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宏伟对铜镜产生强烈兴趣，缘于31年前第一次在洛阳一座西汉墓里见到铜镜出土。

曲阳五代王处直墓壁画，从中可见居室中镜台的位置（《五代王处直墓》）

“见日之光，天下大明”，当时，铜镜上铸造的神秘铭文和精美纹饰深深烙进实习生霍宏伟的脑海，怎么也抹不掉了。后来，他在洛阳市文物工作队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博士毕业后进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做研究，在考古现场、文物库房、海内外博物馆亲手发掘或仔细观摩研究了上百面铜镜，它们或巧夺天工，或残缺破损，每一面背后都有生动的故事或厚重的历史。

日本正仓院藏黄金琉璃花瓣镜（左），西安马家沟一号唐墓金背瑞兽葡萄镜（右，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供图）

铜镜在中国前后使用了4000多年，也是诗文小说、戏曲绘画中常见的日常生活元素。从沈从文编的《唐宋铜镜》，到文物学家孔祥星等合著《中国古代铜镜》，乃至霍宏伟本人主编《洛镜铜华：洛阳铜镜发现与研究》，相关研究著作一直在不断出版。与前人相比，霍宏伟自认为新著《鉴若长河：中国古代铜镜的微观世界》最大的不同是，突破传统金石学的研究路数，将铜镜研究拓宽至考古学范围，进而将“蕞尔小物”放在历史背景之下，借此管窥千百年前古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

古代绘画作品中常见古人对铜镜的使用。图为明代陈洪绶《持镜 仕女图》局部（《陈洪 绶》中卷《彩图编》）

在考古发掘中邂逅铜镜

霍宏伟在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当过16年的考古队员，发掘出近10面铜镜，有的镜子直径很大，甚至接近20厘米，但他觉得都不如第一次看到的那面西汉日光镜般印象深刻。

洛阳瞿家屯上阳华府C1M9815号东汉墓发掘现场

那是1986年暑假，当时他在洛阳市涧西区158厂考古工地实习，参加一处两汉时期大型墓葬群的考古发掘。墓主人有下层官吏，也有平民百姓，墓葬中陆陆续续出土了陶器、铜镜、五铢钱等随葬物品。

洛阳西汉墓出土日光镜（霍宏伟摄影）

霍宏伟把其中一件出土文物上的泥小心刷掉后，露出银灰色的圆形镜面，上面有精美的花纹，还铸有铭文“见日之光，天下大明”。他好奇地举起镜子照了一下，发现依稀还能映出自己的影子，“当时就有一种亲手触摸到汉代历史的感觉”。霍宏伟的研究方向本是汉唐考古学和古钱学，但与日光镜的意外“邂逅”，让他开始长期关注和研究起铜镜。

1996年，在考古专家蔡运章的指导下，霍宏伟为《洛阳铜镜研究》一书撰写了部分内容，可惜当时由于种种原因，书没能出版。2010年，他又重新接手编撰这部书稿。

如果说一些前辈学者的铜镜研究受制于时代环境和客观条件，近年来大量出土的考古实物，则为霍宏伟的进一步探究提供了相当便利。尤其是2012年，他在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库房内，近距离细致观察了100多面考古发掘出来的战国至宋元时期铜镜。这次宝贵的观摩经历令他大饱眼福，对铜镜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和变化也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

2013年，霍宏伟与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史家珍主编的重要学术著作《洛镜铜华：洛阳铜镜发现与研究》出版。这本书随即被译为日语版《洛阳铜镜》，在日本售价不菲，但很受日本学者关注。

战国、两汉、唐代是“拐点”

霍宏伟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从与铜镜结缘开始，就见到了铜镜最辉煌的历史时期。

中国铜镜最早出现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齐家文化的墓葬中，发掘出来的两面镜子都是圆形，一面为素镜，一面是七角星纹镜。铜镜的铸造原材料青铜最早出现于两河流域，但从目前国内学术界掌握的资料来看，中国铜镜似乎并未受外来文化影响，而是自成体系，直到清代后期，随着西方玻璃镜的大量涌入，才退出历史舞台。其间，战国、两汉、唐代是铜镜发展的三大高峰，“它们也是铜镜历史发展的拐点”。与此前写的全景式学术著作不同，在《鉴若长河》中，霍宏伟只聚焦这三个朝代的铜镜。

长沙北郊伍家岭211号西汉墓中国大宁鎏金博局镜拓本

1928年盛夏一场暴雨过后，洛阳东郊金村的一片田地坍塌，8座周朝王室大墓被意外发现，进而引起长达三年的盗墓，包括铜镜等在内的数千件国宝级文物从此流散海外。

其中一面相传金村大墓出土的金银错狩猎纹镜，是目前发现的中国铜镜中最早的人物镜。镜背上除了几组非常精美的错金涡纹，还有著名的骑士搏虎图。沈从文在《唐宋铜镜》中批注说，“此镜为唯一有战国戴鹖尾冠骑士镜纹”。这面铜镜现藏于日本永青文库，而在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有一件也相传是金村出土的金银错兽形器座残件，怪兽做托举状，身上的金银错涡纹与日本狩猎纹镜上的涡纹非常相似。

传洛阳金村出土金银错六龙镜摹本（《战国绘画资料》），目前发现的中国铜镜中最早的人物镜。

“战国铜镜的纹饰还带有些上古色彩，纹饰与当时青铜器上常见的神兽纹类似。金村大墓中出土的铜镜，就充分体现了由西周原始宗教的神秘性向战国时期反映现实生活鲜活性的转变。”霍宏伟说。

2007年，属于西汉时期列侯级别的董汉夫妇合葬墓在扬州被发现，里面出土的一面金银平脱凤鸟纹镜，是目前国内考古发现最早的金银平脱镜。从霍宏伟拍的实物照片可以看出，镜背上的金银箔片已经脱落，但仍能显示其铸造技术之精湛。金银平脱是一种将金、银薄片制成镂空纹饰，用胶漆平粘在铜胎上，再进行填漆、打磨的技术，对唐代影响非常大。“两汉时期的铜镜上承战国、下启唐代，有承上启下的作用。”霍宏伟总结说。

此外，西汉时的铜镜上面开始出现铭文，大量内容都是对当时世俗生活的观照。同样也是扬州出土的一面铜镜上，铭文中有“长乐日进宜子孙”字样。洛阳发现的一面西汉铜镜上，还铸有“日有喜，长得所喜，宜酒食”，反映了当时汉代人的“生活理想”。

唐代铜镜又是另一种风格。初唐时期还有些汉魏遗风，到盛唐时的瑞兽葡萄镜、花鸟镜，就完全是卢照邻诗中“花舞大唐春”的意境了。西安灞桥区2002年发掘出土的唐代太州司马阎识微夫妇墓中，有一面金背瑞兽葡萄镜，直径近20厘米。霍宏伟说，这面镜子在国内出土的唐代金背镜中，不论是形制还是工艺，都堪称一流。

碎镜片中遥想古都生活

除了丰富的出土文物之外，铜镜还是诗文典籍中出现频次最多的古代日常用品。《西京杂记》中说，秦朝末代刘邦率兵攻入咸阳宫，看到一面近六尺高、四尺宽的大方镜，秦始皇曾经用来照宫人是否有邪心，“胆张心动”者就杀掉。唐太宗关于三面镜子的总结，对后世影响也非常大：“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小说《红楼梦》中，一面叫“风月宝鉴”的铜镜反复出现，在将被烧掉时里面还会传来魔幻的哭声。

南宋《妆靓仕女图》（《唐五代两宋人物名画》）

“铜镜对古人而言，包括了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的含义。”霍宏伟说，古人一直很好奇铜镜为何能照容，逐渐对它有种敬畏感，进而产生联想，认为这种能照见人自身表象的器物，同样也能够照出内心、趋吉辟邪。而如果把铜镜研究放入考古视野之下，就更能了解古人对铜镜的双重寄托。

霍宏伟至今都记得，他在考古现场第一次见到的那面汉代日光镜，置放在墓主人头颅一侧。还有些汉代铜镜，放在墓主人胸前、肩上或者脚旁。宋代墓葬中，曾发现一面铜镜悬挂在墓顶心的圆砖上，主要起驱邪作用。“从铜镜在墓葬中的摆放位置，可以知道墓主人生前如何使用铜镜，同时也了解古人丧葬观念。”

他还有意把铜镜研究范围扩展至更加广阔的考古遗址，进而探讨铜镜与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都市中，西汉长安城一直是首选研究对象。遗址上出土的铜镜虽然残片居多，形制不如汉墓中出土的那么完好，仍然沉淀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例如1996～2000年间，在汉武帝时营建的后妃宫殿桂宫遗址中，出土了五块铜镜残片。对比发现，当时后宫妃嫔或宫女们使用的铜镜，与长安城里普通社会阶层所用的铜镜种类基本相同，两者之间也没有太大的等级差别。汉宣帝王皇后陵寝殿东门遗址附近，也发现了两块铜镜残片，可能是守陵的嫔妃或者宫女使用过的。

虽然古城废墟考古中出现的铜镜本身携带的信息有限，但如果借助壁画、画像石砖等“旁证”，还是可以还原一部分铜镜在当时城市生活中的使用场景。河南偃师一座王莽当政时期的墓葬中，有块名为《览镜图》的壁画砖，上面女子手持铜镜照容的动作，和今人就没有任何差异。安徽灵璧县出土的一块画像石上，还可以看到当时女子是跽坐在楼阁上对镜梳妆的。

长沙北郊伍家岭211号西汉墓“中国大宁”鎏金博局镜（中国国家博物馆供图）

铜镜在日本保存最为完善

2012年，霍宏伟曾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做了半年访问学者，在收集美国东部地区馆藏中国古代文物资料的同时，他特别留意了海外收藏中国铜镜的情况。

《鉴若长河》中，他还专辟一节写唐代铜镜在日本正仓院的铜镜收藏情况。这些当年由日本遣唐使、留学生、僧人等人从大唐带回去的铜镜，代表了唐代铜镜制作的最高水平，上千年来都受到了日本皇室或寺庙的最高礼遇，上下覆衬布垫，放入镜盒，再放进木柜保存，最大程度地减少了空气氧化，某些镜体光亮如新，至今还能照容，可谓当今世上最接近唐代面貌的铜镜实物了。

“英、美等国部分博物馆也收藏、展出中国铜镜，但总体来看数量不多，珍品相对较少。相比之下，日本人对中国铜镜情有独钟，中国铜镜的学术研究资料在日本学术界也翻译出版得非常全面、细致。”霍宏伟说，日本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深，《三国志•魏志》中就记载，魏明帝曹睿曾赏赐日本倭王“铜镜百枚”。除了唐代，晚清和民国时期都有大量中国铜镜流失到了日本。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中，有一面日本铜镜，虽然形制很大，但中国铜镜的基本要素都齐全。日本本土也出土了较多铜镜，比如佛兽镜、三角缘神兽镜。此外，日本泉屋博古馆、白鹤美术馆、兵库县立博物馆加西分馆等博物馆也收藏有一些中国铜镜精品。

不过，霍宏伟说，与中国本土相比，海外藏中国铜镜一般为传世品，缺乏明确的出土时间、地点，学术信息含量大打折扣。国内除了传世品之外，国有博物馆、考古研究机构还收藏有大量考古发掘的铜镜，无论真实性、科学性还是学术性都远超传世品。

铜镜“芳华”转瞬即逝

上千年前，精美绝伦的铜镜和墓主人一起深埋于九泉。重见天日后，它们全都会面临被氧化的残酷过程，直至颜色变深变黑。

《鉴若长河》写作前后，霍宏伟就亲眼见到这样的变化，虽然心痛万分，却束手无策。2010年，江苏仪征市新集镇前庄砖瓦厂西汉墓中出土一面鎏金四乳四虺镜，代表了当时西汉一流的工艺镜制作水平。文物一经出土，图片资料就被收入仪征市博物馆编纂的《仪征馆藏铜镜》一书。从中可以看到，铜镜整体色泽金黄，纹饰显得尤其醒目而活泼。霍宏伟形容这面铜镜“光鲜如初”，充满夺人心魄的美。

到了2013年，在《汉广陵国铜镜》一书中再次看到它时，镜背上残留的金色稀稀拉拉，霍宏伟一度还以为此前光彩动人的照片，是经过了电脑修图。

2015年，当霍宏伟利用学术会议间隙，专程到仪征市博物馆库房看鎏金四乳四虺镜实物时，差点没认出来。整个铜镜不仅被彻底氧化得颜色和生铁接近，上面还析出不少蓝色氧化物，纹饰也完全黯淡下去，失去了刚出土时那种呼之欲出的动感。

在多年的考古队工作中，霍宏伟不止一次听到古代丝织品、漆器在出土瞬间，展现出“刹那芳华”后就彻底变色、变形。眼前这面鎏金四乳四虺镜前后色泽差异之大，还是让他感慨万千，“这也可以解释为何科技发展到今天为止，国家文物局都不允许发掘秦始皇陵、武则天和唐高宗合葬的乾陵的原因。因为文物出土时间长了以后，会发生很多完全难以预料的变化。”

《鉴若长河：中国古代铜镜的微观世界》

霍宏伟著

三联书店2017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