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被预言，但是有被预报。以下内容选自《怅望山河》直到2006年张庆洲出版了《唐山警世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揭开了“七·二八大地震漏报始末”，把真相公诸于世。当时，唐山及周边地区密布的地震监测网点其实已经预测到了这次地震，准确度甚至在震级、震中等方面都非常接近后来的事实，连地震的时间都被圈在7月26日加减2天。而且已经提前一级一级上报到国家地震局。同时北京地震队、河北地震队等地均有紧急短临预报意见。国家地震局分析室负责华北震情的副主任梅世蓉说：“四川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京津再乱得了。北京是首都，说话要慎重。”——这种“慎重”“维稳”反映了处于决策职位官员的心态。造成了震前推诿，对临震监测急报不理睬;震后欺上瞒下，用“不清楚”“不知道”等推脱责任现象，谎称“没有前震，无法预报”。让基层地震工作者的努力付之东流。地震学家王成民是唐山大地震的历史见证人。1976年7月，大地震迫在眉眼，当时在唐山召开了五省市“群防群治经验交流会”，他在要求在大会发言未果，连续两个晚上召开会外座谈，以个人“透露情况”的方式，发出了唐山将发地震的临震预报。可惜，唐山市内的与会者大都回家了。若允许王成民在会议上通报震情，唐山或许会和青龙一样，创造出人类灾害史上的奇迹。王成民曾8次见过周恩来总理，其中4次向总理汇报震情。他在分析唐山大地震漏报的原因时说：“唐山地震情况复杂，预报难度大。在地震判断上一直存在严重分歧。从趋势分析到临震判断，引起多次激烈辩论。这些争论本来是正常的学术之争。问题是，唐山地震前，持无震观点的人掌握着关键岗位的决策权。他们把无大震的学术思想变成了行动的指南，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支持、不理睬，甚至采取专横压制的做法，逐步形成一种成见，以致成为唐山地震预报的阻力。震后为了掩盖真相，控制舆论统一口径，这就超出了‘学术之争’的范围了。”（张庆洲《唐山地震警世录》第1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