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市开店：成本高但消费也高，客户高端多元化。

东市开店：成本低消费也属中下，客户以平民百姓为主，类型单调。

不过在选址之后，并不代表可以直接“购买”场地直接开酒楼或者酒肆，唐代有严格的“市场管理”，在东西市开店，一定要先报备给“诸京署”，诸京署是管理京城商业市场的最高机构，最高长官为“市令”。当然啦，长安商人开店，也不可能每个申请人都接触到“市令”，所以在开店之前，要先找到餐饮行业的“行头”或“肆长”，他们是等于“商会负责人”一般的“基层市场秩序管理者”，既由商户共同推荐，也经过官府批准，属于“半编制”的地位性质。向他们报备需求后，申请流程就会上报给“诸京署”，诸京署会审核申请者的身份，一旦通过，开店之人要签好“开店合同”，按规定缴纳管理费以及“陌钱”，并且要登记经营身份，这才符合唐代“市籍制”的标准，被打上“商人”的身份烙印。

2、购置必要开店用具，装修酒楼

若是在唐朝早期，想要在长安开店必然是要“平地建楼”，而且早期的木材紧张，大量被用去建设长安城，所以木材成本也极高。不过若是在唐代中期来开店，一般都有现成的“楼店”，或是朝廷为了出租所修建，也可能是长安贵族的房产，因为坊市逐渐牢固化的长安对“大兴土木”也是十分排斥的，这时只要出一笔钱租下或者买下房子便可。

但终究是租最划算，毕竟经营有风险。连店都盘下来了，那么必须尽快做开张准备，购置必要的“开店”用品，如到“木行”购买木材，再到“东市”的“牙行”委托制作桌椅，因为牙行是长安城的“万事通”，他们会迅速找到“工人”木匠造好需要的用具，更甚者，只要服务费给得够，连木材的采购，桌椅木具的制作，再到送货上门都是一条龙服务。当桌椅这些必要的开店用品准备好后，接着便是采购“锅碗瓢盆”，酒楼必然不仅仅是“卖酒喝酒”之地，也同样地还要提供“餐食”制作各类菜品，购买的话，以“青白陶瓷”和“金银玉”为最高品质，若是在西市开店，这是最基本的“餐具”规模，但是在东市的话，那普通的“木碗”就可以了，除了碗之外，“酒壶”、“调味罐”都必不可少。

最后把眼光放到自家酒楼的装修上，装修也同样是按不同“地方”的档次来安排，若是在西市，名字名画则必不可少，通过长安的书画中介“书侩”大量购买，若是能买到名家顾恺之、王羲之等人的真迹，那么酒楼自然而然就成为了“名店”。即便不是前代文物级的字画，唐初薛稷、虞世南等人的作品亦有大量的仰慕者会慕名而来。但若是在东市，考虑到消费者群体的整体消费水平，购置一些价格低廉，画质普通的“山水画”和“民间画”即可，唐代的“画坊”亦是不少，东市中可以找到，也可以去寻找一些“民间艺人”，接济他的生活，然后够来一些普通字画即可。而在唐长安，最重要的装修便是“字画”，其他类者都不太重要。

3、向官府“申请”买酒

唐代百姓是没有酿酒的权利的，即便是酒店，如果不是官营“酒楼”，那么买酒都要通过官府才行，此处可称之为“官窖”。向官府申请卖酒分为“四种”类型

一、榷酤：与官府合作售卖，对账分成（大酒楼、高资质才可以获得资格）

二、官酤：官府把酒放在自家的柜台上面售卖，没有利润分成（目的在于用酒刺激其他类型的消费，既不出成本，也不赚酒钱）

三、榷曲：向官府购买酒曲，自行酿酒，这个受到官府严格管控，酿酒的量多少支出都有核查，并且要在卖出的酒中再次给税给官府。

只有通过了买酒申请，才能正式开张，按经营模式来说，第一种“榷酤”自然是最划算的，但是需求的资质很高，几乎没有多少酒家能做到，而第三种“榷曲”又是最常见的，毕竟能赚一份酒钱也是好事。而选择第二种“官酤”，在严格意义上来说，自家的店已经不算是“酒楼”，因为只是通过“官酒”来打开其他消费，只能算是“饭店”，但对消费者来说，没有任何区别。

1、西市利润极高，东市利润中等

前面说到西市的成本高，原因在于面对的“消费者”群体十分高端，一般唐朝的士大夫、文人雅客，贵族人家、外邦僧侣、外国蕃商都会来西市进行消遣，所以西市的地价高，相应的酒楼的档次也应该随之提高。西市还会聘请专门的“酒姬”来引导顾客消费，例如李白的《少年行》就曾描述道：“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所谓“胡姬”，便是胡人酒姬，这种营销就连仙气飘飘的李白都不能免俗。

因为营销方式的新奇，又加上消费者群体的高端，西市酒楼回本十分之快，利润也极高，难怪唐朝政府都要“入股”其中成为股东之一。但长安城的大酒楼终究是不多的，更多的还是一般的“酒肆”，还有次一级的旗亭，这些酒馆面对的消费者则是中等消费层次，甚至是中下消费层次的平民百姓，又因为卖酒的利润还要被政府分去许多，因此总体利润只能算作中等或者中下，远远比不上西市酒楼。

2、风险：唐朝经常“缺粮断酒”

早在唐朝建国时，唐高祖就曾下令禁止卖酒，一时之间长安酒徒哀嚎连连：“谷贵禁关内屠酤”。因为酿酒涉及到粮食问题，而唐代多次禁酒，都是因为粮食短缺，如乾元二年：“饥，复禁酤。非光禄祭祀，燕番客不御酒”，因此，在长安开酒楼也不是没有风险的，因为酒的生产力低下，原料的经常性缺乏，唐代的酒楼生意也有着很明显的阴晴表。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唐代安史之乱后，长安城的“酒”经常断货，酒楼生意一度被严重打击。

例如建中三年，为了支援唐朝军队征战，唐德宗下令：“禁人酤酒，官司置店收利，以助军费”。因此，长安城“酒店”行业，真正行情好的只有在唐玄宗时期之前，唐太宗贞观年之后，因为这段时间是唐朝大发展，国内外消费者收入暴增的时期，酒楼作为重要的“第三服务”行业，自然吸引了大多数消费。

3、晚唐的酒楼生意最烫手

随着时间进入晚唐，唐朝的藩镇割据情况加剧，中央势力衰弱，在战争中，长安几次沦陷。在郭子仪时期，长安就曾两次被其收复，然而敌军入城，遭到最严重破坏的就是这些酒楼。加上晚唐时期，外界交战日益加重，为了应对战争，唐朝赋税加重，百姓消费极度萎缩。而在黄巢起义时，起义军还曾打入长安城，屠戮贵族和洗劫富人，对于酒楼生意而言，他们的主要消费者被严重打击，消费不再复以往辉煌。

再后来，朱温带着唐天子到洛阳，长安失去了崇高的地位，在晚唐逐渐没落，当年数钱数到手抽筋的酒楼生意转手都难了。所以，成也盛唐，败也盛唐，酒楼行业只是唐代生活里的一个缩影，真正停止营业了的，是一去不复返的光辉大唐。

从唐朝的商业制度来说，其具体的独到之处不仅在于“坊市”，坊市在唐代是具备一定的合理性的，除此之外，从商业注册到商人身份的划分，这都表明了唐代商业管理，市场管理的严谨思维，保证了唐长安的商业旺盛，更不至于喧宾夺主。而唐长安的先进经验，到后来成为了宋代汴京的重要参考，无论是“经商程序”的审核还是“鬻酒”的方式，都有着很大的传承作用。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