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北京最著名的女商人可能是金秀卿。她本是一个从良的名妓，嫁给一名乐师之后，在前门南边开了一家女澡堂。1912年，北京警方宣布商业性的女澡堂合法化，但只能开在红灯区，而且只允许妓女去女澡堂。在保守人群的猛烈批评和嘲笑声中，金秀卿开设了北京第一家女澡堂，名为润身女浴所。为了避免质疑和丑闻，她只雇用年轻的女服务员并进行适当的训练，教她们如何帮人剪头发、洗澡、按摩和谈吐得体。尽管服务员工资不高，但得到的小费不少。金秀卿人很精明，有魅力，有企业家的头脑。她设了一个柜台，专卖进口化妆品。澡堂干净豪华的设施也满足了有钱人的趣味。从澡堂一开张，光顾的客人大多就是上等妓女。“良家妇女”因为担心自己的名誉受损，很少会踏进这个门。如果她们要来，也会坐汽车或人力车，以确保不遇上熟人。尽管社会上对女性使用商业性女澡堂有许多歧视，但金秀卿的生意还是很兴隆。到1935年，北京城已经有了八家女澡堂。

润身女浴所选址在妓院林立的八大胡同附近。

对女公共澡堂的关注与其说是出于卫生，不如说是出于公共道德。男人们谴责金秀卿的澡堂“有伤风化”，而具有启蒙思想的改革派则认为这对女性的公共形象和社交机会来说是一种突破。《晨报副刊》的编辑嘲笑那些老派的卫道士自己娶年轻的姨太太，却不给女性诸如去澡堂、男女社交公开、男女同校、娱乐场所男女同座的机会，这好比“鬼装正神”。他站在报纸的立场上支持女性的浴所，但特别批评了金秀卿暗中卖大烟的生意。他评论道，沐浴是日常卫生必要的事，男女都需要，而女性因为生理原因和养育小孩就更需要。他很遗憾在城里只有一个女浴所，而且消费很贵。他认为，女性有权利利用公共设施中的女浴所，女浴所不仅应该开，还应该普及开来。防范不正当性行为最好的办法是教育而不是限制；尽管限制不道德的性行为有时会奏效，但对违犯者的惩罚也不应太过极端。他呼吁开明的市民团体将女浴所也列入市政运动的计划之中，支持为女性增建更干净、更守规矩、更利于使用的澡堂。

这篇文章凸显了男性精英对女性出现在公共场合、利用公共空间的争论。新精英鼓励妇女进入公共场所，获得与男性社交的自由。在他们看来，女澡堂是新文化运动和城市现代化所开启的现代卫生事业，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他们试图把城市的物理面貌及其传统的社会规范都加以改造，建设一个更新、更西化的城市。但是老派的卫道士把女子学校、为女性设立的商业机构、男女混杂的公共空间都视为不道德行为的温床，对由来已久的男女大防是一种破坏。因此，女澡堂也象征着不断变化的女性领域、废除性别限制，以及城市现代化等议题。

总结起来，女性在公共空间的谋生之道非常复杂，远不是二分的性别领域可以概括的。对底层女性来说，出于经济需要，私领域的家和街头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城市的危机和传统家庭经济的恶化迫使很多女性打破两性劳动领域的分工，和男性并肩工作。这些女性被主流社会排斥，因为她们暴露在公共的视线之下，有时候还是家里主要的经济来源。她们的工作，一定程度上对“女人是依赖者”这个观念做了重新定义。她们所从事的职业被视为提供收入、满足家庭经济需要的一种手段。但是，街头仍然是男人控制的区域，女性很难与之竞争。她们被更广义的城市劳动力市场所排斥，经常被迫接受非技术、报酬微薄、道德有污点的工作。女性在经济上的挣扎揭示出阶层身份和性别身份的相互依存。在公共空间工作对提升她们的社会地位没有什么帮助。

“阶级和职业通常决定了女性的形象和公众的接受程度。尽管不同阶级的女性都在干专属于女性的工作，但有些工作被认为更为正当、更有价值或者更为摩登，比方说，新文化精英通常会鼓励女性从事西式的职业，而对那些不符合女子所为、与性服务或异端仪式相关的工作则持怀疑态度。

即使在经济层级的最底端，女性的工作也是复杂而充满争议的。那些制作手工制品的妇人主要在家里工作，因此被认为是为女性气质添彩，因为她们承担家庭经济责任的角色并没有影响其担任母亲、妻子和女儿的角色。因此，她们的工作获得了认可，甚至得到男性精英的褒奖。女佣则组成了一个独特的群体，她们在家庭领域所扮演的角色和家庭主妇很像，但因为是为别人工作，因此被看成是雇工，社会地位很低，被当作家庭和谐的一种威胁。三姑六婆很常见，也很专业，她们的工作帮助女性建立起社会网络。她们或受人尊敬，或遭人斥骂，这要视不同的社会环境而定。而那些拉人力车、卖小商品、做针线活以及乞讨的女性被当作社会抛弃的人，因为她们在街头工作有违社会规范。她们本身成问题，同时也把女性的经济困难和脆弱性带入了公共空间，挑战着有关性别和城市改造的观念。女性的经济事业则显示出城市公共空间对她们的生存来说是多么重要，而且，如何利用公共空间也对其自身的形象和认同有影响。对拼命寻求建立经济和社会联系的底层女性来说，公共空间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源。

城市研究的学者认同一个观点：20世纪美国中产阶级的城市妇女从未像以前的郊区妇女那样被限制在家里。LynnM.Appleton曾指出，纽约城中部和长岛上存在两种不同的父权体制。她发现，城市环境中的妇女更多拥有有酬的工作，更多地享有与他人在公共空间中交往的机会，经历了更多的社会刺激和挑战。[15]现代的纽约城是资本主义的堡垒，是庞大的制度化的女劳动力的大本营；北京则与之不同，这里几乎没有女工人。不过，北京城给穷苦妇女提供的选择还是比农村地区更多。底层女性较少受到家庭、家族、道德的约束，能找到各种各样的机会来加以逃避。尽管如此，20世纪初的北京并非巴黎、伦敦、纽约那样的大都市。城市规划者试图创建一个“花园城市”来应对社会失序的问题。那种由男性雇佣劳动者占据市中心的工作场所、女性限制在郊区的家里的区分模式还没有确立起来，男女在城里同居共处，有时候也肩并肩一起干活。城里“自然”的或者未经规划的男女共生状态让女性更容易找到工作；特别是辛亥革命之后，性别隔离的意识形态已被推翻。

清末民初北京女性的工作有不同的形式，包括正式的有酬工作、自我雇佣、无酬的家务劳动，以及可以赚点钱的兴趣爱好等等。北京女性在商店或工厂工作不多见；家务服务也是有酬劳动，但不是那么正规，也属于家庭领域的一部分；根据具体活计和收入，自我雇佣可以在家里，也可以在家门之外，非常灵活；业余爱好是家里的一种有酬劳动，也属于一种自我雇佣；无酬的家务劳动一般指的是看孩子或其他的家务事，还可以和其他的种类有重叠。比方说，做家务的经验和技巧可以为计件工作或其他有酬劳动打下基础。女性工作因报酬和地点的不同存在交叉分类，这让以性别为基础的内/外之别很难再延续下去。

1912年的政治转变和随之而来的现代化变迁使得女性利用公共空间谋生的活动进一步加速发展。劳动妇女得到了更多的自由，但失去了安全感和依赖感，她们更多地走出家门去工作，或者在家里建立生意网络。为了经济利益操控不同空间的能力是底层女性的一种本事，她们经常引入，甚至否定空间和社会的界限。在街头还可以找到传统的女性职业，但女性开始为自己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城市公共空间作为一种女性和顾客社交的公共空间来发挥作用，也变成了一种日常的空间。尽管要面对社会歧视，这些女性还是设法把公共空间变得更具包容性。对她们来说，街头并不是借来的空间，而是经济活动永久性的资源。使用她们的服务或购买她们货品的陌生人被看成是有用的，而不是恐惧的对象。当然，公共空间中的女性并不是一个同质性的群体，她们是女教师、护士、工厂女工、生意人，但也有收垃圾的、做针线的、要饭的和拉车的。阶级和职业通常决定了女性的形象和公众的接受程度。尽管不同阶级的女性都在干专属于女性的工作，但有些工作被认为更为正当、更有价值或者更为摩登，比方说，新文化精英通常会鼓励女性从事西式的职业，而对那些不符合女子所为、与性服务或异端仪式相关的工作则持怀疑态度。文章来自微信公号《三联书店三联书情》（sanlianshutong）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