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开创了实践哲学的传统，马克思开创了现代实践哲学。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主要强调的是伦理学和政治学方面，而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以劳动为核心，主要是物质生产劳动，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道德、宗教、政治等其他活动。因此，马克思的实践并没有否弃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和伦理维度，而是既包含了亚里士多德认为“自身即是目的”的实践，又包含了手段性的劳动。正是因为马克思将劳动上升为实践的改造，使社会上占绝大多数的劳动者阶级成为实践的主人，才能进行广泛的社会革命，最终实现人类的解放。

国内哲学界基本认同马克思哲学在本质上是实践哲学，但涉及到马克思哲学是何种意义上的实践哲学，则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认识过程。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实践概念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教科书体系的认识论意义上的实践哲学，即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和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以改革开放为时代背景，理论界开启了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反思，认为实践是超越于物质和意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具有本体意义的，即实践本体论。这种把实践视为本体、视为马克思哲学构造的基石，并不是真正的实践哲学，仍然是一种理论哲学。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西方哲学的介绍和深入阐释，“回归生活世界”成为很多学者关注的主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要求按照马克思的本来面貌来理解马克思，由此出现了“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等声音和理论，认为马克思实践哲学是现代实践哲学或者哲学人类学意义上的实践哲学。以此种方式来理解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就是要回归到真正的马克思的思想，用马克思的视角去研究，而不是用理论哲学的方式去研究，因为马克思的致思路径就是如此。现今哲学界的大部分学者都认同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属于现代实践哲学或哲学人类学的实践哲学。

西方实践哲学要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传统来理解实践哲学，将会使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以及现代西方实践哲学。亚里士多德界定了实践的范围，概括地说就是实践是以“善”为目标的人类活动的总体，具有终极关怀的价值追求。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也是要实现这一价值追求，从哲学人类学的角度理解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就是要“重建完整的生活世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完整人）的现实之路就是实践” [1]。虽然亚里士多德开创了实践哲学，但能够作为第一哲学的并不是实践哲学而是理论哲学，因为理论的对象是“处于必然而无条件存在的东西”，即“永恒的东西”，而创制和实践是“可变化的事物” [2]。对于古希腊人来说，永恒的东西是神圣的、高级的、不受现实左右的，过纯粹理论的生活就会享受神一样的幸福，而可变的事物是低级的。由此可见，理论活动是最高级的，理论哲学就是神学或形而上学，是第一哲学。这种理论哲学的传统囊括了西方古代哲学和近代哲学，在黑格尔哲学时期达到了顶峰。而现代哲学的主流就是“回归生活世界”的实践哲学，那么现代实践哲学的开创者是谁呢？“马克思是西方现代实践哲学的奠基者” [3]。现代实践哲学的形态较为多样，一般来说在宽泛的意义上，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现代哲学都可认为是现代实践哲学，比如实用主义、生存论和生命哲学等等。

那么，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有何特点呢？“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之区别于其他实践哲学的根本之处在于，在马克思那里物质生产劳动是最为基本的实践活动” [4]。马克思把劳动理解为人的本质，理解为最根本的活动，在劳动的基础上建构实践哲学，并且由物质生产实践为基础建构历史唯物主义。这是马克思实践哲学区别于实用主义和存在主义现代实践哲学的关键。

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继承了古希腊哲学家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内在精神。他们都认为实践是追求终极的“善”的活动，具有超验性。但与亚里士多德不同的是，马克思将劳动提升为实践，这就使在亚里士多德时期奴隶从事的劳动提高到了实践的层次，由此广大人民群众在劳动中获得了自由和解放。

到底何谓实践？实践是一个被日常化泛用的概念，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提到实践概念时，基本上指的是与理论相对应的、理论应用于实践的含义，可以说几乎人类的一切活动和行为都可称为实践。在哲学上，实践的含义是什么呢？要谈论实践哲学必须要把握实践的哲学含义，而谈到实践的哲学含义要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将人的行为分为理论(theoria)、实践(praxis)和生产(poiesis)三种。理论是思辨的理论沉思，处于最高地位，因为古希腊普遍重视理论智慧，认为只有理论的沉思才能使人超越有限性而契合神、接近神。理论思考的对象是永恒不变的，因而从事理论活动是第一哲学。实践与创制的对象都是变动的，这是二者一致的地方，而二者的区别是目的是否在自身之内。实践是“自身就是目的”的活动；创制则是目的在活动之外，目的在其产生的结果中。理论与实践一样也是以自身为目的的活动，因而是自由的活动，而创制是不自由的活动。在亚里士多德的三分法中，理论属于沉思领域，实践和创制都属于行动领域，而实践和创制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目的性的活动，后者是手段性的活动。创制包括生产活动和艺术活动，因为生产活动是目的外在于自身的，并且在古希腊从事生产劳动的都是奴隶，而奴隶是不被看作人的，是只会说话的工具。艺术活动由于只是对原型的模仿，是不真实的，因而是低级的活动，属于创制。实践与创制不同，实践不是人改造自然的活动，不是从事维持生命的物质生产劳动，而是人与人之间关涉伦理和政治的活动。“实践实际上就是人际行为，而人际行为或道德伦理行为正是伦理学和政治学的主题” [5]。马克思恰恰与亚里士多德相悖，被亚里士多德贬低为创制的劳动在马克思哲学中获得了实践的基础性地位，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处于实践地位的伦理活动和政治行为在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中仅仅具有附属的地位。

马克思及其现代西方哲学之所以推崇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就是认同这种终极关怀。同时，马克思哲学也包含着实践的超验性，比如马克思最终的价值理想和终极目标就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不是脱离于现实的乌托邦，而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所以这是在现实与历史中的共产主义。亚里士多德实践概念的问题在于把实践即关涉人的自由的活动和创制，与物质生产活动相割裂，是一种二元论的实践哲学。在亚里士多德之后的理论家们对这种二元论都进行了发挥，有的哲学家将实践进行了技术化和功利化的解读，比如培根和马基雅维利，而有的哲学家将实践进行了纯粹思辨或者道德活动的解读。因此，现代西方哲学家建议用“praxis”来指实践活动，用“practice”指人类的包括技术和劳动等的经验活动。其实这种二元论割裂了人类实践活动的完整性，也使人类技术性和功利性的实践活动脱离了具有“善”的实践活动的规约和引导，由此导致近代以来工具理性的泛滥。马克思认为，劳动是实践的主要形式，劳动是人的本质，人正是在劳动中产生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所以，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统合了具有技术性的“practice”和具有伦理意义的“praxis”，对人类的所有活动进行了价值引导和伦理规范。由此可见，马克思把劳动作为实践哲学的核心，成功地弥合了亚里士多德的二元论实践观，建立了总体性实践观。

学者们都认同马克思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但是对于马克思“实践”概念的确切含义却较为模糊。一般认为，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性活动。在马克思的原著中，并没有给“实践”下过具体定义，对于实践概念的使用也是比较宽泛的，可以说从与动物相区别的物质生产劳动到政治革命都可以称之为实践。首先，马克思在公开树立自己新世界观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提出了“实践”概念。马克思从存在论的角度认为社会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如果社会的理论具有神秘性的话，那么只能在社会实践中得到解释和解决。与亚里士多德仅把伦理、政治活动理解为实践不同，马克思把经济领域和全部社会生活都理解为实践。在《提纲》的第一条，马克思指出要把“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来理解。费尔巴哈只是把人看作感性对象而没有看作感性活动，只是看作感性直观，马克思明确区分了这一点。马克思不是从生理学和主观认识角度去理解感性的，而是从社会、历史角度去理解感性，是“革命的实践”。从实践的这方面含义来看，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是非常接近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的。在《提纲》的第三条，马克思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6]500。因此，要“使现存的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而不是“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也就是说实践是革命的政治实践，而不是人维持自身生命的活动。虽然马克思认为劳动是实践的最基本形式，但并不等于实践只是劳动，实践除了具有人改造自然的活动，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如在宗教、伦理、政治等领域的所有活动，由此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

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如此宽泛，那么在实践中最核心、最基础的是哪种实践活动呢？马克思指出，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物质生产活动，就是劳动，“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6]531。只有在劳动的基础上人类才能生产，才具有进行革命实践的物质基础，因此物质生产劳动是最基础的实践。“马克思所说的实践基本上等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和创制的综合，而劳动则是实践的基础性或根本性活动” [7]。劳动贯穿于人类社会，与人类共存亡，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虽然政治革命这种实践消亡了，但是劳动仍然是人的必需。

马克思把物质生产劳动和政治伦理行为都看作是实践，因为马克思认为自然是人化的自然，“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经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 [6]528。马克思是在人类学实践的角度用劳动统一全部实践活动。人的劳动终究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和历史中的活动，而这种社会关系是历史的、社会的、现实的，马克思把与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交往形式称为市民社会。因此，马克思所讲的劳动并不仅仅是维持生命的动物式的活动，而是具有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活动。历史是在实践中生成的历史，实践是在历史中的实践，只有将二者统一起来才能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以劳动为基础的实践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与西方的其他理论家将劳动仅仅看作是手段性的活动不同，马克思看到了劳动的独特价值：人们正是通过劳动创造了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物质财富，也正是通过劳动结成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和人的生活方式。

实践是以自身为目的的活动，如果要把劳动提升为实践，那么如何体现劳动自身就是目的呢？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劳动概念指的是物质生产劳动。广义的劳动概念是指人类的一切创造活动都是劳动，甚至包括哲学研究、艺术创造等。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具有自由和创造的维度，是贯穿所有活动之中的。这与亚里士多德实践概念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也是强调实践是人的自由的创造活动，可以说这是马克思对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继承。劳动不仅是人类改造自然维持自身生存的活动，它还是人类不断发展的前提，因此劳动又具有哲学人类学的意义，在劳动中人可以生成自己、发展自己，逐渐实现自己的完整性和全面发展。劳动代替实践并不妨碍劳动是以自身为目的，因为劳动本身就具有自由解放的意义，劳动本来应该是人的构建活动、人的自我生长活动。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的这一维度被遮蔽了，劳动发生了异化，劳动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只具有手段性和工具性。这种劳动是人们仅仅为了得到劳动的结果而忍受痛苦的异化劳动。如果摆脱了异化劳动，那么每个人的劳动就是将自身的观念对象化，在劳动中享受并实现自己的力量，就是目的内在于自身的，人的福祉也承载于劳动中。劳动是人自由自觉的活动，这是亚里士多德实践的实质，也是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实践概念的本质性关联。

马克思和亚里士多德实践概念的区别在于是否将劳动归入实践领域，这与两位学者的立场和终极目标相关联。将从事物质生产劳动的劳动阶级排除在实践活动领域之外，这是马克思所不能同意的，而在亚里士多德时期只有牺牲这部分奴隶才能使一部分人获得自由。马克思要让所有人甚至是处于社会最下层的劳动阶级也能在劳动中从事实践，实现自己的价值和目的，进而获得自由和解放，而这一理想目标的实现有赖于物质财富的提升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就需要使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者成为主人。马克思将亚里士多德作为手段的劳动与获得自由目的的劳动融入到历史中去解决，只有超越异化劳动的历史才能迎来真正的人类历史。马克思将之前仅仅作为手段的劳动提升到前所未有的价值地位，认为只有超越异化劳动才能离开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即使作为批判马克思的阿伦特都认为马克思高度赞美了劳动，颠覆了传统的认识，“作为人类营生的劳动，不再被严格地看作属于私人领域里的行为，而是堂堂正正地进入了公共、政治领域的事实，才是他学说的最重要部分” [8]13。

马克思认为，劳动不仅是物质生产活动，而且具有哲学人类学的意义，是人类自我生成的基础，而且是其他政治、伦理活动的基础，也决定着思想活动。这也正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内在逻辑。由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没有建立在劳动基础上，因而他仅仅从伦理或者政治方面理解问题。而在马克思的思想中，由于实践是建立在劳动基础上的，因而政治活动和伦理活动是历史性的问题，其产生和解决都关涉具体的历史情境。也就是说，将劳动作为实践的主要形式其实是马克思建构唯物史观、解释人类社会历史之谜的关键。

古希腊和基督教的文化对马克思将劳动提升为实践具有深刻影响。在人类社会早期，人们生活在神话构筑的世界中。在古希腊神话中，最初神人同形，人类受到神的眷顾，享受着神一般的生活，不需要从事艰苦的劳动。普罗米修斯盗取圣火给人类，致使神开始惩罚人类，这一事件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神不再眷顾人类，人不再具有神性，必须忍受劳动的艰辛；另一方面，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劳动独立地在自然中生存。赫西俄德在《工作与时日》一书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即：人类为了得到神的庇佑而把自己劳动的产品祭献给神，古人认为正是劳动才可以使人再度接近神、与神交流，也正是通过劳动确证着人区别于神的自我意识。古希腊神话这种高扬劳动、认为劳动是人自我意识的确证与马克思对劳动的理解具有一定的相关性。虽然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马克思的劳动思想来源于古希腊神话，但是马克思却深受古希腊文化思想的影响，当然也必然受到亚里士多德贬低劳动为手段性的思想的影响。

基督教文化认为，人要通过汗流浃背的劳动来救赎自己本性的罪过，只有经过肉体的折磨才能实现救赎，劳动被赋予了神性的一面，虽然是在否定的意义上说的。而在修道院中，人们必须从事体力劳动，这与亚里士多德认为的体力劳动仅由处于社会最下层的奴隶承担的贬义不同了。路德和加尔文的新教改革改变了人们对牟利的劳动的鄙夷态度，每个信徒并不像从前那样只是在修道院里忏悔而不履行自己现世的义务就是上帝的宠儿，而是要通过劳动赢得足够多的财富才能荣耀上帝，才可以获得救赎死后升入天堂。新教改革告诉信徒们不要贬低劳动带来的财富，而是认为正当劳动带来的利益是人的“天职”。马克斯·韦伯看到了路德宗教改革对资本主义的促进作用，虽然这一点并不是路德宗教改革的目标，但是路德的宗教改革确实给劳动以积极的确证，为近代崇尚劳动奠定了基础。

近代政治经济学在经济方面关注劳动，认为财富的主体是劳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提出“劳动一般”，认为是劳动创造价值，从而彰显了人的主体性和价值性。马克思却看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只是把劳动的价值限制在经济领域必然造成劳动沦为手段的命运。

黑格尔对劳动的阐述为马克思将劳动提升为实践奠定了基础。黑格尔将国民经济学家所解释的劳动概念提升为哲学概念，认为劳动是人的自我生成的对象化活动。“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 [9]。黑格尔认为，按照否定的辩证法的推动原则，劳动使人得以产生，劳动是人的本质。在黑格尔论述的主奴意识中，正是劳动使沦为奴隶的一方重新获得了自我意识。这就是黑格尔阐述的劳动辩证法。一方面黑格尔看到了劳动的意义，把劳动看作是人的本质，奴隶正是因为劳动变成了主人；另一方面黑格尔给劳动提供了自己是目的的价值。黑格尔确认了劳动的自由维度，但这种自由是仅仅停留在抽象的精神领域的层面上。而马克思把这种自由赋予了现实的人的劳动，劳动不仅是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而且是人的本质的自我确证，将劳动提升为实践，实现了哲学革命。

阿伦特也将人类活动进行了三分：劳动、生产和行动。按照阿伦特的定义，劳动(labour)是维持人生命的生物性活动，如去树上摘果充饥，是一种自然本能，劳动只存在于家庭中，具有私人性。生产(work)则是带着人的主观目的、计划和创造的生产活动，如按照一张图纸建造房子，这种活动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工具，以至于造成现今的技术理性。“行动是唯一不需要以物或事为中介的，直接在人们之间进行的活动，相应于复数性（plurality）的人之境况，即不是单个的人，而是人们，生活在地球上和栖息于世界” [10]。阿伦特的行动概念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一样都是涉及人与人之间的活动。行动与生产不同，行动的后果是不可预测的，而生产的结果是确定的，生产终究是要生产出具体的产品，而行动却没有确定的结果，因此行动是追求自由的。另外，生产者可以控制它的结果，但是行动由于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人无法控制别人的行为，同时也无法成功地控制自己，因此行动意味着自由和创造。

阿伦特认为，马克思对传统的巨大颠覆在于对劳动的提升，使传统哲学中最被蔑视的行为成为人的本质，将属于私人领域的劳动引入了公共领域。正是因为劳动是满足人类生存的，是人类与自然的物质代谢，从属于私人领域，因此劳动并没有自由的维度，也不是高级的活动。人只有参与到公共政治事务中才能实现自由，这种自由的实现只有从劳动中才能解放出来。阿伦特批判马克思颠覆了传统的观念，给予劳动以最高的赞美。阿伦特认为，只有“共同的世界”才是复数的人组成的世界，才是真正属人的世界，才能体现人的尊严和价值。“共同的世界是能超越这种必要、超越了自然及其代谢活动的人们之间形成的世界” [8]14。阿伦特认为，现代性问题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人们过度沉迷于私人领域而导致公共生活的衰微，根源于马克思把劳动提升为实践，用劳动而不是用“行动”来理解政治，手段性的劳动为了目的而带来暴力，进而导致极权主义。要避免现代性甚至极权主义的错误，只有恢复以行动或言说为主要形式的政治生活，重现作为复数性的人。

但是，阿伦特只是在按照自己对政治与行动的理解来剪裁马克思的劳动概念。随着现代大工业时代的来临，被阿伦特用来作为划分依据的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变化，本来处于私人领域的劳动已经进入公共领域。而马克思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并且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市民社会，建构了历史唯物主义。阿伦特把劳动仅仅看作是满足生理需要的手段，并没有像马克思从哲学人类学的角度历史地理解劳动概念。马克思正是通过劳动是人的本质，看到了现代社会危机的根源在于异化劳动。马克思没有局限于认识论维度而是植根于人类学角度论述人的存在状态和生存方式，这是阿伦特的劳动所不具有的维度。马克思所阐述的劳动不仅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而且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和现实性。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是必须要超越的阶段，处于这段历史时期的人类还仅仅是处于史前时期，真正的人类历史阶段还没有开启。而阿伦特却把异化劳动状态看作是劳动的本真状态，将异化劳动阶段这一必将被超越的阶段误解为永恒的阶段。阿伦特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误解来源于其对“行动”的情有独钟和先入为主，致使其理论必然排斥马克思的劳动思想而具有古希腊城邦的乌托邦色彩。

受阿伦特观点的影响，哈贝马斯也对马克思以劳动代替交往进行了批判，认为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导致了资本逻辑的泛滥。哈贝马斯将人的活动分为劳动和相互作用：劳动指的是工具性的活动；相互作用是以人们都普遍认可的媒介来达到交往的活动。哈贝马斯同阿伦特一样认为，“马克思对相互作用和劳动的联系并没有做出真正的说明，而是在社会实践的一般标题下把相互作用归之于劳动，即把交往活动归之于工具活动” [11]。哈贝马斯批判马克思把相互作用归入劳动之中，他认为相互作用不能混同于劳动，这是人得以自由的基础，而交往所运用的是语言。但是，哈贝马斯恰恰忽视了以语言为中介的交往所依赖的正是劳动这一坚实的基础，这正是马克思构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而哈贝马斯对马克思劳动的批判只是脱离了生活世界的空中楼阁。但我们也应该看到，阿伦特与哈贝马斯之所以对马克思劳动理论进行质疑，与马克思没有对与劳动相异的交往活动重视有关系，这方面也是马克思实践思想应补充的领域。究其根本，阿伦特和哈贝马斯都没有看到马克思在哲学人类学含义的劳动概念，只是局限于马克思的狭义劳动概念。但即使是狭义范围的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也与阿伦特和哈贝马斯的理解不同。马克思的狭义的劳动概念是自然与意义的综合体，劳动具有自然科学的含义，因为劳动是人改造自然的物质活动，要改造自然就得服从自然的规律，劳动就具有自然科学性。阿伦特的劳动指的是一种维持生命的活动，所以她认为当马克思用劳动代替实践时，就把人臣服在必然性之下，这其实是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误解。哈贝马斯认为，从劳动中产生不出规范意义，劳动不能指出人的解放应该向哪个方向发展，只具有描述性。但是，哈贝马斯没有看到马克思哲学人类学意义上的劳动概念本身就具有自由解放的规范意义，它能够指导人向完整人的方向发展，向人的自由解放的维度发展。

阿伦特认为，马克思的革命只是满足穷人的匮乏，这种革命是不可能实现自由的。阿伦特认为有两种革命：一种是满足匮乏的革命，另一种是争取自由的革命，满足匮乏的革命是没办法转化成争取自由的革命的。因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人满足了匮乏却没有了自由。但是，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理论认为既可以做到满足匮乏，又能够实现自由，马克思是如何从满足匮乏的革命过渡到争取自由的革命呢？实际上，这根本上是源于对劳动的理解，因为劳动本身就有自由解放的维度，而不仅仅是满足生存的需要。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一改西方亚里士多德开辟的贬低劳动的传统，将劳动从仅具有手段性的活动提升为实践，以劳动来理解人的本质，理解人的生存状态。只有从实践哲学即哲学人类学的视角审视马克思的劳动代替实践的思想，才能真正理解劳动的本质，理解劳动所具有的社会性、现实性和历史性，进而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