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大争论：私营经济是祸水还是活水？

（1995年——2002年）

这一时期有个新的东西出现，就是社会上广泛流传的万言书。

第一份万言书《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于1995年初在社会上流传。该文说，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变了，阶级关系变了，社会意识变了，执政党也变了。私营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一旦时机成熟，就会把共产党“连锅端”。

第二份万言书出现在1995年夏秋之间，题为《未来一二十年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及主要威胁的初步探讨》。文章提出，苏东剧变之后，中国面临形势严峻。国内由于新的资产阶级形成，和平演变危险大大增加。因此，要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条战线，开展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的阶级斗争。

第三份万言书的题目是《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1996年底问世。该文说，两种改革开放观斗争的焦点，就在于是坚持还是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第四份万言书的题目是《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态和特点》，在1997年初邓小平去世之际流传开来。这份万言书开列了一个很长的“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的名单，还开列了许多“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媒介名单。名单中包括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法学家、作家和理论家，以及许多重要媒介。要求对这些人和媒介采取严厉行动。

这四份万言书，开启了“左”的代表人物发表不同政见的一种形式，造成很大困扰。

1997年5月29日，邓小平逝世后3个多月，江泽民来到中央党校发表讲话。他在谈到学风问题时说：“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这就对万言书作者拿着马克思的条条到处吓唬人的做法提出了批评。江泽民在讲话中还重申了邓小平的一句话：“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就更直接地拒绝了“左”的选择。

这一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明确宣布：“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的观念。

200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更进一步肯定了“资本的活力”，要求放宽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领域，并提出了“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到目前，非国有经济加在一起，创造了中国70％以上的GDP、60％的税收和80％的出口，并且吸纳了将近两亿人就业。这个事实告诉我们，私营经济并不是祸水，而是活水。

第四次大争论：中国的改革是搞对了还是搞错了？

（2004年——党的十七大）

这次争论从2004年“郎咸平旋风”开始，一直延续到党的十七大。

在这次争论中，引起广泛关注的是“四个旋风”、“两个万言书”和“一本书”。

“四个旋风”：第一个是“郎咸平旋风”。从2004年6月起，郎咸平多次指名痛斥一些人借国企改革鲸吞国有资产，引起轰动。第二个是“刘国光旋风”。2005年，老资格经济学家刘国光认为目前西方现代经济学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地位边缘化，并提出了“领导权在谁手里”的问题，还说姓“社”姓“资”的问题是回避不了的。这番言论引起了广泛争议。第三个是“巩献田旋风”。2005年8月，巩献田上书全国人大，指《物权法（草案）》平等保护国家、集体、个人的财产是“违宪”，实质上是要保护一些人利用非法手段侵吞来的财产，结果暂时阻碍了《物权法（草案）》的通过议程。第四个是“张勤德旋风”。张勤德自2004年以来在互联网上多次发表极左文章，点名批判50个著名人士，给他们扣了上百顶耸人听闻的政治帽子，从而引发诸多纠纷，有人准备诉诸法律解决问题。

“两个万言书”：第一个是2005年5月1日，一部分人签名的《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的建议书》。这个建议书，对国务院在年初发布的《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又称“36条”）提出批评。这些签名者说，“36条”违反了宪法第6条“公有制为主体”。他们认为私营经济已经很强了，再鼓励支持不就变成私营经济为主体了吗？第二个是2007年7月山西黑砖窑事件发生之后，一些人签名上书，痛陈两极分化、官员腐败等种种问题，指责改革开放全盘搞错，要求改变“路线错误”，回到毛泽东时代。

一本书是《纪念毛泽东》。这本书公然要求为“文革”平反，为“四人帮”平反，号召干部群众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恢复“以阶级斗争为纲”，并要求没收房地产公司的财产分给穷人，甚至不惜暴力革命。此种倡议，理所当然遭到多数人拒绝。

党的十七大对这些来自“左”的挑战做出了回答，同时也为第四次大争论做出了结论。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的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同时，又强调了必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党的十七大结束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不少措施，如降低公益事业收费门槛、提高企业人员待遇等，着力改善民众生活，解决环境恶化等问题，受到民众好评。有些重大措施如加快经适房、廉租房建设，制定医疗改革方案，建立全民社会保障等还在进一步推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