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关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谈判，早在1937年2月就已经开始了。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我党代表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诸同志，与蒋系的“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等人在西安进行初步接触时，就达成了关于“陕北工农政府改名为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接受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指导”的初步意向，但是此时全面抗日战争尚未爆发，老蒋的态度并不积极，尤其是在部队编制和级别上，颇多刁难。

八路军总指挥朱德

（一）红军改编过程的曲折和艰难。

我党当时提出，陕北红军在改编时要单独组成一个“路军”编制（抗战爆发前属于正式编制），专设总指挥部，以朱德和彭德怀分任正副总指挥，下辖军、师、旅、团等建制。

具体方案为编成四个军、12个师、36个旅，拟任命的四个军长分别是林彪、贺龙、刘伯承和徐向前。当时红军野战部队兵力为42000余人、总部直属部队约4000余人、地方红军和院校后勤人员为26000余人，总计72000余人，客观来说，按足额编成四个军稍显勉强。

然而老蒋的“还价”更狠，顾祝同稍后转达的回复是：“委员长再三考虑，红军只能编两个师、4个旅、8个团，师上面不设军，更不设总指挥部，八个团共编15000人，两个师直属军委会领导或归西安行营领导”。

对于这样明显过于苛刻的方案，我方当然不可能接受，经过短暂的商议，周恩来在次日会见时给予答复说：

“昨天，顾主任提出的两个师八个团编制数太少，而且军官的配备也不合情理，我们已向延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领导作了汇报，为顾全大局，我方同意作出适当让步，由原来的四个军12个师改为四个师12个旅24团，共计70000人。

四个师的师长仍是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师上面设总指挥部，军官人选由延安选派”。可以看出，这个让步案比较符合当时红军的实际兵力，应该是我方的底线所在。

周恩来挂中将军衔

人称“顾百顺”的顾祝同丝毫不敢违反老蒋的命令，坚持只能改编为两个师，也不同意设总指挥部，由于双方提出的条件相差太远，谈判一时陷入僵局。

一直拖到1937年3月8日，经过我方再次让步，而顾祝同和张冲等人，也实在是缺乏跟周公谈判的能力和技巧，每每理屈词穷，无奈之下只能同意了红军编为三个师、同时单设总指挥部的方案，史称“三八协议”，该协议共有五条主要内容，其中第三条内容为：

“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取消红军名义，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其编制人员给养及补充，按国军同等待遇。红军中最精壮者改编为三个国防师，计六个旅十二个团及其直属工、炮、通信、辎重等四万五千人。在三个国防师上设总指挥部，各级人员由自己推选，报南京批准，政训工作人员可由国民政府派人联络。”

草签过的“三八协议”送到南京报批时，老蒋当即变卦，拒不同意协议的基本内容，期间周公分别在杭州、庐山与其进行了面谈，仍然不能达成一致。直到七七事变爆发，倭寇大举入侵，南京当局迫切需要红军开赴抗日前线，才终于勉强同意按该协议执行。

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

（二）国民革命军当时已有铨叙军衔。

1937年8月中旬，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在高级将领军事会议上，就红军部队改编问题正式宣布：“用现在115D、120D、129D番号（D为师的代码），一切旗帜、符号、服装均改换，主官亦改名换姓”。

所谓“主官亦改名换姓”，是国民党当局不愿意让民众知晓那些威名赫赫的红军将领已经“合法化”，毕竟那都是他们曾经高额悬赏过的人物，因此想让八路军正副总指挥和各师正副师长均使用化名任职。

比如朱蹭陂即朱德、彭特立即彭德怀、林育荣即林彪、贺云青即贺龙、刘百诚即刘伯承、肖格即肖克、徐象谦即徐向前等等，在我方的坚决抵制下，这些化名实际上并未使用，但充分暴露出南京政权的心虚和狡猾多变。

在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的前夕，纳入八路军作战序列的46000多名红军指战员进行了集体换装，毕竟要与中央军、晋绥军、川军等部队联合作战，旗帜、符号和服装是必须要大略一致的。

同时也涉及到了八路军主要将领的军衔授予问题，否则在作战中如何跟“友军”沟通和交流呢？在当时编成的20多个“路军”中，总指挥多为陆军二级上将或者中将加上将衔，比如第二路军总指挥刘峙为二级上将、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为二级上将、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第六路军总指挥朱绍良、第七路军总指挥刘湘等，也都是陆军二级上将衔。

因此，第八路军总指挥朱德的军衔，也应该按此标准颁授，况且朱老总资历深厚，在北伐时期就是中将军衔。

朱德、贺龙和徐向前

但是这其中存在一个问题，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1935年4月已经正式实施了“铨叙军衔”，因为在中原大战以后，各派军阀势力基本被压服，南京政府具备了统一全国军政的条件，所以无论是中央军、杂牌军，只要属于“国民革命军”序列内的军官，都分批进行了“铨叙”。

铨叙军衔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为了避免将官的泛滥，对上将军衔（含特级上将、一级上将和二级上将）进行了员额限制，而不是随便可以增加的。

比如1935年总共授任1名特级上将、9名陆（海）军一级上将、21名陆军二级上将（1936年授程潜、李烈钧为陆军二级上将），按照铨叙条例的规定，上将军衔的位置名额若非出缺，中将是不可以晋升的。

铨叙军衔的叙任也是比较正规的，军官必须依照停年、考评和奖惩，按部就班逐级晋升，并且将官都有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签发的委任状（1943年之前，林森去世之后改为老蒋），正确表述为“某某人叙任陆军少将”，是为“任官”。

而在1935年的这一时期，国共两军还处于战争状态下，南京政府不可能承认红军将领的身份，授衔也就无从谈起，也就是说，在1937年9月的这个时间点上，红军主要将领的授衔问题面临“没有铨叙记录”的情况。

第115师师长林彪

（三）八路军将领的军衔其实是“职务军衔”。

不过在铨叙军衔的体系之外，由于全面抗战爆发后，军队规模迅速扩大、军官职务晋升比较纷乱，又应运而生出一种“职务军衔”，也就是一种临时性的军衔，完全是为了在战时适配某个职务而颁授的，且仅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一纸任命即可，正确表述为“某某人任少将旅长、中将师长”等等。

毕竟战争期间如果按照法定条例进行军衔铨叙时，手续繁琐且耗时太多，而军衔与职务相差太多的话，也不利部队指挥、人事管理和调动军官积极性。

“职务军衔”允许佩戴相应的军衔标志，且不受正式叙任军阶的限制，所以你在影视剧里面看见的两颗星将军，有可能是铨叙中将，也有可能是中将职务军衔。

因为铨叙军衔和职务军衔这两者之间，既有同步的现象、也有出现差别的情况，只有真正理解两套军衔的内涵，才能够在阅读军事和历史文献时，不致出现混乱。

比如三个黄埔一期生王敬久、孙元良和宋希濂，均于1936年10月5日铨叙为陆军中将（比较早了），他们的职务是分别担任三个德械师第87师、第88师、第36师的师长，所以此时他们的铨叙军衔和职务是相衬的，不需要另行任命职务军衔。

但是在同一天，黄埔一期生杜聿明仅仅被铨叙为陆军少将，而抗战爆发后又停止了铨叙军衔的晋升，因此当他出任第五军军长时：

为了职衔配套，老蒋只能给出“第五军中将军长”的职务军衔，而杜聿明的正式铨叙军衔刚到少将，这就是两者不一致的情况。

新四军军长叶挺即为职务军衔

既然八路军将领没有参加1935年的铨叙，南京军事委员会就按照他们在部队中担任的职务，分别颁授了“职务军衔”，原则是总部首长、师长为中将职务军衔，副师长和旅长为少将职务军衔，团长和一些同级别军官为上校职务军衔（个别有调整），在1937年9月第一批授予中将职务军衔的有：

彭德怀，中将（八路军副总指挥）

叶剑英，中将 （八路军参谋长）

林 彪，中将 （八路军第115师师长）

贺 龙，中将 （八路军第120师师长）

刘伯承，中将 （八路军第129师师长）

肖 克，中将（八路军第120师副师长）

宣侠夫，中将（八路军总部总参议）

另外，周恩来因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也授予了中将职务军衔，按理说以周公黄埔军校原政治部主任的身份，授陆军二级上将衔一点没有毛病，但是一方面，政治部主任陈诚当时还没有晋升（中将加上将衔，1939年5月晋陆军二级上将），另一方面周公毕竟是我党干部，对方还是有故意压低的心态。

不过老蒋特批周公领二级上将薪水，算是补偿，同时被任命为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也授予了中将职务军衔。

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

八路军授予少将职务军衔的将领名单：

左 权（八路军总部副参谋长）

聂荣臻（八路军第115师副师长）

徐向前（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

周 昆（八路军第115师参谋长）

周士第（八路军第120师参谋长）

倪志亮（八路军第129师参谋长）

陈 光（八路军第115师343旅旅长）

周建屏（八路军第115师343旅副旅长）

徐海东（八路军第115师344旅旅长）

黄克诚（八路军第115师344旅副旅长）

卢冬生（八路军第120师358旅旅长）

张宗逊（八路军第120师358旅副旅长）

陈伯钧（八路军第120师359旅旅长）

王 震（八路军第120师359旅副旅长）

王宏坤（八路军第129师385旅旅长）

王维舟（八路军第129师385旅副旅长）

陈 赓（八路军第129师386旅旅长）

陈再道（八路军第129师386旅副旅长）

另有八路军第120师参谋处长彭绍辉、第359旅参谋长郭鹏、第385旅政治部主任谢扶民、第715团团长王尚荣、第716团团长贺炳炎、第770团团长张才千等一批军官，被授予了上校职务军衔。

许光达佩戴少将军衔

（四）朱德总司令其实是“特授陆军上将衔”。

在职务军衔的颁授中，由于受“上将员额固定”的限制，被授予上将职务军衔的几乎没有。尤其是在1935年的铨叙中，上将员额被严格限制以后，还把之前中央军、杂牌军中的93名上将衔军官下调为中将（甚至包括陈诚），这必然引起了一些矛盾，于是1936年2月29日国民政府公布了《陆军中将加衔暂行条例》。

于是在铨叙军衔中，应运而生了“中将加上将衔”，也就是可以挂三颗星的领章，但是领中将的薪饷，性质类似于“准上将”或者是“候补上将”，并且有优先按序递补晋升二级上将的权利。

从1936年9月至1937年10月间，总共叙任了28人为中将加上将衔（逃台前总计53人），包括陈诚、张治中、钱大钧、卫立煌、薛岳等将领，使国民革命军挂三颗星的上将群体，总数保持在60人左右。

1937年9月11日，由于军事委员会已经着手实施战时“集团军”的编组，所以第八路军再被改番号为第18集团军，路军的总指挥部、总指挥分别改称集团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其下的战斗序列没有变化。

理论上说，集团军总司令的军衔在整体上要略低于“路军”，一般中将衔即可担任，比如宋希濂、霍揆彰、关麟征等若干黄埔一期生，后面都当上了集团军总司令，军衔为陆军中将。

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

但是朱老总“路军总指挥”的职务在前，同时在忻口会战打响前后，他又兼任了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战区东路军总指挥等更高一级的职务，仅授中将军衔是肯定不妥当的，第二战区另外两位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和黄琪翔，其实在1937年9月也都是中将加上将衔。

既然上将员额暂时没有出缺，许多军事文献认为朱总司令也是屈就了“中将加上将衔”，这是不准确的，要特别注意，“加上将衔”的情况是要区分为六类的：

1、加陆军上将衔：即之前已经铨叙为陆军中将，而后酌情加陆军上将衔，简称“晋加”，卫立煌、黄琪翔、张治中等多数人都属于此类情况。

2、任陆军中将并加陆军上将衔：即铨叙陆军中将和加上将衔同时进行，简称“授加”，桂系的黄绍竑等人属于此类情况。

3、特授予陆军上将衔：即未经叙任陆军中将而直接授陆军上将衔，简称“特授”，张发奎属于此类。

4、追晋陆军上将衔：即现役将领亡故后追加陆军上将衔，简称“追加”，刘戡、周浑元属于此类。

八路军第115师副师长聂荣臻

5、追赠陆军上将衔：即非现役将领在亡故后追赠陆军上将衔，简称“赠加”，多用于北洋将领亡故时所用。

6、赠加陆军上将衔：即赠送友邦人士陆军上将衔，从1935年到1949年间，只有尼泊尔首相伯达马塞尔被国民政府赠予了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

朱总司令并未参与1935年的所谓铨叙，所以他的情况符合第三种类型，也就是特授陆军上将衔，除了反蒋下野后来又被起用的张发奎以外，被特授上将衔的还有一个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上官云相。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包括朱总司令在内的八路军将领军衔，都是未经正式铨叙的职务军衔，在《国民政府公报》中并未记载，而且不占用国军将官名额，也没有数额限制，仍然属于特殊情况。

周恩来和黄琪翔

（五）八路军将领佩戴职务军衔的情况。

对于国民政府授予的职务军衔，我们的八路军将领们当然并不“感冒”，甚至校级军官的领章都需要自购和自备，可见也是被歧视的。在抗战初期尚能联合对日作战的局面下，深入山西前线的八路军将领们只有在“统战需要”时，才会佩戴相应的军衔。

比如参加联合军事会议、会见“友军”高级军官等正式场合，而一旦回到自己的部队中，基本上是没有人佩戴的，因为人民军队的传统就是官兵平等，戴这些东西我方将领们根本不适应。

还一种情况，那就是经常需要前往国统区工作的将领们，为了行程和工作方便，也不得不佩戴军衔，比如周恩来、叶剑英作为黄埔军校的师执辈，在重庆公开活动时穿军装挂军衔是适宜的。

著名的“红色特工王”李克农将军，在担任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时，也佩戴了少将军衔，之后从桂林撤往重庆时，这套少将军服和军衔，还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而所有这些将领在回到根据地、尤其是回到延安时，是肯定不会佩戴军衔的，因为主席非常反感国民党军队的帽徽和军衔，据说陈伯钧因此被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所以在美国记者福尔曼和其他人拍摄的延安照片中，没有任何一位八路军将领是佩挂军衔的。

这个不是军衔，是自戴的红领章

（六）八路军也曾经酝酿过自己的军衔体系。

第二次国共合作事实上的破裂，其实可以从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算起，面对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广大八路军、新四军战士们愤怒地甩掉了“青天白日”帽徽，而我军高级干部们，也均不再身着国民革命军的军官服装和佩挂军衔（在重庆工作的例外）。

所以那些国民政府给的职务军衔都成了过往云烟，比如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将军，麾下晋冀鲁豫军区已经有30多万八路军主力部队，开句玩笑的话，中将明显太小了嘛。

早在八路军第一次实现大发展的1939年4月1日，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就致电延安，询问可否依照国民革命军的编制区分，规定我军各级干部的等级，认为这样既可以保证职责分明，又能起到激励干部的作用，两位老总在电文中特别说明：“于我军传统亦无损害”。

一个多月以后，经过延安方面批准，八路军总部发出训令，正式提出推行干部等级制度，也就是我军自己的“军衔制度”。

训令发布以后，八路军总部机关和一些正规部队也曾一度进行了评衔的工作，然而在艰苦的抗战环境之下，我军各部经常处于流动作战之中，部队连集中起来都颇为不易，所以这项工作开展的很不顺利。

尤其是1941年以后，随着日军大扫荡的逐渐残酷，敌后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生存和发展才是第一要务，因此在1942年初，八路军总部命令暂停了军衔制度的筹备和评选工作，这一晃，就是十三年。

第18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

补充说明一下，在抗战胜利后的“军事调处”期间，为了工作方便，参与军调工作的我军干部也都佩戴了职务军衔，在最高三人小组中，美方的马歇尔、蒋方的张治中都是上将军衔，于是周恩来也临时佩挂了上将职务军衔。

这就是我们在历史旧照中看到的细节差别，也就是抗战时期二颗星，而在军调工作时佩戴三颗星的缘故。其他一些在各地军调小组工作的我军干部，也佩戴了中将、少将或者上校等职务军衔，内战爆发后即弃之不用。

直到全国解放以后的50年代初期，人民军队才开始正式酝酿自己的军衔体系，并且于1952年首先进行了“军队级别”的评定，在此基础上，1955年正式推出了“五五式军衔”。我们的朱总司令名列十大元帅之首，而八路军的师以上首长中，共有九人被授予了共和国元帅军衔。

周、毛、朱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