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年，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主张严缉凶手，被认为是越职言事。其后白居易又被诽谤：母亲看花而坠井去世，白居易却著有“赏花”及“新井”诗，有害名教。遂以此为理由贬为江州司马。818年冬，被任命为忠州刺史，819年到任。820年夏，被召回长安，任尚书司门员外郎。

白居易的母亲虽因看花坠井去世，然而白居易早有许多咏花之作，而依宋代的纪录，新井诗作于元和元年左右(新井诗今已失传)，而白居易母五年后才去世，可见此事不能构成罪名。他被贬谪的主因，很可能与他写讽谕作品而得罪当权者有关。贬谪江州是白居易一生的转捩点：在此之前他以“兼济”为志，希望能做对国家人民有益的贡献;至此之后他的行事渐渐转向“独善其身”，虽仍有关怀人民的心，表现出的行动却已无过去的火花了。然而白居易在江州虽不得志，大体上仍能恬然自处，曾在庐山香炉峰北建草堂，并与当地的僧人交游。

820年冬，转任主客郎中、知制诰。821年，加朝散大夫，始正式著五品绯色朝服，(绯色即朱色，为五品以上官员所用的服色。)转上柱国，又转中书舍人。822年，白居易上书论当时河北的军事，不被采用，于是请求到外地任职，7月被任命为杭州刺史，10月到任。任内有修筑西湖堤防、疏浚六井等政绩。824年5月，任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秋天至洛阳，在洛阳履道里购宅。825年，被任命为苏州刺史，5月到任。826年因病离职，后与刘禹锡相伴游览于扬州、楚州一带。

在杭州刺史任内，见杭州有六口古井因年久失修，便主持疏浚六井，以解决杭州人饮水问题。又见西湖淤塞农田干旱，因此修堤蓄积湖水，以利灌溉，舒缓旱灾所造成的危害，并作《钱塘湖石记》，将治理湖水的政策、方式与注意事项，刻石置于湖边，供后人知晓，对后来杭州的治理湖水有很大的影响。离任前，白居易将一笔官俸留在州库之中作为基金，以供后来治理杭州的官员公务上的周转，事后再补回原数。当这笔基金一直运作到黄巢之乱时，当黄巢抵达杭州，文书多焚烧散失，这笔基金才不知去向。

现在西湖有白堤，两岸栽种有杨柳，后世误传这即是白居易所修筑的堤，而称之为白公堤。事实上这道“白堤”在白居易来杭州之前已存在，当时称为“白沙堤”，且见于白居易的诗作之中。

当白居易在杭州时，元稹亦从宰相转任浙东观察使，浙东、杭州相去并非太远，因而二人之间有许多往还的赠答诗篇。当白居易任满离开杭州时，元稹要求白居易交出全部的作品，编成《白氏长庆集》五十卷。

作品例举：《江楼夕望招客》、《冷泉亭记》、《钱塘湖石记》《自到郡斋，仅经旬日，方专公务，未及宴游。偷闲走笔题二十四韵，兼寄常州贾舍人、湖州崔郎中，仍呈吴中诸客》、《对酒吟》。

827年，白居易至长安任秘书监，配紫金鱼袋，换穿紫色朝服(三品以上官员所用的服色)。828年，转任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829年春，因病改授与太子宾客分司，回洛阳履道里。830年12月，任河南尹。831年七月元稹去世。832年，为元稹撰写墓志铭，元家给白居易润笔的六七十万钱，白居易将全数布施于洛阳香山寺。833年，因病免河南尹，再任太子宾客分司。835年，被任命为同州刺史，辞不赴任，后改任命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封冯翊县侯，仍留在洛阳。839年10月得风疾。841年，罢太子少傅，停俸。842年，以刑部尚书致仕，领取半俸。846年8月去世，赠尚书右仆射。

晚年的白居易大多在洛阳的履道里第度过，与刘禹锡唱和，时常游历于龙门一带。作《池上篇》、《醉吟先生传》自况。845年，白居易74岁，尚在履道里第举行“七老会”，与会者有胡杲、吉皎、郑据、刘真、卢贞、张浑与白居易;同年夏，以七老合僧如满、李元爽，画成“九老图”。白居易晚年笃信佛教，号香山居士，为诗僧如满之弟子。

晚年白居易的生活，大多是以“闲适”的生活反应自己“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而844年，73岁的白居易出钱开挖龙门一带阻碍舟行的石滩，事成后作诗《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并序》留念，诗中仍反映出他“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观。

诗王的文学成就

白居易与元稹齐名，号“元白”，是继杜甫之后实际派文学的重要领袖人物。他曾自己编辑自己的著作，名为《白氏长庆集》(或《白氏文集》)，共七十五卷，现存七十一卷。白居易对文学创作非常地投入，少年时认真地投入学习，甚至到影响健康，提早出现衰老的症状。他曾以诗仙、诗魔自比，形容自己对诗歌创作的投入。

不同于其他大多数的诗人，白居易在世时他的作品就已经得享盛名，广泛流传于各地、各阶层，是唐代诗人中作品在生前流传最广的一位。他的作品也流传至日本、新罗等地。在早期的日本，《白氏文集》是日本文学汉化的最重要依据。

以《卖炭翁》为例，序为：“苦宫市也”，揭露朝廷以宫市方式强行劫夺百姓资财;开头六句生动刻画出主角年纪、职业及烧炭的劳苦;“可怜”二句写老翁生活上两难的独特矛盾心理;“翩翩”四句，用“翩翩”“把”“称”“回”“叱”“牵”等字，生动刻划出太监的蛮横;最后四句写名为买卖、实为抢夺的宫市实质，仅用“半疋红纱一丈绫”的代价，就算是偿付了千余斤炭的价金了。

诗王白居易的风流韵事

唐时社会风气开放，官员宴饮之时以歌妓陪伴的风气兴盛，当时政令风气与后世大不相同。白居易曾蓄有多名歌妓，最出名的是樊素，见于《旧唐书‧白居易传》。白居易本身对歌妓并不忌讳，关于歌妓的描述常见于他的诗歌之中，如《与元九书》、《对酒吟》等。

白居易好友元稹、刘禹锡相互赠答诗文中，亦有关于歌妓的描绘：如元稹曾邀白居易的歌妓商玲珑至越州，商玲珑返回时，元稹并有诗赠白居易。白居易杭州刺史卸任后，曾带杭州的歌妓回洛阳，这些歌妓后来返回杭州，刘禹锡曾有“其奈钱塘苏小小，忆君泪点石榴裙”的诗句描绘这些歌妓对白居易的思念。

白居易与歌妓的往来，也使他受到许多批评。宋朝的龚明之认为白居易与歌妓来往，代表他荒废政务。曾因胡风事件而广受争议的舒芜，指责白居易狎妓是不尊重女性，引起广泛讨论。

石继航认为这些对白居易的指责“大有斗倒批臭之势”，且舒芜引用时看错字，可能因此而造成解读上的误解。石继航并且指出白居易与家妓樊素和小蛮感情良好，虽未知有否越轨事，然即使有，亦非狎玩，可说是两情相悦，故而白居易与妓之事，实非重要，且其时文人几乎皆有，不应独责白居易。

晚年白居易将所有的歌妓放还，作了许多回忆的诗文，对这些歌妓多充满了浓厚的念旧之情。苏轼晚年被贬谪时，曾经嘉许王朝云能“不似杨枝别乐天”，愿意随着自己前往岭南。由此亦可见至少在宋朝，大多文人不将养歌妓视为卑猥之事。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