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初唐诗歌的特点：诗歌的革新

       １、初唐的诗歌创作，主要以唐玄宗及其群臣为中心展开，多述怀言志或咏史之作，诗风则是对六朝声律辞采的模仿与拾掇。诗风宫廷化倾向，形成了“上官体”。

       ２、初唐的一般士人中，王绩是诗风较为独特的一位。他的诗歌创作，是其冷眼旁观世事时化解心中不平的方式，创造出一种宁静淡泊而又朴厚疏野的诗歌境界。这种平淡自然的隐逸诗风，是易代之际大都会有的，并不构成初唐诗发展的一个环节。

        ３、在当时，真正能反映社会中、下层一般士人的精神风貌和创作追求的，是被称为“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针对当时的诗风，“四杰” 提倡刚健骨气，反对纤巧绮靡。

         4、陈子昂是个复古的倾向。

         二、原因

         这里所说的唐初诗坛，主要是指初唐的前五十年。这五十年，一方面，从创作思想上看，以唐太宗李世民为首的诗人对南北文风的差异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对南朝齐梁文风有所批判，提出了融合南北文风，各去所短，合其两长的文学主张。但在创作上，则仍承袭着南朝诗歌的绮靡诗风。其原因大致有三：

         1、历史的积习与传统的惰性。自南北朝以来，南朝的诗风一直占据诗坛的主导地位，北方的文一直羡慕南朝的文采风流。隋朝建立，隋文帝改革文的措施并未奏效，而到了隋炀帝继位后，又大力煽扬南朝文风，使得齐梁绮靡诗风再度得到流行。而唐王朝的统治者浮出于鲜卑，北人向来喜爱南风，这样，在新的历史条件，南朝文风仍以其惯性很容易被继承下来。

         2、与这一时期作家队伍的构成有关。唐初的诗人中，有一些诗人本来就南朝的遗老诗人，如虞世南在南朝以及隋时就以写宫体诗、宫廷诗而著。入唐以后，沿用旧的风格就十分得心应手。而大多数诗人则是围绕在帝王周围的重臣，如长孙无忌、魏征、褚亮、李百药、马周、许敬宗、杨师道、上官仪等。他们的地位，限制了他们的生活视野和生活范围。作为朝廷重臣，他们经常参与帝王的宫廷活动，宫廷生活就成为他们诗歌创作的题材。生活视野的狭窄及缺乏强烈的感情，使得他们的创作大量以奉和、应制、酬唱为主要内容，而奉和、应制、应诏、应令等恰是南朝宫体诗的主要题材，这样，在词采上追求华饰的南朝诗风，就很容易为他们所继承下来。

         3、和帝王的审美趣味有关。李世民是一代英主，尽管他有一些诗写得颇有气势，如他的《帝京篇》，明人胡应麟曾称道是“无论大略，即雄才自当驱走一世。”但是，他对南朝诗风却有着强烈的爱好。现存他的诗中，有很多是流连风景、吟风弄月之作。并且他本还带头写过宫体诗。有一次，他写了宫体诗，要朝臣赓和。虞世南劝阻说：“圣作虽工，体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随之。此文一行，恐致风靡，从今而后，请不奉不诏。”太宗只好说：“朕试卿耳。”这当然是自己给自己打圆场。但却说明太宗的趣味，这也自然会影响到诗人的创作。

        正由于此，在唐初的五十年间，南朝诗风仍然在延续。不过唐初以李世民为首的诗人的创作毕竟与南朝的宫体诗有所不同。在政局稳定，经济繁荣，国力强大的条件下，他们诗中的情调毕竟带明清新明郎的气息，尽管风格绮靡，却不象南朝宫体诗那样颓靡，因而，唐初的与南朝的宫体诗并不等同，称其为宫廷诗似乎更为确切。而这近五十年，就可称是为宫廷诗的时代。

         三、概况

     （一）贞观诗风及上官体：

       贞观时期，南、北朝文学由对立走向融合。唐太宗是贞观文学的领袖。贞观诗风主要受南朝文学的影响，逐步走向宫廷化。 

       宫廷诗人的诗作也非一无可观，除李世民的《帝京篇》外，虞世南的《咏蝉》诗写得不错。“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后人把这首诗同骆宾王、李商隐的同题诗比较说：“三百篇比兴为多，唐人犹得此意。同一咏蝉，虞世南‘居高声自远，非是籍秋风’，是清华人语；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患难人语；李商隐‘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是牢骚人语。比兴不同如此。”（施补华《岘庸说诗》）

        在宫廷诗人中，上官仪也是一位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他的诗今存二十首，大都是奉和应诏之作。他的五言诗，“绮错婉媚”，讲究对仗，追求诗歌的声辞之美，体物图貌，笔法精细，时人多效仿，谓之“上官体”。成为代表当时宫廷诗人创作最高水平的典型范式。但其内容仍局限于宫廷文学应制咏物的范围之内，所以诗歌的变革只能由处于社会中下层的一般士人即四杰来承担。

        他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对诗的对偶进行了整理与归纳，提出了“六对”、“八对”之说。这样对律诗的形成有一定的作用。据宋人魏庆之《诗人玉屑》引李淑《诗苑类格》，所谓六对是：一是正名对。如天地对日月；二是同类对，花叶对草芽；三是连珠对，萧萧对赫赫；四是双声对，如黄槐对绿柳；五是叠韵对，如彷徨对放旷；六是双拟对，如春树对秋池。

         所谓八对：一曰的名对，送酒东南去，迎琴西北来；二曰异类对，风织池间树，虫穿草上文；三曰双声对，秋露香佳菊，春风馥丽兰；四曰叠韵对，放荡千般意，迁延一介心；五曰连绵对，残河若带，初月如眉；六曰双拟对，议月眉欺月，论花颊声花；七曰回文对，情新因意得，意得逐情新；八曰隔句对，相思复相忆，夜夜泪沾衣，空叹复空泣，朝朝君未归。

         上官体的特点。 ①上官体的“绮错婉媚”，具有重视诗的形式技巧、追求诗的声辞之美的倾向。上官仪提出的“六对”“八对”之说，以音义以对称效果来区分偶句形式。②缘情体物，密附婉转而绮错成文，音响清越，韵度飘扬，有天然媚美之致。体现了一种较为健康开朗的创作心态和雍容典雅的气度，成为代表当时宫廷诗人创作最高水平的典范。③在唐诗发展史上，它上承杨师道、李百药和虞世南等，又下开“文章四友”和沈宋，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二）王绩与“四杰”

        1、王绩

        初唐的前五十年，由于受南朝诗风的影响，宫廷诗占有统治地位，诗坛上可谓是“鸾凤齐飞”充满华靡雕琢的诗风。但这一时期却有一位独立于诗坛的风气之外，带着山野泥土的气息，默默耕耘的诗人，这就是初唐诗人王绩。

        生平：王绩（585——644），字无功，自号东皋子，绛州龙门（今山西稷县）人。王绩的一生，可说思想上充满了矛盾。其一生三仕三隐，即是思想上彷徨不定的表现。隋代时他曾任秘书正字、六合丞。隋末天下大乱，他大约惮于仕途风险，遂辞归故里。唐武德初年，天下一统，他又一次出仕，在门下省待诏。武德末年，太子建成与秦王世民争夺帝位，发生了震动天下的玄武门之变，贞观初，大搜建成党羽，王绩深感仕途险恶，又一次辞官归隐。大概在太宗时形势稳定后，看到太宗肃清吏治，选贤与能，于是他又第三次出仕。由于未能的到重用，所以后来又隐退了。王绩在仕途上很不得意，故常以饮酒为乐。第三次出仕时，他听说太乐府史焦革善酿酒，苦求为太乐丞。时人曾称其为“斗酒学士”。其作品有《东皋子集》三卷，近年学术界新发现了五卷本的《王无功集》（有韩理洲的《王无功集五卷本会校》，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为王绩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王绩出身于一个日趋没落的高门望族。他早年也很有一些功业抱负，但时代的风气，加上家族日渐衰落的命运，使他也染上了道家、阴阳家乃至佛教的思想。一方面他渴望建功立业，有所作为（“明经思待诏，学剑觅封侯”），另一方面，又喜爱简放自由，不愿忍受官场的约束（“尝爱陶渊明，酌醴焚枯鱼”），在隋唐之际的风云变换中，他思想的这两方面起伏消长。入唐以后，他带着隋代遗老的感情，对新朝表示不满，因此便常以阮籍、陶潜自比，生活上也学习他们。他的《五斗先生传》、《自撰墓志铭》，显然是模仿陶渊明。但他缺乏陶渊明的那种内在的热情与理想，思想境界也远不如陶渊明高，所以他学陶遗神，最后只剩下一幅疏懒的空架子。

        创作：王绩的主要贡献在诗歌艺术上。他的诗以平淡自然的话语表现自己的生活情趣，创造出一种宁静淡泊而又纯朴疏野的意境。如《野望》：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全诗以朴素之笔，用白描的手段，描绘了一幅山间晚归图。这里没有浓墨重彩，甚至连色彩都没有用，但所写的那种山间气氛却一下子让人感受到了。黄昏晚照下的山景、夕阳影里的归人、彷徨无主的诗人，都织在一幅画面里，让人产生无穷的遐想。

        这首诗的体裁是五言律诗。自从南朝永明年间沈约等人将声律知识运用到诗歌创作中，律诗这种新的体裁就已经酝酿了，到了初唐沈、宋手里，律诗遂定型化，成为一种重要的诗歌体裁，而早于沈、宋五、六十年的王绩，能写出这样成熟的律诗，说明他是一个勇于尝试新形式的诗人。这首诗首尾两联抒情言事，中间两联写景，经过情——景——情的反复，诗的意思更深化了一层。这正符合律诗的一种基本章法。所以沈德潜云：“五言体前此失严者多，应以此章为首。”（《唐诗别裁集》）

       此外，他的《秋夜喜遇王处士》和《夜还东溪》，都写得素笔白描，不事点染，却生动自然，充满情韵。

        他的《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表现了他对故乡与亲人的深切思念，虽嫌不够凝练，但却十分亲切。

         王绩的诗歌主要以写隐逸山水与田园见称。他上承陶渊明，下开盛唐山水田园诗派，是六朝的山水田园诗到唐代的山水田园诗之间的过渡诗人。

       2、“初唐四杰”

       名词解释：“初唐四杰”是指高宗武后时期出现在文坛上“以文章名天下”的四位“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的作家，即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虽然他们在当时地位比较低下，但在唐诗的开创时期，却都能肩负起时代的使命，努力摆脱齐梁诗风的影响，突破宫廷诗的狭小范围，将的题材由宫廷移到市井，由台阁移江山与塞漠，扩大了诗歌的表现范围，诸如羁旅行役，言怀赠别，边塞关山，山川景物都成为他们歌咏的对象；同时他们在诗歌中表现出一种昂扬进取与抑郁不平的情感，并在诗歌的体式与格律形式上有所探索，从而为唐诗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四杰”的称号在当时即已出现，但其排列顺序却有不见的说法，或云王杨卢骆，或云卢骆王杨。除此外，在创作上，卢骆擅长的是歌行，王杨专工五律。

“初唐四杰”在创作上的不同个性特点。 四个人的创作个性不同，其中，卢照邻、骆宾王长于歌行，王勃、杨炯长于律诗。卢照邻《行路难》《长安古意》，骆宾王《帝京篇》，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杨炯《从军行》

        “初唐四杰”诗歌的创作特点。①“四杰”作诗，重视抒发一己情怀，作不平之鸣。在诗中开始出现了一种壮大的气势和慷慨悲凉的感人力量。如王勃《游冀州韩家园序》、卢照邻《行路难》骆宾王《帝京篇》 ②“四杰”的七言歌行体，描写场景和题材由宫廷走向市井的转变，出现壮大的气势和力量。他们（卢骆王）往往用它来铺写抒情，夹以议论，篇幅可长可短，句式参差错落，工丽整练中显示出流宕和气势。 ③四杰的五言律透露出非常自负的雄杰之气和慷慨情怀。如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五言律到了王杨时代，题材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如杨炯《从军行》。④四杰诗风并没有完全摆脱当时流行的宫廷诗风的影响，他们的一些作品，不免有雕琢繁缛之病。杨炯是四杰中以五律见长的诗人，其现存的十四首五言律，完全符合近体的粘式律，不能不说是一种有意的追求。在促进五言律的定型化方面，他与杜审言以及沈、宋等台阁诗人所起的作用是相同的。

         “四杰”的齐名，除了文章的原因外，似还有个性的原因。他们的个性都很张扬，行为都比较浪漫，遭遇也都比较悲惨。因为个性张扬，行为浪漫，因而备受时人的诋毁与唾骂，也因遭遇的悲惨，也受到了后人的同情。当时人称他们为“浮躁浅露”，不能致远。关于这一点，从四人的生平遭际可以看出。

        四杰的生平遭际与个性确有一些相似之处。

         第一，他们的一生大都地位不高且遭遇坎坷。他们早期都有京城生活的经历，但又都因种种原因被迫离开京城而到处流离漂泊，这种生活经经历，对他们的创伤都有深刻的影响。他们的结局都不太好，如卢照邻投水自尽，骆宾王下落不明，王勃溺水而死，只有杨炯得以善终，但总体上却都享年不永。

         第二，他们都是有才华而恃才傲物的人，个性都比较强，也即所谓“浮躁浅露”。杨炯在“四杰”中算是比较沉静的，但也恃才凭傲。而卢、骆则在某项观点下真可目为“浮躁”。总之四杰确是有个性的诗人，也正因此，遭到了时人的诃责与唾骂。

         关于四杰的创伤上的特点及其文学史上的地位，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他们具有变更文坛绮艳诗风的自觉意识，并且有十分明确的审美追求。他们变革意识，从杨炯的《王勃集序》可以看出，其中云：“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竟为雕刻。糅之以金玉龙风，乱之以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这里所说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主要指上官仪的“六对”、“八对”之说，因此，他们变革的对象主要是针对当时颇为流行的“上官体”。我们知道“上官体”是当时宫廷诗风的典型代表，四杰反对“上官体”是具有重要诗风改革的意义的。

          第二，在创作上，他们的诗歌的视野与题材大大开拓了。用闻一多的话来说：就是他们把诗歌的题材从宫廷移到了市井，从台阁移到了江山与塞漠。我们知道，初唐前五十年的宫廷诗人，其诗歌创作的范围，不离于宫廷的宴饮、酬唱、奉和与应诏，视野比较狭小，而到了四杰，他们的创作则展现了一个宫廷诗人所不了解的更为宽阔的世界，他们写羁旅苦辛，道路险阻，写边塞立功，功名追求，人生哲理等等，把诗歌的题材领域拓展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如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古意”本是宫体诗惯用的题目，但他却把宫体诗原写宫廷转到市井生活。诗中既写了长安的繁盛，还有王公贵族的车马、宫阙、第宅的壮丽、权贵的竟逐豪奢，既有王孙公子，军官侠客的纵情声色，市井娼家对爱情的充满热烈而又颠狂的追求，还有统治阶级的互相倾轧，这样的内容已不是宫体诗、宫廷诗所能容纳了。而骆宾王的《夕次蒲类津》中所写的“晚风连朔气，新月照边秋。灶火通军壁，烽烟上戍楼”等，则写到了前所未曾见过的边关生活，有了与宫廷、台阁诗人所未曾有过的感受。此外象王勃的《秋日别薛昇》，《山中》，《滕王阁诗》等，或写送别，或写羁旅，或写人生思考，都表现出了他们在诗歌题材上的新开拓，“他们终于把生活视野，把诗情，逐渐地引离了宫廷的小天地，门窗已经打开，广阔地天地就在面前了”（罗宗强语）。

        第三，在诗歌的感情基调上，他们的诗歌变得更加充实，他们或在诗歌中渲泄他们抑郁不平的牢骚，或写他们追求功名的热望，都具有一种昂扬、壮大、浓烈的情感！闻一多在《宫体诗的自赎》一文中谈到卢、骆对宫体诗的改造即说他们的诗“背面有着厚积的力量支撑着，这力量，前人谓之‘气势’，其实就是感情。有真实的感情。所以卢、骆的到来能使人们麻痹了百余年的心灵复活。”这里的气势、感情，正是齐梁文学所没有的，也是唐初的宫廷诗所没的。不仅卢、骆如此，王、杨也是如此，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杨炯的《从军行》，其不论是写送别还是写对建功立业的向往，无不以充沛的感情，壮伟的气势充塞其间。这种强烈、昂扬、壮大的情感正是唐诗个性的最鲜明的特征之一，而这些在四杰诗中的出现，也正是四杰诗歌对唐诗发展的贡献之一。而他们在歌行与五律两种体式的探索，也为唐诗后来在体制上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沈佺期、宋之问等宫廷诗人与律诗的成熟和定型

       高宗武后时期，是初唐文学的变化与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文坛风貌的变化，实与进士科的勃兴有关。进士科的勃兴，为出身寒庶却又以文才著称的文人在仕进上的升迁提供了条件与可能。同时，也由于政治上的多变，带来了文人命运的反复多变，诗歌的感情基调也因之出现了变化。以“四杰”为代表的出身下层的诗人，以一种抑郁不平之气从事诗歌创作，在诗中吟唱他们的苦闷、忧愁与欢乐以及他们对前途的种种憧憬，把一种博大的感情带进了诗歌中，同时，也由于他们生活经历的丰富，使他们诗歌的题材领域得以开拓，从而使梁、陈以来沿袭至唐初的浮靡诗风出现了转机。而这一时期诗坛上出现的宫廷诗人，则在诗歌的格律上进行探索并取得了新的成绩，从而使六朝以来就开始萌芽的近体律诗，到这一时期趋于完全成熟与定型。

        这一时期的宫廷诗人，主要是活跃武后朝的沈佺期、宋之问及有“文章四友”之称的杜审言等人。

       1、沈佺期、宋之问

        沈、宋二人在高宗武后时期都是活跃于宫廷“文艺沙龙”的得宠的宫廷诗人。高宗武后时编纂《三教珠英》，二人都曾参与，武则天时的宫廷唱和，二人都是其中最活跃的人物。但是他们的人品却都未足为人称道。特别是他们谄事武后的“面首”张易之兄弟，尤为士林所不齿。而宋之问的品德尤为后人所诟病。

        沈、宋二人的创作大致以贬谪为界，内容与风格都有很大的不同，在贬谪之前，他们作为宫廷诗人，举凡宫廷宴饮、帝王出巡及宫廷沙龙的酬唱活动，都有他们参与，而这一时期的创作，其内容也大多以奉和应制为主。如宋之问的《夏日仙萼亭应制》、《扈从登封途中应制》，沈佺期的《立春日内出綵花应制》、《仙萼亭初成应制》等，都是他们这类作品的代表作。这类作品在声律、属对方面很讲究，但大都无真实的感情可言，在内容上也无可取之处。他们的出色之作，是在遭受贬谪蛮荒的命运之后。由于生活境遇的变迁，他们后期的创作，在诗歌中有了更为真挚的感情，同时在风格上也显得清新自然。

       沈、宋的创作的价值还在于他们总结了六朝以来诗歌创作声律方面的经验，确立了律诗的形式。自从汉末建安起，诗文创作上的声律已逐渐为人所注意。而在诗歌方面，最为重要的是“四声八病”与“永明体”的出现，形成了早期的律诗，这标志着诗歌创作格律化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永明体”在格律化方面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比如，诗律形式纷繁杂乱，尚未定型；“八病”的病犯忌讳太多，使人无所适从；律句与律联虽已解决，但两联之间的关系问题尚未解决。一句之中和一联之内，虽有轻重迭代之致，而求之全篇，则往往是平仄相同的两个律联的重叠，重复单调，缺少变化。这些问题，初唐诗人在进一步探索，而沈、宋等人的贡献，在于简化声律规则，使律诗的规则定型化，使律诗完全走向成熟。他们发展了“永明体”中偶然出现的粘对规则，解决了两个律联之间的平仄关系问题，使一联之内，平仄相对，两联之间，平仄相粘，一对一粘，交叉变化，这样律诗就趋于定型了。所以《新唐书·宋之问传》中说：“魏建安后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屡对精密。及宋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

        沈佺期的诗歌中两首写游子思妇题材的诗，虽是一般常见的题材，但在遣词用字上却能摆脱齐梁，以气势贯注于诗中，在技巧上很见特色。一是《杂诗》其三，一是《独不见》（又名《古意呈乔补阙知之》）。此诗写闺中怨情，通过妇与塞上征人的相思、相望之情，流出明显的反战情绪，并希望有良将出现，早日结束战事。

       这首诗的特点，一是构思精巧，特别是中间两联，与月光绾合双方，又在“情”与“意”二字上着力。诗中所抒之情与所传之意彼此关联，由情生意，由意足情，势若转圜，极为自然；二是从文气上看，自然浑成，一气贯通。一二两联，语势较缓，第三联是对偶工巧的两个短句，如急管繁弦，显得气势急迫。末联又采用散行的句子，文气又重新变得缓和起来。全诗以问句作结，越发显得言短意长，含蕴不尽。二是从全诗来看，已是完全合格的五言律诗。

        如果说《杂诗》是一首合格的五律，《古意》则是一首合格的七律。

本诗中的主人公是一位长安少妇，所“思而不得见”的丈夫是征戌已十年不归的丈夫。诗人以委婉缠绵的笔调，描述了女主人公在寒砧处处、落叶萧萧的秋夜，身居华屋之中，心驰万里之外，辗转反侧，久不能寐的孤独愁苦情状。

        这首诗的题目“独不见”，属乐府旧题，但从形式上看，它已是一首完整的七律。作为早期的一首七律，它不在章法上、字词上刻意求工，韵味接近古体。语言上也未完全洗尽齐梁铅华，但却境界广远，有一种“顺流而下”的朴拙飞动的气势。所以清代姚鼐推崇其为“高振唐音，远包古韵”的“神到之作”。其次在艺术表现上，能注意将心情意绪与环境氛围密切结合，如用寒砧木叶，城南秋夜烘托少妇的思念忧愁，手法上也较灵活，有反面映照，也有正面的衬托，从而使全诗具有浓郁的抒情性。

       宋之问的诗以写于贬谪途中的两首诗最为著名，一首是《度大庾岭》，另一首题为《度大庾岭北驿》。

     《度大庾岭》抒发的是作者去国远谪的忧伤与怀土思归的向往，中宗神龙元年，宋之问因依附张易之兄弟即被贬泷州（今广东罗定县）参军，此诗大约即是赴贬所途中所作。这首诗与宋之问前期的应制诗相比，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作者的感情很真挚，真正写出了其去国怀乡之痛与贬谪蛮荒之愁，因此，尽管他的被贬可说是咎由自取，但我们读这首诗，还是不能不为其真情所打动，这是这首诗的特别值得注意的。其次，诗的风格自然流畅，中间两联对仗工整却无雕琢之嫌，整个诗的结构经过叙事——抒情——写景——抒情，颇为严谨，韵律上也完全是严整的五律。

      《度大庾岭北驿》以情布景，又以景衬情，情景交融，写出了真实的感受，也是一首情真意切的感人之作。此外他的《度汉江》一诗，刻划诗人内心感受，十分细腻，也值得一提。

       2、文章四友

       文章四友是指高宗武后朝的四位诗人李峤、苏味道、崔融、杜审言。四位诗人都工于律诗。《新唐诗·杜审言传》：“少于李峤、苏味道、崔融、杜审言为文章四友，世号崔、李、苏、杜。”就诗歌创作而言，李、苏、崔成就不甚突出，而杜审言则由于仕途不畅，历任丞、尉等职，写出了一些富有真感的作品。

         杜审言《春日京中有怀》是一首完整的七律。今年游春独游秦，愁思看春不当春。上林苑里花独发，细柳营前叶漫新，公子南桥应尽兴，将军西第几留宾。寄语洛城风日道，明年春色倍还人。写滞留客居的愁思，以眼前春景作陪衬，倍觉凄然。而结尾振起，又一变而为明朗，全诗的对仗工整谨严，平仄和谐，为初唐第一首完整七律。

         五言律诗则以《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为最著名：独有官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崔黄鸟，晴光转绿蘋。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中。同样是写客居他乡的愁绪，写得感情真挚，景色清新，结构缜密严整。所以胡应麟在《诗薮》中说：“初唐无七言律，五言亦未超然，二体之妙，杜审言实为首创”，又说“初唐五言律，‘独有官游人’第一”。南宋陈振孙说：“唐初沈诗虽不多，句律极严，无一失粘者，甫之家传有自来矣。”

          李峤有律诗一百六十余首，其中一百二十首咏物。崔融的乐府《关山月》很有气势，五律《吴中好风景》也颇有风致。苏味道以《正月十五日夜》“火树银花合，星桥铁琐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妓皆秾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行歌莫相催”著名。

        律诗体式的定型，五言律的定型及其推导连类作用，由五言律基础推导出七言律格式。           ①五律的定型是由宋之问和沈佺期最后完成的。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系铭序》最早有关“律诗”定名的记载，故沈、宋之称，就成为律诗定型的标志。

        ②以确立粘对规则为声律格式的五言律的定型具有推导和连类而及的作用，是一种可以推而广之的声律法则。如在五言近体的范围内，即可由五言律推导出五言排律和五言绝句的体式。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在五言律的基础上，推导出一个近体七言诗的声律格式，如七律、七绝等。所以，在五言律趋于定型后，杜审言和沈、宋等人即成功地把这种律诗的粘对法则应用于七言体诗歌，完成了七言律体的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