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台路的黄金时代，唐代古琴、宋代书画、元代青花都在这里出现

2015年起，东台路市场地块正式拆迁

黄洪明决定用2500元买下那个碧绿通透的冰种翡翠鼻烟壶，他当时的全部现金只有2700元。出门前，他与妻子商量的结果是用这笔钱买一台彩电。眼前的鼻烟壶闪耀着财富的光芒，诱惑着这个算不上资深的古玩商人，让他宁愿让一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欢笑的幸福图景延后。付款的时候，黄洪明紧张得感到缺氧，从270张十元纸币里数出250张，重复了几遍也没成功。朋友“徽章”忍不住提醒他，只要从里面中抽出200元即可，这才把他从困窘中解救出来。紧张是因为对“巨额”投资后果的不确定。以他在1997年时的眼光，根本不能确定这个鼻烟壶的材料和朝代。“只是想要博一下。” 20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黄洪明对第一财经记者说。

博一下。这是许多早年混迹东台路的商人的共同心态。他们进入古玩这一行，一半出于爱好，另一半则是误打误撞。当时这一行的造假还不那么严重，胆子大点的，总能挣到钱。

黄洪明很快意识到自己博对了。看到摆在店里的这把鼻烟壶吸引了很多人驻足，他自信满满地以每天500元的幅度提高要价。几天后，“徽章”承诺出5000元买断鼻烟壶，还把他带到饭店见一位来自台湾的客人。一个小时里，黄洪明眼见着“徽章”以七万元的价格将鼻烟壶转手卖给了那个台湾人。这样的情形黄洪明见多了，也看开了：“这一行就是这样，你转手了，和你就没关系了。别人能卖多少钱是别人的本事，与我无关。”

黄洪明经历的这件小事，是后来声名远播海外的东台路古玩市场上演的无数个故事中的一个。东台路是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第一个合法的古玩市场，从1987年开门迎客到2015年彻底关闭，将近30年里，它见证了人们围绕着古玩展开的人生故事，也成为中国古代艺术品价值重估历程的重要一环。

捡时代的漏

“徽章”实在是一个有经商天赋的人。他本名孙慧荣，14岁出道时，脖子上挂一个军绿色书包，在人民广场与人换徽章，自此得了“徽章”的绰号。几十年过去，徽章的很多故事已经凝固在很多同行对远东闻名的古董街东台路的叙述里。其中一个桥段也同样与台湾人有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夕，他以2000元买到一把顾景舟紫砂壶，很快以60万元转给了台湾人，一夜暴富。2001年，他以2万美元的价格把一对乾隆年间的茶叶末釉粉彩三多瓶卖给了香港人，轰动东台路。如今，香港藏家通过拍卖行出售这对瓷瓶，价格已经是3000万港元。

在黄洪明店里，出现在记者面前的“徽章”看上去神清气爽，声音高亢，他感叹着市场的沧桑巨变，认为眼下依然是买进古董的好时机。与东台路的很多古董商一样，随着本世纪初开始上海各大古玩城的兴建，他们纷纷从简陋的街边小亭走进了商城。黄洪明与“徽章”选择的是地处上海市中心的中福古玩城。

就像20多年前走街串巷收购古玩，眼下，“徽章”又以同样勤勉的态度去日本收购文物，长期驻守，紧盯货源。“现在如果不跑国外，生意就难做了。国内很多人手上有好东西，但都不肯卖出来。”徽章说。目前，整个中福古玩城的商人中，时常去往国外购买古玩的人达到70%~80%。

而那些当年在东台路大手笔收购的海外客人，一而再地被证明是做了一笔划算的买卖。他们踩上了中国内地古代艺术品风起云涌的浪潮。2010年，黄庭坚《砥柱铭》以4.368亿元在北京保利成交，创下中国艺术品成交价格的最高纪录。2011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艺术品市场，破亿高价继续层出不穷，元代王蒙《稚川移居图》和近代齐白石的《松柏高立图•篆书四言联》都以高于4亿元的价格成交。内地富豪以惊世高价买入流散海外的中国文物，他们让齐白石与张大千打败了毕加索，成为当年作品交易额最高的艺术家。

国内高涨的古玩价格令古董商们赴海外收购的热情愈加高涨。也是在2011年，日本福岛核泄漏的威胁都没有阻止徽章继续在东京收购。那次，他以50万元人民币买回来的日本名家所制金壶，回到国内转手便是200万元，之后，他又看着那把金壶以300万、600万元的价格成交。“只能说，好东西是无价的。谁手里有货，谁就最厉害。”他总结。“徽章”对中国艺术品市场的信心坚如磐石，他选定的参考对象是刘益谦。“你看毛毛(刘益谦)现在还在不停地买，以后最大的赢家还是他。我们只有一点小钱，但跟着走，大方向是不会错的。”

如今“徽章”一年中有一半时间待在日本。第二次与第一财经记者通话时，他声音更加昂扬：“把艺术品买回来才是厉害的事情。原来我们都将古董卖给日本人、中国台湾人及中国香港人。现在我们又以几十几百倍的价格买回来。这说明中国经济强大了。”

按照每一季拍卖的紧凑行程，从日本回国后的第四天，“徽章”便飞往香港。2016年11月30日佳士得“中国重要瓷器及工艺品”专场拍卖上出现的几件瓷器和竹雕，那是他的目标。“徽章”一手拿着画满标记的图录，一手攥着竞拍号牌，不断与路过的朋友打招呼。最后一次在心里盘算了可接受的成交价后，他安然落座。

相比4年前的狂飙突进，眼下的艺术品市场尚未走出平淡期。但古董商们依然奔波于世界各地，披沙炼金，时刻准备将更多、更好、更便宜的艺术品收入囊中，为下一个高潮的来临做准备。

但就在“徽章”中福古玩城店铺“华堂”的隔壁，另一位古董商闸北小陈则看起来悠闲得多。他端坐在红木座椅上，欣赏着新买入的一枚清同治“圣旨”合符，这是一件欧洲回流文物，据说与故宫博物院所藏的那一枚同属一套。

闸北小陈自20岁起，无论冬夏，总是一身中装。图为他与儿子武金龙

金龙古玩店

作为中国“民间收藏的半壁江山”，上海的古玩买卖在“文革”之后重新兴起，但旧货买卖当时属于“投机倒把”，随时会被抓进去教育。交易先是在城市各处的10多个茶馆中秘密进行，逐渐又蔓延汇聚到福佑路和会稽路，形成著名的“鬼市”。上世纪80年代后期，民间交易蓬勃发展势不可挡，1987年，东台路成为上海第一个得到政府许可的民间古玩交易市场，这片一度被禁锢和垄断的市场由此撕开了口子，这条远东知名的古玩街与游走其间的人们收获了此后的30年繁华。

就在这一年，闸北小陈终于结束了东躲西藏中一天到四家茶馆交易的生活，在东台路一个4平方米的亭子里，他开办了“金龙古玩店”。这家以儿子名字命名的店铺，成为他财富积累的又一个原点。

闸北小陈出身极其贫苦，只读过五年书，却在40多年岁月里一直在上海古玩行业占据一席之地。18岁起，他就开始骑着黄鱼车收货送货。记忆犹新的一次，是骑着三轮车从徐家汇到松江收家具，一路泥泞，寒冬凛冽，又逢瓢泼大雨，整整三个小时，双臂已经失去知觉。回来的路上，他不得不躲进一座破庙，边避雨边琢磨晚上要不要多花两分钱吃一碗更大份的菜饭。当年的辛苦铭刻在心，每每回想当年，闸北小陈都忍不住念叨起那次送货经历。但这并不是最艰难的，“很多事儿都没办法说。”他眼眶泛红，用粗糙的手指抹了抹眼角。

1987年前的10多年间，摆摊地点不固定并不妨碍闸北小陈的名号日益响亮。他买卖过太多红木家具，也被抓过很多次。“家里实在穷得一塌糊涂，不然，也不会去做这种生意。”他说。

闸北小陈不姓陈，姓武。闸北小陈只是在他被抓进派出所时随口编的名字。民间文物交易开放之前，做这个行当的人都用化名，随时准备逃离这一危险且不名誉的行当。那些年，只要有警车开过，闸北小陈的母亲就会一阵惊慌，生怕儿子又要被抓。

让他忍受屈辱坚持下去的，是生意带来的丰厚利润。1969年，10岁出头的闸北小陈用20元从大世界对面的调剂商店买下两麻袋老红木花盆底座，扛到江阴路花鸟市场卖掉，净赚100元。当时一个普通职员的工资是36元，100元对闸北小陈来说是一笔巨款。他转手用赚来的钱购入了更多老红木家具。

经过10年摸爬滚打，闸北小陈富起来了。但财富又在一夜之间弃他而去。1985年7月24日，他在赌桌上输掉200万，倾家荡产。因赌博而败光家底，这在当时的古玩行当里并不是个例。毒品与赌博为人们极度躁动的心提供了短暂的慰藉。东台路上出来的吸毒者足有20个。所幸，当年的刺激让闸北小陈彻底告别赌桌，也多少磨灭了他的年少意气。之后30年古董市场的巨浪中，他再也没有走到浪尖。

闸北小陈记得，自己10岁生日的时候，因为“贪污”了家里两分钱买弹子糖而被狠狠揍了一顿。在儿子武金龙10岁生日的宴会上，他准备了一个10层的蛋糕。几年前儿子结婚，闸北小陈送了两份礼物：市中心的复式住宅和一辆保时捷。闸北小陈把店铺、收藏和经验传递给儿子，但保留下苦难。采访中当闸北小陈说起当年的艰辛，一旁的武金龙偶尔会露出吃惊的表情，很多事情他并不知道。

闸北小陈一生中最感激的人是邓小平。这个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人最爱说的，除了自己经历的艰辛，便是对改革开放的无比赞同。

天堂

闸北小陈是东台路资格最老的古董商。当年一起做生意的人中，他远不是最有经济实力的。若只是比较财富，其他古董商不会叫他“师父”。“这个称呼，是人们对他资历和人品的尊重，有点行业大佬的意思。当时，他手下有很多徒弟。”东台路的另一位古董商沈伟媛说。

沈伟媛的父亲“老宁波”也是四处收货的旧货商，平时在乡下走街串巷收古董，一到周末便背着行囊，与全国各地的同行一起聚到上海。80年代末，宁波到上海的船大都是凌晨4点左右到达码头。下船后，老宁波一家要坐一辆公交车赶到福佑路摆摊。天刚蒙蒙亮，买家们就挎着小包，带着小手电出现在街上，眼巴巴等着商贩们打开行囊。天一大亮，因惧怕执法人员的抓捕，“鬼市”上的人们便作鸟兽散。

1992年，沈伟媛在东台路闸北小陈店铺对面开店，从少年到中年，她的生活围绕着这条街道铺开。彼时的东台路迈入了黄金时代，唐代古琴、宋代书画、元代青花都在这里出现，几乎每周都会有高价古董成交，暗地里，许多来路可疑的国宝级文物在这里以极为隐蔽的方式流转，交易的一端可能是盗墓者，另一端则是当时最富有的人群。一个个财富故事开始在这条小路发酵、传播，夹杂着对权贵阶层的猎奇与艳羡。这一切让初到上海的宁波女孩沈伟媛心驰神往，“那时候，东台路在我心里就像是天堂。在这里，我每天都有新的期待。”

东台路的古董商中少有女性身影，单打独斗的女性更是少见。因而沈伟媛有“东台路女王”之称

东台路最早的客人是来自国外的有钱人。在沈伟媛描摹的图景中，后来看起来粗粝、简陋、草根气息浓厚的马路却是当年最洋气的地方。每到周末，路边就停满领事馆的车。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的驻沪总领事以及众多跨国企业驻中国的高管都是这里的老主顾。胡里奥、费翔、成龙、贝克汉姆、张信哲、施瓦辛格、童安格等名人也都会来东台路淘宝。“那时，这里还没人卖假货，而且每家店都有自己的特色。”沈伟媛说。

国内外古董的巨大价格差让外国人能在东台路以极为宽松从容的态度收购。嗅到了商机的日本、欧美及中国港台地区的古董商很快涌来，很快成为东台路最主要的客户。“那时，外国人会把一家店里的东西全部买下来，还有台湾人大批量收购清代名家雕刻的玉牌，经由福建运离大陆。”沈伟媛说。

为了和老外做生意，沈伟媛报名学习新概念英语，她只学口语。“语法什么的，我完全不懂。”她很快悟出了与外国商人交往的法门，直截了当地给出实价，推销和说服也讲究恰到好处，不过度。

沈伟媛苦学英语，“徽章”则在那个时期继续锤炼自己的眼力。“眼力就是行走江湖的一身武功啊!”他嘹亮的声音响起，语气不容辩驳。“徽章”佩服博物馆专家的知识， “我们和那些科班出身的到底不一样。他们好东西还是看得多。”这位14岁出道的古董商是东台路附近一家书店的超级大顾客，他的住所和店铺里堆满了书籍，黄洪明说，书店每个月都会把书送到“徽章”的店里，“有时候他一买就要花上十多万元。”

“东台路上的人原本没读过什么书，这也是时代所致。可是，相比于做其他行当的人，这批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从根子上有着对文化的向往和喜爱。” 曾在东台路开店的袁彭年说。但他们讲究的是实战知识，一切以实用为目的，也要以实践来检验。对有些顶着“专家”名号的人，他们打心眼里不屑一顾。东台路上曾有几个年少气盛的古董商专想办法把赝品卖给某个专家，因为“此人总是号称自己什么都懂，买什么都不会错。其实给他做旧的赝品，还不是照单全收。”有古董商说，“有许多人说得头头是道，可家里藏着一屋子假货不得脱手。这一行看重的，还是实践。”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东台路进入寒冬。大量产自河南、安徽的赝品也在此时大举进入，令低迷的东台路雪上加霜。寒冬中的东台路古董商看不到希望，开始寻觅新的经营场所。2005年末至2006年，因为中福集团总裁徐文强在古玩行业的号召力，闸北小陈、“徽章”等一批古董商进驻中福古玩城。与东台路的露天设施相比，古玩城更舒适、更安全。

沈伟媛则没有离开。但原本如天堂一样的小街渐渐在她心中落了地，成了“可以自由自在舒展身心的地方”。“它喧嚣，有人情味，外国人不就喜欢这样的跳蚤市场嘛?如果没有这样的马路，上海就少了很多不同于其他大城市的味道。”站在东台路边一座斑驳的老洋房前，她流露出感性、文艺的一面。

行规

闸北小陈很少表露情感，也不善于绘声绘色地描述。每每听到要紧处，他就一语带过，或是停下来，很难从他的表情上看出起伏。“他从来不激动的。”袁彭年说。在他看来，这也是一个成功古董商必备的素质——古董的价格弹性较大，老练的对手能从你的脸上看出价格的虚实。

早年，古董商讨价还价用一套暗语，外行人很难听懂。比如一万元会被说成一元或者一百元。一来是提防泄露信息，二来也宣示自己眼界颇高，看轻钱财。两个人讨价还价时，其他人哪怕出价再高也绝不能插嘴。闸北小陈记得，在茶馆谈生意时一旦进入议价程序，买卖双方便会在桌子底下依靠触摸对方的手来交谈。如果旁人搞不清状况胡乱插嘴，遇上脾气大的，直接把茶水浇上去。

闸北小陈常常根据自己的心理价位而不是对方的开价来出价。对于好东西，他的出价甚至比报价还高。如果这件文物转手赚了钱，他还会补一笔钱给当初的卖家。这么仗义的做法让他慢慢有了名气，可以最先看到很多好东西。袁彭年认为，表面上看闸北小陈出手大方是江湖气重，其实是绝顶聪明。“把别人的钱都放在自己口袋里，这并不是精明。”

20岁时，因为一名僧人的建议，闸北小陈穿起了中式服装。此后，除了为儿子婚礼破例，装束从未改变。他遵循传统生活方式，有些侠义的味道，身边聚集着很多徒弟学眼力，学做生意，受他庇荫。他也乐意为徒弟们带路。

闸北小陈在东台路的店铺由4平方米的一间房慢慢发展为三家店铺和一间仓库。帮手也越来越多，包括下岗的兄弟姐妹、多名徒弟以及侄儿外甥。这么多人让他一度不堪重负。“在东台路开店的后阶段，他养了太多人，很多亲戚和徒弟都需要依靠他支撑着。”一位同行说。

徒弟中有的后来独立出去生意兴隆，为他长脸，有曾经暗地里背叛他，也有人沾染赌博恶习欠下大额赌债，要师父帮着偿还。面对这些旁人口中传来的往事，闸北小陈沉默以对。

即便在财务状况不佳的时候，闸北小陈买了假货也不会要求退还。最多在见面时稍稍点破。 “买错了就退，别人会当你是傻子，以后也再不会有好东西给你看了。”闸北小陈说。买错不声张，更不会退货，也曾是行业通则。

1993年，东台路上的一名古董商向同行买了一个清代茶叶末釉瓷瓶，3500元。回家仔细一看，才发现瓷瓶上有一条不易察觉的裂纹，瓷瓶的价格大打折扣。但按照行规，不可能找同行退货，只好自己吃进。于是，他将瓷瓶包好，放进保险箱。保险箱是重要的道具，配合着古董商小心翼翼、依依不舍的神态，传达着文物的价值。1个月后，一位台湾客人以7500元的价格买走了瓷瓶。过了一阵，两人在新虹桥俱乐部偶遇，台湾人嘴上不说什么，脸色却极为阴沉。几个月后再次见面，台湾人的态度又有了大逆转。“一看他笑，我就知道，这家伙一定也把这个瓷瓶卖出去了，而且还赚了不少。”古董商说。在一次次心照不宣中，谬误随着人际关系的连接越传越远，众口铄金，也往往会弄假成真。这就是艺术品行业的模糊与微妙。“所以，很多谜团永远也不会破解。”他说。

袁彭年也思考过老规矩与现代商业规则之间的激烈矛盾。“不能说是骗人，他们只是用知识来与你斗智斗勇。”他们把买错叫作吃药。这个词本身就带着些自我安慰的积极含义。“不给你吃药，病怎么会好?”在他看来，这一行的经验也是在一次次教训中积累出来的。

“古董商们对货源、客源的竞争都挺激烈，只是这种竞争表现得比较文雅。”袁彭年说。文雅意味着一套成熟规范正有效地运作。它们从古老的古玩行中生长出来，在东台路最红火的时候，也正是它坚不可摧的时候。“那时候，行规在法条之上，它已经到达了道德的高度。”袁彭年这样说。

三年前的一次行业论坛中，内地一家知名拍卖公司董事长从法律角度为拍卖行“瑕疵不担保”条款辩护，他说： “法律不能要求个人做办不到的事情。” 即便绝大部分拍卖行都在一定条件下提供了退货服务，可在中国，最终完成退货的案例仍很少见。

特殊规则的确立，源于真假本身的模糊性。有着250年历史的佳士得的拍卖条款中有“真品保证”规定，其中包括数条买家退款所需要的条件。尽管佳士得为东南亚近代、当代艺术以及中国书画提供退款服务，但这几个品类并不在一般意义的“真品保证”之列，因为 “目前学术界不容许对此类别做出确实之说明”。

曾经，国内外古董的巨大价格差让外国人能在东台路以极为宽松从容的态度收购

拆迁中的东台路，仍有许多老外前往捡漏

过去，东台路是老外最爱光顾的市场 （图片来自网络）

重回东台路

坐在佳士得拍场里的”徽章“终于等到了第一件拍品开拍。拍卖师的报价让他悬着的心也跟着一起上上下下。竞争激烈，价格一路飙升，很快突破了他的心理价位，但“虽然很贵，但再不买就更买不到了”的想法，还是让他越过了事先反复确认好的心理价位。“徽章”咬咬牙，拍下了自己心仪的一枚清代扇骨和一个周芷岩刻竹雕笔筒。

佳士得拍卖现场的竞争者们绝大部分来自内地，其中将近一半与“徽章”相识。在过去的八年，佳士得显示出对内地市场的浓烈兴趣。而在进入佳士得拍场前的两天，“徽章”还在香港嘉德买了两件古董。

内地拍卖行业诞生仅24年，可崛起之迅速堪称全球之最。新的人才、新的运作方式、新的规矩重塑了延续千年的行业。那些身手灵活的古董商先后登上了几艘大船，与拍卖行展开合作。他们之间的关系堪称水乳交融，拍卖行的人气和拍品的齐全度需要古董商维系，古董商让拍卖行这些大池子里的水变活。

闸北小陈很早就与拍卖公司接触了。1993年，他的朋友将一方吴昌硕刻的田黄石章委托给上海的一家拍卖公司，经过一番运作，到手2万元。“拍卖行能够提供更周到和专业的服务。”闸北小陈说。可他终究不喜欢那种节奏：“回款很慢，需要半年，我没这个耐心。我以前也并不喜欢拍卖，但现在形势变了。”

承继家中生意的儿子武金龙是拍卖行的坚实拥趸。这个计算机系毕业生常常捧着iPad搜索艺术品信息。他认为专业的拍卖公司意味着更好的平台和更多有实力且懂行的藏家。“上海藏家的很多好东西都会拿到北京拍卖，很多东西私下成交和拍卖行成交的价格差距很大。”

“遇到好的古董就交给拍卖行拍卖。”这是很多古董商的共识。但对习惯于传统交易方式的古董商而言，拍卖业的发达也是一把双刃剑。黄洪明觉得，信息不对称的时代一去不返，许多货主清楚地知道价格，这样一来，古董商们便很难再从民间收购中赚到高额差价。

随之而来的是古玩城的功能也逐渐发生变化，相对平实的艺术品、工艺品成为主流。中福古玩城总经理王佳最近引进了一家水果吧。他觉得古玩城没必要故作严肃和老派，低价和生活化的商品能够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来。在古玩市场不景气的时候，他希望能走走年轻路线，将轻奢元素引入古玩城。在他勾勒的蓝图中，这座位于上海市中心的古玩城应该更明亮、更醒目、更时尚。

闸北小陈在东台路保留了两个铺面，一直经营到市场关闭那一刻。金龙古玩店撤离东台路后，他还经常去看看旧时的铺子，会会老友，吃一碗阳春面，煮上一壶茶。去年，他的侄子与外甥拿到了一笔合计120万元的拆迁补偿款。这个大家庭与东台路的最后一丝地理空间上的联系就此结束。

闸北小陈如今的乐趣是在摆满了红木家具的三套公寓里摩挲自己的藏品。这些都是他多年来经手的好东西，在市场最好的时候也没舍得卖掉。他承认，做古董的人多多少少会有些恋物癖，手里一有钱就要换成物件。

在闸北小陈对未来的叙述中，只有儿子武金龙与藏品。“我不是什么收藏家。手头的东西再放在身边玩几年，今后，儿子要的就留给儿子，其余的总是要交给拍卖公司拍掉的。”

“我们还是要回(东台路)去的。”武金龙则这样说。这个消息灵通的年轻人在网上看到的消息称，开发商对东台路的改造将修旧如旧，建成一条高端版的古玩一条街。第一财经就此询问开发商瑞安地产，该公司称地块开发方案仍在设计中，不能透露更多信息。

沈伟媛记得2015年5月31日东台路市场正式关闭时的场景，好像回到了鼎盛时期，人来人往，摩肩接踵。很多本地人、外国人赶来看它最后一眼。人们知道，过去的10年里，这条古玩街已与古玩没有多大关系。它成了一个被定格在上海旅游指南中的景点，购买仿古旅游纪念品的地方。

无论怎样规划，东台路都不再是闸北小陈、“徽章”、黄洪明和沈伟媛的东台路了。作为行业内的旁观者，王佳说：“那是上海古玩界的黄埔军校。人们所知的东台路其实只是粗线条的。这条路上实在发生了太多故事，诞生了太多人物。”多年激荡中，无数跌宕隐秘的故事在还不为人知的时候就已经面临消散。

这个冬季里的寻常一天，寂寥的东台路街心摆着一张麻将桌，桌边横放着两尊崭新的青铜器。不远处，那座高高的由刘旦宅题写的牌坊藏身于脚手架中，静候着新的时代到来。（本文图片除标注外，均由摄影记者任玉明拍摄）

拆迁后寂寥的东台路

链接：

1987年，浏河路旧工艺品市场在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工商局、公安局等单位的批准下成立，这便是后来蜚声海内外的“东台路古玩市场”。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古玩业全行业公私合营。朵云轩、上海古籍书店、上海文物商店、上海旧货商店、友谊商店等具有一级资质的文物出口公司是上海仅有的合法的文物交易渠道，民间文物交易不属于合法经营的范畴。

但即便是在“文革”时期，民间的文物交易仍不绝如缕。山西路、人民广场、打浦桥、会稽路等地的茶馆、马路、空地等处，都是人们交易的场所。后来，会稽路发展成为具有全国知名度的古玩“鬼市”。东台路距离会稽路不远，那里的一家茶馆也是旧货商们常去交易的地方，附近的花鸟市为买卖古董做了极好的掩护，慢慢地，东台路就在古玩行业聚集了人气。

586米的东台路上常年聚集着200多家店铺，经营瓷器、书画、玉石、文房雅玩、旧家具、邮币卡、古籍碑帖等各类文物。最先来到此处经营的人带有浓厚的草根色彩，他们或是走街串巷的旧货商或是失业者，依靠机遇和勤奋，他们逐渐在市场的摸爬滚打中积累了丰厚经验，成了实战派。

上世纪90年代，东台路的古玩商构成更加多元，有的是收藏世家出身，也有的是学术积累深厚进而下海经商。比如东台路85号的大德堂，其经营者就是民国时期收藏家徐梦华的外孙;来自台湾的翦淞阁主人黄玄龙也曾在东台路开店，如今，他已经成为知名的文玩杂项古董商，与佳士得、嘉德、保利等大型拍卖公司时有合作;还有曾在东台路经营古董的高阿申，后来转向学术研究，成为鉴定家和学者。把东台路比作“收藏界的黄埔军校”，恰如其分。

2015年，东台路市场地块正式拆迁。2016年，商家几乎全部搬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