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论的变迁与博物馆展示

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潮，主要思想是承认世界上存在着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并且力求达到这种普遍的共识。

出现在18、19世纪之交的欧洲公共博物馆，受到现代主义认识论的影响，运用对展品的分类、排列，传递出不容置疑的秩序和“真理”，用以规训观众。

这类博物馆被依莲·胡珀-格林希尔称之为“现代主义博物馆”（Modernism Museum）。它是整个20世纪博物馆的主导形态，甚至到了如今，也依旧有巨大的影响力。

始于20世纪中期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了“一统”的认识论，批判绝对真实，重视多元化的诠释。此种思潮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影响到博物馆，推动了关注社会多元性、呈现社会矛盾与差异的试验性展览的出现。

比如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我心中的哈莱姆区”等。

而在此之前，博物馆展览的主题多为传统的艺术、历史和自然科学，力求传递出统一、和谐与“高贵”的美感。

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关“去权威化”的讨论在博物馆学界达到了巅峰，涌现出一大批关注多元性的文章。新博物馆学的概念在博物馆展览领域掀起了一股革新的潮流。

博物馆意识到他们所表现的“真相”仅仅是部分的真相，从而开始探索新的展示方式，以表现多样性的观点。这些理论探讨与实践尝试都旨在跳出现代主义认识论的束缚，不再期望以“宏大叙事”的统一框架去解释多元的世界，而是寻求兼容的文化氛围，允许差异和冲突的存在。

此种受到后现代思潮影响的博物馆被依莲·胡珀-格林希尔定义为“后博物馆”（Post-Museum）。

在后博物馆中，“知识不再是统一的、整体的，而是片段式的、多义的。其中没有必然的统一观点，取而代之的是呈现一系列的看法、体验和价值观，博物馆的声音只是众多声音中的一种”。

“后博物馆”的提出并不是要完全摒弃理性和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相反，是期望赋予“教育”更广阔的含义，其目的不仅仅在于告诉观众“正确”的知识，还在于激发观众的好奇心，培养辩证的思维方式。

“后博物馆”展示诠释策略

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探讨一直延续到现在，如美国著名策展人凯瑟琳·麦克莱恩曾惊奇地发现：“多年前所书写的许多内容如今仍在被持续讨论……尽管这些想法不算新颖，但是它们通常都还未（但是应该）投入到实践中。”博物馆学界援引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目的是在重新审视自我的同时，尝试寻找可供选择的理想实践方案。

但那些随着后现代概念的提出而尝试的新的展览大多为临时性展览，且尚未总结出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践策略。后博物馆”展示所面临的挑战主要在于如何平衡博物馆秩序和知识的不确定性、文化的多元性和统一性、人类的普遍性和个体的差异性。

只表现差异却忽略共性的展览，会让观众感到混乱和不解，因此，展览中理性与感性、多元与统一并重是非常重要的。针对此，笔者提出三点可供借鉴的诠释策略——“多视角”、“多信息层次”和“多参与性”。

（一）多视角

多视角意味着在展览中呈现来自不同视角的观点，不回避矛盾与差异，同时，也要考虑逻辑性和可读性。

同一个历史事件，不同的人们的看法有时候是截然不同的。

经过高度概括的单一叙事是博物馆展览常见的表达方式，这类叙述被默认为是科学的、客观的，鲜有观众会去思考其中的片面性——“博物馆的权威特性使观众很容易对文本所阐释的东西全盘皆收，缺乏批判性和自己的观点”。

看似客观中立的展览事实上包含着许多主观偏好，这类从专家学者角度进行的诠释可以帮助观众更快速地理解主题内容，了解展品背后的文化价值；但同时，它也可以固定与控制其中的意义，禁锢其他的诠释可能性。

如若博物馆仍旧坚持只表达一种权威性的观点，忽视世界的复杂性与多元性，这种再现方式与博物馆所追求的客观真实是背道而驰的。

真实需要不同的角度和声音，博物馆应该承认自身传递知识的不完全性，并勇于将这种不完全性呈现给观众。

多视角的叙述方式可以帮助博物馆平衡集体的普遍性与个人的差异性，在保持逻辑性的基础上呈现出多元观点。

2006年开幕的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尝试使用双重叙事讲述新加坡历史的变迁。

博物馆的历史展厅中有两条参观路线——“大事件”路线与个人经历路线。

前者采用宏观叙事，以历史学家的视角，按照年代顺序介绍了标志性的历史事件与人物，从政治、国家的角度来突出历史的普遍规律并帮助观众理解；而后者则是微观叙事，从普通民众的视角出发，叙述“小人物”在历史长河中的市井生活故事，强调个体特殊性。

在展厅中，差异性与普遍性、多元性与同一性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宏观、微观的双重叙事告诉观众，历史是丰富、复杂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看待。

在这个案例中，两条线路所呈现的观点相辅相成，基本没有表现出对立的关系。但是，源于不同视角的观点之间并不总是一致的，有时候甚至会是矛盾的。

在此情况下博物馆应该怎么做？英国苏格兰的凯文格鲁艺术画廊与博物馆曾经将两幅画作并置在一起，其中一幅表现的是一个民族作为被压迫对象，另一幅描绘的则是此民族压迫他人的场景。

哪个才是真相？谁对谁错？有时候博物馆不需要也不能够对每个问题都给出完美的解答，给予观众想象空间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教育”方式。矛盾的并置有时候恰恰可以激发观众对主题的批判性思考。

一个展览所能表现的内容是有限的，这源于物理空间的局限性和意识形态的局限性。

作为公共场所，博物馆的话语权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的限制，博物馆展览不可能呈现所有的差异性观点，但博物馆展览能够利用有限的空间和内容，培养观众独立思考与批判的能力，使他们不仅了解展览告诉了他们什么，还会思考展览没有告诉他们什么。

加拿大的安妮特博士在谈到博物馆教育时曾提到：

与学习真相相比，我们更应该倾向于了解不同的观点，能够撼动我们所习以为常的舒适思维方式。

当博物馆的展览可以引起观众的兴趣，进而激发批判性思考的时候，一个影响更为深远的学习空间就被打开了。

（二）多信息层次

多信息层次是指采用多种信息类型去传达展览的主题。

博物馆展览中的信息主要有两类：理性认知信息和感性认知信息。

前者以说明标签的形式出现，多是从学术的角度出发，总结提炼出与主题相关的知识，系统地把展品与其所处的社会背景联系起来，帮助观众理解展品内涵和主题意义，需要思考转化之后才能理解；后者的载体则比较广泛，实物、多媒体视听装置、情景再现等辅助造型系统都倾向于传达感性认知信息。

感性认知信息能够直接作用于人类感官、唤起情绪或者体验，相较于理性认知信息更为直观，易被观众接受和理解，并激发意义的自主建构。

过多的理性认知信息容易限制观众的思维，且使人感到枯燥乏味；而一味运用感性认知信息容易让观众找不到主题，使参观体验流于肤浅。

因此，在博物馆展览中，合理运用理性认知信息与感性认知信息是非常有必要的。

多信息层次的诠释能够平衡所谓专家、精英人士的知识结构与非专业的普通大众的知识结构，使博物馆能够适应不同兴趣和认知偏好的观众。

▲左：电线杆上的小广告；右：造景“花烟间”（本文作者拍摄于“上海城市历史发展陈列馆”）

比如2001年在上海东方明珠塔内开馆的“上海城市历史发展陈列馆”，用沉浸式的造景再现了上海城市历史的变迁，每个场景旁都放置有一个说明标签，进行简略的介绍，但除此之外，没有更多的理性认知信息可供观众获取，观众的问题在展厅中难以找到答案。

观众在走马观花、得到感官的体验之后会进行深层的思考吗？

▲水井样式的多媒体装置（图片采自Rabinowitz R. , Eavesdropping at the Well: Interpretive Media in the Slavery）

再比如2005年美国纽约历史学会举办的“纽约奴隶”展中，有一口水井样式的多媒体装置。

观众可以趴在井边，透过井水（多媒体屏幕）的反射，看到四位着装各异的黑人妇女的谈话场景。

在此，多媒体装置中的影像为观众提供了感性认知信息，营造出18世纪的氛围，同时也隐含着奴隶法等理性认知信息，并通过“水井”背后的展板和地图得到强化。

观众首先会被有趣的感性认知信息吸引；若是他们想对当时的奴隶生活或者社会局势有进一步的了解，展板又提供了充足的理性认知信息。

博物馆展览中的感性认知信息并非只是为了感官刺激，其目的应该是引导观众进行与主题相关的更深层次的思考，这背后需要大量的研究作为支撑。

理性认知信息与感性认知信息合理的融合或者并置可以丰富展览传播信息的层次，感性认知信息使得理性认知信息更易被观众接受，理性认知信息又为感性认知信息增加了深度，使得观众在好奇、体验之余有进一步思考的方向。

（三）多参与性

“多参与性”指给予观众足够的机会参与到主题的诠释当中。在博物馆展览意义的建构过程中，观众有权利贡献出自己的想法。

因此，在展览中搭建沟通渠道，是一种对“博物馆权利”与“观众自由”的平衡。

“多参与性”不仅指代身体上的互动，更包含心智上的交流。

一个“多参与性”的博物馆展览应该是“观众能够围绕其主题进行创作、分享并与他人交流”的空间。博物馆要增加参与性的体验，需要关注两个步骤：引导观众围绕主题进行思考；建立能够让观众分享观点的平台。

引导观众围绕主题进行思考可以从两个要点展开——“共鸣”与“惊奇”。“共鸣”建立展览与个人的关联，给予观众思考的线索；“惊奇”利用出乎意料的、有趣的或是矛盾的展现，让观众产生讨论的欲望。但仅有此过程是不够的，如果观众找不到分享的平台，那么交流就无法形成。

许多博物馆在展览出口处设置有留言簿或是留言墙——这是交流平台的一种，但实际情况常常是：留言簿陈旧简陋，被放在不起眼的角落，留言的人寥寥无几，观众不知道自己的观点能否被别人听见。

得不到反馈的表达很难称得上是一种交流，也会削弱观众参与的欲望。

因此，成功建立观众参与平台的前提是确保他们的观点能够被认真倾听，并有所反馈。这种平台可以是实体的，也可以是虚拟线上的。

▲“直面火星”展览的入口（图片采自Simon N. , The Participatory Museum）

2008年加拿大安大略科学中心在“直面火星”展厅的入口和出口处设置了两个通道，观众针对“你想去火星吗？”选择“想去”或者“不想去”通道，选择的人数会实时显示在通道上方的电子显示屏上。

这就形成了一种反馈，让观众觉得自己的选择是可以被看见的，是有影响力的。

与此同时，观众还可以从数据上看见其他人的选择，这同时又促进了观众之间的互动和交流。

结合展览内容建立线上互动平台也是一个可行的方法。2010年英国布鲁内尔大学、爱丁堡艺术学院等联合筹备了“物件的故事”的项目，为各类物件添加二维码；同年，伦敦大学学院的格兰特动物博物馆将此创意引入到展览中。

馆方在展柜旁放置iPad和一些与自然历史相关的问题，观众扫描二维码后，可以将自己与展品有关的故事或是与问题相关的理解上传，所有的信息都会同步在网站上，供大众浏览和评论。

在此，观众对于展览的诠释被置于重要的地位，个体的偏好和观点受到尊重。

在一个“多参与性”的展览空间中，博物馆不再是单方面的知识的提供者，它同时也是倾听者或主持人，接收并呈现观众自主建构的“意义”，以供交流和讨论。对于同一事物多维度的理解才能带领大家更接近所谓的“真相”。

结 语

人类对知识和世界的认识在不断变动，博物馆也随之不断改变。

后现代思潮强调人类所处的世界存在于多元秩序中，其中的知识都存在局限性，并非是永恒的“真理”，在博物馆中再现全面、客观的知识不再是博物馆的目标。

解构之后是重建。

对现代主义博物馆形态进行反思和批判之后，新的观念推动着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诠释方式出现。

“后博物馆”尝试表现多维度的意义，鼓励批判和自省的思考方式。

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资深策展人玛戈·尼尔展望未来的博物馆能够是一个协商的场所：多元的历史被各种不同的声音讲述，其中的故事没有结尾；敏感的问题可以被呈现，答案可以被质疑，结论永远富有弹性。

本文由毛颖根据原文精简而成，原文刊登于《东南文化》2017年第4期，更多内容敬请登录官网阅读全文http://dnwh.njmuseum.com/pdf/2017/201704/20170412.pdf，或点击最下方蓝字“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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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东南文化》（dnwh_nb）｜图片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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