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平之战，杜聿明凭着独有的军事智慧，深入把握战争规律，及时调整军事部署，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打破僵局，改变了整个战役的进程。经此一战，杜聿明不但为国民党在东北的扩张立下汗马功劳，也把其“善谋将军”的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四平之战是杜聿明解放战争期间最精彩的一次亮相，但此后“善谋将军”的运气便急转直下，再也无法获得任何战略性的胜利。1947年夏季，羽翼丰满的东北民主联军卷土重来，内外交困的杜聿明一败再败，最终灰溜溜地离开了东北。

蒋介石与杜聿明合影

大决战前，主动进攻计划的破灭

1948年8月，国民党军刚刚遭遇豫东战役的大败，中原地区大变在即。与此同时，东北地区解放军厉兵秣马，南下北宁线的作战（即后来的辽沈战役）即将全面展开。意识到形势危急的国民党军统帅部在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议，考虑到时任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昏聩无能，蒋介石重新启用得意弟子杜聿明，任命他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以加强徐州方面的指挥。

“善谋将军”到任后，很快表现出了高明之处。杜聿明分析认为，华东地区国民党军的兵力、战力均居优势地位，应当趁解放军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分离的机会，集中主力，先寻找华东解放军一部决战，予以歼灭后再消灭华野主力，规复山东。华东求战期间，华中国民党军应主动进攻豫西地区，阻止中原野战军向东配合华东野战军。对国民党军而言，杜聿明这一建议不失为良策，无奈南京国防部反应迟钝，直到9月下旬才完成各方面的协商工作。9月16日—24日，华东野战军以雷霆万钧之势，一举攻克国民党军重兵设防的济南，俘虏国民党军名将王耀武，杜聿明的主动进攻计划遭遇重大挫折。

同期，杜聿明将先前的想法加以完善和发展，提出了完整的《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以下简称《计划》）。该《计划》秉承之前提出的主动进攻、各个击破精神，对国民党军徐州和华中两大“剿总”的任务均做出了明确。《计划》提出后，有了前车之鉴的国民党军表现出了暂时的高效和主动。10月2日，蒋介石批准了《计划》，经进一步商议，决定于10月15日开始行动。

客观而言，杜聿明的《计划》命中了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距离较远、相互支援不便这一要害，对当时已经病入膏肓的国民党来说，无异于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如果能够得到实施，即使无法获得最终胜利，也很可能会打乱解放军的作战计划，延缓国民党政权的灭亡。但就在10月15日，也就是国民党军《计划》将要实施的这天凌晨，杜聿明突然收到南京国防部急电，命其随蒋介石飞赴东北。原来，东北地区的辽沈战役已经进行到关键阶段，战略要地锦州即将易手，蒋介石不得不临时抽调“善谋将军”到东北救急。

白崇禧至前线视察杜聿明第五军士兵备战情况

副总司令虽然临时“出差”，但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仍在徐州，执行已经获批的《计划》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不料接下来，历史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一幕，刘峙竟然极为荒唐地终止了《计划》的执行，至此，杜聿明的主动攻击计划彻底破产，“善谋将军”距离“悲情将军”又近了一步。

淮海战役，回天无力终遭俘虏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爆发，华东野战军果断出击，一举包围了国民党军主力黄百韬兵团（7兵团）。时任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一筹莫展，拿不出任何作战方案。此时杜聿明刚刚收拾完东北的残局，很快接到蒋介石命令，赶赴徐州收拾烂摊子。

杜聿明到徐州后，很快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围魏救赵。当时中原野战军正东进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国民党军黄维兵团（12兵团）一路尾随。杜聿明提出，以李弥兵团（13兵团）守徐州，以邱清泉兵团（2兵团）和孙元良兵团（16兵团）南下，会和黄维兵团，兵力共计9个半军，先夹击中原野战军，而后再回师解黄百韬之围。二是直接出兵解黄百韬之围。

虽然解放军一向机动能力强，难于捕捉，但这都是以在根据地内作战为前提的。淮海战役的形势却是，中原野战军远道而来，对华东地区相关情况并不熟悉，国民党军徐州“剿总”却坐拥地利，这正是杜聿明方案一的基础和前提。退一步来讲，即使不能及时捕捉到中原野战军主力，但只要能够形成实质性威胁，即可对华东野战军围歼黄百韬兵团的作战造成重大牵制。再退一步来看，即使上述两个目的都没有达到，国民党军至少能够获得一些主动权，解放军的行动将大为受限，之后类似于攻占宿县这样的奇谋妙招也就无从谈起了。

对于淮海战役中的国民党军而言，其最大的不幸或许就是徐州“剿总”总司令是刘峙，杜聿明却仅仅是个副总司令。杜聿明的两个方案提出后，刘峙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就否定了方案一，结果自然是直接救援失败，黄百韬兵团全军覆没。值得一提的是，后来解密的史料证明，毛泽东和华东野战军不但早已做好了阻援准备，而且数次试图诱歼国民党军援军，但由于杜聿明对此早有预料，国民党的彻底灭亡被人为地延迟了。

杜聿明被俘

国民党军救援黄百韬期间，中原野战军趁机占领了津浦线要点宿县，截断了徐州国民党军的退路。此后为了恢复宿县，黄维兵团孤军深入，被中原野战军包围在双堆集地区。

至此国民党军淮海战役败局已定。不甘失败的蒋介石再次召集杜聿明等人商议作战计划，提出要“放弃徐州，出来再打”。杜聿明则分析认为：“要放弃徐州，就不能恋战；要恋战，就不能放弃徐州。要‘放弃徐州，出来再打’，这就等于把徐州3个兵团马上送掉。”杜聿明进一步提出，“让黄维守着，牵制敌人，将徐州的部队撤出，经永城到达蒙城、涡阳、阜阳间地区，以淮河作依托，再向徐州集团各部敌人攻击，以解黄维之围”。蒋介石经慎重考虑后，同意了杜聿明的撤退方案。同时，为避免刘峙掣肘，命令刘峙率领“剿总”机关空运蚌埠，杜聿明全权负责徐州前线军事指挥事宜。

11月30日拂晓，杜聿明率领徐州国民党军约30万人撤退，华东野战军则迅速发起追击，两支大军展开了激烈的速度大比拼，这时国民党军统帅部却突然有了新指示。先是南京国防部不满杜聿明的撤退，指责其“一意向西南逃走，消极避战”。12月2日，杜聿明集团艰难撤退至萧县西南地区，蒋介石突然一反事前支持杜聿明的做法，连续通过函、电等形式，命令杜聿明“切勿再做避战迂回之图”，“迅速令各兵团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攻击前进”，甚至威胁称，“若时日延长，则20万以上兵员之粮秣医药，决难空投接济”。当日晚上，南京国防部再次电告杜聿明“万勿再向永城前进，迂回避战”。

徐州撤退前，邱清泉、李弥、孙元良等人一致认为，只要执行“撤即不能打，打即不能撤”的原则，撤退是可以成功的，不料蒋介石如此出尔反尔。杜聿明虽然深知转向攻击，“必致全军覆没”，但又不敢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只好按令向濉溪口攻击前进。华东野战军趁机调整部署，加快追击步伐，最终于12月6日将杜聿明集团包围在陈官庄、青龙集一带。

陷入包围圈后，杜聿明仍然没有放弃，他竭力开发自己的军事智慧，试图为挽救国民党政权尽最后一分力。

从12月6日开始，杜聿明不断尝试突围，但都遭遇失败。黄维兵团被歼灭后，蒋介石命令杜聿明继续突围。杜聿明分析后认为，此时突围，“等于自找毁灭”，随即采取了“加强工事，持久固守”的策略。之后经与邱清泉等人商议，杜聿明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是由西安、武汉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与共军决战；中策是持久固守，请蒋介石和谈，在政治上争取时间；下策是按照命令突围。

学术研究人员研究淮海战役的时候，一般都认为，这三个方案是杜聿明的垂死挣扎。但如果换位思考的话，这又何尝不是一名军人在最后关头对信仰和事业的追求，对肩负使命的坚守，对军人尊严的维护！这样的军人，理应获得对手的尊敬。

针对杜聿明的做法，华东野战军前线指挥员于12月28日建议中央军委，前线部队利用战斗间隙进行休整，然后一鼓作气歼灭杜聿明集团。1948年1月6日，华东野战军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最后总攻，迅速突破国民党军防线。1948年1月10日凌晨，杜聿明被俘，彻底结束了呼风唤雨的将军生涯。

杜聿明被俘后，虽然再也无缘军旅，但就一个战俘的身份而言，却是受到了相当的优待。1959年12月，杜聿明作为第一批特赦战犯，接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特赦通知书。1961年3月，杜聿明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专员；1964年11月，被特邀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78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81年，杜聿明病逝于北京。

1959年，杜聿明被特赦，图中从右至左依次为杜聿明、费彝民、溥仪、黄雍

总评：从对手的失败中汲取教训

俾斯麦说过：“蠢人常说他们是从自己的经验中进行学习。我却认为利用别人的经验更加好些。”杜聿明在解放战争中的曲折经历，恰恰就是值得借鉴的“别人的经验”。

忠诚善谋，惜乎不善断。在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中，杜聿明最大的特点是忠诚。淮海战役爆发前夕，国民党最初选择的主帅是素有“小诸葛”称誉的白崇禧，但白崇禧是桂系集团的首领，再三拒绝为蒋介石“统一指挥徐蚌会战”。蒋介石打算让嫡系心腹陈诚赴任，不料陈诚以身体有病为由力辞。无奈之下，蒋介石想到了杜聿明。杜聿明此时正在葫芦岛组织东北国民党军撤退，如果他想推掉这一危险任务，应当说是有充分理由的，但出于对“校长”的忠诚，杜聿明最终选择“以赴刑场之心情上战场。”杜聿明这种忠诚服从的品质，是军人的宝贵品质之一，在民国军阀割据的大背景下，显得尤为可贵，这也正是其颇受蒋介石器重的重要原因。

杜聿明无疑是善谋的。从四平之战时“一谋定乾坤”，到大决战前夕的“主动进攻”，再到之后淮海战役初期的“围魏救赵”，几乎都代表着当时国民党军决策层的最高水平。甚至在兵困陈官庄的绝境之下，杜聿明仍然能够冷静应对，力求捕捉最后一线生机。虽然最后失败了，但也并不损其“善谋将军”之名。

杜聿明最大的缺点是不善断。谋而不断是兵家大忌，中国兵家向来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古训。在这一方面，杜聿明是有深刻教训的。抗战期间，杜聿明率军远征滇缅，期间就因为屡屡屈从于蒋介石的遥控，导致最后大军误入野人山，数万中华好男儿葬身荒野。解放战争中，杜聿明仍然未能做到“善断”，每次与蒋介石意见冲突时，往往都会选择屈服。徐州撤退时，杜聿明及麾下各兵团司令官一致认为，撤即不能打，但杜聿明仍然在蒋介石的压力下屈服了，同时也把麾下的近30万部属带进了陈官庄的绝境。

军事统帅是影响战争天平的重要砝码。人是战争的决定性因素，军事统帅则是发挥“人”的作用的重要途径。古往今来，选帅影响战争胜负的例子比比皆是。赵王用赵括而兵败长平，秦王用王翦而灭楚，刘裕用王镇恶等名将北伐，方能气吞万里如虎，刘义隆用王玄谟攻滑台，结果只能是“仓皇北顾”。军事统帅的重要性，在杜聿明的经历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杜聿明能屡次提出寻求胜利的良策，影响战役的进程，身为“一把手”的刘峙却连按计划执行的勇气都不具备，这中间的差距何其巨大。

遴将选帅必须唯才是举，任人唯贤，决不可掺杂太多次要因素，蒋介石在这一点上恰恰犯了严重错误。早在任命刘峙执掌徐州时，国民党军中就非议很多，以剽悍著称的邱清泉曾评价说：“徐州是南京的大门，应派一员虎将把守。不派一虎，也应派一狗看门。如今只派来一只猪，眼看着大门是守不住了。”事实也证明，正是刘峙的不作为和掣肘，让国民党军在失败的道路上越滑越远。待到蒋介石以空运蚌埠的方式架空刘峙时，国民党军的败局其实已经很难挽回了。

如果说刘峙的掣肘限制了杜聿明才能的发挥，那么蒋介石本人的误导和制约，则直接导致了国民党军的失败。身为最高统帅，理当给前线将领以适当自主权，或认真听取他们的建议，但蒋介石却屡次独断专行。早在辽沈战役中，蒋介石命令廖耀湘恢复锦州，导致了廖耀湘兵团的覆灭。淮海战役中，蒋介石强令杜聿明“转向濉溪口攻击前进”，结果又导致了徐蚌会战的彻底失败。

追求战略主动是决策的重点。古今中外的军事家，无不对战争中的主动权高度重视。毛泽东就明确指出：“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去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历史上，积极争取主动权并最终获得胜利的例子不胜枚举。淝水之战前，晋军将领桓冲提前对前秦军队发起攻势，打乱了秦军部署，最终晋军也获得了淝水之战的胜利；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军队主动出击淞沪，把日军机械化主力吸引到了江南水网地带，对达成持久战功不可没；苏德战争中，苏德两军为了争夺战略主动权，于1942年—1943年连续进行了勒热夫·维亚兹马、哈尔科夫、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等大会战，这些会战的胜负决定了苏德战争的最终结局。

回顾杜聿明的历次决策，其核心精神就是对战略主动权的运用和追求。四平之战中，杜聿明充分发挥己方掌握主动权的优势，集中兵力，先本溪后四平，极大地影响了战役结局。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后，国民党军处处被动，深知其中利害的杜聿明，开始了对主动权的不懈追求和争夺。大决战前夕，杜聿明力主对华东野战军发起主动进攻；黄百韬被围后，杜聿明提出“围魏救赵”；黄维兵团被围后，杜聿明提出先撤退到蒙城、涡阳、阜阳间地区，然后以淮河作依托对解放军发起反击。上述争取主动权的方案，只要有一个被采纳执行，国民党军在淮海战役中就不会输得那么惨。

从决策角度来看，国民党军的最大问题就是只重眼前得失，而看不到主动权的极端重要性。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消极保守，先是荒唐终止《计划》，继而又武断否定“围魏救赵”方案，从而令国民党军陷入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动中。身为国民党最高决策者的蒋介石也是如此。杜聿明从徐州撤退前，蒋介石明明已经同意“要放弃徐州，就不能恋战”的方案，却被双堆集包围圈中的黄维“一叶障目”，看不到整个淮海战役乃至于整个解放战争大决战主动权的重要性，中途改变已定撤退计划，最终把杜聿明集团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也葬送了国民党政权最后的希望。

版权声明：本文刊于《军事文摘》杂志。作者：赵延垒 罗孝如 杜林洁。如需转载请务必注明“转自《军事文摘》”。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