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邀请，关于唐代普通话（官话）的这个问题，答案很简单，但要把这个答案说清楚，我是没有信心的，努力一试吧。我的答案是唐代没有普通话和官话，普通话和官话也不是一个东西。为什么呢？首先，普通话不等于官话，普通话是近代概念，指的是近代以来由政府主导的、语言学工作者们设计的汉语共同语，它不是一种现成的口语（它是设计出来的），而官话是一种现成的口语（一定时期内人们日常生活的使用中约定俗成的），官话实际上也是一种方言（比如我自己平时说的四川话，就是西南官话）。普通话要求准确、系统，而官话则只要能沟通就行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汉语对普通话的需求是一个近代的产物，一方面社会发展促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口头信息交流扩大，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一方面是西方“民族主义”的影响，使得“汉语“必须要有一个“共同语”成为需求（这成为一个“民族”的必要条件，甚至直到今天西方还有一些人认为汉语的方言就是不同的语言，从而消解掉汉族的整体性）。换句话说，这种需求是近代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没有经历过这种历史过程的，就不会有这种需求，比如藏语，直到今天仍然没有所谓的藏语的普通话，而是三大方言（拉萨方言、安多方言和康方言）并驾齐驱，这就意味着唐代不但没有普通话的概念，也不会有普通话的需求，所以唐代的普通话就是一个不存在的问题。 其次，题主也提到了官话，古代虽然没有普通话，但“通语”性质的官话的历史却是很悠久的，因为口语交流在任何时代都需要，但只有到了近代“口语”的地位才变得重要，在古代“口语”没有今天那么重要，汉语的共同性不是以“口语”来体现，因为在一个没有现代通讯技术和发达、频繁的交通网络的时代，人与人之间不存在像今天这样的大量而且长时间的口头交流，口语表达在那样的情况下本身就不具备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能力，在中国古代，汉语的共同性不需要以口语来体现，而是以“文言”来实现的，汉语有着非常稳定的“书面语”表达形式——文言文，文言文在历史上有着稳定的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它的存在决定了汉语书面语在追求同一性上的成就，这样也就意味着汉语口语的共同语只不是一个补充品，不是那么重要。所以汉语口语的共同语——官话的产生和发展的需求就不是那么迫切，现有的史料显示，有关古代的官话的明确记录可以追溯到明朝初年（文献出处在《朝鲜王朝实录》中），那么可以推论元代是“官话”形成的一个重要时期，而到了明代中后期，官话已经相当发达，著名的传教士利玛窦到中国时就发现，中国各省的口语各不相同，但却有一种整个帝国通用的口语，称为官话（文献出处见《利玛窦中国札记》）。目前的史料没有办法证明唐代存在着一种跟明清时代的“官话”同性质的口语共通语，实际上如果不是现代社会发达的通讯技术和发达的交通网络使得不同方言的人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进行口头交流，从而使得方言成为一个比较明显的口头交流的障碍的话，不同方言之间的交流障碍就不会那么频繁，这种障碍对人们来说也就没有那么明显，所造成的交流上的困难完全可以用书面语来解决。换句话说，像唐代解决各种方言之间通话的问题并不迫切，反倒是标准书面语的需求还迫切些，因此音韵学上的经典《切韵》，《唐韵》都是这一时期产生的。 最后，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由于汉语书面语的发达，同时就造成汉语口语资料的匮乏，像唐代这样较早的时代，我们现在根本都不知道人们的口语是什么样子的。现在的史料留给我们的都是汉语书面语的语音材料而已。中国古代历代都有官方钦定的“韵书”，就是所谓的雅言，比如隋代有《切韵》，唐代有《唐韵》，宋代有《广韵》，明代有《洪武正韵》，但这些韵书记录的汉字读音并不是那个时代的口语，更不是普通话或官话，只是为了文人们写作诗文定立一个标准罢了，不要把这些韵书理解为“普通话”或官话，因为这些韵书不是汉语口语的记录，而是对汉语书面语的整理。所以既使唐代存在着一种官话，那么想要知道这种官话是怎么样的，除了穿越回去，没有其它的办法，换句话说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和技术上都是不可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