目的。

　　二、《左传》与《史记》的记载的差异之处

　　重耳之亡是先秦历史中较为出名的大事记。然而，《左传》与《史记》在对重耳之亡的记载上是存在差异的。

　　“晋公子重耳之及于难也。”是《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开篇对于重耳的描写，重耳的出现非常之早。开篇的意思虽然简单明了，简单概括了重耳当前的处境危难。但是这句话直接拉开了“重耳之亡”事件的序幕。而《史记》中对《晋世家》的记述里，重耳的事件虽然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笔，但是开篇叙述的并不是重耳或者与其相关的事件，而是先从晋国历经的各位君主谈起，将晋国的历史以各代君主为依托做了整体的叙述。当开始以晋文公重耳逃亡事件细致叙述时，相较于左传的叙述，史记增加历史人物之间的关系，讲明了促使重耳逃亡的细节。

　　而后纵观全文，《左传》一直以较为“简单粗暴”的事实为主体，记述了重耳在逃亡各国时经历的人和事。《史记》则继续在其中增添了一些细节描述，从重耳和与之相关的人身上丰满整个事件。比如重耳带着下属逃亡到卫国之时，《左传》中叙述向野外的人讨吃食的片段，“乞食于野人”的记述一板一眼，没有感情，遇事便叙事；《史记》在记述这段时，便增加了“饥而从野人乞食”，虽然只多了二字，但是增加了因果关系，让读者一眼便看懂重耳乞食的原因，而不是要读者自行想象重耳究竟是因为掩盖行踪故意为之还是单纯的饥饿。这足以说明《史记》的记述更侧重于人物的行为逻辑，前后始末更加因果分明。

　　除此之外，在重耳逃亡各国的过程中，《左传》和《史记》在一些片段上的出入和差异，后者除了有为事件增添因果关系之外，还有对片段进行取舍删减。这种删减并不意味着《史记》不尊重历史事实，而是由于其记述事件的重心的缘故，《史记》在一些不是很重要的地方进行简化，以突显更为主要的人物经历的事件主体。

　　比如，在重耳逃亡到曹国的时候，曹共公想要看重耳的肋骨，在重耳洗澡的时候欲偷看。这一片段在《左传》中记录了负羁的妻子向他劝说的话语，“得志于诸候而诛无礼，曹其首也。于盍蚤自贰焉”，描写了一位妻子劝谏丈夫的言行。然而，到了《史记》中，便删去了负羁之妻这个人物。改为负羁直接劝说曹共公。从《左传》的角度来看便是“有则有”，若为事实即记述；在《史记》角度上，考虑到整个事件的全局，负羁与负羁之妻则被看成了“一体”，故而作者将其简化为负羁劝谏曹共公。

　　诸如以上这般的内容差异从侧面说明了不同时代的人对于同一历史事件有着的不同考量。虽然我们无法追寻前者的真实性，也无法去批判后者进行删改整理是否存在偏差。但是基于对整体历史存在的尊重以及对史学家的下笔恭谨态度的信任。无论是哪一部史书，都是我们认识历史，解读历史的珍贵资料。

　　三、为何《左传》与《史记》的记载出现差异

　　《左传》与《史记》对重耳之亡的记载出现差异的原因，究其本质是二者对同一件事情的记述角度有所不同，侧重点不一。除此之外，便是左丘明与司马迁在写作的手法上有着完全不同两种方式，在体裁上大相径庭。

　　1、“纯客观叙事”VS“全知叙事”

　　上文我们分析同一个片段时，《左传》和《史记》的叙述特点的不同便有所体现了。本质上是“纯客观叙事”和“全知叙事”的差异所在。“纯客观叙事”的方式使得事件经过存在许多的“空白”之处，这样的叙事手段能够尽可能的保留客观事实。不过造成的结果是整体事件的记述呈“碎片化”，留给读者的想象空间较大，有时容易使得读者在了解事实之余，在情感上有所歪解或者夹杂进过多的个人情感。对于史记的“全知叙事”，整个事件的叙述是站在叙述者的角度上进行的。所谓“全知”，便是叙述者已知全部发生的内容，包括事件的前因后果、人物关系等。所以史记在“重耳之亡”的叙述中，司马迁是站在上帝视角进行勾勒的。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司马迁在“上帝视角”进行叙事，作为史学家，其对过往历史的考证是需要付出更大的精力，来使得历史事件的逻辑严谨而公正。

　　2、“编年体”VS“纪传体”

　　历史中对重耳之亡进行记载的书籍主要在《左传》和《史记》之中，不过对历史文献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两本书虽然都是记录历史事件的经典，但是二者在文学上有着完全不同的两种方式。《左传》一书为编年体史书；《史记》一书则为纪传体史书。从这一角度而言，也是因为这两种不同的记事方式，使得同为“重耳之亡”一事在史料记载上出现了差异。

　　“编年体”，顾名思义，按照年代或者时间的顺序，以事件为主进行撰写。所以在《左传》中，我们看到重耳逃亡时的时间线随着重耳到达的国家很明了的告诉了读者，其中遇到的事件都是依托于时间的进程。反观“纪传体”，同理，我们基本能够了解这种体裁是以“人物传记”的方式对历史事件进行撰写的。既然是以人物为依托，那么人物关系和事件的逻辑在其中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在《史记》的叙述中，看到许多人物之间的关系，每个人物都有其前后代或者辈分的总结交代。

　　四、如何看待《左传》与《史记》的文本差异

　　不同的作者在叙事方式和手段上的不同使得事件的文本内容存在差异，这样的文本差异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是值得进一步的思考分析的。

　　对于《左传》与《史记》的文本差异，主要还是因为作者所处的历史时期的不同而形成的。先秦时期人们对于“天”的崇拜更为强烈，“天命所属”在人们的思想中影响力很大。在《左传》中，虽然作者很简朴的叙述历史事件，一板一眼。但是，其中不乏将成大事者的功劳推及“天命”，这种臣服是先秦时期人们思想中很难摒弃的一点。司马迁的经历使得他在《史记》的成文过程中，在整理历史大事的时候是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基础，非常务实的想要客观的分析历史，找寻其中的规律，最后“成一家之言”。以上不同的思想和时代便造就了不同的文本内容。

　　五、结语

　　从“重耳之亡”这一历史事件，我们能了解的不仅仅是事件发生的过程，还有它背后的意义。重耳能够成为一方霸主的原因是我们要从中探索的。史书是我们追寻历史的最好的途径。在史书的记载中，若果说《左传》于当时之后记录了事件是给后世留下了珍贵的资料，那么后来《史记》对这一事件的整理和记录，是以一个更为宏观和理性的方式将人们对历史的思考展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