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荆川从小就立下报国的志向，他也是用一生在践行自己的信仰。嘉靖十二年，荆川任吏部主事，吏部掌管全国官吏的的任免、考核、升降和调动等事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荆川任职期间秉公办事、唯才是举、刚正不阿，做人做事都极度认真和坚持原则，他一方面极力举荐任用有才华、有能力、有品行的官员，另一方面对那些没有真才实学又攀附权贵的官员毫不留情，最后因得罪首辅张璁被罢官，还加上一句“永不叙用”。嘉靖十八年，皇长子载壡被立为皇太子，唐荆川因其才学和德行被推荐召为太子东宫宫僚，当时嘉靖帝崇奉道教、疏于朝政、打压正直，唐荆川与同僚罗洪先、赵时春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上疏请太子出御接受百官朝贺，触怒嘉靖帝，被罢官为民。作为太子官属，这三位翰林只要明哲保身，未来定会前程似锦，但是他们忧国忧民，胸怀社稷，冒死上疏，虽然都被削籍为民，但是他们的忠心报国和敢于担当，受到人们的赞誉和尊重。

三、爱国忧民、鞠躬尽瘁

唐荆川前后有两次家居生活，期间他虽然已经不是朝廷官员，但没有一天忘怀国家与天下，一开始居住在外婆家宜兴荆溪山中，后回常州西郊住陈渡草堂，既着意研究经世致用之学，又博览兵书、投笔从戎，研习枪、棍、剑、拳、射等兵家技艺。他时刻记挂社稷安危，一方面关注边塞时局，结交边塞将领，共同探讨巩固边防良策，另一方面忧心南方倭患，当时福建、浙江沿海一带经常面临倭寇侵扰，至嘉靖二十八年，倭寇进一步向内地和北方扩展，南直隶的苏州、松江河山东青州等地都出现了倭寇肆虐的惨景，唐荆川时刻关注东南沿海的海防抗倭形势，与抗倭将领保持联系，商讨抗倭对策。各类官员先后向朝廷举荐唐荆川有几十次之多，其中还包含内阁成员、礼部尚书徐阶和兵部尚书聂豹，后来经工部尚书赵文华推荐、徐阶协调，唐荆川在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以52岁高龄复出，赴京就任兵部职方司员外郎。同年七月，他接受朝廷委派赴蓟镇查勘北方边务，马不停蹄、日夜兼程巡查了蓟镇两千多里东西共十个防区，返京后及时上疏朝廷，提出加强和改进边防守备的建议，得到朝廷采纳。十月，朝廷又命唐荆川视师浙直，与兵部右侍郎胡宗宪协谋剿倭，荆川领命后立马奔赴东南沿海抗倭前线，亲自率领官兵下海视师，提出“御敌于海上”的战略思想，先后在三片沙、姚家荡、庙湾、三沙等战役中大败倭寇，使浙江、南直隶抗倭斗争取得最后的胜利，百姓重获安宁的生活。唐荆川因抗倭中的贡献，升任右佥都御史，代为巡抚凤阳等地兼提督军务，此时恰逢淮扬遭受大饥荒，荆川一面紧急赈灾，一面布置海防，严防倭寇。因长期在海上颠沛流离，他罹患重病，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四月，在带病航海到泰州时，不幸去世。从他临危受命、晚年复出，到卒于泰州巡视船中，虽只有短短的两年，但是，他以满腔的爱国热情，殚精竭虑奔赴备虏抗倭前线，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四、清正廉洁、淡泊名利

常州博物馆藏有唐荆川先生的铭铜镜两面，分别是“荆川舅”铭镜和“荆川道人”铭镜，背面铭文内容基本一致，为“吾杜吾德，鬼神莫测；有动于中，遂徵于色；匪曰形模，实维心则；维瞭与眊，维睟与墨；宜鉴于兹，其永无慝”。其意为：我内心的道德品德即使鬼神也无法揣测，但是内心一旦有了变化立刻就会外显出来，不要说这只是外在的模样，其实正是内心变化的表现，无论眼睛明净还是浑浊，无论面色润泽还是黝黑，都应该对着这镜子照一照，因为在它面前所有的都无法藏匿和隐瞒。

荆川先生传承曾伯祖、祖父和父亲为官勤俭、清廉淡泊的优良家风，一生都以清正廉洁作为做人为官的根本准则和道德信条。嘉靖九年，荆川母亲病逝，家中所余竟然连给母亲办一个像样的丧礼都不够，嘉靖三十五年工部侍郎赵文华到常州拜访唐荆川，当时荆川父亲隔年去世，赵文华欲为唐荆川修葺祖坟，被荆川婉言谢绝。在荆川先生前后二十多年的家居生活期间，他潜心钻研阳明心学，去欲修身，淡泊明志，最后形成独具一格的“以天机为宗，以无欲为功夫”心学思想，成为明代一位著名的心学学者。

来源：《唐荆川研究论丛》（东南大学出版社2021年2月出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