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发布报告，主要分析比较了2004-2014年全球前25位工业制成品出口经济体在工资增长率、劳动生产率、汇率和能源成本四个方面的成本变化，并把美国作为基准100，计算得出各个经济体相对美国的整体制造业成本竞争力得分。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制造业成本指数已经从2004年的86上升至2014年的96，意味着中国的制造业成本已经逐渐接近美国，在国际市场上面临较大的竞争压力。

一、中国制造业生产成本的国际比较

制造业生产要素成本既包括劳动力成本、资金成本、土地成本、能源原材料成本和税费成本等直接生产成本，也包括物流成本和汇率成本等流通成本，还包括整体营商环境和政府廉洁程度等外部交易成本。近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2016年五大任务之一是“降成本”，并从六个方面指明了努力方向。

（一）制度性交易成本

表1 中国营商环境各项指标排名及变化

指标

2016年排名

2015年排名

排名变化

开办企业

136

127

下降9位

办理施工许可

176

177

提升1位

获得电力

92

86

下降6位

登记财产

43

41

下降2位

获得信贷

79

71

下降8位

保护中小投资者

134

133

下降1位

纳税

132

133

提升1位

跨境贸易

96

96

无变化

执行合同

7

7

无变化

解决破产

55

53

下降2位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世界银行发布的《2016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在全球189个经济体中，中国的营商环境居第84位，较2015年上升6位。相比于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中国整体营商环境仍有较大的改善空间。而相比于巴西和印度等国，中国的营商环境相对较好。从分项指标来看，虽然中国整体营商环境排名上升了6位，但除了办理施工许可和纳税两项指标外，所有营商环境指标排名都下降了，特别是开办企业和获得信贷指标下降较为明显，2016年排名分别比2015年下降9位和8位。目前，对中国企业而言来自各种不合理审批、许可和中介服务收费等方面的负担仍然较重。

（二）用工成本

国际比较表明，中国工资上涨速度不仅显著快于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而且快于南非、巴西等发展中国家。2008-2014年，中国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年均增长率达到11.8%，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9.0%。同期美国工资实际增长率仅为1.9%、欧元区为0.5%、日本为-0.8%；南非和巴西的实际工资增长率分别为3.2%和5.7%。

图1  2008-2014年世界主要经济体工资年均增长率（单位：%）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其中中国与俄罗斯为名义增长率

从制造业而言，2008-2014年中国制造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年均名义增长率达到13.0%，同期第二产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名义增速为8.4%。并且，中国企业还要负担“五险一金”的社保费用，其中企业需要负担养老保险（单位缴费20%）、医疗保险（单位缴费6%）、失业保险（2%，单位、个人比例各省自定）、工伤保险（平均费率0.75%）、生育保险（不超过0.5%）以及住房公积金（不低于5%，不高于12%），合计为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33%-40%（国外一般为15%-20%），企业的社保缴费负担较重。由此可见，劳动力成本的过快上涨严重削弱了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

（三）税费成本

按照国际标准的宏观税负计算方法，2014年中国宏观税负高达37.2%，已超过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在30%-35%之间），与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极不相称。同时，与发达国家实行“高税负、高福利”政策不同，中国是在较低福利水平上存在较高税负。并且中国宏观税负较高，主要体现为企业部门税负高，不利于企业投资和创新。

图2  2000-2014年中国宏观税负水平变化（单位：%）

注：宏观税负水平=（公共财政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社保基金收入）/ GDP

（四）资金成本

2014年，中国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5.6%，远高于美国（3.25%）和日本（1.22%）等发达经济体，但大大低于巴西（32.01%）、俄罗斯（11.14%）、印度（10.25%）、南非（9.13%）等发展中经济体。如果考虑2014年中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为-1.9%，中国企业贷款实际利率为7.5%，而同期其他国家的实际贷款利率普遍低于贷款基准利率，因而中国贷款实际利率明显高于除巴西之外的其他主要经济体。此外，中国企业贷款的中介费用较高，所承担的评估费、保险费、顾问费等费用普遍高于其他国家平均水平。因此，资金成本偏高是导致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下降的重要因素之一。

图3  2014年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贷款实际利率比较（单位：%）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中国贷款实际利率=贷款基准利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五）能源原材料成本

尽管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大宗初级产品价格普遍出现大幅下跌，但是，受交易税费、定价机制、流通费用、原料来源等因素影响，总体上中国能源原材料成本高于美国、俄罗斯、巴西等主要能源市场。能源价格相对较高对中国制造业竞争力带来抑制作用。

中国煤炭价格仍高于主要国际市场。2014年，中国、日本动力煤、美国阿帕拉契、西北欧煤炭现货价格指数分别为145.6、97.7、69.0和75.4，分别较2008年下跌16.5%、20.5%、41.9%和49.0%。从动力煤现货价格来看，2015年底中国秦皇岛、澳大利亚BJ、欧洲ARA港和南非理查德RB动力煤现货价分别为每吨370元、339元、313元和320元，中国煤炭价格分别高出9.1%、18.2%和15.6%。

中国工业电价高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2014年OECD成员国工业平均电价为每千千瓦时123.88美元。而中国工商业平均电价折合139.43美元/千千瓦时，可见中国工商业电价高于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更是美国平均电价的两倍。但是，中国工商业平均电价明显低于日本、德国、英国等国家。此外，经合组织成员国居民平均电价要高于工业电价，而中国则恰恰相反，2014年工业平均电价约为居民平均电价的1.52倍。

图4  2014年中国与经合组织成员国工业电价对比（单位：美元/千千瓦时）

数据来源：国际能源署，国家能源局

中国石油价格属于世界中等水平。2015年10月，北京汽油价格约为5.92元/升，高出同期美国（3.8元/升）和加拿大（5.1元/升）54%和16%。主要是因为中国汽油价格中约有30%多的各种税费（消费税、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和教育附加费等），而美国和加拿大的燃油税较低。但是，中国汽油价格明显低于实行高燃油税的日本和西欧各国，同期日本汽油价格高出中国汽油价格20%左右；西欧国家汽油价格超出中国汽油价格40%-80%。

中国天然气比价大幅抬高。近年来随着油价和煤价持续大幅暴跌，长期偏低的气价在改革之后反而因比价偏高，成为抑制天然气消费的主要因素。国际比较来看，2014年日本液化天然气（LNG）进口价格为16.33美元/百万Btu，是德国LNG进口价格的1.8倍，更是英国、美国和加拿大天然气市场价格的2.0、3.8和4.2倍。日本LNG进口价格基本代表东亚地区的进口气价水平，与中国LNG进口价格接近。这表明东亚地区包括中国在内进口气价处于相对较高水平。

（六）物流成本

近年来，中国物流成本出现不断降低的态势，中国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由2009年的17.6%降低至2014年的16.6%，但是仍然远远高于2014年美国（8.3%）和日本（8.5%）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也比世界平均的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11.7%）要高。因此，中国制造业的物流成本较高是造成制造业总体成本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

图5  2009-2014年中、美、日及世界物流成本占GDP比重（单位：%）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七）土地成本

随着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以及商品房市场井喷式增长，房价与地价相互拉抬，土地价格不断上涨，企业用地成本明显提高。从全国主要城市土地出让监测价格来看，2008年以来出现加速上升态势，尽管2012年以后有所放缓，但是土地出让价格仍然保持上升趋势。综合地价由2012年三季度的3093元/平方米上升至2015年三季度的3606元/平方米。工业用地价格则由2012年三季度的662元/平方米上升至2015年三季度的753元/平方米。

表2  中国主要城市土地出让价格（单位：元/平方米）

项目

2012年三季度

2013年

2014年

2015年三季度

地价

同比增速

地价

同比增速

地价

同比增速

地价

同比增速

综合

3093

1.77

3349

7.0

3522

5.16

3606

3.30

商业

5793

3.15

6306

7.9

6552

3.90

6701

2.55

工业

662

2.00

700

4.5

742

6.03

757

3.48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全国主要城市地价状况分析报告》整理

国际比较表明，2000-2014年，中国商品房年均售价累计上涨约200%，明显高于主要发达国家涨幅。美国房价在金融危机期间出现大幅下跌，商品房价格指数在2011年见底，2012年开始反弹，目前已接近金融危机前的高点，较2000年累计上涨约51%。而日本房屋价格指数基本稳定，近年来几乎没有上涨。欧元区近十年来房价指数累计仅上涨6%左右。南非和印度的房价指数上涨较快，2000-2014年南非独栋住宅价格指数累计上涨了369%，2009-2014年印度全国房价指数累计上涨了163%。此外，目前中国一线城市房价中土地成本占70%以上，全国平均为50%左右，而发达国家（如澳大利亚）土地成本占建筑成本的比例仅为17%。

（八）汇率成本

尽管2015年8月11日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出现贬值趋势，但是，自2005年7月汇改至2015年底，人民币对美元、欧元、日元、港币分别累计升值27.5%、41.0%、39.3%和27.1%，特别是这一时期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大幅升值56.2%。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许多国家和经济体为了自身经济复苏和刺激出口纷纷推动本币贬值。2008年7月至2015年底，人民币、美元和印度卢比实际有效汇率分别升值36.3%、15.1%和8.1%，而同期欧元、日元、俄罗斯卢布、巴西雷亚尔和南非南特实际有效汇率分别贬值15.7%、12.5%、28.2%、29.9%和22.3%。因此，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大幅升值给国内制造业企业出口带来了巨大压力，造成出口产品竞争力明显下降，出口需求减少，甚至影响到部分外贸企业的生存。

二、中国制造业生产成本偏高的原因

（一）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致使制度性交易成本偏高

近年来，我国虽然在不断推进简政放权，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但对企业来说，各种审批、许可行政事项仍然较多。同时，存在明显旧有路径依赖，部分办事程序并未随着简政放权马上作出调整，甚至部分中央政策难以落地；部分政府官员“吃拿卡要”行为增大企业交易成本；行政事业等公共机构庞大，财政供养人员规模大、费用高并因人设事，直接或间接增加企业交易成本。

（二）劳动力供求变化及社保分担机制不健全导致用工成本快速上升

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出现快速上升趋势。首先，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适龄劳动人口（16-59岁）占总人口的比例在2010年达到峰值，2012年以来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量开始下降，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结束。其次，《劳动合同法》在保障劳动者合法利益的同时，明显加大了企业对员工社保支出。第三，随着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品质的不断提高，休闲娱乐等闲暇需求加大，减少了劳动时间，进而会加大劳动力供应紧张。第四，随着部分女士回归家庭，中国就业参与率呈下降态势。因此，劳动力供求关系的深刻变化增强了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劳动权益保障的不断增强也使得劳动力成本不断提升。此外，社保分担机制的不健全使企业的社会保障负担沉重，影响了企业生产经营的活力。最重要的是，我国技术升级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慢于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这是影响竞争力的关键。

（三）宏观税负较高加大企业税收负担

我国宏观税负比较高，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上缴利税较多，政府性基金收入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增长较快，此外，还存在企业办社会的情况。同时，目前我国间接税的比重较高，2014年增值税和营业税为主的流转税占总收入比重超过70%，这部分主要由企业部门负担，而由居民部门负担的所得税、房产税等直接税占比较少。此外，每当经济下行财政增收困难的时候，部分地方政府便开始清理各种税收优惠，甚至征收过头税，进一步加大企业的税费负担。

（四）金融体制不完善导致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

产能过剩行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缺乏利率弹性的部门的巨大资金需求拉高了资金成本；银行理财产品、电子金融等金融产品及影子银行等市场化融资渠道分流了部分资金。当前，以国有大银行为主的金融体制及金融资本“避实就虚”，货币市场短期利率水平降低不能有效传导到信贷市场，使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

（五）能源价格形成机制不顺使企业用能成本过高

受定价机制、交易税费、流通费用、开采成本等因素影响，总体上中国能源成本相对较高。我国汽柴油等石油终端产品价格明显高于美国和部分资源国，主要是税费较高的结果。目前，我国成品油价格中包含着增值税（17%）、消费税（汽油1.52元/升、柴油1.2元/升）、城建税（税率7%）、教育费附加（税率3%）、地方教育附加（税率2%）。因此，当前我国每升汽油中税费占比接近50%。目前，国内天然气价格机制仍不完善，对市场信号反应不灵敏。近年来随着油价和煤价持续大幅下跌，长期偏低的气价在改革之后反而比价偏高，成为抑制天然气消费的主要因素。此外，煤电联动机制并未顺利执行，电价水平未能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关系。

（六）市场分割及物流管理不善导致流通费用高昂

一是外向型经济结构突出，货物大进大出，提高了物流成本，这是物流成本占GDP比重高的主要原因。二是生产力布局不合理导致运输距离过大。三是中国的物流行业目前处于“小、散、弱”的发展格局，尚未形成竞争有序的全国物流服务市场，存在市场分割现象。四是物流行业管理不善，货物往往是单向流动而非双向流动，未能充分利用现有的运能。五是中国许多道路需要收取通行费用，各地往往会依据地方法规甚至不合法地收取来往通行车辆的过路费、过桥费等，而高速公路的收费往往较高。

三、中国制造业降成本的对策建议

为了贯彻落实中央“降成本”任务，化解企业经营面临的巨大挑战，在经济新常态下更好地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提升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建议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快改革创新。

（一）推进行政改革和简政放权，切实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当前，要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必须与供给侧结构改革紧密结合起来。特别是要进一步加快简政放权、放松管制等改革，优化政府管理，提高管理效率，促进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转变，为企业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激发各微观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此外，继续大力惩治各级政府和官员“吃拿卡要”问题和预防腐败案件的发生，切实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二）降低劳动力成本的关键是降低相对成本

治本之策应是加快产业技术升级，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劳动力绝对成本提高的同时降低劳动力的相对成本。同时，应防止劳动力绝对成本提高过快。拓宽资金的筹集渠道，增强收支平衡能力，通过完善费率和待遇调整机制，理顺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的基金结构，指导有条件的地方适时适当降低养老和医疗保险费率。在确保失业保险保障生活、预防失业、促进就业的前提下，根据各地失业保险费收入、支出和结余情况，研究合理降低失业保险费率。细化工伤保险行业费率，强化费率的浮动机制。结合出台生育保险办法，将现行生育保险费率适当下调。通过进一步调高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上缴比例，补充社保资金不足，为降低企业社保缴费提供空间。此外，研究降低住房公积金的缴费比例，或者成立国家住房银行，建立政策性住宅金融体系，解决中低收入居民住房问题，减轻企业公积金缴存负担。

（三）推进税收改革和收费机制完善，切实降低企业税费负担

一是通过税收制度改革实现减税，尽快将“营改增”推广至建筑业、房地产、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等领域。二是推进税制结构改革和税率优化，普遍降低各类企业增值税税率2个百分点。三是出台更多针对特定行业税收优惠政策，加大对新兴产业和消费领域的减税力度，针对“三农”、小微企业进一步扩大税收优惠政策面。四是清理各种不合理的收费，系统清理各项政府性基金收费。

（四）推进金融改革和融资机制完善，切实降低企业财务成本

改革现有银行业盈利模式，改变银行主要依靠存贷息差赚取利润的模式，使金融资本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大力发展股票和债券市场，并进行市场化改革，使企业的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利率水平更加反映市场资金的供求状况。加强对影子银行、同业业务、理财业务等方面的管理，清理不必要的资金“通道”和“过桥”环节，抑制金融机构筹资成本不合理上升。

（五）推进能源价格体制改革，切实降低企业电力成本负担

深化现有的能源价格机制改革，进一步理顺能源产品价格关系，切实反映市场供求变化。加快在趸售电价、留存电量价格、直购电和富余电量消纳、天然气直供、天然气经营企业成本监审等方面的改革步伐，进一步降低企业能源成本。同时，在电力价格调整过程中，对产能严重过剩、污染大、资源消耗多的行业，原则上不降或少降，倒逼这些行业按照市场化要求转型或整合。此外，不能因能源价格走低反而提高相关税费，应努力降低能源行业经营成本，从而降低能源价格进而降低企业经营成本。

（六）推进物流业整合和道路通行机制改革，切实降低物流成本

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优化生产力布局是降低物流成本的根本，但需时较长，短期内应加快传统物流业转型升级，建立和完善社会化、专业化的物流服务体系，形成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物流企业，扭转“小、散、弱”的发展格局，提升产业规模和发展水平。进一步优化通行环境，加强和规范收费公路管理，保障车辆便捷高效通行，切实加大对公路乱收费、乱罚款的清理整顿力度，减少不必要的收费点，全面推进全国主要高速公路不停车收费系统（ETC系统）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