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是西周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先后辅佐父亲周文王、哥哥周武王和侄子周成王，对周王朝制度体系的建立、国家安全的维护作出了巨大贡献。从夏商到西周，松散的部落、方国，渐渐汇聚到大一统的理念下，这是中国古代史上的重大转折。周公在治理统一的周王朝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治道（国家治理的有效方法）思想，为西周的国家治理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为其后历代封建统治者探索国家治理的良方，提供了宝贵的政治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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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以“仁德”为核心的国家治理理念首先体现在仁爱。武王灭纣建立周朝后，如何处置大量的殷商遗民，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武王问姜太公，姜太公说，如果爱一个人，那就会“兼屋上之乌”，如果憎恨一个人，就会厌恶他的住所，甚至是房屋的墙壁，意思是将敌对的殷人全部杀掉。武王不同意他的看法，便去询问周公。周公说，让百姓居住在自己家中，耕种自己的田地，让他们感到生活与从前一样，同时，亲近有仁德的人。周公仁德治国、分化瓦解的主张深得武王赞同。武王随后对殷商遗民实行仁政，大部分留在故地，部分士和贵族迁往其他地方。

其次体现在惜才。国家治理离不开人才，周公“握发吐哺”的故事，讲的就是他对人才的极为重视。《史记·鲁周公世家》中记述周公是如何待士的：“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士指的是由武士和知识分子构成的精英阶层。周公礼贤下士，只要是贤士来访，即使在洗发或吃饭，也赶快握起长发，放下筷子，毫不迟疑地接见来者。曹操在《短歌行》中说：“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周公重视人才的言行，深得民心。

在国家治理方面，除了有仁爱之心、惜才之举，周公还认为，国君要严以律己，要为自己设限。周公的儿子伯禽要去鲁国上任，他告诫说：“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他要求伯禽不要疏远族人，要依靠他们；不要让大臣埋怨未得到尽其所能的使用；对长期追随自己，且无大过的官员不要放弃他们；不要责备一个人什么都要做好。周公要求给自己提前设限，目的在于尽量避免用人方面的失误。

西周政权，是以宗法为纽带，以亲亲尊尊为原则的分封制。族人是维护政权的中坚力量。因此，周公告诫伯禽不要疏远宗族之人。后来，当统一的文化理念逐渐代替以血缘为核心的亲尊理念之后，任人为贤成为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原则。唯亲和唯贤，是不同时代用人的重要原则。虽然内涵不同，但都强调要依靠中坚力量治理国家，让大家尽其所能，心无旁骛，一心一意为国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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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灭商三年后去世，此刻西周政权，还未完全巩固，成王年仅13岁。周公为稳定政局，主动担当重任，代成王摄政。但遭到其兄管叔的反对，认为这对成王不利。周公先向姜太公和召公姬奭（西周宗室大臣，与周公同辈）表明自己的心迹，他说：“我之所以弗辟（避）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叛）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意即我之所以不避嫌而摄政，是担心天下出现叛周内乱，无法面对三王所建立的基业。姜太公和召公都赞成周公摄政，以防天下大乱。不久，周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和霍叔，以周公篡夺王位为名，串通武庚（纣王的儿子），联合东方旧属国奄（今山东曲阜旧城东）、蒲姑（又作薄姑，今山东博兴东南）及徐夷、淮夷，于周成王元年（约公元前1042年）秋季起兵反制周公。周公受成王之命发兵东征，历时三年。

周军进攻的第一个目标是朝歌（今河南淇县）。周灭商后，武王封武庚（又名禄父）在朝歌祭祀先人，管理殷民，即为邶国。武庚见周公来征，急忙率军抵抗，被周军击溃。武庚败逃后被周军追杀。朝歌以东地区（今郑州一带）是管叔掌管的卫国。周公在攻朝歌时分兵一路直取卫国，打败管叔的武装，杀死管叔。朝歌以西地区（今上蔡县一带）为鄘，由蔡叔掌管。周军攻鄘后，将蔡叔囚禁，同时把追随叛商的霍叔贬为庶民，从而平定了“三监之乱”。原本武王封管叔、蔡叔、霍叔（“三监”）在朝歌周围，让他们监督殷商贵族，但他们自己最后却成了反周的先锋。

其他反叛力量，东部的奄国势力最大。周公采取先弱后强的战略，首先向东南用兵，攻灭九夷，即徐、熊、盈等小国（今苏北、皖北地区）。九夷小国，虽然兵力不多，但它们身处湖泊之地，借助地利战斗力很强，周公征夷，其仗打得比较艰苦。最后周公围攻奄，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占领奄国西、南两边的邻国，迫使奄国投降。接着蒲姑等小国也相继投降，周公东征结束。

周公东征，解决了周初国家安全的隐患，体现了周公守成有为的国家安全战略。周公的守成，从狭义而言，是守成王之业。从历史的角度讲，它奠定了中国守备文化的思想基础。后来历朝历代，强调守成，更多是从广义上讲，即守卫王朝大业，实现国家繁荣与稳定。在守成中，合理使用武力，对实现国家安全具有重大意义。对西周而言，刚刚诞生的新生政权，面临巨大的安全挑战。反叛势力是新旧力量的结合体，他们以反周公摄政为名，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周公把维护国家的安全放在第一位，果断率军东征，通过武力，平定了“三监之乱”，消除了九夷安全隐患，为周王室的稳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体现的是文武结合的安全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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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通过分封制，建立了统一的国家制度，通过德政凝聚民心，实现国家的稳步发展。西周的分封制以宗法制度为基础，而新文化的建设，则要打破血缘的界限，建立统一的思想文化。周公对殷商文化采取虚心学习的态度，并号召周族贵族子弟学习殷商文化和艺术。因此，周公创立的周文化，是以周文化为主体的殷周两族的混合文化，这种混合是继承中的发展。比如在继承商代天命观的同时，周公进一步提出了“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的思想。所谓敬，承认天的客观性、至上性，同时强调人的行为，要符合天性，从而把天与民有机地统一起来，这是对商代天命观的一种修正。

周公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的另一重大贡献是创建礼乐制度。《礼记·乐记》中说：“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周公创建这一制度时，以熟悉的礼和乐为载体传道，使百姓在心中固化西周制度的等级观念，做到一切行为符合规范。同时，又通过乐，使情感相和产生共鸣。不同的礼数与和的精神追求相结合，使整个社会既尊而有序，又和谐相处，这正是周文化中最为宝贵的辩证内核。

为了使周文化成为统一的行为规范，周公东征之后，通过分封，只让微子在宋管理殷民，其他殷地旧民，则分别划归卫、鲁等国管理。而被认为是殷商顽民的，则迁往新建都城成周（今洛阳）。使成周既成为控制中原和东方诸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又成为民族融合的典范。正因为有这些措施作保障，周灭商后的各种分裂行为，失去生存的土壤，一个全新的、民族融合的、全民认同的西周从此产生，周文化在其中扮演了民族团结与进步发展的重要角色。

周公治道，其核心是仁政，礼乐制度是保障整个社会有序、和谐运行的重要条件，强大的军事实力，则是实现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周公在国家治理方面的探索和贡献，将是我们认识中国历代国家治理理念的重要起点。

（作者系原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军事思想与军事历史教研室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