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望在国际政治中重要吗？

作者：Youngho Kim，韩国诚信女子大学政治与外交系助理教授。

来源：Youngho Kim, “Does Prestige Matt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Vol. 11, No. 1, 2004, pp. 39-55.

引言

本文讨论了威望作为国际关系中重要的主体间要素的作用。国际政治的实践者们及传统的现实主义者都很重视威望及其作用。他们都认为威望作为国际政治中权力的主体间要素很重要，但不能被用作威望（相对于物质能力）对国家行为因果影响的证据。本文以朝鲜战争中美国的决策和行为为例，试图证明威望与国家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威望在很大程度上被新现实主义的研究所忽视。新现实主义理论解释能力的不足促进了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建构主义试图用社会结构取代沃尔兹的物质结构，通过引入社会因素，重新解释国际政治现实。本文接受温特的观点，即物质能力的影响以主体间结构为前提，而主体间结构不能仅归约为能力。本文认为，权力的主体间性要素之一是威望，这个概念可以在国际政治实践者和部分古典现实主义的作品中得到阐述，但一直被结构唯物主义所忽视。建构主义为重新审视这一被忽视的权力主体间性要素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

威望的词源

"Prestige"一词源于拉丁语“praestigiae”，意为“魔术师的把戏”，表示“欺骗性的杂耍技巧”，在拉丁语中praestigiae既有消极含义，也有超自然的含义。Prestige一词最早出现在16世纪的法语中，同时保留了praestigiae原有的含义，后来被英语所借用。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这个词的使用并不局限于先知、魔术师和恶魔的声望，而是通过类比转移到错觉中，其原因不再被认为是超自然的。这种转变与现代性的到来密切相关，因为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是关注点从超自然转向人类。

同时，prestige开始包含声誉（reputation）的含义。我们经常听说一名政治学家因对本领域文献的贡献而获得声誉。除了强调人为原因外，威望包含了积极的内涵，即“此前的性格特质、成就或联系、特别是过去的成功中带来的声誉”。

威望的积极和消极来源

威望的词源分析表明，威望的来源既包括积极的一面——过去的成就或成功，也包括消极的一面——欺骗和诡计（deception and trickery）。作者不仅关注威望的词源分析，还注重威望是如何有关国家间的共同理解、期望和共有知识的国际关系主体间要素。

朝鲜战争中麦克阿瑟将军的表现提供了一个理解威望积极来源的例子。他在仁川取得的军事成就赢得了他人的认可和崇拜，提高了他的声望，这对他的军事表现的主体间理解和期待成为美军向北纬三十八度进军的决定性因素。威望的另一个重要的积极来源是成功地在战争中运用权力，威望作为实力声誉（reputation for strength）甚至可以阻止战争的爆发。二战前，美国满足于“低于实际实力所拥有的权力声誉”；在二战胜利后，美国的威望才赶上它的真实实力。这被摩根索称为“消极的威望政策”（negative policy of prestige）。

与之相反的是“虚张声势的政策”（the policy of bluff），指通过夸大自身实力试图获得一种远超过实际实力的声誉。这一政策将声望建立在权力的外表而非权力实质之上，是威望所具有的欺骗性的一面。这两种威望政策表明，威望不仅是他人认可的东西，也是一个国家坚持伸张的内容。正如一个国家的主权仅在其他国家承认的情况下才会存在，威望也具有主体间性，取决于他国的承认。更为重要的是，威望可以被故意创造和操纵以促进国家利益。

威望的主体间性体现在它可以影响其他国家如何界定国家利益。新现实主义理论称物质结构总会影响国家的利益计算，但该理论无法解释国家利益取决于由国家间反复实践产生的主体间共识和期望的事实。军事胜利后的自我克制可以被创造和操纵来获得威望，残暴的武力也可以成为消极威望的来源。两种方式均旨在影响其他国家界定自身利益。这表明无论物质能力是否被使用，国家都可以获得威望，基于物质能力的结构主义不能充分解释国家行为。

以上分析表明，新现实主义理论忽视了威望作为主体间权力的作用，尽管威望并非国家行为的决定性因素，但威望在国际政治中十分重要。本文以朝鲜战争为例，试图证明即便在国家物质能力缺失或下降的情况下，威望也有着重要作用。

案例：朝鲜战争

一、美国干预朝鲜战争

由于美国和苏联并未能就朝鲜统一达成协议，美国将朝鲜问题提交到联合国。在此之前，为评估朝鲜半岛的战略意义，美国成立了国家战争跨部门委员会（State-War Interdepartmental Committee）。该委员会评估结果认为，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存在几乎没有任何战略利益。如果远东地区发生战争，这些部队将成为军事负担，因为如果没有大量增援就无法保卫他们。这反映了制定远东紧急作战计划的联合参谋本部（Joint Chiefs of Staff，JCS）的意见。1947年6月16日，代号为MOONRISE的远东紧急作战计划制定完成，旨在未来三年间应对一场涉及美国、苏联及各自盟友的全面战争。

该计划预测，如果苏联发动全面战争，朝鲜半岛将在20天内被占领，美国驻韩军队将无法阻止苏军南下，尽管美军可以从日本得到增援，但美军在朝鲜半岛的最终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任何来自日本的援助都将削弱日本的防御。因此，战争爆发后，美军应当立即撤回日本。

这个对朝鲜半岛低战略优先级的基本战略看法延续到名为OFFTACKLE的以防全面战争爆发的紧急作战计划中。尽管MOONRISE没有考虑到发生有限冲突而非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可以确定的是，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缺乏保卫韩国的军事力量。这表明除了对军事能力的考量，美国对朝鲜半岛的军事干预还应从政治性角度考虑。

1947年美国跨部门报告认为，尽管维持在韩美军存在消极军事意义，但失去朝鲜半岛在政治上将是灾难性的，将朝鲜半岛让给苏联将对两国间的冷战斗争造成直接影响：美国将失去威望和影响力，苏联的影响力和实力将增强，这将不仅对美国远东地区的利益造成损失，也将动摇美国的世界地位。时任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对此分析中威望的重要性表示认同。

美国对威望的强调尤其体现在对朝鲜问题的政府决策中。杜鲁门批准的指导战争爆发前美国对朝鲜半岛政策的NSC8号文件指出，从美国威望的角度来看，放弃朝鲜半岛是不可接受的，以同盟条约的形式介入朝鲜半岛争端将有可能使美国卷入与苏联的全面战争。实际上，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在一系列NSC会议中都认为斯大林赞同并支持这场战争。有鉴于此，凯南认为，苏联将韩国纳入其势力范围的计划将严重损害美国的威望；艾奇逊断言，为了挫败斯大林的图谋，美国必须介入战争，因为“放弃这一挑战……将对美国的权力和威望造成极大的破坏”。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办公室（Office of Intelligence Research, OIR）也重申美国介入战争的政治目标在威望方面的意义：“美国在整个亚洲的威望将受到严重打击，在其它广泛分散的地区美国支持的反共力量将会被逆转……”，所以美国应对战争进行“有效干预”以防止美国威望受损。

以上分析表明，尽管美国在战争爆发前后缺乏有效军事力量，美国出于对其威望的关注而干预了战争。这表明即使一个国家缺乏实现其政治目的的军事能力，威望也扮演了重要作用。

二、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的回击

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批准美国空军和海军掩护美国家属的撤退，并支持韩国军队，但这些行动仅针对三八线以南。面对北方难以阻挡的攻势，杜鲁门决定对朝鲜进行空中行动并派遣地面部队，但美军不得越过中国和苏联边界。然而即便如此，美军也未能阻止朝鲜迅速向南推进。“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后，斯大林咨询苏联顾问“联合国军”是否将会越过三八线以北的问题。对斯大林来说这是“最糟糕的情况”，它意味着美军的席卷重来和美国扩大干预的政治目标的需要。美国国防部以摧毁朝鲜境内任何地方的军事力量为由证明美军重返战场的合理性。然而，美军重返战场更重要的目标是将朝鲜从苏联的轨道中剥离出去，从而对苏联的威望造成打击。

由于中国加入了战场，美国的军事形式日益严峻，因此，JCS指示麦克阿瑟保护美军应当是首要关切。但对美军安全的确保不是目的本身，政治目标始终主导对任何战争手段的考虑。当麦克阿瑟要求直接袭击东北三省时，杜鲁门因担心引发与中国的全面战争而拒绝了这一建议，因为将战争局部化是他干预朝鲜战争的一贯战略。在“联合国军”遭遇军事失败后，杜鲁门仍拒绝从朝鲜撤军，并命令麦克阿瑟继续在朝鲜半岛沿海领域进行抵抗。杜鲁门坚持认为，在最坏的情况下，美国必须出于军事需要而被迫撤军；但失去韩国，美国的威望将遭受严重损害。

出于对威望的担心，杜鲁门和马歇尔决定继续在朝鲜半岛作战，即便联合国军的军事能力在中国发动攻势后遭到了极大打击。对杜鲁门来说，真正的挑战是保护美国的战线并削弱中国的威望，而不是将战争扩大到东北三省。

讨论

本文的案例研究表明，国际关系中威望不仅重要，而且是引发因果效应的一个重要因素。新现实主义理论仅从物质能力的角度定义结构，完全忽视了主体间要素对国家行为的因果作用。国家重视威望旨在影响和改变其他国家对其利益的界定和认识。朝鲜战争中，美国对军事能力不足的担忧未能超越对自身威望的重视。尽管本文使用了两个确凿案例来支持本文的理论论点，但这两个案例都来自朝鲜战争。这使得很难评估其他竞争性的解释变量，如国际权力分配和美国国内政治。关于越南战争或古巴导弹危机的其他案例研究将有助于阐明本文的理论含义。

词汇积累

民族统一主义的

Irredentistic

釜山桥头堡战役

Pusan perimeter

虚张声势的政策

the policy of bluff

译者：任怡静，国政学人编译员，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博士生，研究兴趣包括经济外交、中国外交等。

校对 | 曾庆鸣 周谷子

审核 | 施榕

排版 | 曾子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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