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GDP统计

华经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GDP总量为147227.31亿美元，同比增长2.3%，比上年增长了4427.94亿美元，相比2010年增长了86355.67亿美元。

2010-2020年中国GDP及增速统计图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华经产业研究院整理

从部分产业来看，2020年中国农业增加值为11267.4亿美元，相比2019年增长了1066.25亿美元，占中国GDP比重为7.65%。工业增加值为55682.7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580.15亿美元，占比GDP总量为37.82%，其中制造业实现增加值38538.08亿美元，占GDP比重为26.18%，占工业增加值比重为101898.68%。

2010-2020年中国农业、工业及制造业增加值统计图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华经产业研究院整理

2010-2020年中国农业、工业及制造业增加值年度统计表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华经产业研究院整理

二、中国人均GDP及人均国民总收入统计

2020年世界人均GDP为10925.73美元，中国人均GDP为10500.4美元，同比增长1.98%，比上年增长了283.77美元，与2010年人均GDP数据相比，近十年来增长了5949.95美元。

2010-2020年中国人均GDP及增速统计图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华经产业研究院整理

2020年中国国民总收入为148807.45亿美元，人均国民总收入为10610美元，相比2019年增长了220美元，与2010年人均GNI数据相比，近十年来增长了6270美元。

2010-2020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及增速统计图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华经产业研究院整理

我国是石蜡生产、消费大国，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及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航空航天、微电子及光电子等高科技领域对石蜡的需求也不断增加，产量也随之不断增长。2016-2019年期间我国石蜡产量整体处于一个上升的趋势。2020年由于疫情影响，产量有所下滑，随着疫情被有效控制，石蜡产量回升。据资料显示，2021年我国石蜡产量为160万吨，同比增长12.7%。

2020年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GDP为3465.86亿美元，增速为-6.08%；人均GDP为46323.86美元，人均国民总收入为4863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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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雪球App，作者： 南方的粤，（https://xueqiu.com/7648961000/172214113）

从近十年统计局数据看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结构变化以及居民收入的情况，收集对比了几项宏观数据之后，得出一些粗浅的结论，分享出来跟大家一起探讨。

第一个是GDP总量，中国从近十年GDP增速相对上一个十年下降一些，但仍然保持中高速水平，2020年达到101.6万亿，是2011年48.3万亿的2.1倍。如此体量的经济体还能保持6%-9%的增速实属不易，其中2017年增速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1.8%。如果用几句话来概括这样的经济奇迹背后的原因，我觉得是以下几点：一是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优秀民族文化的持续传承以及对教育持之以恒的重视。二是人口。规模庞大的人口本身就决定了经济增长潜力的想象力，一方面受科学技术推动，社会平均生产效率不断提升，再乘以庞大的人口基数，对GDP贡献较为明显，其次人口众多也决定了消费市场的广阔，内需已经占GDP总量相当的比重。

二是从三大产业在GDP中的占比来看。第一产业从2011年占比9.3%到2020年的7.1%，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但变化幅度较小。第二产业从2011年的46.5%2020年的38.6%下降幅度明显，其中2020年受疫情影响，相比上一年下降速度加快。得益于电商大爆发、互联网经济井喷、老百姓服务性消费增多等因素，这十年，第三产业占比从2011年44.2%到2020年的54.3%，增速较快。对比三产占比变化，我们发现一直被我们引以为傲的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是不断下降的，近几年有加速之势。和美国目前的经济结构相比，我们应该有所警惕，居安思危，要通过科技突破、研究创新不断加大我们第二产业的发展，防止出现制造业空心化、国民经济金融化。

三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变化，从表上我们可以看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随着国家经济发展不断提高，从2011年的18311元到2020年的32189元，增长了75.8%，远小于GDP110%的增幅。2020年受疫情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下降明显。其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和平均数占比从2013年的85.37%不断提高到2015年的87.78%，而后开始不断下降，一直到2020年的85.56%，虽然受疫情影响2020年比值下降幅度较大，但从2015年开始已经逐年下降。这个数据表明从2015年开始，国民贫富差距逐步拉大，受到疫情因素，更加剧这一趋势。

四是富豪财富总量增幅承加速趋势。福布斯中国富豪榜top400财富总量从2013年的34752.7亿人民币增长到2020年的141000亿左右，翻了四倍。且除了2018年全球经济危机除外，富豪们的财富总量每年增速大幅领先于GDP增速，2020年受疫情影响，更是在GDP增速只有2.3%，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只有4.7%的情况下，大幅增长54.46%。随着经济持续的发展，民营资本出现垄断的迹象愈发明显，富豪们变得越来越有钱，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最后说一说贫富差距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知道，国家依靠资本发展的效率和实现社会公平是跷跷板的两端，永远做不到既要也要，也就是既要把蛋糕做大，又要把蛋糕分的很公平是违反客观规律的，但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应优先追求把蛋糕做大，实现即使不公平，但每个人手里的蛋糕都是增多的。良性的发展模式应该是随着经济发展的结构和增速变化而不断调整两者的平衡点，告诉发展的经济体，如果消耗太多精力去追求公平，则会抑制经济发展的速度，相反，如果发展速度降低，则应该大力优化分配问题，否则社会撕裂加剧，近几年政府下大力气开展脱贫工作也算在GDP增速随着体量变大而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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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国GDP增长8.1%，是近十年来增速最快的，远高于政府设定的6%以上的年度目标。

强劲的扩张超出了市场预期，并在两年内使大多数其他主要经济体黯然失色，奠定了稳定的经济复苏之路――建立在该国的零容忍流行病战略之上――尽管西方诽谤北京，但北京一直坚定不移地走上这条道路全年的不利因素包括零星的冠状病毒爆发、房地产行业的困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和电力紧缩。

根据国家统计局 (NBS) 周一公布的数据，2021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总额达到 114.37 万亿元人民币（合 18 万亿美元）。

202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8.1%，为近10年来最快增速，远高于政府制定的6%以上的年度增长目标。

这一强劲的增长，超出了市场预期，在两年的时间里超过了大多数其他主要经济体，表明了一个稳定的经济复苏路径――建立在国家的零容忍的疫情战略之上――北京一直坚定不移地坚持，尽管西方的诽谤和逆风贯穿全年，其中包括零星的冠状病毒爆发、房地产行业的困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和电力短缺。

国家统计局周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114.37万亿元(18万亿美元)。

交通银行高级宏观经济学专家刘学志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2021年中国经济在新冠肺炎疫情后继续“温和复苏”，主要经济指标运行在相对稳定的水平上。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中国的人均GDP约为12551美元，接近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并超过了全球平均人均GDP。

根据《环球时报》的计算，2021年的经济总量比2020年增加了2万亿美元，大致相当于世界第八大经济体意大利2020年的GDP。

“2021年的经济产出增量规模也创下新高，”北京经济运行协会前副主任田云告诉《环球时报》。他估计，2020年至2021年，中国经济增量对世界经济增量的贡献率高达50%，凸显了中国作为世界经济“锚”和“稳定器”的作用。

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2.3%，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经济增长的国家。分析人士表示，如果剔除基数效应，将其转化为两年期的客观评估，从2020年到2021年，中国的平均GDP增长为5.1%，也在世界大多数经济体中领先。

根据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2021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增长5.6%，这意味着2020-2021年期间的平均增长率估计为1.05%。

2021年第四季度，中国GDP增长了4.0%。一季度、二季度、三季度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8.3%、7.9%、4.9%。

“全年，中国的季度GDP增速逐渐放缓。的下行压力高度在第三季度达到顶峰,但大部分被清除了在第四季度,这意味着经济走出谷底,今年可能会引发了先机,“田说,也注意到一个更大的基地在2020年下半年。

尽管西方媒体大肆宣扬中国的动态零容忍COVID战略如何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揭穿这些说法的分析师指出,这是战略成本越少,以确保世界上最大的工厂恢复更快,保持咆哮和向世界供应。

在海外强劲需求和国内弹性供应链的推动下，中国的工厂产出在2021年继续保持了强劲势头，而制造业和房地产投资受到抑制，冠状病毒的复苏对消费构成了压力。

据国家统计局称，去年，反映全国消费的零售额同比增长12.5%，达到44.08万亿元。工业增加值增长9.6%，固定资产投资增长4.9%，达到54.45万亿元。

根据周五发布的海关数据，2021年，中国外贸总额达到了6.05万亿美元，首次超过了6万亿美元的里程碑。

分析人士表示，近期内，高传染性的欧米克隆变种在北京的传播，珠海在中国南部的广东省和天津市的复兴δ变体在多个城市投下了阴影在支出春节假期和2022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前景,尽管这种影响可能是第二季度消失了。

根据中国科学院发布的一份报告，2022年中国GDP增速预计将放缓至5.5%左右。

田说:“今年，政府预计会微调更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支撑经济，但这不会像‘洪水般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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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7日，2021中国经济年报正式出炉。

从经济总量看，2021年中国GDP连续第二年超过100万亿元，并突破110万亿元人民币大关，占世界经济比重进一步上升，人均GDP已逐年接近高收入国家人均水平的“门槛”。

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中国经济8.1%的增速，不仅彰显经济复苏取得的巨大成绩，也创下近10年来的新高。

回顾不平凡的2021年，我们可以发现，进出口创纪录、工业生产强劲、消费稳步恢复成为这一年中国经济的“主旋律”。

展望2022年，投资企稳、改革红利接踵而至，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新“引擎”。

“十四五”开门红：GDP总量跨过110万亿关口，人均GDP首破1.2万美元

纵观2021年中国经济“成绩单”可以发现，不少指标创下多年来的新高，一些全社会瞩目的关键指标甚至大幅突破历史最好水平。

在最受全社会关注的全年GDP增速方面，数据显示，全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1%，两年平均增长5.1%。而上一次出现超过8%的增速，还要追溯到2011年。

202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全年经济发展的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以上”，此次发布的8.1%大幅超过此前设定的目标。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2021年取得较高的经济增速与2020年的较低基数有很大关系，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2020年我国并未像一些主要经济体一样出现负增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2020年守住经济正增长的基础上，2021年依旧实现经济的较高增速实属不易。

据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介绍，2021年，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分别拉动中国经济增长5.3、1.1、1.7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65.4%、13.7%、20.9%。

而从总量上看，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2021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1143670亿元，首次跨过了110万亿元这个关口。

回溯GDP总量历史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在2020和2021两年中，我国GDP总量接连跨过“100万亿”和“110万亿”两个大关，而此前，我国GDP总量从跨越“90万亿”到跨越“100万亿”，花了两年的时间。

在全球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能够收获这样的成绩，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大盘”已充分消化疫情带来的影响，实现了量和质的稳步提升。

更令世人瞩目的是，2021年我国人均GDP出现超预期大幅度抬升，首次超过1.2万美元大关。

宁吉喆披露，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8万元人民币，按年均汇率折算为12551美元。而在一年之前，我国人均GDP处在约10431美元的水平，短短一年间增幅高达约20%，这可以说是一个相当不俗的成绩。

与此同时，约1.25万美元的人均GDP，也已经接近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就在2021年12月中旬，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曾表示，2021年我国 GDP有望达到110万亿元，人均GDP约1.2万美元，接近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的标准。

对于中国人均GDP为何在短短一年内取得如此大的增长，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分析，这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影响：

一是2021年我国GDP增速达8.1%，总量上来了人均GDP增幅一定会大；

二是人民币汇率保持相对稳定、稳中有升，所以人均GDP换算成美元计价自然涨幅也比较大。

宁吉喆也指出，2021年我国经济总量折合17.7万亿美元，而2020年是14.7万亿美元，因为过去一年人民币汇率上升，这样计算出来的增量约为3万亿美元。

进出口首破6万亿美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占比持续提升

2021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疫情散发等多重考验，我国外贸交出了一份靓丽的成绩单，不仅进出口规模再创历史新高，而且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显现出强劲的韧性。

宁吉喆表示，2021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39.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21.4%，两年平均增长11.3%，按美元计价，我国贸易规模达6.05万亿美元，占世界市场份额继续提升。

根据海关总署的统计，2021年，以美元计价，我国进出口规模达到了6.05万亿美元，在2013年首次达到4万亿美元的8年后，年内接连跨过5万亿、6万亿美元两大台阶，达到了历史高点。

根据商务部此前公布的《“十四五”商务发展规划》，“十四五”期间，中国货物贸易的预期目标为：到2025年中国货物贸易规模达到5.1万亿美元。这也意味着，我国在“十四五”开局第一年就已提前完成规划设定的目标。

据海关总署统计，2021年，我国前五大贸易伙伴依次为东盟、欧盟、美国、日本和韩国，对上述贸易伙伴进出口分别为5.67万亿元

、5.35万亿元、4.88万亿元、2.4万亿元和2.34万亿元，分别增长19.7%、19.1%、20.2%、9.4%和18.4%。同期，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23.6%，比整体增速高2.2个百分点。

海关数据显示，2021年全年，液晶显示板出口金额同比增长30.5%，玩具出口额同比增长28.6%，家具及其零件同比增长18.2%。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霍建国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2021年外贸取得靓丽“成绩单”有多方面的因素，既有企业自身的努力、稳外贸政策的持续发力，也有外部因素带来的新机遇。

霍建国强调，受疫情影响，欧美国家的产业链、供应链没有能够完全恢复，东南亚国家停工停产客观上给中国外贸企业带来了更多的机遇。“海外消费需求对中国外贸的依赖度有所提升，叠加部分海外订单转移到中国，客观上对出口形成了拉动。”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2013~2021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值从6.46万亿元增长至11.6万亿元，年均增长7.5%，占同期我国外贸总值的比重从25%提升至29.7%。

霍建国表示，2021年，RCEP谈判生效步入加速期，中国与东盟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更加紧密，信心进一步提升。RCEP生效落地给外贸进出口带来的政策利好，在2022年有望进一步显现。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近年来，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总值都取得了较快增长，尤其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值比重进一步提升，体现了我国推进贸易市场多元化取得新进展。“未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高增速仍有望持续。”

根据海关总署统计，2013~2021年，中间产品占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比重由2013年的49.8%提升至2021年的56.2%，2021年出口汽车零配件、纺织品、锂电子蓄电池分别增长26.7%、14.1%和50.4%。

此外，能源、农业、矿产等领域合作向好。2021年我国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原油1.18万亿元，增长44%；农产品3265.5亿元，增长26.1%；金属矿砂2127.7亿元，增长24.9%；天然气1854.5亿元，增长38.9%。

高增长≠高通胀：CPI创近11年来新低与PPI剪刀差明显缩小

2021年困扰全球多数主要经济体的高通胀问题，在我国得到了较好的应对。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全年居民消费价格

比上年上涨0.9%。其中，城市上涨1.0%，农村上涨0.7%。 

分类别看，食品烟酒价格下降0.3%，衣着上涨0.3%，居住上涨0.8%，生活用品及服务上涨0.4%，交通通信上涨4.1%，教育文化娱乐上涨1.9%，医疗保健上涨0.4%，其他用品和服务下降1.3%。

在食品烟酒价格中，粮食价格上涨1.1%，鲜菜价格上涨5.6%，猪肉价格下降3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上涨0.8%。2021年1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5%，涨幅比上月回落0.8个百分点，环比下降0.3%。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梳理各季度经济数据发现，2021年CPI第一季度与上年同比持平，上半年同比上涨0.5%，前三季度上涨0.6，全年CPI同比增0.9%。

中泰证券研究所政策组负责人和首席分析师杨畅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分析，当前CPI比较低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生猪价格比较低，对CPI是负向的拖累而非正向的拉动；二是工业生产比较强劲，企业产成品库存较大，上游的涨价因素主要被中游制造业吸收，向下游传导并不明显，因此居民端没有承受太多的涨价压力。

记者注意到，在工业生产方面，数据显示，2021全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9.6%，两年平均增长6.1%。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增长5.3%，制造业增长9.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11.4%。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8.2%、12.9%，增速分别比规模以上工业快8.6、3.3个百分点。

在杨畅看来，工业生产延续了修复态势。从同比数据来看，2021年12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4.3%

，两年平均增长5.8%

。从环比数据来看，12月环比增长0.42%

，延续回升迹象较为明显。

“与2017~2019年同期相比，环比增速也在正常水平，从定基指数来看，2021年要明显高于2017~2019年，工业生产属于高位平台波动企稳。”杨畅说。

记者梳理发现，2021年CPI指数为自2010年以来的低点，这是否意味着面临紧缩风险？对此杨畅表示，“紧缩不至于”，通货紧缩的定义是CPI至少20个月处于负增长区间。

另外，2021年全年PPI比上年上涨8.1%，其中在2021年12月，PPI和CPI涨幅均出现较明显回落，物价上涨势头趋于放缓。PPI与CPI之间的剪刀差降至8.8个百分点，比上月收窄1.8个百分点。

杨畅表示，PPI波动大，CPI波动小，二者之间的剪刀差缩小，主要原因是PPI有所回落。

“煤炭2021年上半年涨得多，是因为控产的因素，下半年就缓和了。”杨畅说，驱动原油价格的因素比较多，2021年初主要是全球经济都在修复，对于原油有基本面的拉动作用，下半年开始，通胀压力比较大，各个国家央行都有收缩货币的意图，这对原油价格形成了制约。

消费强劲复苏：社零总额首破44万亿元，超过疫情暴发前的2019年

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尽管受到疫情的冲击，2021年我国消费仍然呈现出诸多亮点。

宁吉喆介绍，2021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40823亿元，比上年增长12.5%；两年平均增长3.9%。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2021年44万亿的社零总额规模已经创历史新高。即便在疫情暴发前的2019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1.2万亿元，与2021年相比相差约2.8万亿元。

宁吉喆指出，2021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40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2.5%；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超过50万亿元，增长4.9%。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79.1%，比上年提高了4.4个百分点。经济增长还是内需拉动为主。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副院长赵萍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居民收入稳步提升是推动消费规模创新高的关键因素。

此外，供给端的创新为促进消费提供了更加广泛的选择，也更好地满足了消费升级的需要。“比如数字化产品类型更加丰富、节能环保类商品不断增多等，都起到很好的刺激消费作用。”

谈及2021年我国消费市场的特点，宁吉喆指出，升级类消费需求持续释放，限额以上单位金银珠宝类、文化办公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29.8%、18.8%。

2021年全年，全国网上零售额130884亿元，比上年增长14.1%。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108042亿元，增长12.0%，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4.5%。

赵萍表示，当前消费存在的矛盾点是供给端不能满足实际的消费需求。因此，未来消费增长潜力主要体现在如何让供给端更精准地匹配消费需求。与此同时，服务消费也将是极具增长的潜力领域，“比如在线医疗、在线教育、养老服务等。”

赵萍认为，进入2022年，如果疫情能够清零，服务消费将进一步复苏，这将为国内消费的进一步恢复提供良好的支撑。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为了提升居民消费，1月17日，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做好近期促进消费工作的通知》，这也是年内首个促消费重磅文件。

通知提出，要在精准有效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抓住春节、元宵节等传统佳节消费旺季契机，适应居民消费习惯变化和提质升级需要，挖掘消费热点和增长点，进一步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推动实现一季度经济平稳开局。

新一年经济增长预计“前低后高”：全年GDP有潜力继续保持在5%以上

进入2022年，全球疫情仍旧严峻，国内经济存在多方面压力，我国GDP增长潜力到底如何？

对此，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在政策重心转向稳增长、政策基调倾向于“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背景下，经济有望在年中实现疫情冲击后的二次探底并企稳回升，大概率是“前低后高”的走势，全年GDP有潜力继续保持5%以上的稳定增长格局，前期消费和投资相对偏软的情况在2022年将会有所改善。

王军认为，

一是随着收入改善和稳消费政策见效，消费将继续温和复苏，增长幅度保持在5%~7%左右；

二是在政府加大跨周期调节力度的支持下，基建投资有望企稳回升，继续发挥压舱石作用，增速或反弹至5%~6%左右；

三是制造业投资结构性扩张、持续回暖潜力较大，尤其是符合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绿色、低碳投资，数字经济领域投资、专精特新领域投资和高技术行业相关投资有望加快；

四是新动能的培育和增长态势良好，产业升级继续加快；

五是供应链韧性较强，出口降温是大概率但不至于断崖式下跌，预计将逐渐向前期平台回归，增幅大致在5%~10%之间；

六是宏观调控有较为充足的扩张空间，财政、货币政策弹药充足、工具多样。

固定资产投资是“三驾马车”中重要的一环。2021年全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544547亿元，比上年增长4.9%；两年平均增长3.9%。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

下一阶段，投资增长走势看好。尽管国际环境复杂严峻，全球疫情影响仍在持续，对投资增长形成一定制约。但从我国发展阶段看，扩大有效投资有潜力、有空间，也有动力。

除了促发展投资潜力巨大、补短板投资空间广阔、创新投资动力充足外，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等政策也正在发力。

宁吉喆表示，随着2021年下半年以来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节奏，还有中央预算内投资加快下达进度，“十四五”规划确定的102项重点项目陆续启动，“两新一重”项目

有序建设，以及财政货币投资等政策支持力度加大，都有利于固定资产投资稳步恢复。

他介绍，从投资的先行指标看，2021年1~12月份，新开工项目287760个，比1~11月份增加36767个；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比上年增长3.3%，比1~11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加快。“年初以来，各地又按规划开工了一批重点项目，可以说投资增长前景看好。”

改革激发经济活力：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交易、注册制改革等备受期待

在投资发挥更大作用的同时，新的一年，多方面改革措施的推进，也将为经济稳步增长带来更强的推动作用。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2021年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新一年改革开放政策要激活发展动力。

具体来看，要抓好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完成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任务，稳步推进电网、铁路等自然垄断行业改革。调动地方改革积极性，鼓励各地因地制宜、主动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制度型开放，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吸引更多跨国公司投资，推动重大外资项目加快落地。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就在新年伊始的1月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印发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的通知》，明确在2022年上半年完成试点地区布局、实施方案编制报批工作。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对记者指出，在新冠疫情发生后，我国潜在经济增速出现放缓，此时通过要素市场化改革激发经济内生的活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具体来看，在土地要素方面，有关政策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省域联动的建设用地市场；允许存量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交易；完善弹性出让年期出让制度和“标准地”出让制度；在技术要素方面，促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完善创投监管发展政策，推进技术和资本要素融合发展等。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分析，相关政策明确，支持具备条件的试点地区在城市群或都市圈内开展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居住证互通互认，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常住地提供。通过此类改革，未来户籍资源或要素可以实现更好流通，客观上有助于城市群和都市圈户籍政策更加协调统一，对于人口或人员的自由流动有积极作用。而在劳动力资源流动的带动下，显然也对当地的人口落户和购房需求释放产生积极的作用。

而在社会高度关注的资本市场改革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1月初，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接受采访时介绍，目前来看注册制试点已经达到了预期目标，全面实行注册制的条件已逐步具备。证监会正抓紧制定全市场注册制改革方案，确保这项重大改革平稳落地。

浙商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超对记者分析，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将依靠土地、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传统要素驱动调整为依靠科技创新驱动发展上来。而科技创新依赖于资本市场，2022年全面注册制有望加速推进，引导资本进一步向技术前沿突破和战略新兴产业集聚。

对于国企改革来说，2022年也是一个大年。日前召开的地方国资委负责人会议暨地方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会议指出，要决战决胜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健全国资监管体制，更好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和战略支撑作用，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作贡献。

记者手记：面对挑战，中国经济仍有望成为全球增长主要推动力

刚刚过去的2021年，中国经济交出了一份超预期的“成绩单”：GDP总量首次突破110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首超1.2万美元……

进入2022年，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都面临着多重挑战，决策层也强调“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2021年亮眼的成绩单已成为过去，展望2022年，投资企稳、改革红利接踵而至，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新“引擎”。

应对挑战和压力，中国经济已经提前筑牢了雄厚的基础，自然也就更加从容。相信在新的一年里，中国经济依然能够保持稳中有进，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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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中国经济这十年

随着2020年新年钟声的敲响，中国告别二十一世纪一〇年代，奔向下一个十年，时代大潮翻滚奔流，一去不复返。我从2007年开始从事宏观研究，整个一〇年代，中国经济的纷繁变化伴随着我度过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周、甚至每一天，这些变化刻画在一份份宏观周报、月报、年报中。有幸翻开2010年的报告，细细体会那时的用词、逻辑乃至心境，不禁感慨中国经济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个十年之交，我梳理了个人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的过去十年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十个变化（排名有先后），并用文字和图表（请横屏观看高清大图）加以呈现，供大家借鉴、参考。

前面说了，十张图排名是有先后的，第一大变化，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变化。因为它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地位，彻底改变了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并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图1向我们展现了公元〇年至今世界主要经济体所占有GDP（购买力平价口径）在全球范围内的比重。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一直到1870年之前，中国和印度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实力占全球比重没有低于过20%。在清朝中后期，这一占比甚至达到了32.9%。相比之下。16世纪开始，西欧经济在全球的版图开始扩大，19世纪以来，“西方衍生国”这一势力快速崛起，主要代表就是美国。从1870年开始，西方势力（西欧+西方衍生国）首次超过东方势力（中国+印度+日本），从而开始统治地球。1950年之后，西方势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衍生国甚至超过了西欧势力。相比之下，彼时中国和印度GDP占全球的比重不足9%（如不采用购买力平价口径甚至会更低）。

2014年，IMF首次称中国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引发轰动。在我看来，2018年同样具有划时代意义，因为这一年大中华地区（中国大陆+港澳台）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首次回到20%，意味着时隔近两个世纪后，中华民族在全球的实力再次回到20%临界线以上——这一历史长期应有的地位。同时，东方三国（中印日）占全球的比重达到31.7%，也反超西方国家（西欧+西方衍生国）的29.3%。

中国经济在全球地位迅速提升，意味着从舞台边缘走到了舞台中央，中国的发展战略也必须做出重大变化。大国经济和小国经济，在经济学上两码事，更何况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中国的一举一动，都会在全球产生巨大的“外溢效应”。过去常说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这不仅仅是一句谦虚的话，而是作为发展中国家，是可以免去许多国际责任的，是可以实实在在受益的。但此一时彼一时，如今西方势力对于中国的地位变化越来越担忧，如果不承担应有的国际责任，是很难在全球服众的。这也是为什么即使我们履行了WTO承诺，有些甚至是超额履行，特朗普仍然不满意。因为当年WTO谈判所商定的各项责任是以发展中国家应有的角色划分的，如今还拿低标准说事儿，特朗普自然想把它撕毁。

2010年我国在经历了两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后，在“四万亿”及一系列后续政策的刺激下，当年GDP实现了10.6%的高增速，时隔两年再次实现两位数增长，举世瞩目，但也是整个一零年代唯一的一次两位数增长。很快，中国的经济增长逐年冷却，2013年政策层提出了“三期叠加”的说法，即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一叠加就贯穿了整个一零年代。201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出“三期叠加”，说明官方看来，“三期叠加”也属于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值得一提的是，2015-2018年“三期叠加”的说法有所淡化）

图2将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进行的要素分解。图中GDP实际增速是由GDP潜在增速和产出缺口组成的。一般潜在增速减去产出缺口，就是实际增速，不过有时产出缺口也可以是负的，对应经济过热形成的产出过度或过剩。GDP潜在增速又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劳动要素增长贡献、资本要素增长贡献，以及一个余数（通常被称为索罗余数，也可解释为全要素生产率，缩写是TFP）。

从图2可以发现，整个一零年代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都是在下降的，2010年潜在增速在9.7%左右，其中劳动力、资本和TFP分别贡献了0.2，7.1和2.4。不过在大规模投资和信贷投放下，2010年中国经济实际增长了10.6%，所以产出过度了0.9个百分点（产出缺口为-0.9）。到了2018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全年的潜在增速仅为6.2%，其中劳动力的贡献为-0.2，已是连续第三年负贡献。而资本的贡献显著下降到了3.7，TFP则贡献了2.7，还算比较稳定。可以看到，这十年来，虽然劳动力的贡献由正转负，但并非降幅最大的项（绝对值并不大），而资本要素的贡献从7.1下降到3.7，占据了降幅的绝大部分。通俗点说，就是资本回报率不行了，或者说投资实业越来越难赚钱。从TFP来看，这十年则基本保持稳定。本模型所涉TFP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一是教育对人力资本的提升（由于数据难以量化获取，故此项未放入劳动力要素而是放入余数中）；二是科技与技术进步；三是管理与资源效率配置的提升。虽然没有进一步更细的分解，但我个人倾向于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对TFP的贡献更大一些。

最后再来看看产出过剩（或缺口），基本反映了商业周期变化以及逆周期调节的货币、财政政策（有时其实是加剧了周期）。可以看出，2010、2011两年处在“四万亿”刺激政策的后续，仍存在产出过剩，随后政策收紧形成了2012-2014年的产出缺口。2015年开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又形成了两年的产出缺口。2017年开始中国经济在长期产出缺口后，自身形成了一个小的增长周期（还记得“新周期”论吗？），当时较为广泛的说法是中国经济进入了“L”型的一横——不过可惜2019年又被证伪了。

人口红利是指经济体中劳动力人口不断增加，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在图2中已经可以见到，2016年劳动力对我国经济增长已经转向了负贡献。图3详细展现了我国人口红利的情况。其中，适龄劳动人口（指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是最先开始由上升转入下降的，峰值出现在2010年的73.28%，进入2011年后首次下降，为73.23%，不过由于我国总人口仍在上升，彼时适龄劳动的总人口仍在增加，直至2015年达到9.957亿人的峰值，2016年适龄劳动人数的总数首次开始下降，为9.954亿人，到2018年适龄劳动人口降到9.917亿人，较峰值时期大约减少了400万人。

适龄劳动人口又可分为适龄且有意愿参加劳动的人，和适龄但不愿参与劳动的人（主要包括长期失业人士、家庭主妇等），其中适龄且意愿劳动者也是在2015年达到峰值，为7.606亿人，到2018年下降到7.558亿人，较峰值时期大约减少470万人。

可以发现适龄劳动人口的下降幅度，要小于适龄意愿劳动人数的下降幅度，这意味着劳动参与率也在下降，这会加速“人口红利”的消失。图3a显示，我国劳动参与率近年来也不断走低，2010年为76.64%，到2018年已下降到76.22%。劳动参与率下降与人口老龄化有关，因为随着老年抚养比上升，适龄劳动者的家庭负担增加，一部分人必然选择回归家庭，导致劳动参与率下降。从性别看，女性劳动参与率从2010年的69.64%下降到2018年的69.01%，而男性则由83.29%降至83.01%，女性回归家庭的比例要高于男性。

为了应对老龄化趋势，我国人口政策也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全面二孩实施后，政策效果很快衰减，不及预期。2018年中国出生人口达1523万，比上年减少200万人，是近40年来中国出生人口环比下降最多的一年，出生率也由2017年的12.43‰显著下降至2018年的10.94‰。近期就快公布2019年的出生人口情况，大家目前都比较关心，让我们拭目以待。

二十一世纪头十年，我国货币发行主要依靠外汇占款输入导致的被动基础货币投放，央行为了对冲基础货币的增加，采用了提升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票回笼相结合的方法控制货币超量增长。进入一〇年代的头五年（2010-2014），这种货币发行方式看似依然稳定，但2015年开始，我国的宏观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导致以外汇占款为主要基础货币发行渠道的模式戛然而止了。

图4的柱状图将我国M2（广义货币）的增长分解为几大因素：外汇占款增加、其他基础货币投放、现金漏损率变化、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变化、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变化以及其他因素。这些因素用贡献率的方式表达，有的是正贡献率、有的是负贡献率，加总在一起恰好是100%。

可以看到〇〇年代M2增长的正贡献基本依赖于外汇占款，而负贡献要么来自于央行存款准备金变化（央行升准），要么来自于其他基础货币的负贡献（央行发央票）。到了2015年之后，M2增长的贡献率分布则完全相反，受人民币贬值影响，我国资本由净流入变为净流出，导致外汇占款开始减少。2015-2018年四年间，每年外汇占款下降对M2增长都是负贡献。为了应对新形势，央行也动用了两大工具对货币进行补充，2016和2017年的主要策略是补充基础货币，这期间央行动用了PSL、MLF、TLF、逆回购等多种工具进行补充。而2015和2018年则主要动用降准工具扩张货币乘数。同时，商业银行主动调整超额准备金率，也对央行的货币政策进行了补充，在最困难的2015和2017年，商业银行超储率主动压降了0.4和0.3个百分点，流动性不足问题十分突出。

货币发行模式的变化，对我国经济增长以及央行宏观调控手法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一，在后WTO时代，我国依靠大量出口换取外汇，并以此为基础投放货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人民币成为了真正的基于我国信用发行的货币（其实以前也是信用国币，但大家总认为有外汇作为保底），央行资产负债表由被动扩张，转向主动选择扩张或者收缩，这是货币主权真正捏在手里的感觉（“蒙代尔三角”问题），比如2019年央行就采用了缩表+降准的新组合。央行对于货币的调控，将更多依据宏观调控的四大目标（经济增长、温和通胀、充分就业与国际收支平衡）来执行。其二，我国经济增长与货币增长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过去是经济增长拉着货币走（出口赚取外汇，结汇形成货币投放），现在是货币增长带动经济增长（货币政策服务于“稳增长”的需要）。其三，我国广为人诟病的“货币超发”问题在2016年后得到缓解，2016年M2/GDP的比重达到了209%的历史高点，但2017、2018年连续两年出现下降（预计2019年将保持在199%），总体看，M2/GDP已暂时在200%附近稳住。

始于2016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三去一降一补”，其中“去杠杆”是“三去”的主要内容，之所以将“去杠杆”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在于近年来我国各部门杠杆率出现了大幅上升。我们通常使用宏观杠杆率（即债务余额与GDP的比值）来衡量各部门的杠杆情况，图5描述了我国实体经济三大部门（居民、非金融企业、政府）各自的宏观杠杆率，各部门加总则为实体经济整体的宏观杠杆率。

如果回顾二十一世纪初，从2000年到2008年我国实体部门宏观杠杆率实际上升情况还比较稳定，2000年整个实体部门总债务余额比上全国的GDP为125%，到2008年宏观杠杆率上升到了141%，8年上升了16个百分点。不过随着2009年“四万亿”计划的推出，各部门开启加杠杆模式，进入一〇年代后，这一趋势不断延续发展，到了2016年，实体部门整体杠杆率已经攀升到了240%，8年间上升了100个百分点。从各部门的情况看，居民部门增加了27个百分点，地方政府（不算隐性债务）增加了10个百分点，非金融企业部门（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其实放到这里了）作为大头增加了63个百分点，仅中央政府没有增加杠杆率（甚至小幅下降）。可以说一〇年代前半程，加杠杆模式成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其中地产与基建是加杠杆的主要途径：地方政府卖地加杠杆搞基建（地方政府平台的杠杆率都体现在非金融企业部门了），基建搞起来，地价上去，开发商加杠杆造楼，居民再加杆杆买楼，全变成GDP了。如果说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经历了“农村改革、城市改革、加入WTO”前三个阶段的快速发展模式，那么第四阶段的快速发展，恐怕要定性为“基建地产加杠杆”模式了。

不过随着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出，一场轰轰烈烈的“去杠杆”战役打响，一脚刹车踩下去，中国的杠杆率有没有刹住呢？图5可以看出，到2019年，居民部门杠杆率由2016年的45%升至53%；企业部门由2016年的158%降至153%；地方政府降得更早，由2014年的23%降至20%（2014年开始审计地方政府债务问题，随后规范政府融资的文件一个接一个，地方债应运而生）。但整体杠杆率由2016年的240%还小幅升至243%，可以说这脚刹车确实起到了减速作用，不过更多的是“转杠杆”或者“稳杠杆”——“转杠杆”是把杠杆转移到居民身上。在这点上，棚改和楼市上涨功不可没。当然，居民杠杆率的升高影响也是深远的，其中影响最大的消费，这是当前消费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稳杠杆”的含义也很丰富，毕竟杠杆不能随便去，“去杠杆”意味着资产负债表收缩，一不小心会掉入债务越还越多的螺旋陷阱，所以建议“去杠杆”还是改为“稳杠杆”好些。

改革开放40年来，从被打击、默许、承认到被鼓励，我国民营企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国内到全球的成长过程。目前对民营经济有“五六七八九”的说法，即50%的税收，60%的GDP和投资，70%的科技创新成果，80%的就业和90%的企业主体数量。

回顾民营经济的发展阶段，第一代民营企业起源于乡镇企业（上世纪80年代），第二代民营企业起源于城市改革大幕拉开和官员、科研人员、知识分子的下海（上世纪90年代），第三代民营企业起源于海归、互联网大潮与WTO出口企业（新世纪〇〇年代）。然而进入一〇年代的民营企业，可谓在中国经济转型中饱尝酸甜苦辣，如果要寻找这十年民营经济的时代标签，我会选择“共享经(pao)济(mo)”“大众创业万众创(chao)新(xi)”和“民(guo)企(jin)脱(min)困(tui)”。

图6绘制了2005年以来民间投资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情况。由于我国民营经济的统计制度尚不健全（存在多重口径、数据序列不连续问题等），目前数据质量最高，时间序列最长的民营经济相关指标便是民间投资数据。从图6中可以看到，2005年以来我国整体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都是在下行的（2009-2011年“四万亿”时期例外），民间投资、国有企业投资和外商投资整体趋势是一致的，不过短期波动会有偏差。具体看，值得关注的几个阶段包括，2009年国有企业投资增速迅速提升，外商投资大幅跌落；2015年以后民间投资增速的断崖式下跌，以及外商投资的反复摇摆。从占比来看，2016年开始民间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多年来首次出现下降（这即便在“四万亿”时期也没有出现过）。2018年民间投资好了一阵，这一年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周期性回暖，但2019年回落速度加快。经过长期观察，民间投资回落最主要受到三个因素影响，一是国有投资的“挤出效应”，主要是政府大规模投资挤占信贷资源；二是人民币贬值预期，2015年以来的民间投资下滑，与“811”汇改不无关系；三是投资信心的打击，这一点在2019年中美“毛衣战”期间体现得尤为明显。

一〇年代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人民币汇率结束了1994年以来未发生大幅贬值（特别是2005以来基本以单边升值为特征）的历史。2015年8月11日人民银行宣布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参考上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汇率，由此开启了“811”汇改序幕。随后人民币汇率经历了长达17个月的贬值，直至2016年末在6.95附近企稳。2017年人民币汇率逐步走强，打破了贬值预期，首次实现了人民币汇率双向宽幅浮动的预期。2018年二季度开始人民币再次进入贬值通道，并在6.97附近成功守住7关口。2019年人民币在“毛衣战”影响下先升后贬，在8月首次破7，一度接近7.2关口，但中美缓和后开始企稳升值，并在当年末回到7以内。

人民币汇率实现双向宽幅波动，对于我国经济发展以及国际收支平衡具有深远的影响。图7描绘了2000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的四大组成部分（以占GDP比重为口径）。其中经常项被分解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剩余的两项则分别是短期资本流动（可以理解为“热钱性质的资本流动”，口径为“证券投资+存款与现金+衍生品+误差与遗漏”），以及长期资本流动（可以理解为“非热钱性质的资本流动”，口径为“资本项目+直接投资+贷款+贸易信贷+保险+应收账款”）。

图7显示，人民币汇率的变动，与我国国际收支整体平衡及结构变化息息相关。在“811”汇改之前，人民币汇率长期升值背景下，我国国际收支的特点是“经常项与金融项双顺差”。在经常项下，加入WTO使我国货物贸易长期顺差，而服务贸易小幅逆差或接近平衡。在金融项下，每年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主导了长期资本流入，而短期资本（热钱）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变化有进有出。在双顺差背景下，外储增加与人民币汇率升值是相互强化的。

但到了2015年，我国国际收支情况已经有较大不同，在人民币累计升值幅度较大的情况下，汇改的迫切性便体现出来。一方面经常项目中，服务贸易逆差显著扩大了（2014年逆差占GDP达2%），另一方面金融项由长期顺差变为小幅逆差。人民币唯有结束长期升值，才能释放国际收支变化积累的压力。不过，“811”汇改后，人民币汇率预期的改变，也反过来冲击国际收支，致使改革出现“阵痛”。其中在影响最大的2015-2016年，不论是长期资本还是短期资本都经历了大幅流出，尤其是15和16年的FDI大幅净流出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数十年罕见的。到了2017及2018年，在人民币汇率逐步形成双向宽幅波动预期后，我国国际收支首次实现了基本平衡，这是多年来我国宏观调控首次达到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可以说汇改的目标在3年后终于实现。

国际收支的平衡，与人民币汇率双向宽幅波动的形成，我国可以说交了不少学费（包括近万亿的外储损失），但对我国经济改革发展的意义也是十分重大的。其一是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大大增强，不论是外汇占款还是外汇储备，都实现了小幅波动，被动投放基础货币的历史一去不复返；其二是汇率市场化后对人民币国际化（比如成功加入SDR篮子）的帮助重大；其三是汇率的自由波动，其本质是价格可以通过市场调节中国经济的外部均衡，比如在“毛衣站”中，汇率的变动可以灵活“吸收伤害”（2019年破7），实现新的均衡。

一〇年代的中国房地产可谓一波三折，“土地财政+基建+房地产”的经济驱动模式，从历史看萌芽于商品房、土拍和分税制改革，兴盛于“四万亿”时期，高潮于棚改时期。具体看，进入一〇年代后，“四万亿”的后续余波持续到2012年，随后三年房价进入平稳期，到2015年棚改货币化再次推动房价上涨，并在2018年后逐步缓和。如果粗略划分，可以分为“四万亿”余波期、平稳期、棚改再掀波澜期和“房住不炒”期。这十年最重要的变化，在于“土地财政+基建+房地产”的经济驱动模式，是否正随着“房住不炒”理念、债务率的升高而走向衰落？

图8从一个较长的时期对中国的房地产问题进行了分析，蓝色柱状图是中国的房价收入比，与大部分人想象不同的是，1991年以来，中国的房价收入比是基本保持稳定的，1991年是13.5（表示13.5年的收入可买一套房），到2019年则在14左右。而且容易被忽视的是，这是在人均居住面积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得到的。也就是说，1991年你花13.5年的收入，买到的房子人均才14平，而2019年你花14年的收入，买到的房子人均可以到达39平。如果不考虑面积增长（图中柱状图去掉蓝色阴影部分），那么2019年只要5年左右就可以买入1991年同等面积的房子。之所以首先要讲房价收入比，因为这是讨论房地产问题的一个基本常识，即中国的房价收入比是比较稳定的。我国房地产发展了这么多年，大家也喷了这么多年，但其带给我国居民居住条件的巨大改善，以及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是客观存在的。

下面再来看图8中的其他序列，紫色序列也是一个长期稳定的序列，其含义是我国城镇住房的总价值，占我国广义货币总量（M2）的比例。我们估算到2019年我国城镇居民住房的总价值在311万亿人民币（约3倍于GDP），而广义货币总量接近200万亿元（2倍于GDP），住房总价值是M2的160%。从历史看，这个比例基本在120%到190%之间宽幅波动，房价上涨时比例就高一些；房价平稳，比例就慢慢回落。经济学里面有一个“协整”的概念，意思是两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可以想到，住房总价值和M2的关系，应是长期均衡的，背后的逻辑在于，一方面住房是货币发行的良好抵押物，另一方面新增住房销售总是带来贷款的增长，由此派生货币。

相比紫线刻画的是货币与住房之间的存量关系，绿线则刻画的是增量关系，其含义是新增商品房销售占当年新增广义货币的比例。可以看到在2010年，房地产销售额，占到当年新增M2的比例只有38%，但到2019年，我们预估可以上升到92%。为什么这个比例上升了呢，经过分析M2的构成，可以发现原因有三，一是居民贷款买房的首付比例显著上升，这导致同样的房地产销售额，其通过按揭贷款派生的M2在下降；二是房地产以外的新增贷款占比下降，表明资产荒下银行对地产贷款的偏好提升，即地产贷款的“挤出效应”；三是金融脱媒。

结合紫线与绿线，可以看出中国房地产发展与货币增长的紧密关系，一方面货币总量与住房总价值存在平稳关系，另一方面近年来新增货币越来越难以满足房地产销售的需要。在M2增速受限（参考黄线M2/GDP开始走平）的情况下，未来房地产销售额的增长空间将受到限制，必然意味着销量、或房价，或两者同时增长乏力。如果考虑居民杠杆率上升因素（图中红线），那么在居民负债已大幅上升的情况下，房地产销售额的持续增长也将受限。

回顾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解放后到改革开放前的波折发展时期，先后历经“一五计划”稳步发展、大跃进盲目发展和文革倒退发展三个时期，一批东北、西北工矿城市和解放前老工业基地率先城市化；第二阶段为改革开放初期以小城镇和经济特区为重点发展的恢复阶段，特点是乡镇企业的兴起和沿海特区崛起；第三阶段是中心城市发展阶段，主要推动力是改革由农村推进到城市、城市土地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以及加入WTO后大量外商进驻沿海中心城市，从此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一线城市一骑绝尘，城市基建迅猛发展，房价也迅速升高。正是在以上背景下，进入一〇年代的中国，城镇化模式又一次悄然改变。

图9分别列出了我国主要城市的人口变化，左边3张图分别是近2年、近5年和近10年的年均人口增长量，增长量又进一步分解为自然增长量（当地出生人口减去死亡人口）和人口迁徙净流入量。可以看出，如果以10年为维度考察，上海、北京和广州作为老牌中心城市人口流入量稳居前三，而且人口迁入量相比自然增长量是占绝对优势的。这反映了上一阶段城镇化，以北上广深中心城市为主的发展模式。

但近5年来，人口向一线城市流入的趋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北上广深内部出现了明显的分化，除了广州一直稳定保持在第3位不变，深圳则跃居了近5年人口流入的第一位，而北京和上海位次大幅下降，上海甚至跌到最后一位，还出现了迁徙人口的净流出。进一步从近2年人口流入情况看，北京和上海已经牢牢垫底。其中北京近2年平均每年常住人口要减少约9万人（自然增长8.6万，但人口净流出17.9万）。与此同时，一大批“新一线”城市迅速崛起，西安成为“网红城市”“明星城市”，近2年年均人口净流入58万人，光芒甚至盖过深圳。此外，杭州、成都、郑州、武汉的表现也不俗。这表明，我国城镇化模式已经由全国中心城市发展模式，转向由区域中心城市领衔的城市群发展模式。

人口的持续流入，也加速了二线城市城镇化进程，图8的右边两张图分别是近2年和近5年的新增城镇人口数量，可以看到“新一线”城市的新增城镇人口数量非常高，城镇化加快的背后，伴随着大量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竣工，这些“新一线”城市的面貌可谓焕然一新。

中国城镇化模式的悄然转变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的推动力。第一个推动力是北京与上海在持续中心化后自身遇到了资源与环境承载力的瓶颈，表现为大城市病（污染、拥堵）和高生活成本（高房价等），城市吸引力下降，同时行政干预（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上海设定严格的中远期人口控制目标）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第二个推动力是中国经济版图的变化，体现在经济重心的南移，近年来北方地区多处出现“经济塌陷”，北方的有限资源开始向区域中心集中（郑州与西安），同时资本、人流南迁使得南方城市崛起，特别是西南的成都、重庆，以及中部的武汉等明星城市，粤港澳也顺势成为中国最具活力的地区。第三个推动力是互联网和基础设施的发展拉近了二线城市与一线城市的差距，高铁使得一线城市一小时交通圈扩大，城市群发展具备了基础，一线城市由“虹吸”转向“辐射”；二线城市地铁等大量基建的完成，也使得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吸引力直逼一线城市；抖音等互联网新业态也催生了一批网红二线城市（如重庆的“3D魔幻城市”等）。

提起中国股市，可能触及很多人的伤心事，不可否认一〇年代的中国股市给人留下了不少创伤。从2009年12月31日到2019年12月31日，整个一〇年代上证综指累计下跌了5.5%，与标普500同期194%的涨幅相比简直弱爆了。尽管如此，一〇年代的中国资本市场仍然取得了一些制度上的进步（虽然还远远不够），包括开放程度的提高（沪港通与深港通的创设，纳入MSCI等），科创板的设立，各项制度改革有所推进（注册制、退市制度、新股发行机制等），以及监管能力的提升（打击内幕交易、信息披露不规范、财务造假等）。A股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成熟市场特征。其中最重要的特征是蓝筹股开始受到市场青睐，2015年股灾后，以上证50和沪深300为代表的“蓝筹股”从低位开启新的牛市，市场一度戏称为“漂亮50”和“要你命3000”。相比之下，新股破发、小盘股跌跌不休，以及对财务造假退市、重大社会负面影响事件退市和面值退市的坚决执行，使A股原有的“炒新、炒小、炒差”风气有所收敛。

图10对比了沪深300与标普500自2005年4月以来的走势（以2009年12月31日为1000）。可以看出，如果参考沪深300而非上证综指，一〇年代的涨幅会由-5.5%转为14.5%，也就是说以蓝筹股为主要成分的指数获得了20%的相对收益。如果从2015年股灾后低点算起，沪深300在4年多时间内获得了超过35%的收益，也符合成熟市场“慢牛”特征。

另一个成熟市场特征在于平均市盈率变化，图10中可以看出，沪深300平均PE在〇〇年代出现大幅波动，但一〇年代的振幅已经显著缩小，即便在2015年的牛市最高点，PE仍保持在17-18之间，相比2007年牛市时期接近50倍的PE低了不少。除了波动率下降外，沪深300的整体估值水平也明显下降，从历史数据看沪深300指数虽以28倍的高PE进入一〇年代，但随后迅速下降。2010年5月以来，PE始终在8-18倍之间震荡，平均PE为12.5。相比之下，同期标普500的平均PE则高达19.3。与美股一〇年代PE不断上升相比，沪深300的PE更多表现为横向震荡。也正因为如此，近年来A股的不少蓝筹股、绩优股开始受到国际市场成熟投资者的青睐，市场参与主体更趋成熟化。

尽管A股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远没有达到国外股市的水平，但资本市场的成熟化将对中国经济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一方面，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完善对于股权融资渠道，降低企业债务压力，解决高杠杆问题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居民长期以来缺乏有效的财富保值增值手段，除了投资房产较为稳妥外，无论是P2P还是股市，都处在“被割韭菜”的地位，严重影响了内需的激发，阻碍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个成熟的资本市场有助于联通融资与投资端，回归金融本质，而非成为一个“赌场”。

在见证了一〇年代中国经济的十大变化后，面向一个崭新的二〇年代，下一个十年，中国经济应该怎么走？前一阵子有观点认为，2020年将是中国过去许多年最差的一年，同时又是未来许多年最好的一年，这种略带调侃式的判断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当然我认为大可不必如此悲观，中国经济的改革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路是自己走出来的，要相信中华民族的勤劳智慧。我一直想，中华民族就像石缝里的种子，即使在及其恶劣的环境下，哪怕只要给一点呵护，就能想法子发出芽来，我们的企业家们和开拓者们，就是以这种精神抒写着民族伟大复兴的篇章。

最后希望大家多多分享，多多转发。阅读量超过3000，即在留言处附赠本人对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十大（不负责任）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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