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3日，日本东京，参加“七五三”节的孩子

这样的例子在浙江话中还有很多。旅日华侨王仁乾曾经为了自学日语，在1884年编写了《无师自通东语录》。这本全中国第一部日语学习工具书，没有一个日文字。它全都用浙江慈城方言注音，“母亲”注音为“哈云”、“妹妹”则用“衣木笃”表示。

几个词发音相同，并不足以让浙江话听起来像日语，更重要的是，它们的音调和节奏也相似。

日语的音调和普通话差别很大，但和浙江话却有些类似。

在普通话里，声调的地位相当重要，比如“同窗”和“同床”，就完全是两个意思了；在这样的语言里，一个字就是一个音节，每个音节都有固定的声调，门就是二声（mén），大就是四声（ dà），无论如何组词、成句，每个字的声调一般不会轻易改变。

但日语却是另一种操作。日语的一个字可能不止一个音节，每一个音节的声调并不固定，而是取决于它在词汇中的位置，重音位置的不同，代表的是不同的词义。

以“hashi”为例，当重音在第一音拍时，这个单词是“箸”（筷子），而当重音在第二个音拍则是“橋”（桥）。

日本，大阪心斋桥商业区

浙江话中也有与日语类似的现象。原因是在于浙江话中有非常复杂的连读变调现象。即在一个词组当中，某个字受到相邻其他字的影响，声调就会改变。比如温州话当中，“飞机师”、“音乐会”后两个字都产生了变调。

再比如，上海吴语中“阳”、“养”、“样”三个字单独念的时候都是一个音，但当把它们组成词，放到句子中后，声调却变得不相同了。

其实很多中国方言里都或多或少存在这种现象，但浙江话中更常见也更复杂。

此外，浙江话中还存在复元音逐渐单元音化的趋势，元音变得越来越简洁。如“甜”这个字的读音，正从“dien”逐渐转变为 “die”，更有少部分地区如温州读成“di”。

这一点与日语也有相似之处。日语只有单元音（あ、い、う、え、お分别对应/a/, /i/, /u/, /e/, /o/），普通话则存在大量复元音如ai、ao、ei，所以日语和普通话听起来并不相似。反而是复元音逐渐弱化的浙江方言，显得更接近日语。

2017年10月30日，日本东京，日本语的店名，中文读起来很有意思

浙江话是一门非常古老的方言，继承了许多中古汉语的语音特点，对外地人而言，听懂浙江话的难度并不亚于听懂一门外语。

对于不精通浙江话也不精通日语的大众而言，很容易产生“相似”的感受。再加上得到几个具体的词汇作为佐证，就算对两种语言丝毫没有了解，也可以轻易下出定论：浙江话听起来很像日语。

于是，听感上的相似带来了很多乌龙：说着纯正温州话的温州人在北京被当成日本人，不明真相的北京群众还热情地称赞“小伙子普通话学得真好”。

日语中的吴音

这么多理据在前，很难用一个“巧合”概括了事。事实上，日语的确与浙江话有渊源。

日语从古代中国引进了汉字，即便后来依然在致力于“去汉字化”，但日常使用中仍然可以看到大量的汉字。

2010年（平成22年）公布的《常用汉字表》共有2136字，构成了日本目前所使用的汉字的基础。

2017年11月6日，日本东京，安倍晋三妻子安倍昭惠与美国梅拉尼娅前往当地一个四年级书法班参观，并且共同书写了日语字“和平”

这么多的汉字，怎么读？日语里有两种读法：音读和训读。训读是指用日语原有的发音，音读则是模仿汉语的读音。比如“青”字的音读是“sei”（せい），而训读则是あお（ao）；“恋”的音读是“ren”（れん），训读是“koi”（こい）。

吴音就是音读中的一种，也是传入日本时间最长的音读，在南北朝时期就进入了日本。

当时的吴音是江南地区的通行语音，因为古代江南属于吴国，所以这种称为吴音。而江南一带是对外交流的重要港口，很自然的，吴音就随同丝绸和瓷器一起漂洋过海，登上了日本的土地。

南京栖霞古寺，据说始建于南北朝

可以说，古代江南最成功的文化输出，就是把吴音传入了日本。1941年的《日本基本汉字》中收录汉字3000个，音读汉字中吴音占了37.8%；到1981年，《常用汉字表》中吴音仍占37.8%。

可惜吴音并没有风光很久，到了隋唐时期，长安、洛阳地区的语言成为了华夏正统，传入日本后被称为“汉音”。日本朝廷大力推崇汉音，而吴音则被认为是地方音，难登大雅之堂。

但就像今天的上海人赶不走硬盘一样，日语也赶不走土包子吴语。日本国史《日本书纪》就用汉音写成，而记录了日本上古神话故事的《古事记》则用吴音记载。

失落的吴音和许多古代文人一样，抱上了佛脚。吴音在佛经中扎下了根。从此，两种语音的分工日渐明确，佛教用语多使用吴音，儒学用语更多使用汉音。

2017年12月12日，日本京都，“日本汉字能力检定协会”在京都市清水寺公布代表今年社会民情及大事件的年度汉字“北”字

公元798年，日本官方诏令记载：“用汉音，读五经，明经之徒从之读十三经也。如诗文杂书，吴汉杂用。佛书仍旧以吴音读焉。”

直到如今，日本的佛经依然在用古汉语音诵读，尤其以吴音为主。日本人若要一心向佛，还要去专门的佛教大学学习如何发音。

佛教用语往往十分稳定，极少发生改变，吴音也就沾了光，至今依然活跃在日本的佛教和文化界里。

在佛经里找到了一线生机的吴音，又得益于日本的岛国优势，极少受到其他语言的影响，保留了中古汉语的发音。这才得以在几千年后，和当代的浙江话产生了奇妙的共鸣。

日语注音的《心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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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音不同命

不过，像又怎么样，浙江话和日语有着完全不同的命运轨迹。

想要听懂日漫和日剧的中国年轻人，开始捧起了《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2015年已经有95万以上的中国人在教育机构里学习日语。

反观吴语，一个曾经有7952万人作为母语的方言，如今却在一步步走向“安乐死”。

吴语爱好者“神样胡桃”绘制了一份“6-20岁能够熟练使用方言人群比例”的图表。根据图上的数据，西南官话区的云贵川渝方言地位牢固不可动摇，比例最高的重庆，青少年熟练使用方言的比例高达97.5%，换言之，普通话推广工作在重庆的效果几乎等于没有。

而与之相比，吴语区的情况则显得触目惊心，情况最好的上海，仅有22.4%的青少年熟练使用方言，而最严重的宁波和苏州，柱状图已经小到放不下一个数字。

在现实中，江浙沪地区吴语的生存空间的确不容乐观。曾经的吴侬软语如今已经被人们抛弃，普通话成为了绝对的主角。

在浙江金华，67%的小学生出生后最先接触、最先学习到的语言是普通话，仅有29%的小学生和39%的初中生对方言的熟练程度高于普通话；有37%的调查者曾经用方言与父母长辈交流，但后来逐渐惯用普通话，与父母交流也改为使用普通话。

这样的变化，自然是因为标准的普通话对个人发展、社会生活更有利。在254名调查者当中，54%的人认为家乡话“非常亲切”，但认为家乡话“非常有用”的仅有27%，而75%的人认为普通话“非常有用”。

不可否认，多年的普通话推广工作浙江成效极高。

1958年时，来到浙江的外地人还需要方言翻译，才能和本地人交谈。下放到浙江黄岩县的青年高傅曾记录：“这里的方言很难懂，大部分通知都只能听懂几句。”

而如今，浙江小学、幼儿园学生的普通话使用率早已高于方言，真正实现了“学好普通话，走遍天下都不怕”。

同样受到普通话挤压的，还有更南边的闽南话和粤语。这两种同样历史悠久的方言，和吴语一样，跌入了使用率的谷底。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以深圳、厦门为主的大城市就以普通话教育为主了，福建城区83%的儿童在交流中主要使用普通话。

一山不能容二虎，普通话强势生长，方言就只能逐渐弱化。公司里禁止说方言、使用方言者或普通话不熟练者轻则罚款，重则开除的新闻屡见不鲜。

各类问答网站、论坛里，“吴语的未来怎样”的话题之下，几乎所有的回帖都持非常悲观的态度。很难想象这样一门方言，曾经是古代红遍南北的热门IP，以至于清朝的北京人都以学吴语为时尚。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