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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22000字）

如果说，新加坡的发现者是英国的航海家莱佛士；那么,新加坡的缔造者便是客家人的后裔李光耀。

一 、“我不要哈里……”

1923年9月16日，是一个平常的日子。热带的阳光一如既往地照耀着这座面积才520平方公里的小岛新加坡。

但是，这又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因为这一天，在新加坡甘榜爪哇路92号的楼里，一个伟大的人物诞生了。这个伟大的人物就是后来新加坡的总理李光耀。

李光耀的出生是那样地平静、安详，没有异光奇彩划过他的住宅，也没有他的母亲蔡认娘怀孕时梦龙梦神的征兆。虽说他 出生时的第一声啼哭是那样洪亮而结实， 那也是一种生理上的反应——总之，他来 到这个世界的一切迹象都表明，他是普通而平凡的芸芸众生之一。

可是，正是这位普通而平凡的人物，后来以他不平凡的政绩，赢得了国际舆论界公认的“小国家的大政治家”的称号。他从1959年新加坡自治时上台执政，到1990 年“让贤”退位，任新加坡总理31年之久。这样长的执政期，不仅在年轻的新加坡，就是在世界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李光耀在位31年，把一个面积只有520平方公里，人口200万，历史不到200年的新加坡岛国，建设成为曾经亚洲“四小龙”之一的繁荣昌盛的花园般的新国家，这又使他出生的那个日子，显得不同凡响。

一百多年前的1819年1月29日星期五的上午，英国的航海家莱佛士抵达了这个“狮子之国”新加坡，他以一位航海家的眼光，发现了这座得天独厚的宝岛；但是，140年以后的1959年，李光耀的政府，却在这个“破落的渔村”上，开始了新的“发现”,经过30多年的努力，使她变成了一座“海上花园”,一个崭新的新加坡共和国。

如果说，新加坡的发现者是英国的航海家莱佛士；那么,新加坡的缔造者便是客家人的后裔李光耀。

李光耀，是新加坡的20世纪的“莱佛士”,这是举世公认的。

“没有李光耀，就不会有今日的新加坡。”——这句国际舆论界的评价，是不过分的。

李光耀是客家人的后裔。

他的祖籍是我国广东省大埔县古野乡唐溪楼下村——如果还要上溯源流，还可以追溯到福建省的上杭，甚至是中国古代的中原地带——既然是“客家人”,其繁衍的脉络和迁徙的走向都是如此。

他是新加坡的第4代客家人。自从他的曾祖父李沐文青年时代，漂洋过海，到单马锡(新加坡旧称)做了 “番客”后，就在那里落地生根，经历了他祖父李云龙，父亲李进坤3代人，到他出生已经是第4代了。

这位第4代人一出生，就给这个家庭带来了一片喜气，他父亲给取了个响当当的名字“光耀”,寄予了莫大的希望。

后来，他的祖父李云龙，又给他取了一个洋名字——哈里 (Hary), 为的是日后在新加坡好混口饭吃。但是到了李光耀8岁那年，祖父通过上司的关系，把他送到直落古楼英文学校去上学时，李光耀却坚决不肯要“哈里”这个洋名字。祖父的坚持，把他急得哭了起来。他大声地抗议：“不，不……我不要哈里……我是李——光——耀!”

祖父看到心爱的长房长孙这么伤心，也只好迁就了他。从此。李光耀便和“哈里”这个洋名字彻底地“拜拜”了。

后来，李光耀由于学业上成绩突出，获得了奖学金。被保送进入了以莱佛士的名字命名的莱佛士学院深造。

在莱佛士学院，李光耀是一位全面发展的学生，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而且还是文娱、体育活动的尖子。在当时，他不但会中文、英文，而且还会马来文。在一次演讲比赛时，他竟用马来文发表他的长篇演说，博得了满堂的掌声。当然，那次演讲不仅仅是他运用了马来文，更主要的是他的演讲的内容。

他演讲的题目是《人生：为真理而生活》。他的结束语是这样的：

勇于追求真理是人生的天职。真理最伟大的朋友是时间，最大的敌人是偏见，永恒的伴侣是谦虚。同学们，让我们为真理而生活，在漫漫人生征途上，永远追求真理，探索真理，奉献真理吧!

这次演讲，第一次显示了李光耀作为一个未来政治家的口才、胸怀和人格，为此，莱佛士学院评奖委员会授予他比赛特等奖的荣誉，这是当之无愧的。李光耀因此受到了贝拉顿院长的破例接见。

在莱佛士学院三年级时，身为班长的李光耀组织了一次文艺晚会。在会上，他别开生面地唱起客家山歌，把这次晚会推向了高潮，表现了一位客家后裔对乡情和传统文化的认同，这是难能可贵的。

1939年，16岁的李光耀以优异的成绩从莱佛士学院毕业了。老师在他的成绩单上，写下了这样的评语：

他很能在社会上出人头地

老师的预见当时是试探性的，但几年以后却成了事实。

这时，他最大的愿望是去英国的剑桥大学深造，他仿佛看到那座古老的“英国大学城”正向他敞开着大门。

但是，1939年9月1日，欧洲大陆德、波边境上一声罪恶的炮声，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也粉碎了他那剑桥之行的好梦。接踵而来的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1941年12月8日，日本帝国主义在珍珠港的得手，再一次把他和风雨飘摇的新加坡，推入了苦难的深渊。

1942年2月15日，日军占领了新加坡，李光耀也不幸落入了侵略者的魔掌。

死神，在他的头上盘旋……

二、第4代客家人的骄傲

新加坡沦陷之后，日本侵略军在岛上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李光耀也上了“黑名单”,属于捕杀的对象。

一天，他家的大门被几个日本兵砸开了，他也被抓了去，和一大群“危险分子”关押在一起，准备用卡车送往刑场。

正在这时，李光耀突然心生一计，他走到一个日本鬼子跟前，一边递烟，一边说：“我忘了带衣服来，请允许我回去拿几件衣服，几分钟就回来。”

这位日本鬼子一边点烟， 一边打量着这位彬彬有礼 的小青年，心中竟产生了一种好感，居然答应了李光耀的要求。

这真是意想不到的结果，李光耀一见他答应了，立即离开了这个鬼门关。穿过小胡同之后，并没有真的回家去拿衣服，而是跑到北部的深山密林中躲了起来。他在山林中躲了几天几夜，靠山上的野果充饥，山泉解渴，最后和寻到这里来的父亲相遇了。

这时，日本鬼子已经停止了屠杀，李光耀就这样侥地死里逃生了。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进了日本人的新闻机关，在日本人办的《昭南日报》社当日文翻译。

李光耀本来不想当这个“汉奸”。但是，他一方面为了自身的安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了解当时整个战局的情况，考虑再三，他还是去了。顺利地通过了简单的考试，他就被录用了。从此，他便在日本人的新闻机关，公开地收听盟军的广播，使他对当时的整个战局了如指掌。

1945年5月8日，他终于听到了令他振奋的消息，德国无条件地投降了!他知道日本鬼子的末日不远了。

这时，他便离开这家新闻机关，到马来西亚的金马山区的亲戚家去了。他在那里一边等待日本人灭亡的消息，一边复习功课，准备战争一结束就去考大学。

这一年的9月2日，日本政府的代表终于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了。李光耀一听到这个消息，就立即回到了新加坡，进了莱佛士高等学院，在这里一边读书，一边等待英国方面开学的消息。

在这所高等学院里，李光耀和他后来的夫人柯玉珠正式相识。以后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时局，展望未来，并共同约定都去英国的剑桥大学法律系深造，将来学成归来后，为人民谋利益。

他们这种人生的展望，后来都如愿以偿了。

1946年的9月，李光耀在母亲蔡认娘的帮助下，意外地搭上了英国皇家海军的“不列颠里亚”号军舰去了英国，终于踏上了他向往已久的大不列颠国土。不过，他到了英国之后，一开始并没有进入剑桥大学，而是通过考试被伦敦大学录取了。后来，在学监W.S.撒切尔先生的 极力推荐下， 一个学期之后，他终于如愿以偿，跨进了剑 桥大学的大门，成为这所举世闻名的“英国大学城”的一名学生。

在剑桥大学的4年中，李光耀勤奋地攻读法科，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终于使他成为剑桥第一流的高材生，获得了带有星标的“双优”学位。

李光耀的这一切，终于使他为遥远的新加坡和他的家族争得了荣誉，使他成为第4代客家人的骄傲。更重要的是，他在这里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结识了一批马来亚来此留学的精英，尤其是同从马六甲来的吴庆瑞和从霹雳州来的杜进才的亲密交往，为他后来的事业，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同路人。

同时，他在这里继续加深和撒切尔的交往，使他获 匪浅；并很快地同拉赫曼·拉扎克亲王取得了联系，正式参加了让他一展才华、步入政坛的“马来亚论坛”。他经常利用“马来亚论坛”这块阵地，运用他雄辩的口才，为后来的新加坡独立事业摇旗呐喊，大声疾呼。这样，为他后来的成功做了有力的铺垫。

他经常在讲台上大声呼吁：

目前的政治形势正在迅速变化中。殖民主在财富和权力方面有着莫名其妙的矛盾，无论我们做不做什么,它总是要结束的。 ……只有在我们来 亚同胞之中灌输一种合作精神和政治独立主张，泛 马来亚政党才能真正存在，马来亚人的领导才会出现。我们必须打破马来亚人昏昏沉沉的气氛，牢牢地记住我们面临的问题的迫切性。我们必须破除那 种迷信，认为我们不如欧洲人，而且永远不如欧洲人……

——就像当年在莱佛士学院的讲坛上一样，李光耀的这种精辟的见解和充满信心的鼓动，常常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打断。这时，他已经以他的雄才大略，为他后来作为一个大政治家，作为一个国家的执政人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剑桥大学的4年当中，李光耀除了为后来事业的 成功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他后来幸福的婚姻和美满的家庭，开创了一条铺满玫瑰的坦途。

在他来到剑桥不久，柯玉珠这位莱佛士高等学院的 “双优”才女，也来到了这所仰慕已久的最高学府，并投入了她未来的丈夫——李光耀的怀抱。

柯玉珠虽然在年龄上比李光耀大3岁，但是，这并没有成为这一对天之骄子情感上的障碍。他们在这座古老而充满活力的校园里，常常以“导生会”的形式你“攻” 我“守”,切蹉学艺，交流情感，在知识的海洋里并肩畅游，在爱情的天空中比翼齐飞。

1950年夏天，这对热恋中的情侣，以优异的学业从剑桥大学毕业，双双获得荣誉法学士学位。在荣誉生的名单上，李光耀名列榜首，独占鳌头，让英国学生也甘拜下风。

1950年8月，他们来到伦敦机场，乘飞机返回阔别数载的新加坡。大英帝国在远东的这块殖民地，随着这对情侣的学成归来，将揭开一页崭新的历史。

三、从律师到秘书长

新加坡一条繁华热闹的大街上，某一天，突然挂出 一块分别用马来文、英文和华文写的招牌——李光耀律师事务所。一行大字金光闪闪，引人注目。而室内的陈设，则既简朴而又庄重。写字台、大书橱和长木凳，全都是黑漆油刷得黑洞洞的，给人一种铁面无私，毫不苟且的庄严肃穆之感。

这就是李光耀回新加坡以后，开创的第一项事业。他和柯玉珠回新加坡不久，就于公元1950年9月30日喜结良缘。夫妻双双开办了这家律师事务所，运用自己学得的知识，为贫苦的老百姓争回一部分正义和公道。

当时的新加坡，仍然是马来亚的一部分，由英国殖民当局统治。在这种政治局面下当一名律师，难度是很大的。 但是，由于李光耀精通各种法律，又懂得多种语言，并且能言善辩，口才超群，加上又有一种客家人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所以找他帮忙打官司的越来越多。由此，他也渐渐地有了名气，“李光耀律师事务所”真的成了一块金字招牌。同时，他的收入也颇为可观，真正是名利双收。

但是，李光耀这时看重的，倒不是金钱，而是他的影响和知名度，是一种讨回公道与正义的信念和勇气。所以，即使是一些油水不多甚至是没有报酬而风险又大的官司，他都敢接，敢上，且一打到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其中最有影响的一次，就是充当马来亚邮电工会的法律顾问和英国殖民当局进行斗争，从而让他名声大振。

1952年，马来亚的邮电工人，由于对当局的不满举行总罢工。罢工浪潮来势迅猛，急需求得法律上的支持。这时，李光耀凭借他得天独厚的条件和正式律师的身份，当仁不让地接受了邮电工会的聘请，担任他们的法律顾问。

在同英殖民当局进行斗争的日日夜夜，李光耀 始终站在工人的立场上，同情他们的遭遇，支持他们的行动，为他们出谋献策，同当局在谈判桌上进行面对面的斗争。

由于工人的团结和坚持，加上李光耀的策划和支持，罢工斗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李光耀从此便声名远扬，许多进步团体和工会都慕名而来，纷纷登门聘请他去当法律顾问。对于这些人的邀请，李光耀几乎是不计报酬，不讲条件，有求必应，来者不拒。结果，让自己成了100多个工会团体的法律顾问。这不仅使他赢得了马来亚广大民众的信任和尊重，也为自己后来走上政坛一显 身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打官司找李光耀去!”——李光耀几乎成了当时的一种法律的依靠和正义的化身。

对于这样的“大官司”,李光耀是这样的全力以赴，而对于一些平头百姓的小官司，李光耀同样是竭尽全力，为这些小人物鸣冤叫屈，伸张正义，讨回公道。

当时，有一位来自诗巫山区的伐木工刘仙源，由于他误砍了森林保护区的几棵树木，被当地殖民政府告上法庭，并扬言要判以重刑，以维护森林保护法规的权威。

这时，刘仙源含泪找上门来了。刚好这时事务所内积案如山，许多职员都建议不予受理。其理由当然是案子太小，油水不大；加上是违背林法，没有多少辩护的余地。说不定一朝败诉，阴沟里翻了大船，得不偿失。

但是，李光耀不是这么看的，他义正辞严地对他们 说：“我们开办律师事务所的目的，就是为公众打官司。 我希望大家珍惜律师的头衔，在新加坡树立一个公正、无私、致力于维护民众合法权益的形象…… ”

李光耀的话让这些雇员深明大义，一改初衷，都争着要去接手这桩官司。但是李光耀决定自己亲自去办这件案子。他认为这案子虽小，但涉及面却很广，平民百姓直接与官家对抗，一定要打出老百姓的威风。

于是，他便“小案大办”,亲自深入诗巫山区了解案情。通过对案情的了解，他已成竹在胸，胜券在握了。

这的确是一桩不同凡响的官司，虽是小事一桩，但没有回天之力，是难挽狂澜的。在法庭中，李光耀抓住原告诉状中的“故意”一词，引经据典，旁征博引，纵横捭阖，终于有理有利有节地把对方驳斥得体无完肤。

通过整整7天的唇枪舌剑，李光耀终于为这位平头百姓刘诗源伸张了正义，讨回了公道。案子在预料之中结束了。当刘诗源送来一万功币(新加坡币)的“红包”以示感谢时，李光耀又严厉地拒绝了。他说：“我求求你不要违犯我们律师事务所的所规，额外的钱，一毛也不能收。不然，以后我们就不受理你们的事情了。”

刘诗源感激得热泪盈眶，拉着李光耀的手，哽咽着，颤抖着嘴唇说：“盘古开天，你是第一大好人!”

李光耀从诗巫山区一回来，就和他在剑桥大学时的同学吴庆瑞、杜进才以及贝思、拉贾拉南几位朋友，着手筹备成立新加坡人民行动党。

在当时，英国殖民者在新加坡宣布实行《紧急状态法令》,宣告马来亚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共产党已转入地下活动。这样危急的局势，让新加坡的“宪制竞技场”产生了真空，为他们组建新党创造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于是他们便抓住这一机遇，当机立断，着手成立一个新的政党——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以此来号召人民群众，组成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向英殖民者展开争取独立的夺权斗争。

通过一阵紧锣密鼓的筹备组织工作，1954年11月21日，在新加坡维多利亚纪念楼上，人民行动党正式宣告成立。1500多名各界人士、工会领袖和著名学者出席了大会。来自马来亚的两位政界高级首脑——东姑·拉赫曼亲王和总督陈祯禄爵士，也亲自到会祝贺。

在这次成立大会上，宣读了《人民行动党宣言》。

宣言指出：人民行动党的宗旨就是不使用武力而获得民族独立和民族自由，“准备同真正关心我们国家获得真正独立的其他政党合作”。

人民行动党的成立大会，是1948年以来最大的一 次政治性群众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李光耀当选为人民行动党的秘书长，他发表了重要的讲话。

从此，这位享有盛名的大律师，便开始正式步入政坛，为新加坡的独立和繁荣进行不懈的斗争。

四、李光耀不是“鸭子”

1955年4月，当时的新加坡总督罗伯特·布莱克下令举行“部分民选政府”的首次选举。

成立才5个月的年轻的政党——人民行动党，经过 慎重的考虑，决定派出李光耀、林清祥、吴秋泉、蒂凡那参加竞选立法议会议员。

竞选在1955年4月2日举行，提名日期都是在2 月28日，竟选宣传期长达一个月之久。其实，非正式宜传期在新加坡立法议会正式解散的2月5日就开始了。

参加竞选的李光耀虽然是参加他的老家所在地的丹绒巴葛区的竟选，他虽然旱就是大名鼎鼎的律师，在该地区有广泛的影响，当选是稳操胜券的。但是，他毕竟是第一次参加竞选，为了稳妥起见，他在提名前的2月26 日，用中文写了一篇《告选民书》。

李光耀的这篇《告选民书》一问世就非同凡响。结果在此次大选中得票6029票，远远超过了彼得林的 908票和蓝天的760票而当选。而其他几位人民行动党的候选人也都全部当选。

这样，年轻的人民行动党，便崭露头角，成为新加坡立法议会中的反对党。李光耀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反对党的领袖，以他的言行，影响着新加坡的政局。

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以他旺盛的斗志和良好的声 誉，不断地争取群众，积蓄力量，结果在1959年自治大 选中一举夺魁，成为新加坡的执政党之一。李光耀也因此当选为新加坡的第一任总理。

但李光耀走向总理办公室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当时的新加坡正是处于一个政局动荡、风云变幻的时代。李光耀为了实现当年在剑桥大学的宏愿，他已经投身于这个“塞过来的”政治斗争之中了。他把声誉日隆的律师事务所全部托付给了他的妻子柯玉珠和他的弟弟李金耀，自己几乎完全没有精力去顾及这些了。他知道英国人是不会自动交出对新加坡的统治权的，唯一的出路，只有联合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和共产党人、民族主义者并肩战斗，完成民族独立、国家自主的历史使命。因此，他便积极领导人民行动党同其他的党派结成反对殖民主义的联合阵线，共同战斗。

但是，随着李光耀工作的开展和大选的到来，来自各方面的攻击也越来越多。后来，这些攻击慢慢地升级，甚至变成了对人民行动党的诽谤和对李光耀的人身攻击。

当时，外界的反对派在说什么行动党与共产党“同流合污”,新加坡很快将出现“流血暴动”,然后全部实行“人民公社化”等等，搞得人心惶惶。国外的新闻界和政治家也加入了这一行列，认为李光耀是在冒险。

澳大利亚有一位记者说：“李光耀走起路来像只鸭子。他叫起来像只鸭子。他是一鸭子。”在这里，“鸭子”一词，原文是“duck”, 也可以翻译为“无用的人”。

然而，李光耀并不是一只“鸭子”——

1958年，在新加坡人民的强大压力下，英殖民当局被迫核准《新加坡自治方案》,同意新加坡通过1959 年的大选，从半自治状态变为全自治。但是，英国人却要保留在新加坡的国防、外交、修宪和颁布《紧急状态法令》的大权。

面对这种新的形势，李光耀又开展了一场“斩尾巴”的斗争，他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新加坡的完全的民族独立和自立，把所有的权力从殖民者手中夺过来。

1959年5月30日，依据新宪制，立法议会大选投票开始了，林有福的傀儡政府已失去了人民的支持，斗争形势急转直下，人民行动党派出50名候选人，参加全新加坡51个选区的竞选。新加坡公民，第一次运用他们手中的权利，履行他们神圣的义务，进行他们民族前途的大抉择。

这次大选，全新加坡587,797名选民中，就有524,420人参加了投票。他们把53.4%的选票投给了人民行动党。人民行动党大获全胜，赢得了51个议席中的43个议席。其余的 8个议席分别由人民联盟、华巫和独立人士瓜分了。参加竞选的13个政党，除这3个获得议席的政党外，其余的10个政党“全军覆没”。

6月3日，新加坡新宪法生效。

6月5日，新加坡第一届自治政府宣誓就职。在大选结束以后，林有福就辞去了首席部长职务，新加坡总督威廉·古德爵士请李光耀担任新加坡总理，组成新政府。这天一大早，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新任总理李光耀，自己驾着小车到政府大厦上班。他手握着方向盘，向围着采访的记者宣布新政府的组成名单。

李光耀和他的部长们走进了政府大厦，原总督、现任国家元首威廉·古德爵士为他们的就职宣誓作证。

一个新的政府就这样诞生了。从此，新加坡开始了她新的一页。

这一年，李光耀35岁。

五、愤然辞职病倒在床

李光耀上台之后，首先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冒着极大的风险，释放了在1956 年和1957年发生普遍罢工和暴动风潮时，被英国殖民者逮捕的8名人民行动党人。

这一决定，当时遭到很多人的反对，李光耀却果断地决定全部释放，他在内阁成员会议上风趣地说，放虎归山也好嘛，有利于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李光耀的这种大政治家的气度，终于让大家形成了共识。

当时，这8个人都曾书面保证他们效忠于新政府。因此，李光耀不仅释放了他们，还把其中的林清祥、方水双、蒂凡那和兀哈尔4人委任为内阁部长的政治秘书，把普都查里委任为工业促进局经理。

不过，后来这些人有的却真的如归山之虎，变本加厉，成了新政府的反对派，给李光耀事业带来了许多麻烦。

另外，在他执政的第一年里，他以卓越的眼光，通过内阁任命了新加坡第一位总统。这位总统是一位立宪总统，不是经过选举产生的，但必须接受内阁总理的意见。

12月3日这一天，新加坡第一任马来人国家元首优素福·宾·伊沙克总统就职。这为稳定新加坡多元种族和睦相处的局面，建立多元种族共存的社会，迈出了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大步。

与此同时，内阁还制定了新加坡的国徽、国族和国歌，象征性地表达了人民的希望和理想，标志着英国和其他外国人在新加坡的统治历史已经结束了。李光耀提议在国家元首宣誓就职后，举行“效忠周”活动，灌输多元种族共存意识，为建设一个崭新的新加坡而奋斗。

上台伊始，李光耀就依据新宪法，重新组织工会大会，确定团结的方针和稳定的领导。政府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扫黄”运动，封闭了许多有自动唱机的娱乐场所和弹子房。严禁跳脱衣舞，作为实施“消除色情”文化及一切妨碍新型、健康的社会和文化成长活动“政策” 的第一步。并花大力气整顿社会治安，拘捕了数以百计的秘密会党歹徒及不法分子。为巩固新的政权铺平了道路 。

12月3日清晨，政府大厦的广场上人山人海，各界民众参加效忠大游行。鲜艳的新加坡国旗升向空中，国歌《玛朱拉，新加坡拉》的旋律震撼人心。隆隆的礼炮声，震撼着沉睡了140年的狮城，也激荡着150万新加坡人民的心。

一个崭新的新加坡共和国诞生了。

“效忠周”活动到12月9日才宣告结束。李光耀的办公室里，摆满了英国首相麦克米兰、印度总理尼赫鲁、巴基斯坦外交部长瓜蒂尔等各国政府首脑的贺电。

李光耀，以他政治家的雄才大略，缔造了一个年轻的共和国。

经济建设的成败，将关系到他的政府存亡，这是李光耀上台之后，就敏感地意识到的一件大事。

上台以后，他立即与国家发展部部长王永元、财政部部长吴庆瑞等人，着手经济发展计划的准备工作，并通过一项法令，授予政府发行1亿元“发展公债”的权力。

吴庆瑞是新加坡第一流的经济学家，对经济工作造诣很深。他两度到英国深造，1956年在伦敦大学获得经济哲学博士学位。回新加坡后，多次为李光耀面临的财经问题排忧解难。他认为新加坡的“出路就是工业化”, 他为新政府拟订了五年经济建设计划，成立经济发展 局，主张开辟裕廊工业区，通过税收筹集国家资金兴办 制造业，鼓励外商投资办厂；同时，他提议制定了《新兴工业法令》和《工业扩展法令》。吴庆瑞的这一系列的措施和建议，为新加坡的经济腾飞，描绘了一幅壮丽的蓝图。

在财政方面，李光耀又主张深挖潜力，像瑞士的银行家那样，把新加坡推向国际金融中心。

一个经济腾飞的新加坡，正在落后的泥潭中崛起。

李光耀上台之后，还把新加坡的发展，引向另一条轨道，那就是和马来亚合并。他认为这是新加坡最后彻底摆脱殖民束缚的唯一选择。为此，他付出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同时，也使他的政治生涯跌宕不平。

他就职不到一周，就率领政府代表团去吉隆坡访问，拜访他已离职的老朋友拉赫曼亲王，并看望马来亚的现任总理拉扎克，想寻找一条合并的途径。

李光耀的这次访问是成功的，他满载而归。

在1959年9月16日他生日的那一天，他进一步向记者阐明了他的观点。他认为“共产主义威胁”的论调是不成立的，真正的威胁来自种族集团主义。

但是，还有另一种“威胁”正在悄悄的降临——那就是来自人民行动党内部的斗争。当1960年李光耀从印度尼西亚访问归来之后，党内的斗争便开始明朗化了。

首先是国家发展部部长王永元站出来发难。他提 出“十六点议案”,在6月间的人民行动党大会上，从根本上攻击政府的施政纲领。6月底，王永元被开除出党。

“王永元事件”以后，林清祥等人又出尔反尔，公开背叛当时立下的誓言，和王永元勾结在一起同流合污，向人民行动党进攻。

在1960 年8月3日的议会上，李光耀发表长篇演说，宣读了当年林清祥等人释放时写的“效忠信”,指出他们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

1961年，在政府的两次补缺选举中，人民行动党接连受挫，林清祥站出来反对新加坡与马来亚合并，得到 了内务部政务次长李绍祖的支持。在这危急的时刻，李光耀愤然向人民行动党主席林进才辞去内阁总理的职务，病倒在床。

新加坡的政局处于剧烈的动荡之中。

六、口袋里的左轮手枪

李光耀和林清祥集团争论的焦点，就是新加坡与马来亚是不是合并。

李光耀复出之后，人民行动党作出了决定，把林清祥集团清除出党，并有14个支部书记停职反省。李在充满团结和信任的气氛中，作了《当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

把新加坡合并到马来亚，这是全民族的最高利益，也是我们为之奋斗的争取民族独立伟大斗争的壮丽事业。 ……那些反对合并的人，居心不良，他们 妄图搞乱新加坡，进而乱中夺权，建立他们的苏维埃”……

但反对派人士和反政府势力，为了搞垮政府而实施种种阴谋。8月13日，他们召集人民行动党的13名变节分 子，组成“社会主义阵线”,主席李绍祖，秘书长林清样。该组织作为一个政党获得合法登记。

这样，“社阵”便成了人民行动党的一个公开的威 胁。但是，李光耀不为反政府势力的攻击所动摇，坚决推进合并工作。

1962年，是新加坡“作出决定”的一年，也是澄清是非把问题交给人民检验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反动势力通过国际间的渗透，妄图利用国外的力量，对李光耀施加压力。这时的新加坡内阁，还没有外交部的编制，无法通过外交途径与外部沟通。为了减少外部压力，争取 外商的投资，李光耀决定亲自出马，去国外游说，以挽回林清祥集团造成的不良影响。

1962年5月1日，李光耀乘飞机飞往南斯拉夫，会见铁托总统，向他介绍了新加坡的真相，取得了圆满的成功。紧接着，“社阵”又把新加坡的内政直接捅到国际舞台，向联合国关于殖民主义特别委员会请愿。

7月26 日，“社阵”主席李绍祖在纽约向联合国提出控告。李光耀又亲自出席会议，为新加坡辩解，把他们批驳得体无完肤。李绍祖的控告失败，联合国并没有派观察员到新加坡“观察”。

这时，新加坡政府决定按照李光耀的设想，在全国进行公民投票表决。这可是背水一战，但是，9月1日的公民投票结果表明，71%以上的票数赞成“合并”,25%弃权。

投票的胜利，对反动势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时，林清祥等人便狗急跳墙，准备进行武装叛乱，企图使新加坡政府在军事行动和社会混乱中崩溃。

12月8日，文莱武装叛乱终于发生了，但在数天之 内便受到了控制。文莱人民党头目、武装叛乱的策划者之一阿扎哈里立即逃亡马尼拉，结果又引起了印度尼西亚和马来亚的纠纷。

1962年对新加坡政府来说真是一个“多事之秋”,但这一年却决定了未来的合并体马来西亚的命运——

马来西亚联邦将于1963年8月成立。这无疑是人民行动党的一大胜利。

但是，马来西亚并没有在1963年8月31日如期成立。1963年的形势更加严峻。

文莱叛乱后的几个月，由新加坡、马来亚和英国代表组成内部治安委员会，采取果断行动，依法逮捕了参与叛乱的林清祥及其同伙。根据这些叛乱分子的交代表明，他们叛乱的目的，就是要阻止马来西亚的成立。这让新加坡政府内部的许多人都猛醒过来，说明任何低估反动势力的破坏力都是错误的。

马来西亚能否成立，已经成为一个焦点问题了。

5月24日，李光耀在新加坡全国记者协会上指出：马来西亚必然会成立，但是作为一个经济和政治单位，没有哪一个人敢说马来西亚必然会成功，这都得有赖于全体马来西亚的人民和领导人去努力，去争取。他在这次大会上列出了四项“先决条件”说明其成功的可能。

经过多方面的努力，马来西亚的成立在原则上已达成协议，但在财政问题上，又展开了激烈的讨价还价。最后还是达成了协议。

7月8日11时半，马来亚的总理拉赫曼和李光耀以及沙巴、沙捞越的代表都在马来西亚协定上签了字，一个新的政体即将临盆了。

但是，反政府势力还要作最后的孤注一掷，他们巧妙地变换手法，利用日本人的血债问题，煽动人民反对李光耀，阻挠马来西亚的成立。于是，便导演出了8月25日晚上，政府大厦广场上那惊心动魄的一幕。

8月25日晚上9时许，广场上已聚集了大量的人群。反动势力利用日本人的血债问题，引爆了一场群众性的大争论。他们暗中煽动这场争论升级，企图趁火打劫。

在这关键的时刻，李光耀把一支左轮手枪放进了口袋里，冒着被暗杀的危险毅然走出了国会大厦，走到广场上的暴怒的群众中去。他要从反政府势力的手中，夺回这场争论的主动权。

李光耀来到广场上，他昂首阔步地走到人群中，对着麦克风进行了有力的演说。他以自己当年从日本人手中死里逃生的经历，镇住了大家的情绪；又以亲眼目 的事实，揭露了当年日本帝国主义残杀无辜的滔天罪行，使许多人当场抽泣。暴怒的人群冷静下来了，并慢慢 地散去。一场一触即发的暴乱，终于在李光耀的声音中化解了，变成马来西亚的催生剂。

不知是拉赫曼亲王的有意还是历史的偶合，一个新的政体——马来西亚就在1963年9月16日——李光耀的40岁的生日的那一天正式成立了。

李光耀多年的愿望，多年的奋斗终于在这一天变成了现实。

而在9月21日的大选中，人民行动党通过与 “社阵”的公开较量，又大获全胜，在51个席位中赢得了37个席位。

大选的胜利，又一次提高了人民行动党的威信，巩固了李光耀的内阁政府。

1963年12月21日，李光耀在马来西亚联邦议会上第一次发言。他风趣地说：“我不是作为一个新加坡人，而是作为一个马来西亚人来发言的 …… ”

李光耀的风趣和幽默，让气氛刻板的议会厅，爆发出阵阵笑声。

李光耀又一次成功了。

但是，这一次的成功既来得那么艰难，又“成功”得那么短暂——1965年的“新马决裂”让李光耀竟是那样的伤心不已。

七、新加坡不相信眼泪

正如李光耀在1964年的《新年献词》中指出的那样—

1963年可以作为我们生活中最为多事之年而载入史册。要是马来西亚在1957年马来亚刚宣布独立时，而不是在1963年成立的话，那么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国家出现， 一定会受到世界的欢迎，包括“我们的近邻们”在内。但是，在7年以后，情况变化了，马来西亚的邻国妒忌它的领土完整和经济成就，而这是它们自己所一直向往的 。

为了消除这种“妒忌”和所谓“新殖民主义的路线”的论调，争取在国际舞台上立于不败之地，新年伊始，李光耀就开始了他频繁的外事活动和国际交往。他代表马来西亚政府，率领一个代表团到非洲17个国家进行访问。这个代表团是由于马来西亚联邦的成立，而取得独立的新加坡、沙巴和沙捞越三个前英国殖民地代表组成的。

李光耀这次率团出访的目的，是想向这些非洲国家说明，马来西亚的组成不是新殖民主义的阴谋，而是民族主义的独立、自由和主权的胜利，

但是，多灾多难的马来西亚上空又出现了乌云。

3月间，人民行动党派出11名代表，作为一个非种族集团的马来西亚政党，象征性地参加了马来西亚的议会选举，结果仅一名当选，其余的全部落选。人们误解了人民行动党参加竞选的动机。与此同时，马来族极端分子挑起了一连申的种族集体骚动，在新加坡的马来民族统一机构也趁机兴风作浪，想报在1963年的大选中，败给人民行动党的一箭之仇。

该党的秘书长在新加坡宣称：“有足够证据把李光耀送进 监狱，因为他压迫和镇压马来人。”他穷凶极恶地说，“马来人将要把民主扔在一旁，开始用拳头教训人民行动党"。

面对这种公开的挑衅和分裂，李光耀进行了有力的反击。他一方面发表声明，一方面致电拉赫曼亲王，申明了人民行动党参加竞选的目的，并祝贺拉赫曼亲王的当选。

在5月21日吉隆坡的新马来西亚议会第一次会议上，李光耀又发表了长篇演说，阐明了他的观点、政见和马来西亚的未来。李光耀及他的党虽然在马来西亚竞选中失败，但他的电文和演讲却在东南亚乃至全世界产生了良好的反响。被国际舆论界称之为具有政治家风度的伟大人物。

但是，李光耀所做的这一切，并没有遏制马来极端分子分裂的阴谋。《马来先锋报》继续鼓吹种族主义情绪，而且将这种情绪煽动到一触即发的地步。终于在1964年7月21日那天，新加坡发生了严重的种族冲突事件，当场22人死亡，467人受伤。这一天，正是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诞生的日子。

当天晚上，李光耀通过广播和电视大声疾呼，立即停止这种“愚蠢的行动”。

新加坡骚乱时，拉赫曼亲王正在美国访问。回国后便到新加坡进行了访问。他对这次骚乱深表痛心，希望今后不会悲剧重演。

但是，仅离亲王的访问不到20天的9月2日，新加坡再一次发生骚乱，死亡12人，受伤109人。在这两次件中，受伤害者几乎全是华人和马来人。

这次骚乱时，李光耀正在欧洲访问，他以人民行动党秘书长的身份，借助西方国际论坛，发表了自己的政见。

回国后，在11月22日的人民行动党成立10周年的庆祝大会上，李光耀再次号召人民行动党孤立那些分裂马来西亚的“敌人”,建立“一个更平等、更公正的社会"。

后来，他又借助各种机会,与这些制造分裂和的种族极端主义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

1965年,李光耀继续投入到这场政治斗争中。他运用自己高超的斗争艺术，几乎扭转了 过年中人民行动党的被动局面。这一年，人民行动来西亚所有反对党联合成立了“马来西亚团结构”。这一机构的成立,让李光耀争取了大多数群众持。他发起的一场“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运动”,但是，这种有利的发展，只不过是最后分裂前夕的回光返照 。

5月27日，李光耀在马来西亚议会上，当着国家元首穆阿扎姆·沙阿的面，质问《马来先锋报)、《每日消息息》等报纸。这些报纸声称“李光耀是马来西亚人民之敌”,“李光耀不仅仅是我们的敌人，他还是对马来亚安全最危险的威胁”。这是为什么?李光罐质问道：

作为一个议员，我曾宣誓真诚效忠马来西亚，保 卫和维护宪法。我和我的同事究竟做了什么,要被斥责为“人民的敌人”?

李光耀又说：

我仍然拥护宪法。我担心的是陛下的演说中的 暗示，即民主将告终，宪法可能会暂时停止执行或搁置一边。

——面对李光耀的质问，国王面色阴沉，无言以答，非常尴尬。

最后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后来在6、7、8几个月的几次会议上，由于李光耀的针锋相对，使他在群众中的威望日益上升。这种“上升”将直接威胁到马来西亚中央政府的主要领导人的权威。就连李光耀当年的好朋友，后来的支持者拉赫曼亲王，也认为李光耀是个“危险的人物”,人民行动党最终将会主宰马来西亚，连自己也将会被他搞跨。但他又舍不得新加坡这块“肥肉”。最后权衡利弊得失，他也认为最好的选择，就是把新加坡从马来西亚赶出去。

在这时，人民统一党的领导人王永元也戏剧性地辞去了新加坡议会中的职务。于6月10日发表声明“决定永远不问政治”,以此为反政府势力制造把柄，妄图一举摧毁李光耀政府。

这时，处于两面夹攻中的李光耀，已无力阻止新、马分裂的最后结局了，他当众泪流满脸。从1963年开始，新加坡的委屈悲愤是可想而知的。

8月9日，拉赫曼亲王郑重发表声明：要求——出任独立的新加坡总理 ……

亲王的声明，已经无可挽回地决定了马来西亚的分裂命运。

就在同一天，李光耀总理在新加坡政府大厦宣布新、马谈判破裂，正式分家。他在宣布这一大事时，泪如雨下，失声痛哭。

《海峡时报》当时对此作了历史性的描述：

总理带泪宣布，痛哭无声。他念不下去了，停顿下来，简直是不能自持……然后，他继续说下去，再次不支，把头埋在双手之间。他说他永远记住这一 时刻，他感到非常愤怒……他还说，他心如刀割，因为他半生为之奋斗的理想破灭了 ……

——这一历史性的镜头，表现了李光耀这一伟大的政治家的人性的另一面。后来，李光耀回忆时说，他一生当中有过两次这样伤心的失态：一次是他母亲蔡认娘的去世，一次就是这次新、马分家。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不得不脱离马来西亚联邦，成了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它的不幸，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的同情。

同年9月21日，它成为联合国的成员国之一；10月，又被接纳为英联邦的第22个成员国；是年底，印度尼西亚又同新加坡谈判，消除双边对抗问题，两国重归于好。

与此同时，在国内，人民行动党并没有因新、马分家而被挤垮，相反地，进一步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和理解。在当年红山区举行的第一次议会补选中，人民行动党获总票的80%,在另外的汤申区的补选中，也大获全胜。

痛苦之后的李光耀对选民说：

我们是绝不肯爬着乞求回到马来西亚的。

——新加坡不相信眼泪，眼泪挽救不了新加坡的未来。李光耀心中明白。

八、寻找“正方形”

作为一个政治家，对人才的发现、开发、尊重和使用，是其基本素质之一。李光耀在其执政期间，就一直表 现了这种素质。他随时都在发现和寻找、使用能为新加坡的发展和振兴作出贡献的人才。

关于人才，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解释。据说拿破仑对人才有过一个很生动而直观的注解。在战争年代，他把一位好的统率全军的将帅的品质综合起来，比成一个正方形。他认为既然是正方形，那么它的底和高永远是相等的。

一个人的“底”,就是他的性格是勇敢、果断、英勇的精神；那么“高”,就是指这个人的智慧、智力上的素质。其实，这就是一种德才兼备而二者又不能偏废的标准。所以，一个好的人才，应该永远是一个真正的“正方形”。

这是李光耀有一次同他后来的接班人、新加坡的总理吴作栋所谈到的一个话题。这段话是吴作栋读了《拿破仑传》以后的心得和体会。这对李光耀的启发很大。

事实上，李光耀从开始投身政治斗争，就一直在寻找和使用各种各样的“正方形”。

在政治斗争中，他的老同志杜进才和吴庆瑞，一直是和他风雨同舟，肝胆相照，合作得很好的“正方形”。有了他们两个人的通力合作，新加坡才一步步地摆脱殖民主义的统治，摆脱“新、马分家”以后的困境，走上真正的独立自主的光明坦途。

当然，在这方面，他也曾有过失误，如对王永元和林清祥的使用，就使他的政治生涯以及新加坡的发展，出现过人为的曲折。尤其是对林清祥的使用，使他更清醒地认识到“正方形”的重要性。

当年李光耀当上总理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释放了以林清祥为首的8名“政治要犯”,放虎归山，并根据他们当时的“誓言”对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委以重任。结果，这位林清祥却给他制造了许多难以容忍的麻烦。

的确，林清祥也是位人才，他不仅是人民行动党的发起人之一，而且还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担任过人民行动党的副秘书长，以人民行动党党员的身份，同李光耀一道参加新加坡的第一次立法议员竞选并当选；后来，又作为新加坡各政党代表团团员赴伦敦参加宪制谈判。 正如当时新加坡新闻界所评价的那样，他不仅是一个“有惊人毅力、魄力和想象力的人”,而且“知识丰富，博览群书”,“读过不少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 的人。但是，他最后还是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去了，成为反政府势力和党派的中坚人物。

他是一个不成比例的“正方形”。

所以，关于挑选新秀，培养高层次领导接班人的问题，李光耀一直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对待。他认为这是关系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一个政党的事业后继有人的大事。

早在1967年4月的东亚基督教会议上，他就谈到青年领袖培养的问题。他说：

在殖民主义统治下的亚洲，没有什么领导人的问题。但今天却真正存在着一个领导人和接班人的问题。 ……新的一代已经成长。我们现在面临着班问题，除非你们希望长期处于无政府和混乱状态，否则，你们就必须创造一个自我延续——不是自我永存——的权力结构。这是摆在我们亚洲新兴的独立国家领袖们面前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略任务。

对于这个“战略任务”,李光耀不仅在理论上提出，并且在实践中扎扎实实地实施。早在70年代初，人民行动党就全党动手，开始有意识地在政府法定机构、工艺学院、国营厂矿企业和选区公民咨询委员会中物色人才。这种物色人才的工作，后来还延伸到了私有企业之中。

如后来升任为人民行动党副主席、内阁核心成员、教育部部长的陈庆炎，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现的。

陈庆炎放弃银行总经理的高薪从事了政府的工作。这位被学者们称为“一流的行政人员， 一流的 脑”的美国阿德莱德大学毕业的应用数学博士在参政后不久，就显示了他的人品和才华，被李光耀誉为“沉默寡言的君子”。

还有马来族的艾哈迈德·马塔尔，是新加坡多元种族的优秀人才代表之一。1972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后出任教育部政务次长，兼任工业训练局主席，成人教育局主任，还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新加坡委员会主席。与此同时选拔的印度后商苏友亚·达纳巴兰，1976年12月当选国会议员，后任外交部高级政务部长，成为当时外交部长拉贾拉南的主要助手。

还有现在成为新加坡的总理兼国防部长的吴作栋和“二号人物”的李显龙，都是当初李光耀发现的“正方形”。

李显龙虽然是李光耀的儿子，但他的擢升绝对不是“父传子、家天下”的结果。他的人品及才干在新加坡是有目共睹的。

政治斗争需要这样的“正方形”,而经济建设更需要这样的人才。新加坡建屋局局长郑章远，在新加坡创造了每分钟盖好一套房间的速度，让李光耀的“居者有其屋变成了现实，很快就在昔日的废墟上建造了大批的公房，解决了“屋荒”的大事(不过郑后来未保晚节，受到了惩罚)。

郑章远的上司、国家发展部部长林金山，在任建屋发展局局长的3年期间建造的房屋，等于英殖民政府30年所造房屋的总和，从而获得新加坡最高助章——淡鸟锡勋章。

李光耀在他新任发展部部长时说：“你于3年，等于英国人干的30年。”

在李光耀的心目中，他的客家人“老乡”韩瑞生被他认为是“理财能手”、“最杰出的财经人才，是吴庆确财政部长职位最孚众望的优秀接班人”。吴庆瑞属马，韩瑞生属龙， 一些新闻界的人士在总结新加坡的财经政策时，总是半开玩笑地戏称为“马龙结构”。

对于这些经济建设人才，李光耀政府一是发现，一是培养。他认为教育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在他刚上任执政的第一年，新加坡的教育费用就高达6300万元，相当于预算总金额的24%。

在后来实行“电脑战略”时，他指令电脑局，每年培训出700个电脑人才。不惜以1亿元的巨资，广泛建立电脑人才培养机构。除此以外，新加坡政府还不惜重金，高薪广揽域外人才。为了确保软件的质量，竟以每年30万美元的薪金，聘请美国的顾问公司的管理人员，来新加坡负责电子资料处理核查。

当年他们电脑局，以具有竞争性的高薪，聘请了国外具有10年以上电脑企业管理经验的专业人才10多名，担任新加坡电脑业的管理员。

寻找“正方形”,不仅是政治斗争的需要，也是经济建设的需要。李光耀政府在这一点上捷足先登，保证了新加坡的长治久安和稳步繁荣，功不可没。

九、不允许“把手放进别人放钱的抽屉里”

“美丽、规律、干净”——这是1819年发现新加坡的伟大航海家莱佛士，在第一次登上这座“破落的渔村”荒岛时，以他敏锐的航海家的眼光，为未来的新加坡构想的理想蓝图。

一个多世纪以后，新加坡终于在李光爆政府的开拓下题起，成为一个繁染昌础的花园之国。

在他刚刚被马来西亚“踢”出来之时，几乎连吃水都不能自给。“屋荒”、“人荒”、“财荒”等多种饥荒正压在这位第4代客家人李光耀心上，但是，经过60年代的恢复和70年代的飞跃，新加坡这片520平力公里的土地，已经如同她的国花“胡姬花”一样飘香吐馥，婀娜多姿了。

从70年代开始，复苏的新加坡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1972年，其国民经济增长率上升为134%。

1973年，由于国际上出现的能源危机，石油价格暴涨，这对正在发展外向型工业，并已经成为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的新加坡，无疑是一个致命的冲击。但是，由于李光耀在1972年的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出现迹象时，就以先见之明提议制订一项《公共工程五年计划(1973 年至1977年)》,通过税收和举债筹集了258亿元资金，其中117亿元用于经济开发，从而又让新加坡经受了能源危机的考验，稳度难关，国民经济仍然持续而稳健地发展。

1076年，当欧洲和美、日等发达国家还处于经济薄胀状态时，新加坡的经济又增长7.2%。

1977年和1978年的增长率分别为7.8%和8.6%,开始步入了一个辉煌的时期。

1979年，是李光耀执政的第20个年头，也是新加坡走向工业化的第20个年头。在这短短的20年内，新加坡的国民经济结构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单一畸形的转口贸易转化为以制造业为动力的“多元化”的经济结构。

这时的新加坡，不仅是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苏伊士运河以东、日本以西最大的修船造船基地，还是国际电子电器重要生产基地，世界金融中心和东南亚旅游观光之国，国际最繁忙的商港之一。

这时，新加坡人均国民 收入已达到3800多美元，成为在亚洲仅次于日本的新兴工业国家。

同时，这一年7月，李光耀又提出了称之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经济重组”政策，为1980年的腾飞开辞了新的航道。

1980年是新加坡经济发展的一年，也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结束，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的一年。这一年，全国国内生活总值达105亿美元，人均收入已达4600美元。

这种经济发展的速度，被国际公认为是战后亚洲经济的奇迹之一。新加坡的第二次工业革命首战告捷。

面对如此辉煌的物质文明成就，作为一代有历史眼光的政治家，他看到的却是另一种悄然而至的精神危机。于是，80年代，一场精神文明建设的巨大工程，又在新加坡蓬勃兴起。

李光罐是新加坡的第4代客家人的后裔，几千年华夏文明的“基因”留在他的血脉里。他从童年时代咿呀学语时，读到的第一本书就不是英文书籍，而是支撑几千年华夏文明的《论语》。所以，他认为，能充建新加坡人文精神大厦的不是西方的耶稣，而是中国的孔老夫子。

新加坡是多民族聚居的一命国家，又是一个多宗教杂糅并存的世界。在这个只有520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几乎集中了世界上佛教、道教、回教、印度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各种宗教。而偏偏空白的，就是自己的本土文化和宗教信仰。

这样，这种多元化的精神支柱，实际上却让人们找不到精神支柱——于是，过分平穷和过分富裕的物质生活，都会让人们惶惶不安，无所适从，找不到精神家园。

所以，立国之初的混乱局面可以想象。李光耀上台之后，以法治国，强化法制，虽然扭转了这一局面，使新加坡的抢劫，绑架，好杀等刑事犯罪率直线下降。与美国纽约相比，新加坡每天发生的抢偷案平均10起，人口3倍于新加坡的纽约，每天则有1800件之多。

李光耀想到，单纯的强化地治，独不是长的久安之计，以法治国，更要以确育人。于是，他便决走以儒家思想来教育国人提高人民的精神素质。

他在1982年初，就提出在新加城的中学，增设儒家伦理课的建议。把中国几千年前的孔圣人，请到了新加坡的课堂上，让他也到新加坡去“化三千，七十仕”。

在1972年的新加坡记者俱乐部的一次讲话中，他就针对西方社会性解放、吸毒，家庭伦理关系、婚姻关系混乱、弃婴弃儿等现象进行了义正严词的谴责。他认为在新加坡，由于国民多通英文，接触英美的报刊杂志和影视的机会日渐增多，其中的暴力、色情、吸毒，颓废的图片和镜头，势必腐蚀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心灵，如是不防患于未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他认为儒家思想核心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个字，应该成为新加坡人的具体行动准则。他对这八个字进行新的诠释。赋予了新的涵义，决心从青少年开始抓起。

他极力宣传孝道，辅以孟子的“五伦”,去要求人们正确处理长幼关系，家庭关系。

他不赞成子女抛开年老的父母而组织小家庭单过，主张按儒家传统，保持“三代同堂”的家庭结构。他还表示，为了确保这类家庭不致于分裂，国家就是牺牲一些经济利益也在所不惜，他要求每个公民都要为自己的家庭成员设想，不得随便离婚。重婚者判重刑。他提倡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重视礼仪。

1979年6月，李光耀亲自主持在新加坡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文明礼貌运动，后又明文规定，把每年的6月，定为全国“文明礼貌月”,并一直坚持下去。

他反对奇装异服和“嬉皮士”作风，长发披肩的男人如到政府机关办事，一律排在后面，早来也没有用。早在几年前，他就和林金山部长谈过，说政府机关要来一番改观。随着经济的发展，今后公务员一律穿西装，结领带，“衣冠不整者，谢绝办公”。

关于廉耻，李光耀认为这是政府和每一个公务员要时刻注意的。国家兴旺要有一个廉洁的政治，公务员必须做到“两手干净”。

一次，他在公务员的培训班上说：如果我们允许你们把手放进别人放钱的抽屉里，那么,在政治上我们就完了。我们就会被人民大众所唾弃……

李光耀政府对于贪污受贿行为一贯铁面无私。政府明文规定各级官员不得贪污舞弊和搞裙带关系，杜绝走后门。他在总理署内设立反贪污局。有关惩治贪污的条文有26条，内容详尽。同时，对这类不法行为的处置是雷厉风行的。

有一次，前国防部政务部长，全家旅游雅加达时，接受了印尼商人赠送的7张飞机票，被贪污局发现后，李光耀亲自查询，核实后立即将此公撤职治罪。

为了防止官员假公济私，政府还规定，凡从政人员，不得与企业有经济上的联系。当然，为了保证从政人员的廉洁，李光耀政府又不时地提高公务员的薪水，以保证他们不低于能力水平相等的企业人员的收入。

李光耀不仅以儒家思想治国化民，而且进行了较深刻的研究。他认为儒家思想不是宗教，但同样具有国际意义。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成功，不仅仅靠一个能干的政府，还要依靠全体国民的良好素质。

他呼吁家长要对下一代灌输东方的价值观，遵循儒家的伦理观念。他认为新加坡只要坚持10年或者20年不受西方思想的侵蚀，仍以儒家的思想指导，那么就一定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日本的崛起，使人们重新认识了中国儒家学说的价值；那么新加坡的繁荣，将会有力地推动东方文化的复兴，出现一个新的“东方文化热”。

10年前，李光耀在1971年1月成功地在自己的国家新加坡，主持召开了有31位总统、总理和高级部长出席的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在亚洲的第一次会议之后，就让他赢得了“小国家的大政治家”的美誉：而10年后的这种对偶家思想的重建和“东方文化”的呼唤，更显示了一位大政治家的深谋运虑。

十、“再过三分钟，你就不是总理了”

1990年10月的一天，英国广播公司驻亚洲记者考赖思·巴伦和东南亚署长亚历山大·汤姆态，来到李光耀的客厅，采访了这位新加坡的缔造者。

在这次采访中，李光耀第一次明确宣布，他将于这年年底，把总理的位置“让”给吴作栋。这一条重要新闻通过伦敦信息渠道，几分钟以后在全世界传开。

早在1967年，李光耀就提出了自我延续，自我更新的问题，并亲自动手，挑选和培养国家最高层次的接人。经过全党和全民的长期考核、评选。于1980年12月的大选后，初步确定了王鼎昌、吴作栋、达纳巴兰、陈庆炎、林子安等5位，作为国家领袖的候选人。至于哪一位接任总理的位置，还没有最后确定。不过他初步把藤庆炎排在第一，把吴作栋排在第二。

1984年的大选后，陈庆炎作了自我评估，他感到吴作栋比他更适合担任总理职务。他主动向李光耀提出。决定退出总理人选，他不准备担任这一重要职位。

在1988年8月的国庆演说中，李光耀赞扬了陈庆炎的谦让精神，他说他们是了不起的一群人，他们不为权力而疯狂。李光耀对来访的英国记者说，吴作栋作为总理的第一人选，并不是他个人指定的，是在党的指导下，集体培育的结果。

吴作栋是一位有相当能力的经济学家，也是李光罐在危机中的一位伟大的同事。他在任的13年中，把新加坡的国外储备金从3.5亿元变成了42亿元。他为新加坡的经济腾飞，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84年10月2日的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尧以不得舜为己忧》的文章，精辟的阐述了李光耀培养接班人的指导思想。文章指出，这位开国总理为了保证国家托付得人，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请自己的老同志让步给新进，实在是用心良苦。文章认为，这

正是中国人所谓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政治家胸怀。

1988年大选以前，在人民行动党的干部大会上，李光耀明确地表明了他的心声：

新老班子的交替，这个过渡时期不是没有痛苦的……从理智上讲，新老交替是应该的，但从感情上讲，新一代能否确保他们的成就在他们引退后会不会消失?

香港的报刊对此也发表评论，认为世界上任何一个民主国家政权的过渡，总是一件艰苦的事。但是，这种“痛苦”和“艰苦的事”,在新加坡此时已不成问题了。

1988年9月4日凌晨3时，新加坡第八次大选在8个选区进行。3时30分，全国大选结果揭晓，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再度以暴风骤雨之势，赢得了81个国会议员席中的80个席位，夺得了该党执政以来第八次大选的胜利。

9月10日内阁改组，李光耀仍然担任总理，14位政坛元老和议员宣布退位让贤。人民行动党派出竞选的全部候选人中，有四分之一是青壮一代的后起之秀，为领导层年轻化铺平了道路。两天后，在新内阁宣誓就职典礼上，李光耀公开声明：他可以在任何时候，将总理的职务移交给吴作栋。

在这次典礼大会上，吴作栋也一再要求，李光耀继 续留任总理两年。他认为这种重大的交接班需要有个过程。

在此后的两年中，李光耀积极地为这种“移交”努力工作。他带领吴作栋出访有关的国家，让他对许多重大的决策独当一面，让他尽快地缩短这个“过程”。

两年之后的1990年11月18日，人民行动党中央在新加坡大会堂召开党的干部大会，进行这种“移交”工作 。

在这次大会上，李光耀穿着洁白的衬衫，在大会上精神焕发地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声音宏亮地说，1990年的1月，是新加坡的一个重大的日子，是领导层换班的日子。在讲话中，李光耀风趣地说：

苏加诺是一个伟大的演说家，苏哈托却不是。但把印尼引上成功之路的却是苏哈托。吴作栋可以做新加坡的苏哈托 ……

接着，他生动地介绍了吴作栋的内阁，他认为这是一个将会受到人民支持的好班子。他并就自己留下来担任人民行动党秘书长一事，作了说明。他说：“吴作栋说，他要我担任一个守卫的角色，我将尽力保持身体健康，负起这项任务。在一个历尽风浪的大家庭里，我将设法使局面平静下来。”

李光耀的讲话，在全场长时间的掌声中结束。全体干部满怀敬意站立起来，向这位为新加坡的繁荣，创立了丰功伟绩的开国总理致以崇高的数意；对他主动让权，扶持新一代领袖的战略措施表示全力的支持，对他31年来，为新加坡作出的贡献表示由衷的感谢。

11月26日下午2时20分，李光耀来到总统府，郑重地向新加坡总统黄金辉呈递辞职书，为吴作栋正式接班铺路。11月27日，黄金辉总统复函李光耀，接受了他的辞呈 。

同一日的中午，吴作栋离开国防部办事处，来到总统府会见黄金辉总统，接受出任新加坡总理的任命。德高望重的总统宣读了他的委任信，在委任信中，邀请吴作栋组织新内阁政府。

吴作栋将他组建的新内阁名单，呈交给黄金辉总统。黄金辉高兴地接过名单，充满信任地紧握着吴作栋的手说：相信你们一定会取得成功!

11月28日晚7时45分，李光耀的小轿车驶进新 加坡政府大厦停车场，他前来参加这天晚上8时整的吴作栋新政府内阁宣暂就职典礼。

离正式开会还有几分钟，李光耀和几位前来出席大会的老元勋欢聚在一起。白发苍苍的前外交部长拉贾拉南对李光耀说：“老弟，你干得漂亮。世界上只有你才主动让贤，实在是独一无二。历史将会记住你的伟大功勋!”

李光耀紧拉着拉贾拉南的手说：“这里头也有你的功劳、苦劳和疲劳!我们相处也快半个世纪了，”李光耀风趣地说，“我今天才第一次听到你拍我的‘马屁’呢!”

“再过三分钟，你就不是总理了!”这位老战友乐呵呵地说，“要是再不抓紧拍，就没有机会喽!”

几位元老都围上来，为他们这别开生面的对话高兴得大笑起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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