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国内外复杂局势下，涉港问题引发了各方关注。2019年之前，中国政府并没有明确将涉港问题界定为国家核心利益，这主要是由中国面临的国际力量对比形势决定的。从国内政治来看，中国政府已于1997年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这使中国中央政府与香港的关系就是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主权所有权(中央政府)与实际治理权(香港特区政府)并不分离，而是统一在“一国”之下。在“一国两制”下，中央对香港具有最终管制权，这主要体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最终解释权。传统温和民主派对香港本地“双普选”等政治制度改革主张在法治框架下被容忍，但是，近年来主张建立所谓“城邦国家”的“港独”势力有所发展，违背“一国两制”框架，触碰到中央政府的红线。即便在现有制度框架中，他们都不具备上台执政的可能性。近年来香港社会越来越撕裂，香港围绕修改《逃犯条例》出现的事态完全变质，“港独”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冲击。当社会骚乱具有“颜色革命”倾向并存在颠覆香港现有制度进而挑战“一国”的风险时，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政治统合程度就会降低。当分裂势力发展到使香港面临“颜色革命”危机、现有制度面临颠覆威胁时，就会严重威胁到国家主权、安全。因此，在涉港问题上，中国的政治统合程度低。然而，在国际力量对比中，中国的总体国家实力已经超过英国，处于优势地位。“一国两制”作为地方高度分权的政治安排，是中国的一个伟大创举。香港回归以来，在未来可预期的时间范围内，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是各方都认可的底线。即便以英美为主的西方国家常常对香港表现出干涉意图，也不敢公开否定维持香港繁荣稳定这一共同底线和“一国两制”的根本框架。对中方而言，香港作为世界公认的自由经济体和单独贸易区，是中国内地吸收国际资本的主要渠道，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交易中心。香港普通法法制基底、国际信息的联通性，是短期内中国内地城市无法复制的。要维持香港国际化都市的独特地位，发挥它对中国内地的特有功能，保持其自由、开放的格局，中国就无法完全杜绝外国势力对它的影响，也就很难将香港问题界定为国家核心利益。中方要求不能因“两制”而弱化“一国”，香港须在国家主权、安全问题上承担更多义务；英国等西方国家更加着眼于维持香港行政中立、司法独立，并逐步落实“双普选”等符合西方自由民主特征的配套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