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人究竟该怎样活着？假如生命总是厄运连连，生活看不到任何好转的希望，是否还有必要活着？

——关于“活着”的这些问题，可以说是人类生存的终极命题。绝大多数人，或早或晚，终将在某个时间节点认真思考这些问题。特别是当一个人遭逢灾难时，“to be or not to be”（“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就会更加突出。

事实上，只有认真考虑过“活着”问题的人，才是真正成熟的人。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未经过反思的生活不值得过。

千百年来，无数思想家、学者、文人都反反复复思考过人该怎样活着的问题。当代作家余华，也用他的小说《活着》给这个问题提出一个经典的回答。

小说《活着》讲述了一位命运遭际坎坷、饱受生活打击，依然坚强活着的老人福贵的故事。福贵向一位年轻的民间歌谣搜集者——就是书中的“我”——讲述了他的整个人生。

因为天灾，也因为人祸，福贵陆陆续续失去他的全部亲人。到了晚年，他只能同一头老牛相依为命。虽然人生如此悲催，但他活得非常豁达。余华通过福贵的遭际，表达了这样的一个生活理念：

《活着》这本书所表达的关于生活勇气、生命意义的思考，打动过无数读者的心灵。《活着》于1998年获得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2005年获得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活着》和余华的另一部作品《许三观卖血记》，同时入选百位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九十年代最具有影响的十部作品。美国《时代》周刊（2003年11月9日）这样评价《活着》：

《活着》是余华写作生涯的巅峰之作。1960年出生于浙江杭州一个医生家庭的余华，早年曾当过牙医，后弃医从文，1983年开始文学创作。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余华和苏童、格非等人的创作形成了一股文学潮流，评论界称为"先锋文学"。

余华的早期写作充满了残忍、血腥的情节和愤懑、孤僻的情绪，他称为“暴力美学”。九十年代后，余华的创作理念发生改变，认为创作的使命不是为了发泄，也不是控诉，而应当向人们展示人性善的一面、高尚的一面。他越来越看重客观世界和现实生活，更加注重阐释人类生存的价值和意义。于是就有了《活着》(1992)这样一部关于生活与意志的寓言故事。

小说从叙述者“我”在夏日阳光下听福贵老人讲述其悲催坎坷的人生故事开始的。

福贵老人解放前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年轻时游手好闲，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他在赌场上败光了家产，气死了父亲，怀孕的老婆也被岳父接回家。他不得不过起了佃农生活。

在为母亲抓药的路上，福贵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又在战场上被解放军俘虏。解放军让俘虏选择出路，他选择了还乡。建国后，他与妻子儿女过起了贫穷而温暖的农家生活。但好景不长，不幸开始接连不断地降临到他的身上：

他的儿子有庆给县长春生难产的妻子献血，医生抽血过量而死；残疾女儿凤霞好不容易嫁出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却因为难产而死；老婆家珍在痛苦中病死；他的女婿二喜也意外事故中死亡；进入分产到户的年代后，生活好转了，唯一的与他相依为命的外孙苦根，却因一次吃多了豆子撑死了。

主人公叫“福贵”，一生却既无福也不贵。他的故事被叫作“活着”，但却充满了一个个大同小异的亲人死亡的情节。

在某种程度上，他早点死去或许是一种解脱。但他没有这种“幸运”，他只能活着，因为这是他的命运。正如一头牛在犁完所有该犁的地之前不会死去，一个人在挑足他应挑的担子之前，上天也是不会让他的生命提前逃离的。

越是活到最后，福贵越是能够接受命运的安排。作者借福贵之口，告诉人们要接受命运的安排：

他在生活中磨炼出来的无边无际的忍耐力包容一切，再大的苦难来临，福贵也能将它消解于自己的忍耐之中，凸显了生命在苦难中的承受力。

中国人有句老话，叫“千古艰难惟一死”，死都不怕，还怕活着？但在很多时候，选择生确实比选择死还要艰难，因为活着需要超凡的忍耐力和承受力。

《史记·赵世家》记载的赵氏孤儿故事家喻户晓。程婴和公孙杵臼为了保住他们主人赵朔的遗腹子，决定由一个人带着一个婴儿冒充赵氏孤儿躲起来，另一个人假装为获取赏金向官府举报，使得仇家以为赵氏孤儿已消灭，从此可以带着赵氏孤儿长大。在两个人商量如何承担责任的时候，公孙杵臼问程婴：

于是公孙杵臼抱着另外一个婴儿藏起来。程婴去官府举报，果然仇家将公孙杵臼和那个假赵氏孤儿一起杀死，程婴则带着真的赵氏孤儿隐居起来，抚养长大，并为家族报仇雪恨。

死，只不过需要一时的激愤与勇气，但活着，需要忍辱负重、承担本不应有的背叛罪名，需要长期在死亡的阴影下生活，难度远远大于死。《麦田的守望者》有一句话说：

哪一个更难一些？当然是后者。

福贵不是县长，也不是知识分子。他坚强活到最后，家人都不在了，只剩下自己孑然一身，也没有任何财产，与一头老牛相依为命。在普通人的眼里，他不过是一个苟延残喘、穷困潦倒的糟老头子罢了。这样坚强活着的意义，究竟何在？

生命的价值，在于阅历带来的思想深度而非仅仅物质丰富。福贵经历了那样密集和残酷的生活打击后，依然坚强地活着，他的人生就有了更多的价值，令人肃然起敬。套用一句烂俗的鸡汤，就是“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他的价值在“我”，一个认真的旁观者的眼里得到凸显。作为民间歌谣采集者的“我”，一度认为他会经常碰到福贵这样的老人，采集民风工作会好做的。但事实上，他再也没遇到一个像福贵这样令他难忘的人了：

绝大多数人都是浑浑噩噩地活了一辈子，连他们自己都对自己的经历缺乏热情，“仿佛是道听途说般的只记得零星几点，即便是这零星几点也都是自身之外的记忆，用一两句话表达了他们所认为的一切”。与福贵老人相比，后辈们这样骂他们并不为过：“一大把年纪全活到狗身上去了。”

岁月只负责雕塑人的外形，阅历才是成就生命厚度的关键。福贵和他们完全不一样：他一生忍耐坚强地活着，任凭岁月的惊涛骇浪将他的雕刻成一尊石像，屹立在岁月的长河里。

在《活着》里，那个叫春生的县长曾经和福贵在国民党军队里认识，福贵选择还乡时春生选择加入解放军，后来成为福贵所在县的县长。就是为了抢救他的老婆，福贵失去了他的儿子。

不过，进入那个特殊年代后，春生和成千上万个干部一样经受残酷的不公正冲击。在人生至暗时刻，他选择了死亡。

活着，坚强地活下去，生命才会找到机遇，活出一片生天。事实上，正如我们都知道的，很多那个时代的受到冲击的干部、知识分子，只要坚强熬下去，等到落实政策，生命就会迎来灿烂的第二春。可惜的是，很多人都没能选择坚强，在无边的绝望中选择了结生命，更加令人惋惜。

著名作家史铁生原本是个身体健全、活泼好动的青年人。在下乡插队期间，身体受到伤害，并不断恶化，正常行走都十分困难。就在21岁生日当天，他住进了北京友谊医院。经过一年多的治疗，史铁生意识到健康不复，无法再过独立、健全、自尊的生活。

他一度全心求死，尝试自杀无果。所幸他有一个对他无限关爱的母亲，是她的殷殷期待、无限关怀，使他不忍心放弃生命，选择坚强活下来。他后来写到：

因为时时面对死亡，史铁生将他关于生死的思考诉诸笔端，成就了一番文字事业。

他可能是当代作家中对死亡的理解最深刻的了，因为他的一生都在死亡的边缘行走，更能清醒地意识到生的意义。正如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说的：“向死而生。”

存在主义哲学关注的核心命题是“人作为存在者，是怎样存在的”。说白了，这其实也是一个人究竟应该怎样活着的问题。

人终有一死。海德格尔指出，人只要还没有死亡，就是在向着死的方向而活。人的一生就是持续走向死亡的过程。只有考虑到死亡，在这个“向死”的过程中，人才能真实地感受到自我的强烈存在感。因此海德格尔提出，“人要先行到死亡里”，才能找到生命的意义，也就“向死而生”。

海德格尔提出“向死而生”的死亡哲学概念，其实是站在哲学理性思维的高度，用重“死”的概念来激发我们内在“生”的欲望，以此激发人们内在的生命活力。以人贪恋欲望满足的本能力量相比，不在思想上把人逼进绝路，人在精神上是无法觉醒的。一个在精神上无法觉醒的人，他的存在对于这个世界是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的，最多也就是体现了存在者自身在世界这个“大存在”中的“小存在”。

这就像中国的一句老话：“置之死地而后生。”只有意识到终将有死，才能真正珍惜生命，去积极创造，提高生命的价值。存在主义哲学就是用这种方式，激励人们珍惜生命中的每分每秒，焕发出生命的积极进取意识和内在活力。这样，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展现出无限的可能性。

余华很欣赏“活着”这个词，认为它是一个充满了力量的词汇：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叫喊， 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福贵当然不会明白“向死而生”的道理，也不会知道余华想要告诉读者的关于活着的道理。但他的一生就是在连续不断的死亡事件阴影中度过的，他对死亡有着深切的体认：无论如何，每个人在得到生命的时候，就承担了一份责任——要好好活着。

“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因此，不论活着有多么痛苦，都要活下去，不光是为了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也是为了生命本身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