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酒诱惑 2023-04-14 07:47:47

文/杨明伟

1938年，抗大校部干部在运动会上合影。左二起：杨至成、杨兰史、冯达飞、胡耀邦、罗瑞卿、莫文骅、刘亚楼、王平 （女）

自“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的校训在抗大确定以后，这八个字所包括的深刻内涵和丰富内容，就成为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也成为共产党人政治生活和工作状态的一种追求。

陈毅曾经在对抗大工作所提的建议中明确表示：“我军传统作风之解释和叙述，军队铁的纪律的遵守，军队指战员间的革命的友爱，革命军人的自觉的学习和工作精神，这是创造优良校风的具体内容。”他还认为：“校风之创造，是造成良好的学习与修养的环境，更加熏陶和提炼干部的优秀的政治品质，更加提高和增加干部的实用的技术，使每一干部踏足校门，即有新鲜的感觉，而便利他从事学习与修养。”这充分说明，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及其所倡导的校风是多么重要。

八个字的校训，之所以能够成为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它既体现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鲜活泼”，又反映出人民群众的“喜闻乐见”。因此，在上面提到的1938年10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讲话中，毛泽东还提醒全党同志：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为形成具有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特点和文化风格，毛泽东在教育引导全党和全军干部方面，下了极大的功夫。他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还提出这样的目标任务：

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在教育和锻炼我们党和军队这两支队伍的过程中，毛泽东既抓干部的理论学习，也特别注重抓良好风气和文化氛围的养成。抗日战争期间，他除在延安领导开办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外，还领导开办了陕北公学、青年干部训练班、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国女子大学等。

对抗大的学员，毛泽东特别注意培养。他亲自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认为“这是共产党的大事，不是小事”，一定要抓紧抓好。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为学校选调了一批经历过战争考验、具有军事或政治工作经验的干部到校工作，如刘伯承、林彪、罗瑞卿、徐向前、张际春、滕代远、何长工、李井泉、彭绍辉、许光达、莫文骅、李志民、胡耀邦等。同时，又从大后方请了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等学者到抗大任教。毛泽东还亲自为抗大讲课，据他后来回忆：“那时我可讲得多，三天一小讲，五天一大讲。”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矛盾论》 《实践论》 《论持久战》等，都被列为抗大学员的必读教材。毛泽东讲课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政治、军事、哲学、历史等。为了“提高战略空气”，他讲得最多的，还是战略问题。他说：

只有了解大局的人才能合理而恰当的安置小东西。即使当个排长也应该有全局的图画，也才有大的发展。

在抗大学员中，一部分是从部队中抽调的红军军政干部，一部分是从全国各地来到延安的知识青年。毛泽东对这些学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政治上要求大家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在军事上要求大家努力学习军事理论。这些学员到了抗大以后，战略思维能力迅速得到了提高。

抗大三大队有一名学员在毕业后给毛泽东写来一封信，谈到了自己的收获：“过去未到这里以前，在外边（指非特区）看过很多的书报杂志，五花八门，懂得了不少，可是抓不住中心，摸不着方向。但是到了这里以后，就学到了中国社会性质是什么，知道了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毛泽东看后欣慰地说：这个学员在抗大所学到的是“重要的中心的一点”。

每当抗大举行开学典礼或结业仪式时，毛泽东只要在延安或条件允许，都要到会讲话。对入学的学员鼓励他们在学校里要好好学习，对走出校门的学员要求他们向社会学习，善于“读无字之书”。

抗大、陕北公学、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鲁迅艺术学院等延安的学校，培养了一大批政治坚定、思想丰富、能力过硬、作风优良的党和军队的干部，他们大多在各条战线上成为骨干力量，对争取抗战胜利，对后来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抗大学习和工作过的李志民后来回忆说：

现在我们再回顾四十多年前这段历史，就更感到当年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对待知识分子大胆信任、大胆使用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如果当年不搞 “五湖四海”， 而搞 “孤家寡人”的关门主义，把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知识青年，或是在政治历史上沾点 “灰尘”的青年统统拒之门外，我们就组织不起来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巩固不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一曲抗大的校歌，反映了当时延安的情形：“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掌握了马克思主义那些理论且有着良好品格作风的干部，走出延安后，每到一处，就带出一支思想和作风上都过硬的队伍。正如毛泽东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所说的：

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

我们党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新鲜风尚，就是这么被逐步传播和固定下来的。毛泽东所期望的“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很快得到了实现。这些优良传统和新鲜风尚，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也伴随着党和军队建设新中国的历史进程。

在新中国建设的历史时期，“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优良传统和新鲜风尚还适合不适合？答案是肯定的。

自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和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中，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的教育始终没有放松过。其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内容，一直是人民军队提倡的作风教育内容和践行的方向。

责编：刘忠辉

编审：郑国伟

制作：王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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