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系南京大学哲学系胡星铭副教授对我系刘晓飞老师访谈的文字记录，原文发布于“分析哲学的日常”公众号，感谢胡星铭和刘晓飞老师授权！

原编者按：刘晓飞老师是国内最好的青年哲学研究者之一，主要研究伦理学，兼及实验哲学和宗教哲学。他在北京大学法律系读本科，在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哲学系读硕士，博士毕业于美国密苏里大学哲学系。曾在卡尔文大学做博士后访问学者，目前担任厦门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他在《哲学动态》、Utilitas、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Philosophy of Religion,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等中英文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并出版了一本专著《归责与规范》（商务印书馆 2019）。在这个访谈中，刘晓飞老师结合了个人的研究和经历，在年轻人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上（比如第一学历歧视，分析哲学国际化，学术制度建设，如何学习哲学，等等），分享了他的看法。

胡：你在北大学法律，为什么没有选择从事法律方面的工作，而选择去英国和美国读哲学？

刘：我认为大学对一个人最重要的意义之一，是帮助她/他找到人生的方向。有时候，这种寻找用的是排除法。大学期间考虑过许多不同的方向，最终毕业后在一家游戏公司找了个策划的工作。虽然工作本身很有趣，但是很快意识到公司的氛围不合自己的性格。就这样，多次的否定排除后，走上了哲学这条路，从此一条路走到黑。

说到这，加几句题外话。现在的本科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中，很重要的一项是读研率。言下之意是：毕业后马上接着读研的人越多，教育就越成功。我对此持保留意见。倘若读研率是以忽略每个学生的个性差异为代价，是以阻碍学生对自己人生方向的反思和探索为代价，是以滋养一种从众的惯性思维为代价，这样的教育对学生而言真的“成功”吗？

胡：说到本科教育，最近很多毕业生在求职，又遭遇到第一学历歧视问题。你的领域之一是歧视与偏见研究。你本科毕业于北大，如何看待国内许多大学在招聘时要求第一学历至少是211大学的现象？

刘：这一现象背后是这样一种预设：本科能考上985和211大学的人学术能力上通常比考不上的要高。在歧视研究中，这被称之为统计性歧视。对高校招聘中的第一学历歧视这个问题，我有三点疑问。

首先，虽然我听不少高校的教师表达过类似的判断，但是如果公立大学要将第一学历作为公开或者隐形的招聘要求，至少需要有系统的科学调研作为其政策的依据。就我所知，还没有任何严谨的科学研究证明考上985和211大学的人在学术相关的能力上普遍高于考不上的人——我们甚至还没有一套衡量学术能力的可靠的标准。

胡：插一句：有人可能会说：“考试不就是这样一个标准吗？”

刘：可是，还是那批认为本科985和211学生普遍更聪明的老师，在其它场合多次表达研究生考试只会招到读死书的书呆子、根本区分不了真正有学术能力的人这样的观点。那我们不禁要问：如果他们认为高考能区分学术能力，为什么研究生考试却不能呢？尤其是考虑到，研究生考试的题目多半出自这些具有专业素养的老师们。如果到了高校教师招聘阶段，还要依赖于十多年前的高考成绩，这不令人感到荒谬吗？这岂不是自认高校的研究生选拔、培养和考核出了严重的问题？

胡：但有人会说：“你这里假定了这一聘任要求是基于对高考的信任，但这是错误的假设；这一聘任要求也可以是基于对985高校本科教育质量的信任——它们高于非985高校的教育质量。”

刘：对此，我的反问是：“那为何研究生阶段的教育质量就不能被信任呢？”

胡：Ok.

刘：其次，考试固然能考察学术能力，但是有些重要的、预测一个学者的学术潜能的指标远非考试能够考察。比如好奇心，比如对学术的热忱。即便前面所说的统计性归纳是真的，依然不排除非985和211大学的学生中有出类拔萃的人才。一个非985和211大学的学生，能够克服比985、211大学的学生更大的困难考入更好的学校、并完成学业、获得博士学位（如果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可以信任的话），这不恰恰说明该学者具有极大的学术热忱吗？因此，即便前面的统计性归纳为真，以此排除第一学历非985和211的申请者完全忽略了学术热忱这些同样重要的衡量要素，也是不公正的。

胡：对，学术热忱非常重要。

刘：最后，基于群体的统计数据对个体进行歧视，最大的问题是它无视了个体性——这就像NBA以亚裔普遍篮球水平较低为由拒绝某个亚裔进入NBA打球一样。对个体的尊重，要求我们按照个体相关的实际能力对其进行评价，而不是依据对其所属群体的刻板印象。当然，对统计性归纳的使用在我们生活中是随处可见、有时甚至不可避免。比如“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就是一种统计性归纳的思路。虽然统计性归纳有无视个体性的问题，但是它在一个具体情境中是否正当，还需要考虑至少两个方面的因素：（1）基于统计性归纳得出的判断对被判断者会造成多大影响；（2）避免由统计性归纳做出判断会要求做出判断者承受多高的额外成本。我们需要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胡：具体到高校招聘这件事上？

刘：在这件事上：（1）统计性歧视得出的判断对申请者有重大影响——有可能决定申请者随后一生的职业发展；（2）考虑到招聘次数和申请人数的有限性，认真审核每一位申请者的材料对于一个系或者学院而言并非一个不可承受的巨大成本。即便申请人数过多，也完全有比第一学历更可靠的筛选标准（比如发表论文的质量）。因此，以第一学历作为筛选标准，更多地反映了招聘机构的惰性和傲慢，在道德上没有充足的辩护。

除了上述问题外，高校公开或者半公开的执行此类歧视政策，也会对整个社会起到不良的示范作用等，这些问题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我目前在准备一本有关歧视问题的书，欢迎有兴趣的朋友交流讨论。

胡：不仅仅在招聘上有制度化的第一学历歧视，在硕士招生中也有制度化的歧视：现在非211或非双一流学科大学的本科生很难考上排名前15的哲学系。我听到的一个辩护是：“考研应该以从985和少量211高校中挑选保送生为主，因为从实行这个政策的结果来看，最近几年硕士生的素质跟以往的硕士生相比，有了很大的提高。从985和少数211高校中挑选出的学生，不但聪明，而且学术视野开阔，对学术有浓厚的热情。以往通过考试选拔上来的学生，虽然有些不错，但大多数只会死记硬背，学术能力和视野都很不足，只想混个文凭。”这个辩护带有你说的统计性歧视吗？在选拔研究生这个问题上，统计性歧视为什么是不合理的？

刘：在研究生招生中偏好985学校的保研生，我认为也是一种不正当的统计性歧视。但是它与之前高校招聘中的第一学历歧视有所不同。关键不同在于：第一学历非985、211不要的做法是排除性的；而偏好985学校的保研生并非排除性的，因为这种偏好依然留有通过考研招收第一学历非985学校的考生的空间。相比较起来，排除性的歧视（构成机会的完全剥夺）比非排除性的歧视更难得到辩护。

胡：为什么你认为将研究生招生名额主要留给985学校的保研生的做法依然是不正当的呢？

刘：首先，“从985和少数211高校中挑选出的学生，不但聪明，而且学术视野开阔，对学术有浓厚的热情….通过考试选拔上来的学生，虽然有些不错，但大多数只会死记硬背，学术能力和视野都很不足，只想混个文凭”这一统计性归纳存在取样不当的问题。985学校的保送生通常都是班级排名最靠前的，是从四年的学术训练中脱颖而出的学生；而通过考研考上的学生（考虑到目前考研试题本身的问题）不一定是各自学校最顶尖的学生。因此，这种对比本身并不公平。公平的对比，应当是985学校的顶尖学生与非985学校的顶尖学生中，具有良好学术潜力和学术热情的比例各是多少。我个人没有做过调查，但从我接触过的研究生来看，我的估计是这个比例的对比多半不会支持（比如）“将70%的招生比例都留给985保研生”的做法。

其次，“通过考试选拔上来的学生，虽然有些不错，但大多数只会死记硬背，学术能力和视野都很不足，只想混个文凭”这一现状更多反映的不是非985学校考生的素质问题，而是985哲学系研究生考试选拔本身的质量问题。为什么高考作为一种涵盖多学科的考试能够选拔人才，而研究生考试作为一种专业性更强的考试反而不能选拔专业人才呢？与高考一样，研究生招考作为一个公共平台，是青年学子改变人生的一个重要机会，公平公正、机会均等是它理应保证的基本底线。将绝大部分招生名额留给985大学的（甚至是本校的）保送生，无疑极大地限制了更大多数非985考生的公平机会。高校不在改进研究生招考的选拔质量上花大力气，却只想着依靠是否出身名校这样简单的标准来筛选人才，是否未能承担起公立大学理应承担的基本社会义务？

也就是说，即便偏好985学校的保研生的做法，从选拔有学术潜力和学术热情的人才的角度来看，具有好的实际效果，这依然无法使其正当化，因为这一做法是以未尽到高校应当承担、且能够承担的更重要的道德义务为代价的。

胡：或许有人会说：“明明通过四年的学习，已经可以判别这些学生的学术潜力，为什么还要让这些学生经历研究生考试，将本可以用于研究的时间浪费在准备考试上？”

刘：首先，这个批评预设了研究生考试一定需要学生花大量时间去记忆、背诵。也许这恰恰是为什么当前的研究生考试缺乏学术能力鉴别度的主要原因。其次，研究生招考当然也可以采取非考试的方法，但重点是这种方法必须对所有报考者公平开放。比如，论文质量如果作为招生标准，那么所有申请者的论文都应该被考察，而不是只考察985高校学生的。

胡：关于第一学历歧视，我们已经谈了很多。下面我想请你谈一下学习哲学方面的问题。你写过一篇申请去英语国家读哲学的帖子（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o1AVKbViuVwcW6JOOWU8Ug），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刘：补充一点个人感悟吧。我接触到的不少哲学研究生都或多或少有一种“焦虑”——想要尽快获得博士学位。因此，对于去美国或英国读个硕士、再来申请一个至少需要五六年的博士项目，感到“时间上不划算”。我和其中不少人，分享了自己连续申请三年才申请上博士的经历。期间，“绕道”英国读了一个一年的硕士，又在那里打了大半年的工，“游历”了半个苏格兰。这么多年后，这些当年看起来的“弯路”，如今都成了拓展视野、磨砺耐心的宝贵经历。

人生，无非就是经历。把任何一段人生当成一节阶梯，都是对人生最大的浪费。在哲学这条需要沉淀的道路上，多走几条“弯”路或许恰恰是防止你迷失的关键。

胡：有些学生本硕博都在国内读哲学。如果他们想打一个比较好的哲学基础，但不知道如何去做，你有什么建议吗？

刘：我的建议是找到一位或几位愿意耐心对你进行哲学技能训练的老师。不少学生在选课或选导师时，最看重的是老师的名气。但最有名的老师并不总是最有时间来培训你的人；而打好哲学的基础，系统的、长期的、一致的训练是必不可少的。

那么怎么来选择导师呢？中国哲学、欧陆哲学、英美哲学各有各的传统和偏重的技能，你首先需要多听几门课，以确定自己偏好的方向。不过，如果你的目标是打一个好的哲学基础，以下两条方法在选择任何领域的导师上都是适用的：（1）打听一下这位导师多久和自己的学生见次面；（2）打听一下这位导师是否给课堂作业提供书面反馈、反馈的意见有多么详细。这两个信息通常能帮助你了解该导师有多愿意将时间花在培养学生上。当然，如果你已经是博士，而你的主要考虑是找工作，那么导师的名气是一个更“现实”的考量。毕竟，我们需要在不同的价值间寻找平衡。

而在选课这件事上，塞涅卡的那句名言格外适用：“相信最多人认可的东西就是最好的东西，没有什么比这种盲从让我们陷入更大的麻烦。”

胡：对，这不是说最多人喜欢的课一定就不是最好的课，但我们不应该仅仅以“最多人喜欢”作为选课的唯一标准。说到喜欢，我想到陈启伟老师在一次访谈（1997年）中曾提到：“国内哲学研究方面有一种‘生态失衡’的现象，即欧陆人文主义思潮热，而英美分析哲学冷的状况“。最近20年，这个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分析哲学不但在中国而且在其他非英语国家（比如德国和法国）都吸引到非常多的年轻人。但依旧有人抱怨“分析哲学很琐碎，对中国没有多大意义”。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假设有权力的人对某个东西不感兴趣，并认为“这个东西很琐碎，对中国没有多大意义”，而事实上，对这个东西感兴趣的年轻人特别多，觉得它非但不琐碎，而且对中国非常有意义。你觉得有权力的人应该如何处理这种兴趣和观点层面的冲突？是应该尊重和鼓励年轻人发展自己的学术兴趣和观点，在分配资源不因兴趣和观点不同而打压年轻人？还是应该纠正年轻人的学术兴趣和观点（通过资源分配——比如通过国家社科基金和招聘——来纠正），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轨道？

刘：首先，对“你觉得有权力的人应该如何处理这种兴趣和观点层面的冲突”这个问题做一个分析。

要对这个问题给出恰当的回答，有以下三种可能的思路：（1）假如我成了有权力的人，应该如何处理这种冲突；（2）假如现在有权力的人是我，应该如何处理这种冲突；（3）那些现在有权力的人，应该如何处理这种冲突。

对于（1），由于前件de se恒假，所以无法回答；对于（2），由于前件de dicto为假，所以也无法回答；对于（3），由于我对“那些现在有权力的人”没有任何de re的认知，所以也无法回答。

胡：哈哈哈，你这个回答是不是意味着：如果我不是总统，也不可能成为总统，就无法对“总统应该如何处理某个问题？”给出任何有价值的建议或评论？

刘：开个玩笑。上面就是分析哲学中一个“琐碎”的概念区分。有没有趣、有没有意义，在于你如何去应用它。儒家强调的不正是“正名”的重要性吗？存在主义者难道主张的不正是意义在于建构吗？

胡：哈哈。前面提到分析哲学在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连许多做马哲、现象学、中世纪、德国古典哲学、中国哲学、艺术哲学等不同领域的中青年学者，都或多或少地偏向分析路径（the analytic approach）。在这个背景下，朱菁老师提倡分析哲学中国化，对于国内学者走“国际化“道路有一些担心。他讲的国际化道路，是指“采用国际学术评价标准，关心国际学术界关心的问题，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成果”。他认为，这条道路“背后的逻辑是分析哲学不分国别与文化，同自己的历史传统没有什么关联”。你赞同朱老师这个“背后的逻辑”分析吗？

刘：对朱菁老师这段话的分析必须放在他文章的整体语境之下。《探索分析哲学中国化可能路径》一文探讨的是中国分析哲学发展的可能方向，并指出现存的几种做法中的“隐忧”。从全文来看，这篇文章并非反对“国际化”，而是反对分析哲学研究的“纯国际化”——完全不与中国的传统和现状相关联。至于“分析哲学不分国别与文化，同自己的历史传统没有什么关联”是否真的是当前“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的学者的背后逻辑，这是一个经验命题，有待实证的调查。

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在国际期刊上发表、关心国际学术界关心的问题，并不妨碍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注。比如，当前国际学术界有关歧视问题研究的前沿之一是“统计性歧视”，这一研究就与中国的现实问题有密切关联。

胡：对，据我所知，很多走国际化道路的人，都很关心中国的传统和现状，一方面试图用英文阐发中国的传统或现状，另一方面试图在国际哲学界共同关心的问题上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你发表的第一篇论文A Robust Defence of the Doctrine of Doing and Allowing，探讨了伤害别人与允许别人受到伤害的区分，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Consequentialism and the boundary of morality，在一系列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后果主义是否是一种道德理论。这两篇论文都发表在国际声誉很高的期刊上，不仅仅对国际哲学界有贡献，发出了中国学者的声音，而且对中国的哲学研究很有意义。中国传统哲学也涉及到伤害别人与允许别人受到伤害的区分，也有类似Consequentialism的观点。我觉得我们不应该狭隘地要求所有走国际化道路的中国学者必须直接研究和讨论中国传统哲学，更不应该狭隘地要求一切哲学研究必须跟中国的现实问题密切关联。很多哲学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超越某个地域和文化的，具有普遍的意义。

刘：星铭老师谬赞了！我自己做研究的出发点始终是“这个问题是否是我觉得有趣的问题”。从问题出发，从最本真的好奇心出发，对我来说是做出让自己满意的研究的基本前提。当然，这不是说我们不应该主动去关切自己文化和国家的现实问题。但就像伦理学中的“快乐主义的悖论”（the paradox of hedonism）那样：如果我们时刻将目标放在快乐上，也许反而更难达至快乐。

胡：朱菁老师还提到留学生的另一个问题：“一些外国留学回来的学者缺乏与国内同行间的交流”。我刚回国时，满怀热情，写了多篇中文论文，既有与国内前辈同行的商榷之作，也有涉及到中国现实问题和思想传统的哲学论文，但在国内期刊投稿时，这些论文几乎全部被否决。有些期刊对我的投稿没有任何回复，大多数期刊只告诉我拒稿决定，没有给我发任何审稿意见。还有些少数期刊只给我发了一句话“论证不充分，缺乏原创性”。后来为了在学术界生存，我就只好写英文论文，向国际期刊投稿。估计跟我经历相似的人有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留学生想走朱菁老师提倡的“西方哲学中国化”道路，应该怎么办？

刘：朱菁老师作为学界的前辈，对这个问题应该有更深的思考和更好的建议。

我个人的浅见是：对于国内期刊的不透明的做法，学者们需要持续的发声，让这种声音被更多人听到，并逐渐凝聚学界的共识。相信很多期刊的编辑也希望能采用更公开、公正的流程，但由于种种原因，这样的想法无法得到贯彻。当学界的呼声逐渐响亮，这也会帮助期刊更好地排除阻挠。“分析哲学的日常”公众号对相关议题的讨论，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另一方面，朱菁老师所留意到的“缺乏与国内同行间的（学术）交流”这一现象的确是一个值得学界同行深思的问题。我很认同朱菁老师提出的分析哲学的学者需要有“共同体意识”的主张。以倡导匿名同行评议为主旨的《哲学评鉴》网站就是一个很好的构建“共同体”的尝试。希望看到更多像朱菁老师这样对分析哲学共同体的构建有强烈意愿的学者和希望中国的分析哲学能够更好发展的学者，也加入到这样的共同尝试中来，争取让匿名同行评议成为学界的共识，并在此基础上探寻中国分析哲学自己的课题。

胡：国内绝大多数学术期刊都声称严格执行同行匿名评审制度。但学术界有些人反对同行匿名评审。他们的理由是：有些人审稿人学术水平不够，或者人品很差，不能客观公正地评鉴稿子，容易扼杀掉那些原创性较高的稿子。你如何看待这个反对理由？

刘：伦理学中有条基本的原则，叫做“两害相权取其轻”。

胡：对，同行匿名评审制度有的这些“害”，非同行匿名评审制度也都有。相比而言，同行匿名评审制度更公正客观一些。但从作者角度，如果收到很离谱的审稿意见，应该如何处理？

刘：Keep calm and carry on.

胡：哈哈。我觉得也可以向编辑部申诉。最后一个问题，你在知乎上从伦理学的视角改编了金庸的一部武侠小说。能简单介绍一下这部改编吗？

刘：去年访学期间得暇，将金庸的《倚天屠龙记》从伦理学的视角改编成了剧本。链接：https://zhuanlan.zhihu.com/c_1121782055473766400

原著中有很多可供伦理探讨的情节，改编试图将这些伦理问题更加突显出来。比如，张无忌在赵敏以谢逊的断发相逼、被迫逃婚后，对赵敏说的第一句话是“别逼我做不义之人，受天下英雄唾骂”；而在少林寺求周芷若帮助营救谢逊时，面对周芷若的对流言蜚语的顾虑，他的回答是“只须问心无愧，旁人言语理他作甚”——对自己名声和对她人名声体现出不同态度，是否构成了伦理上“伪善”？又比如，朱长龄为了得到屠龙刀，演了一出“苦肉计”来欺骗张无忌。但倘若朱长龄得屠龙刀的目的是为了继承先祖遗志、驱除蒙古统治者以拯救天下苍生，他欺骗主角的做法是否可以是正当的？

当然，这部改编主要是觉得好玩，当做是圆了游戏策划时未竟的梦。我的哲学志趣是“让哲学贴近生活”，所以开设了“实验哲学”（Ex_Phi）的公众号（二维码请见文末）做些哲学普及。这部改编也算是这样一种尝试吧。欢迎喜欢倚天的大侠们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