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科举制度与非科举入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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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科举制度与非科举入仕

2024-03-02 10:31|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宋代荫补制度:一次荫补官员子弟四千人,使寒门子弟不能入仕!

宋代做官或者说要取得入仕资格的途径主要有三个:

科举、制举和荫补。

科举和制举都是要经过考试的,荫补则靠的是身世了。

宋代《人物故事图卷》

途径一:科举

科举,包括进士科、诸科及武举,定期举行,是经常性制度,称为“常选”。

宋朝统治者奉行“重文轻武”的国策,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到了宋朝开始空前发展。最大的变化是大幅度增加科举取士的名额,提高进士地位,科举出身的进士授官从优、升迁从速。

以宋太宗为例,他继位的第二年,即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便开始大幅度增加进士录取的名额。到了雍熙二年(985年),仅这一年朝廷录取的进士数量就已经超过前任宋太祖在位十九年间录取的进士总数。

仅这一事,就让宋太宗赢得了文人士大夫的极力拥戴。

宋太宗

有专家学者做过研究,提供了几组数据,从中可见宋代科举扩大扩招的现象。

宋代“通过科举共取士 115427 人,平均每年 361 人”,宋代科举“平均每年取士人数约为唐代的5倍,约为明代的4倍,约为清代的3.4倍”。

南宋理宗宝佑四年,这一年录取的进士达601 人,其中官僚出身的达184 人、平民出身的为417 人。

宋代大开科举,面向全社会各基层,尤其是宋真宗时期亲撰《劝学诗》加以引导劝谏后,在下层普通知识分子中,形成了读书的浓厚风气。

北宋苏辙曾记载道:“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是以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

科举及第

科举扩大规模,录取的人数也空前增加,但是仍无法满足读书人的需求。

因为科举在宋代更加完善,层层过关,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不亚于现在的高考,但是朝廷的官职毕竟有限,每年仍有大量人员落榜落选。

大量读书人寒窗苦读,一路过关斩将,最后倒在殿试上,有的是屡试不中,难免心生怨恨,对社会不满,有的人甚至投奔敌国。

这些有才华却未得以施展抱负的人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所以必须要安抚这些人。

于是宋代科举还有一项“附试”制度,凡士人“贡于乡而屡绌于礼部,或廷试所不录者”,遇皇帝“亲策士则籍其名以奏,径许附试”。

宋代科举

也就是说廷试没有录取的还有一场附加考试,过关了也可以入仕。以防止那些倒在最后殿试一关的读书人心生怨恨滋扰社会。

总之,宋代科举考试向社会各阶层开放,录取比例大增,极大地笼络了知识分子,减少了社会矛盾。

途径二:制举制度

科举是常选,制举则是特选。

制举又称制科,必须是皇帝下诏才举行的,没有固定时间和固定科目,也被称为“特举”。

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参加制举呢?起初朝廷并没有限制,一般的士人和已经做官了但觉得官职不咋样的都可以通过自荐参加制举。后一类人很像今天的复读生。

后来随着制举人数增加,限制也逐渐增多。自荐被取消,改成公卿推荐,这一限制就打消了很多人参试,也容易滋生党争和攀权附势等不良现象。

普通布衣要经过地方官严格审查,类似于“政审”之类的。

殿试前还增加了一道“阁试”。

制举考试难度很大,成绩分五等,第一第二等基本上是空的,不录取。考中第三等的即与进士科第一名相当。

制科是在科举之外,给读书人提供了另一个重要的入仕机会,不过这个机会可遇不可求。

途径三:荫补制度

这是宋代照顾高级官吏子弟的制度,属于朝廷对士大夫的格外优待,是特权的象征。

荫补制度之前就有,但是和科举一样,宋朝也将之空前扩大。

宋代荫补有着明确规定,荫补数量和范围与官职挂钩,以体现特权:

高级官吏,文臣自太师至开府仪同三司,可荫子、孙、期亲、大功以下及异姓亲,而且可以荫及门客。

高级官吏,武臣自枢密使至观察使、通侍大夫,可荫子、孙、期亲、大功以下及异姓亲。

同样是高级官吏,文臣就比武将多了一个“荫及门客”的特权,而所谓的门客并非是伯乐与千里马这样的纯粹的知遇之恩,它就为极易形成派系关系。

宋代官员

遇到国家重大事件,如新帝登基,太后寿诞等,官员也可以荫补。高级官员如宰相、执政则可荫“期亲”,一般官吏可荫及子孙。

高级官吏退休是时也有特权,“曾任宰相及现任三少、使相,(荫)三人”,曾任尚书、侍郎等官以上也可荫一人。

大臣病故死亡,据所留遗表也可荫补,“曾任宰相及现任三少、使相”,最多可荫五人。

宋代官吏荫补机会极多,名额也扩大。据史料记载,宋代最多一次同时荫补了官员子弟四千人,这使得未来十年的官职都被他们占据了,大大挤占了寒门子弟入仕的机会。

不管是科举还是荫补,到了宋代名额都空前提高,这对赢得了社会各阶层对赵宋皇室的支持。但是在“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体系下,也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冗官”问题。

说白了,宋代厚待知识分子,使他们入仕太多太滥,用全天下的财力、用“民脂民膏”来笼络知识分子,极大增加了百姓负担,加剧国家财政消耗,也滋生官员腐败奢靡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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