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论语》中多次提到和论述君子的言行。子贡问什么是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孔子认为君子对于言，首先是要去实践，然后再说出来。在这里，孔子也是针对子贡的。因为子贡经常话说得好，但不一定能够去做。这话虽然有针对性，但同样具有普遍的意义。

孔子认为言行要一致，他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即古人的言论不轻易出口，他们以自己的行为跟不上为可耻，就是说古代有修养的人，是要做得到才说的。孔子认为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君子欲讷于言而墩于行”(《论语·里仁》)。君子的语言不太多，同时还说得很慎重，而行动却是敏捷的，对事情也是敏捷的，因为“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即我们常说的“言过其实”，君子对于言行不一致会感到羞耻。

君子对于人的态度，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孔子说：“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论语·颜渊》)这也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质。君子会去成全别人的好事，而不会去成全别人的恶。假如成人之恶的话，那就不是君子了。

君子生活在社会当中，表现出来的是高尚的操守和修养。孔子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君子有自己的坚持和操守，而不会去争夺什么，也不会像小人一样去拉帮结派，集合起来去干坏事。即便有所争，也是君子之争：“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君子之争如体育竞赛的射箭，按照一定的礼仪规范来，比完以后还要一起来喝一杯，在规则的范围内竞争。

君子重视朋友的感情。曾子认为，君子以文会友。曾子说：“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可以看出，君子重视友情，以文会友，探讨共同的话题，有一种很自然的深沉的友爱之情，同时也具有高雅的情致和仁爱的情怀。孔子认为：“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论语·子路》)君子和人交往，很容易共事，但不会取悦别人。又说：“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君子与人交往重视和谐，而不求无原则的同。

君子的生活作风是严谨的。君子在平时的生活中，很注重自己的修养和仪表。曾子认为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论语·泰伯》)意思是君子注意修饰自己的动作和外貌，举止优雅，热情待人，这样就会避免粗暴放肆；君子端正自己的态度和表情，这样就会让人觉得可信；君子讲究语言和语气，这样就会远离粗野和悖理。子夏赞扬孔子说：“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论语·子张》)子夏把孔子称为君子。孔子的外在修养有三种情况：远远看上去他很威严庄重，和他交往时他却是很温和的，听到他说话，则觉得很深刻、很有道理。孔子也认为“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论语·学而》)，告诉我们要庄重、端正，这样学习的知识才会牢固。这也是孔子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君子之风。

实事求是也是君子的优秀品格之一。《论语》中说：“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论语·子路》)君子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事物，不会去乱讲，就放在一边，不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也就是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的意思。

君子做事情，是融入了自己的真挚情感的，也就是带着自己的情感去为人处世的。孔子认为：“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论语·阳货》)君子在有亲人不幸离开人世的时候，就是吃美味也不会感到甜，听音乐也不会高兴，住在家里也不会感到舒适。这也是人天性的表现，君子保持了纯真的天性，把内心深厚的情感表现在了日常生活之中。

而君子的上述品格，对比小人，就会更加凸显出来。孔子经常把小人和君子做对比。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易事而难说也”，“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论语·子路》)等。小人的品质刚好和君子相反：“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论语·子路》)君子安泰从容而不会骄傲自满，小人刚好相反，骄傲自满而不安泰从容。孔子告诫子夏：“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君子儒”自然要有君子的风范，而“小人儒”就是读书再好、知识再多也还是小人。君子与小人对待过错的态度也是截然不同的。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小人有过错了，必然会文过饰非；而君子有了过错，承认过错，改了过错，大家同样赞扬。

总之，君子在孔子那里是指仁义的、道德品格高尚的、有远大抱负的人，这也是儒家所谓“内圣”的内涵。

二、“君子”与“内圣外王”

儒家要求“君子”要做到“内圣外王”，即“内圣外王”是君子的人生观。

人生观是指对人生的目的、意义和价值等看法和态度的总和。说简单一点，人生观就是对人活在世上的看法。如认为“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生在世就为吃喝玩乐，是一种人生观；古人发愤于科举，为的是金榜题名，光宗耀祖，享尽人间荣华富贵，也是一种人生观。可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人生观。

儒家的人生观是什么？儒家强调人世，强调进取，强调对社会的担当意识，所以，“自强不息”是儒家人生观的重要特征。儒家的这种人生观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表述，如在先秦为“内圣外王”的人生观；而北宋的理学家张载的“四句教”，更是将儒家的担当意识发挥得淋漓尽致，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可以把张载的“四句教”解释如下：为社会建构精神世界，为民众提供生存保障，传承古代学术与文明，开拓万世太平。“四句教”涉及社会和民众的精神价值、生活意义、学统传承、政治理想等内容，可以说，张载的“四句教”是对“内圣外王”人生观的具体化。

那么，如何理解“内圣外王”呢？

“内圣外王”是儒家为人生确立的根本方向。“内圣”即内在的知识修养和道德修养达到了较高的境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道德高尚、综合素质比较高；“外王”即用知识和道德报效国家，服务社会，也就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为人民服务。

“内圣外王”的思想原出自儒家的经典《大学》。《大学》所提出的“三纲八目”，集中表述了儒家“内圣外王”的人生观。《大学》一开篇提出“三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就是使美好的品德显明，包含个人品德和社会道德风尚；“亲民”即是走群众路线，既深入民众又改造和影响民众；“止于至善”就是要达到“善”的境界，实现平天下、民富国强的理想。

所谓“八目”，就是为了实现“三纲”所确立的具体步骤。“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般又把“八目”分为两大方面，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为自我内在的修养工夫，也就是“内圣”工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外在的实践工夫，即服务社会，报效国家，也就是“外王”的工夫。“八目”后来简化为我们常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修、齐、治、平”。“修身”就是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使自己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远大理想的人。“齐家”就是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因为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细胞，能够管理好自己的家庭，才有可能管理好国家。如果连自己的家庭都管理不好，就更说不上治理国家了。“治国、平天下”是儒家外在努力的最高目标。这个目标的提出，应与春秋战国时代整个中国的政局有关。因为这个时代诸侯国林立，周王朝名存实亡，中国面临分裂。而儒家一贯主张中国的大一统，所以，维护中华民族统一的“治国、平天下”，就成了儒家外在努力的最高目标。

“三纲”和“八目”构成了一个有机的逻辑整体。“三纲”是最高境界，“八目”是具体实现步骤。“三纲”“八目”以精练的语言揭示了儒家思想丰富的精神内涵，以及儒家理想人格修行和作为的整个过程，形成了一个由“内圣”到“外王”的缜密思想体系，展示了儒家服务社会、报效国家的远大志向和宏伟抱负。孔子所说的“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就是“内圣外王”之道，其中“修己”是“内圣”，“安百姓”是“外王”。“圣”是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达到这一境界的就是“圣人”。只有“内圣”，才能成就“外王”的事业。这种“外王”事业，以“博施济众”为极致，孔子将它树立为儒家的最高政治理想。

三、“内圣外王”的当代价值

儒家“内圣外王”的人生观，体现了个人与社会、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高度统一。儒家很重视人的社会本性，个人不脱离社会群体而生存。而要生存，就必须处理好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儒家“内圣外王”的人生观，正是建立在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基础上。个人生存的意义乃是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自我满足与满足社会的统一。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立、己达是起点，立人、达人是归宿，满足自己同时也要满足他人，才是仁者情怀。人的价值与社会的价值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人的个人价值只有转化为社会价值，才有意义，也就是说，社会价值的实现也就是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

儒家“内圣外王”的人生观，不仅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对我们今天塑造理想人格以及培育良好的个人修养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内圣”即是进行道德修养，成就圣贤人格，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养成高尚的道德人格是做人的根本，是建功立业的条件。“外王”则是从事实践以建功立业。“内圣外王”就是正己才能正人，修己才能修人，才能治国平天下。从道德建设这个角度来说，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必然会感染他人、教育他人，激发他人内心的道德意识，进而使他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向往、学习、效法。如果人人都注重个人修养，起榜样示范作用，就会带动周围人相互学习，从而改善社会风气。

儒家“内圣外王”就是提倡“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献身精神。儒家的忧患意识表现出一种爱国情怀，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责任感与捍卫民族尊严、维护祖国利益的崇高品德，表现在行动上就是奉献精神。学习儒家的忧患意识和献身精神，可使我们主动把自我与社会联系起来，处处以大局和国家为重，激发爱国情怀。

诚然，“内圣外王”的人格模式并非十全十美，但不容否认，这种人生观的理想人格、价值取向是积极和有意义的，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精神。尤其是其中自强不息、积极有为、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以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博大精神，更是中华民族精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常常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来激励自己，这和“内圣外王”的人生观思想是一致的。就是在现代，这一思想体系也仍然有其积极的成分，仍能为我们所借鉴。它所提出的知识的学习和道德的修养，以及“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要求我们既要有较强的知识才能，又要有较高的道德修养，更要有胸怀祖国的远大目标。为了这样的目标去奋斗的人，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我们对于这一传统的理想人格模式应加以吸收和改造，使其在培育和弘扬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作者：解光宇，孔子研究院特聘专家、济宁市尼山学者、安徽大学哲学系教授

（本文选自“尼山儒学文库”之《儒学流变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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