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改良刍议》提倡了八件事情：“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简单来说，就是批判旧文学、提倡新文学。

不巧的是，辜鸿铭正是旧文学的推广者、东方文明的传播者。他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大学》）翻译成英文，又著有《中国人的牛津运动》、《春秋大义》等书，向外国人大力宣传中国的传统文化。

因此，西方人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正是由于他对传统文化的推广，才使西方人真正开始了解中国的文化，1913年，辜鸿铭和泰戈尔一起提名诺贝尔文学奖。

或许有人会觉得辜鸿铭既然是保皇派，就必然是那种不知进步为何物的老学究，必然是前朝遗老。

其实还真不是，他甚至不是在大陆出生的。

辜鸿铭出生在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父亲辜紫云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能讲闽南语、英语、马来语，母亲是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

在这种环境下出生的辜鸿铭展现出非凡的语言天赋，他后来能够精通英、法、德、拉丁等9种语言，和他的家庭背景息息相关。

14岁的辜鸿铭被送到德国学习科学，后来又去英国爱丁堡大学、德国莱比锡大学研究文学哲学，21岁已获得文、哲、理、神等十三个博士学位，他的著作后来成了莱比锡大学指定的必读书。

三年后，辜鸿铭回到故乡槟城，次年在和马建忠的谈话中思想发生转变，开始研究中国文化，并逐渐走上传播中国文化、嘲讽西方文学的道路。

因此，辜鸿铭绝对不是那种只知闭门造车的老学究，他学贯中西，最后的选择是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自然有他的道理，蔡元培在剧中曾规劝陈独秀，每个人都在寻求救国之路，只是方式方法不同而已。

那么，辜鸿铭传播中国文化就能救国吗？

事实上，辜鸿铭想拯救的不只是清朝，也不只是国人所在的这片土地。他曾说：“我的许多外国朋友嘲笑我，说我对大清王朝愚忠。但我的忠诚，不仅是对我世代受益承恩的王室忠诚，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对中国政教的忠诚，对于中华民族文明的忠诚。”

清朝政府灭亡后，他甚至东渡日本，将中华文化复兴的希望寄托于日本人身上，结果当然是无功而返的。

他十分崇拜儒学、道德，认为这是解决西方文明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在《中西文明异同论》中，他提出：“从根本上说，东洋文明就像已经建成了屋子那样，基础巩固，是成熟了的文明；而西洋文明则还是一个正在建筑中而未成形的屋子，它是一种基础尚不牢固的文明。”

在辜鸿铭眼里，西方人更看重人与人的金钱关系，贪得无厌，东方人有人生目标，更看重道德关系。西方人看重物质忽视精神，主要靠法律和制度来维持社会运转；东方人重视精神力量，更多地靠礼义廉耻而非强权来维持社会秩序。

他认为，只有东方文明才能完成对西方社会的救赎：“研究中国文明，不仅仅是汉学家们的事，而且它将有助于解决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困难，从而把欧洲文明从毁灭中拯救出来。”

然而，辜鸿铭看到的更多是西方社会的问题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国社会当时的问题如何解决？他似乎没有给出答案，相反，《新青年》所倡导的新文化给出了一条新路，所以国学造诣很深的钱玄同才会成为新文化的鼎力支持者。

文章开头提及钱玄同说到的“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是指什么？鲁迅先生在《五论“文人相轻”——明术》中作出解释：“五四时代的所谓‘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是指做‘载飞载鸣’的文章和抱着《文选》寻字汇的人们，而某一种人确也是这一流，形容惬当，所以这名目的流传也较为永久。”

也就是尽在书本里面找些精美文字的人，丝毫没有什么新的内涵和思想。

相反，新文化运动启发了人们的民族觉醒，白话文的推广提高了国民的综合素质，是一道具体的药方，更符合实际情况。

因此，依笔者看来，辜鸿铭生错了时代，假如生在21世纪，在大家已经熟悉西方文明的中国现状，他所提倡的研究传统文化定然比钱玄同影响更大，在中西文明逐渐靠拢的现代，辜鸿铭以前所批判的西方文明，实际上同样适用于中国。

他说西方文明需要学习中国依靠道德维持社会秩序，而21世纪的中国人又何尝不需要翻翻四书五经，在不是宗教的儒学当中找到宗教的慰藉呢？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