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9日，新京报的书评周刊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邀请我和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何怀宏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周濂教授、刘玮教授，一起对话，直面“灵魂之问”，探讨了人性善恶的问题。

在我国，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传统文化主张人性本善，正如广为流传的《三字经》所言，“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其实，儒家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也不尽相同。

例如，同为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孟子和荀子对待人性善恶问题的观点就截然不同。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荀子主张人性本恶。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是从善的，这就像水向低处流一样自然。而人性之所以从善，是因为人天生就有仁义礼智的善端。荀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向恶的，而这基于人的生存本能和食色本欲；人可以有道德善行，但这不是先天具有的，而是后天养成的。他认为，人之所以追求善,就是因为人的本性缺乏善；如果人的本性是善的,那么道德礼法也就没有存在之必要了。

从表面上看,孟子和荀子对人性的看法是截然相反的。孟子说，辞让之心人皆有之。荀子说，争夺之心人皆有之。但是，他们的目标都是要倡导善的行为，都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只不过，孟子在人性善的基础上提出“存心养性”的主张，强调自我修养的重要；荀子在人性恶的基础上提出“化性起伪”的主张，强调外在教导的作用。

我以为,人性本善亦本恶，而且人们对于善恶的感觉会追随世态而变化。清平盛世，民风纯朴，性本善的主张就容易被人接受。物欲横流，邪恶当道，性本恶的观点就容易成为主流。孟子生活于战国前期，社会环境比较安宁，政治状况相对稳定，于是人心向善。荀子生活于战国末年，社会险恶，政治凶残，人人争权夺利，君子小人同欲，于是人心向恶。从这个意义上讲，孟子与荀子的人性思想都是当时社会状况的一种反映。

人性本善亦本恶，这就是说，每个人的本性中都同时存在恶源与善端，因此社会环境就成为影响行为善恶的重要因素。如果社会环境养善，那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向善。如果社会环境养恶，那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向恶。而推行法治，就是要建立并维护能够养善的社会环境。

说到此，我就想到了去年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反响的傅政华案。我认识傅政华，当然，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

1983年，我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研究生。那是我国首批犯罪侦查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全国一共四个人，人大两个，法大两个。1984年，我到北京市公安局刑侦处的大案要案队实习。大案队的队长名叫王殿栋，是个智商极高、口才很好的警察。他很尊敬我的导师徐立根教授，因此对我也很关照，还给我配备了一辆“专车”——自行车。

我参与了一起入室盗窃伤害案的查办。案件发生在中国芭蕾舞剧院的宿舍楼。被害人是一个年轻的女演员，当时小有名气。她在自己的宿舍里被人用刀捅到了心脏下边，幸亏没有伤到心脏。据医生说，刀口再高一寸，她就没命了。现场是一间单身宿舍，在走廊的一头，空间很狭小，而且案情重大，公安局的很多领导都来了，我和办案的刑警就在走廊看了看现场，没有进去。

现场勘验结束之后，大案队召开现场分析会，技术人员向我们简要介绍了现场的情况。作案人从走廊撕开了那间宿舍门上面的纱窗，从窗户钻进室内；窗框上有蹬蹭的痕迹，室内门边的桌子上有个鞋印；室内的抽屉和柜子有翻过的痕迹；但是床上放着事主的一个钱包，里面有一百多元现金，还有一个活期存折，作案人并没有拿走。

另外，现场外围勘查的刑警在宿舍楼后面的花坛里找到一个挎包，里面有一把刀，上面有血迹；有一台小录音机，当时录音机是贵重物品；里面还有一个装着一百多元现金和一些粮票的信封；还有两条穿过的女士内裤，其中一条还有些潮湿。刑警推断，大概作案人在离开现场时遇到行人，就把挎包扔到了花坛里，或者是藏到了花坛里。

据被害人说，她那天中午出去买东西，回来大概两点多钟。剧团的人晚上要演出，所以中午都睡午觉，宿舍楼里非常安静。她回到房间门口，发现门没锁，就推门进去，但是里面有人捅了她一刀，然后就跑了。走廊里光线很暗，她没看清那个人的相貌，只知道是个男人。那个挎包不是她的，但是里面的录音机和那些现金粮票都是她的。那个床上的钱包也是她的，因为她出去买东西不想带太多现金，就在出门前把钱包扔到了床上。两条内裤也是她的，是洗完凉在屋里的。

根据上述情况，侦查人员认为这不是简单的盗窃，作案人很可能与被害人有感情纠纷。主要理由是，明摆着放在床上的钱包，作案人没有拿走，这不像是小偷干的事情，而且他还拿走了被害人穿过的内裤。于是，会议决定把“因情感纠纷伤人或杀人”作为主要的侦查方向。

侦查人员分成几个组，分片对宿舍楼里的居民进行调查访问。我跟随一个老刑警去走访。大家跑了两天，发现了一些嫌疑线索。被害人有男朋友，而且和她的舞蹈老师的丈夫也有暧昧关系，因此这两个男人都有作案嫌疑。但是通过调查核实，这两个人都没有作案时间。另外几个嫌疑线索也被否定了，侦查工作陷入僵局。

大案队再次召开案情分析会。在会上，一个刑警提出了一种不同的观点。他说，他仔细去查看过现场，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技术人员讲的明摆在床上的钱包，其实不太容易看到。房间不大，十平米左右；靠西边有一个窗户，窗户边有一个衣柜，把窗户给挡住了一半，衣柜后面放着一个脸盆架，旁边是床。虽然案发在白天，床上的光线却很暗。另外，那个钱包是紫红色的，那个床单上也有紫红色的大花，所以钱包放在床单上，并不容易被看见。根据这一情况，他认为，应该按照盗窃去查找嫌疑人。而且，这个人拿走了女士内裤，很可能有恋物癖。

这个刑警名叫傅政华，当时是大案队的一个分队长。他的案情分析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会后，王殿栋大队长对我说，这个小傅很厉害，他也是大学生。大案队的刑警基本上都是警校毕业的，属于中专水平。但是，傅政华考上了北京大学的分校，应该是在职攻读学位的大学生。

后来，侦查人员就是按照惯偷的思路查到了嫌疑人。这个人跟那个女演员没有任何关系，但是熟悉文艺团体的作息时间，主要目的是盗窃。那个案件让我记住了傅政华的名字。

毕业留校之后，我主要讲授犯罪侦查学，因此和北京市公安局还有联系。我听说，傅政华后来担任了大案要案队的队长，后来调到公安部工作，担任刑侦局的副局长。大约在2005年，傅政华调回北京市公安局，担任主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兼任北京市刑侦学会的会长。当时，我兼任北京市刑侦学会的副会长，因此在开会时便有了一些交往。我感觉，他不仅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很注重理论学习，了解犯罪侦查的理论研究情况，而且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后来，傅政华间接地向我表达了他想到人民大学跟随我攻读博士学位的意愿。顺便说，我于1998年获得博导资格，是中国第一个犯罪侦查学方向的博士生导师。当时，许多领导干部都想到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提升个人的理论水平，大概也有“镀金”的意思。对于傅政华要来人大报考博士，我当然表示欢迎，但条件是他的考试成绩必须“上线”。对他来说，政治课和专业课都不太困难，难的是英语考试。按照人民大学的规定，每年录取博士生的英语分数线在50分左右，特殊情况的考生可以降低10分。这就是说，傅政华的英语成绩必须达到40分以上。然而，这对他来说也是极为困难的，而且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准备英语考试。后来，他放弃了考博的想法，大概他有了更为重要的努力方向。

2010年，傅政华担任了北京市公安局的局长。我当时担任北京市政府的顾问团成员，因此在一些会议上还能见面说话。再后来，他调到公安部担任副部长，又调到司法部当部长，我们就没有再见面。但是，我有时还会看到他的新闻，包括他接受中纪委调查的消息。

2021年10月2日，根据中纪委网站的消息，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傅政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随后，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免去傅政华的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且撤销了傅政华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的资格。

2022年4月，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吉林省长春市检察院审查起诉。7月，长春市检察院向长春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指控傅政华犯有受贿罪和徇私枉法罪。

7月28日，长春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傅政华受贿、徇私枉法案。在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傅政华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发表了意见。傅政华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9月22日，长春市中级法院公开宣判：对被告人傅政华以受贿罪和徇私枉法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追缴傅政华受贿犯罪所得，上缴国库。

傅政华被查办之后，一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毫无疑问，从现在来看，傅政华是个坏人，但他一直是坏人吗？这个问题不太容易回答。就我所认识的傅政华来说，他应该不是坏人，而是一个比较好的人。否则，他也就不可能取得那些成就和荣誉了。

我们习惯于简单地把人分为好人和坏人，而且是一成不变的。如果一个人成了英雄，我们就会说他一直是好人，上学时就是好学生，工作后也是好工人好干部，而且能找出他的一些好人好事。如果一个人成了罪犯，我们就会说他一直是坏蛋，上学时就调皮捣蛋，工作后经常干坏事，而且总能找出一些证据。然而，这世界上既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即没有只做好事不干坏事的人，也没有只干坏事不做好事的人。从人生的角度来看，好人与坏人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当然，人还是有区别的，可以区分为好人和坏人，还有不好不坏的人。唐代大文豪韩愈就说过，人分上、中、下三品，而“上品”“下品”均甚少，唯有“中品”最多。套用好人与坏人的说法，在人类社会中，特别高尚的好人和特别邪恶的坏人都不多，绝大多数都属于不好不坏的人。

正因为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都属于“中品”或“不好不坏”的人，当然也因为社会中还存在少量的“下品”或坏人，所以社会才需要各种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来防止好人变成坏人，包括官员的腐败。如果社会成员都是高尚的好人，那我们就不需要法律了。如果各级政府官员都是“上品”之人，那我们也就不需要反腐败了。

我以为，傅政华绝非上品，但也不是下品坏，而是中品。在权力膨胀的作用下，他那本性中的恶源生发，使他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对于步入仕途的人来说，这是前车之鉴。当然，这仅是本人的一管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