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祖云 刘传俊  责任编辑：周　洁  信息来源：《中国农村观察》2018年第5期  发布时间：2019-09-11  浏览次数： 6919次

【摘　要】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下，对乡村生产主义的反思产生了“后生产主义乡村”这一概念。西方后生产主义模式的驱动因素是多样的，在发达国家甚至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一些后生产主义乡村的经验证据。在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传统乡村的结构发生了变化，随之而来的就是乡村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为乡村生产性功能的消解及其向非生产性功能的转化。中国后生产主义乡村功能可能有三种表现形式，即重新发现“农耕文化”的价值，重构“生活、生态与生产”兼具的乡村功能，以及发掘“乡村性”对于城市工业文明的意义。

【关键词】乡村功能；乡村振兴；生产主义；后生产主义；乡村性

一、引言：“后……”的话语模式

在对现代性的反思中，产生了一种独特的话语模式，即“后……”。其中，“后现代主义”应该是影响最为深刻的一个概念。这一概念的认识论意义在于：它对现代性“基础”与“中心”两大核心内容进行了批判与质疑，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下，“基础”与“中心”被无情地消解了。利奥塔关于后现代主义兴起的表述就证明了这一点。他说，“对元叙事的怀疑”，对那些曾经控制、界定和解释世界上所有不同形式的话语活动的普遍指导性原则和神话的怀疑，已得到人们广泛的认同（史蒂文，2004）。笔者认为，乡村的“后生产主义”这一话语模式，无论是从形式还是内容上看，都深深地烙上了“后现代主义”的印记。这是因为，通过“后……”的话语方式，“后生产主义”质疑了“生产主义”时代乡村的一个基础性或者说中心性的功能——生产。在“后生产主义”的语境下，“生产”是乡村的功能之一，但生产并不一定是乡村基础性和中心性的功能。

这就是“后生产主义乡村”的意义与价值所在，它带来了关于“乡村功能”及其转型的思考。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应该思考中国乡村功能在时代发展中的转型及其变化趋势。国内已有少量文献对中国乡村功能转型这一议题进行了研究。比如，张京祥等（2014）提出，通过生产主义与后生产主义的中国乡村功能的转型来实现“乡村复兴”的任务。王常伟、顾海英（2012）从“生产观念”与“后生产观念”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农业政策观念的变迁与选择。王瑞璠、王鹏飞（2017）则从后生产主义的视角考察了北京地区消费乡村的现象。笔者认为，这些研究已经触及“后生产主义乡村”的概念、理论及内容，但还没有完全展开。

对此，本文将在乡村振兴的语境下，分三个层面来讨论这一议题：（1）通过对西方文献的考察，系统地引介“后生产主义乡村”的概念、理论及分析框架；（2）考察改革开放以来，在城市化这一背景下，中国乡村功能转型的趋势；（3）进一步讨论中国乡村功能向后生产主义转型方式。当然，对这一讨论还需要说明两点：一是本文所言的中国乡村功能的转型只是一种趋势，因为这一趋势在不同地区乡村的表现具有极大的差异性；换言之，当下中国大部分乡村仍然承担着传统的粮食生产功能，只有小部分乡村已初具后生产主义的功能。二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段内，中国乡村将仍然处于“生产主义功能”与“后生产主义功能”在时间上、空间上相互并存的状态。

二、后生产主义：西方文献考察

（一）乡村“后生产主义”的概念化

在20世纪90年代，“后生产主义”是被乡村地理学家们普遍使用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力图解释当代农业发展与变化的趋势，并使之理论化。这一理论认为，农业的重点逐渐转变为对生态系统服务与文化景观保护等社会需要的满足，因此，它挑战了“生产主义”。这是因为生产主义是指高投入、高产量的集约型农业，而后生产主义则是一种对环境更友好的农业生产方法，它不以高产量为前提；而且农民可能会寻求土地、资源的非农使用以补充其收入的损失。因此，相对于生产主义，后生产主义意味着“从一种模式转变为另一种模式”（Åsa et al.，2014）。

关于后生产主义的概念和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英国，主要侧重于农业领域。这是因为研究农村问题的学者们普遍认为，对农业问题的研究缺少一种全面的理论框架，以把握“农业生产新时代”的出现及其特征，故“后生产主义”被认为是对农村变革问题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唯一概念化方式。后生产主义的概念化就意味着农业政策与制度的变化，即农业不再被视为仅仅关注粮食的生产，而是包含着强调粮食质量、环境保护和生态服务等多种功能的社会生产方式。因此，在后生产主义的语境下，“乡村”和“农村”的概念正日益脱离“农业”和“农事”的单一内涵（Wilson，2001）。

对于后生产主义的概念化，也产生了许多不同的观点：（1）后生产主义的理论只是一个概念性的结构，它描述的是宏观结构层面的模式，还没有渗透到基层层面。处于第一线的农业生产者的态度可能尚未转向后生产主义（Wilson，2001）。（2）后生产主义与生产主义的概念化，凸显了农业发展模式存在着空间差异性，它允许生产主义和后生产主义活动空间相互并存，比如，在大多数发达的市场经济体或国家中，农业已进入后生产主义，而围绕地中海地区的国家可能离后生产主义还非常遥远（Wilson，2004）。（3）后生产主义只是生产主义的一种转型，这意味着生产主义与后生产主义都是阶段性的，而不是并行的；但是，这又与生产主义与后生产主义在行动与观念上并存相矛盾（Åsa，2013）。

同时，后生产主义的概念化也引发了一些争议。在认识论层面上，创造与强化生产主义与后生产主义的“二元论”，已经成为解释农村地区发展不平衡的一种手段（Evans，2002）。从认知的角度看，这种“二分法”势必会陷入一种“二元论”对立的僵局，并导致后生产主义走入“理论的盲巷”（Åsa，2013）。为了避免这一“认识论僵局”，可考虑用其它概念来代替它。这些概念有“多功能性”“生态现代化”“限制的生产主义”等。这些概念中的每一个都可以为后生产主义的“二元论”提供一种“潜在的矫正”，更重要的是，这些新概念可以处理在后生产主义概念下被忽视的具体问题（Evans，2002）。（1）农业“多功能性”更好地包含了农村社会的“多样性、非线性和空间异质性”。在某种程度上，它的提出被认为是超越生产主义和后生产主义“二分法”的一个途径（Åsa，2014）。（2）“生态现代化”这一概念在农业与林业上都可能有效，而且它的弹性化也能适应于生产、生活以及娱乐、休闲与舒适等多方面；而且各国新的环境法规的出台所体现的就是“生态现代化”所追求的价值（后生产主义和农村土地使用）。（3）不加批判地把“后生产主义”作为一种经济活动应用于农业，会产生误导；用“受限制的生产主义”来代替后生产主义，可能是一种更好的理论描述（Evans，2002）。

（二）后生产主义乡村的驱动因素

一个与城市生活相分离的、以农业传统职业为主的农村，现在已被视为“农村神话”。这是因为，虽然农业产品仍很重要，但是，乡村景观的其他价值逐步凸显；后生产主义作为一种“新范式”势必会引导出一种新的农业政策（Åsa，2014）。另外，后生产主义是“新社会运动”的一种延伸，这种新社会运动是在后工业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它挑战了现行政治与社会体制的界线，因此，把它称为“新的后生产主义社会运动”也未尝不可（Wilson，2004）。那么，驱动“后生产主义”乡村的因素到底有哪些呢？

1.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业生产中粮食与纤维产品的大量盈余，以及社会对舒适价值的需求往往比对粮食和纤维的需求增加得更多。这种现实状况冲击着西欧的农业政策，使它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中。这预示着：战后农业政策的生产主义时代已经结束。欧共体委员会和成员国试图发展“后生产主义”的农业政策工具，以回应这些不断变化的情况，其中的重要措施是寻找家庭农场的新用途及农田的新收入来源（Shucksmith，1993）。

2.20世纪80年代中期，城市中产阶级由于生活方式、崇尚自然和安全等原因而产生的“由城市向乡村的迁移”，是形成后生产主义乡村的中心动力。这是因为，乡村可能被塑造成田园诗般的、中产阶级的“后生产主义空间”（Wilson，2001）。或者说，这个后生产主义时代的产生与乡村经济活动及土地使用的多样化密切相关，其中一个关键特征是农村地区吸引了“新迁入居民”，以及在农村地区为“非农居民”提供了娱乐与休闲的机会。在发展中国家也同样如此。由于消费空间的不断增长及乡村功能的多元化，“生产性乡村”开始向“消费性乡村”转变，导致了农业实践的多样化，也导致了农业生产重要性的下降。

3.20世纪80年代中期，生产主义乡村在指导思想、环境保护、经济结构等方面越来越受到各个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质疑。英国等欧洲国家政策的变化，通常被认为是向后生产主义转变的关键因素。比如，扩大农业政策边界，将以前的“边缘行为者”纳入政策制定过程的核心，以及通过非政府环境组织等新赋权的行动者，将绿色理念注入农业政策制定过程等，都被认为是向后生产主义转变的真正指标（Wilson，2001）。因此，应从政策角度将后生产主义视为农村经济活动的一种替代模式（Åsa，2014）。

4.后生产主义乡村模式的出现与“新型农业技术”的使用也密切相关。

新型农业技术使用的特征包括耕作强度降低，生物化学品使用量减少或全部放弃，转向农场环境保护，重新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等。因此，后生产主义与农业向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转变存在着密切联系（Wilson，2001）。

（三）后生产主义的特征及经验证据

那么，与生产主义乡村相比较，后生产主义乡村的特征有哪些？有人提出从生产主义到后生产主义的“三个两极维度”的变化，即农业生产从集约式转向粗放式，农业生产从集中走向分散，农业经营从专业化趋向多样化（Mather，2006）。还有人提出后生产主义的“五类特征”：农产品生产从强调数量转变为强调质量；农地经营方式由单一性趋于多样化及劳动力就业途径向非农化的多元拓展；农业环境政策促成粗放式耕作方式转变为可持续农场经营；生产形态从集中趋向分散；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及农业生产结构上进行政策重构（Åsa，2013）。还有人列出了与生产主义对立的后生产主义的“七个维度”，包括指导思想、农业生产者、粮食体制或市场力量、农副产品生产、农业政策、农耕技术与生态环境影响（Wilson，2001）。本文只摘取其中四个维度进行比较，参见表1。

关于后生产主义乡村的经验证据，1998年一项对欧盟农民的调查表明：尽管大多数欧洲农民似乎都处于生产主义阶段（欧盟大部分农民的年龄都超过50岁，这可能是为什么生产主义思想目前倾向于占主导地位的解释之一），但是，越来越多的农村社区开始采用后生产主义的模式。随着新一代农民在新的农业生产模式中长大，这些农民已经更加坚定地融入后生产主义的理念与行动中，预计未来几十年将会有更多的农村转向后生产主义（Wilson，2001）。对英国林业与农业的一项经验研究也为从生产主义转向后生产主义的趋势提供了证据（参见Mather，2006）。一项对澳大利亚土地保育运动的个案研究表明，在土地保育运动中许多农村社区已经出现了从生产主义到后生产主义理念与行动的转变，由此也证明了土地保育运动的成功之处（Wilson，2004）。

三、中国乡村发展的功能转型

（一）传统“生产主义”的乡村功能

“乡村功能”是指乡村为了满足其居民需求所提供的各类服务的总称。从不同的角度看，乡村功能涉及居民生产、生活与交往的许多方面。而传统的生产主义的乡村功能，是指在传统的乡村中，以农业生产为核心展开的村庄生产、生活与交往三个层面交织在一起的村庄活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之而来的就是乡村功能的变化。

以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来看，要想了解事物的功能，必须先了解其结构。“结构被看作是社会关系的网络模式，功能则表明了这些内在网络模式的实际运行，结构在这里基本上只是一种描述性概念，其主要的描述职责通过功能去完成。”（周怡，2000）因此，要想了解中国传统乡村的功能，就必须先了解其结构，尤其是中国传统乡村的空间结构。村庄空间布局包含两个维度：村庄个体的空间布局和村庄群体的空间布局。村庄个体与村庄群体之间的空间关系构成了区域村庄空间布局形态，村庄是社会存在的一种形式，其结构具有社会经济的大背景。

一方面，从村庄个体的空间布局来看，中国传统村庄大多呈现出“网格式空间布局”。在这种布局中，村民在村庄内设置横平竖直、间距相近的道路，将空间分割成格网状，宅院在网格中成排成列地布置。这种布局结构简练，用地均衡，空间通畅，简单而经济。有研究认为，在村庄“网格式空间布局”中，“村庄的空间肌理与田块勾勒出的农田纹理有较强的一致性，这个特点尤其反映在格网式布局的村落中。村落就像城市中的居住区，而农田则像城市中的工业区，两者本为一体”（张晓阳、霍达，2009）。这是因为，在中国村庄发展的早期，农业生产是村庄的核心功能，村庄的空间构造及其呈现出来的形式、风格与特点必须有利于农业生产活动，即服务于农民耕作的需要以及由此产生的农业组织模式。因此，在中国传统的乡村功能中，“生产”处于核心地位，即无论是村庄的空间构成、空间结构，还是村民的生存环境的形成，都必须服务于农业生产与农业耕作。

另一方面，从村庄群体的空间布局来看，中国传统村庄的空间布局主要表现为三种样态，即：带状延伸——此类村庄主要沿交通线路两侧或河流两侧布局；块状聚集——此类村庄多分布在空间开阔、地势平坦的平原地区；点状分散——此类村庄主要是在山区，把住宅建在耕地中心地带或山间平地上。无论是哪一类村庄空间布局，其最本质的依据是村庄土地或农田资源耕作的便利性。

“生活圈”与“生产半径”两个概念比较准确地描述了中国传统乡村以生产为核心的特点。所谓“生活圈”指的是以村民的生产、生活的现实需要作为原点，以一定村庄人口规模、农田展开作为基准的时空范围，这一时空范围一定是适合村民的农业生产与耕作组织方式的；而“生产半径”是指农户生活地点与最远生产地点之间的交通距离，它对村庄的农业生产方式、农业生产效率具有重要影响。不同村庄的空间规模，就会产生不同的生产半径，其中必然有一个值，在这一范围内农户容易接受，反之则不容易接受。在自给自足农业的条件下，“生活圈”与“生产半径”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新中国建国后，中国以不同方式重复着生产主义的乡村功能，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49-1978年，基于温饱压力形成了“以粮为纲”的生产主义观念；二是1978-2005年，由于国家政策鼓励农业产量增收而形成了农业过度经营的生产主义观念。一直到2005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了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后，中国农业政策开始进入一个关注乡村与农业多功能发展的阶段。

（二）传统生产主义乡村功能的解构

有人认为，“传统的中国乡村是由一个个自然村落组成的，以宗族、血缘以及地缘关系为纽带，具有高度同质性的熟人社会，其社会交往结构相对独立，社区治理也自成体系”（文军，2012）。在这一结构下，才形成了中国传统的生产主义的乡村功能。结构决定功能，因此，乡村功能解构的逻辑起点应该是：在改革开放这一时代变迁中，中国乡村结构发生了什么质的变化。

1.中国乡村空间结构的变化。

中国乡村空间结构的变化与中国城乡空间结构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而中国城乡空间结构的变化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城市空间的扩张与乡村空间的紧缩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是城市空间扩张与乡村空间紧缩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由东部向西部地区扩展的。

从历史上看，中国乡村空间结构的变化是一个自然而漫长的过程，因为乡村空间结构是基于生产主义功能而自然与长期选择的结果。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作用于乡村空间结构变化的主要因素已不是“自然因素”。这是因为，“乡村空间的演变是社会—生态过程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在短时间尺度内经济、文化、制度对乡村空间演化的作用往往大于自然因素”（张甜等，2017）。正是改革开放以来快速的社会制度变革，才带来了中国乡村空间结构的变化。这一结构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大城市周边地区，城市要素向乡村渗透和延伸，乡村空间呈现出急剧收缩的态势；二是在远离大城市的地区，村落居住空间表现出沿公路线“线状聚集”的形态（张甜等，2017）。

有学者认为，在中国欠发达地区，乡村聚落在区域居住空间体系中的地位下降；而农户消费空间结构的变迁加速了村落自然经济的瓦解，农户生活对重点镇和重点村的依赖加强（李伯华等，2012）。事实上，“村落自然经济瓦解”与“农户生活方式变化”在东部发达地区更趋严重。原来在自然经济体系中依赖土地、农田的“生活圈”与“生产半径”完全被消解了，取而代之的是村落空间更加依赖于现代公路交通系统，这势必快速地解构着生产主义的乡村功能。

2.中国乡村人口与产业结构的变化。

一方面，在乡村人口结构变化上，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归纳起来，能达成的共识有：（1）乡村人口向城市单向转移的特征显著；（2）乡村大量中青年人口、高素质人口向城市转移，直接导致乡村人口结构失衡，并导致乡村空间空心化、乡村人才空心化；（3）乡村劳动力大量流失造成农村土地资源浪费与农村生活成本增加，尤其是产生了“留守儿童”与“留守老人”等乡村问题；（4）乡村大量青年人口流失，对区域粮食生产以及农村种植业结构调整带来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在乡村产业结构变化中，农村工业化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有人以长三角地区为例，探讨了乡村一二三产业发展的动向。1984-2013年，长三角乡村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比重从71.6%大幅下降至25.6%，而从事第二产业的劳动力比重则从21.0%提高至47.5%。长三角地区乡村劳动力结构变迁充分印证了乡村经济结构从“一二三”向“二三一”的根本性转变（吴可人，2015）。

因此，在中国乡村尤其是发达地区乡村，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变化都在彻底消解着生产主义的乡村功能。而从整个社会空间结构的角度看，“乡村制造业空间、聚落空间、农业空间以及城乡空间，从过去相互独立分布逐步演变为各种要素在全地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穿插分散分布的格局”（吴可人，2015）。乡村功能的多样化在东部发达地区已成发展趋势。

（三）乡村功能的转型：背景及方式

1.乡村新功能转型的社会背景。

一方面，在中国城市高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颇耐人寻味的“逆城市化”现象。“逆城市化”问题的提出，是针对城市快速发展而产生的一系列“城市异化”现象的。对这些现象的反思，最早可以追溯到1902年英国学者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概念（参见霍华德，2000）。这是一种以人们的社会生活为中心而展开的“乡村包围城市”的城市模式。

另一方面，在城市化进程中，具有逆向路径的“城归”也越来越具有“现象意义”。从文献的角度看，“城归”这一概念早就有学者提出了（例如谢秋运，2004）。“城归”借用了“海归”这一概念形式，意指在城市化进程中从农村流入城市的人的“重新回归”。笔者认为，这一概念想要真正表达的意思是原来从乡村流入城市的“乡村精英”的回流。从这个角度看，它事实上也是“逆城市化”现象的一个组成部分。近年来返乡创业农民工累计达到450万人，还有约130万居住在城镇的科技人员、中高等院校毕业生等下乡创业（1）。

在实践层面，“逆城市化”与“城归”等现象都表明，需要重新认识乡村在城乡发展中的功能与地位；在政策层面，中国乡村发展的指导思想在2005年前后发生了很大转变，即在重视粮食产量的同时，把农业、农村的“多功能性”置于更加重要的位置。因此，需要推动乡村新功能转型。

2.乡村新功能转型的实现方式——“三农”的多元价值匹配。

在传统社会，城乡之间虽然在功能上形成互补性，但两者之间基本上还处于“弱连接”状态。这种“弱连接”不仅体现在城乡之间在道路交通的“硬连接”上，也体现在城乡之间在市场与资源的“软连接”上。传统的村庄，以散点状与中心镇形成弱连接，以此方式乡村逐渐与城市形成弱连接。而现代工业社会却完全解构了这种城乡间的“弱连接”，转而建立起了城乡间的“强连接”，这既体现在道路交通的“硬链接”上，也体现在市场与资源的“软链接”上，尤其是在信息技术时代，互联网与移动通讯技术的发展更是强化了城乡之间的“强链接”。

传统乡村社会基本上是处于相对单一的“社会闭环”中，其中，“三农”关系及其要素是基本锚定的，即农民居住在农村，终身从事农业生产，乡村社会的核心要素基本上形成单一的价值匹配。而在城乡“强链接”方式下，城市与乡村都不得不向对方开放。当城市化发展到较高阶段后，伴随着“逆城市化”现象的产生，乡村中的“三农”要素就有可能获得活化流动与重新分工组合，从而会形成“三农”的多元价值匹配。这样，从事农业生产的不一定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农业也不仅仅是传统的种植业，而是可以与二产和三产进一步结合从而衍生出新业态；乡村也将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农村概念，成为城乡连续谱中不可或缺的、低密度的、具有独特文化与景观价值的人居形态（张京祥等，2014）。

四、后生产主义乡村的新功能

（一）极具“地方感”的“农耕文化”的功能

中国是世界三大传统农业的起源地之一。在几千年的传统农业社会里，我们祖先用勤劳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农耕文化。中国的农耕文化具有独特的地域性，这一“地域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相对于外域农业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下长期衍生出来的一整套生产与生活方式，在生产技术、生活意义、生命价值、生态理念等方面都表现出与外域农业文化不同的模式和指向。二是就中华民族生存的内部空间而言，其东西南北的空间跨度以及地理、气候和生态等自然环境的差异都是巨大的。而且，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共处的综合文明体，不同民族在其特定的居住地理与生态空间中，又衍生出多种多样的农业耕作与生产方式。因此，即使在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内，农耕文化也具有其独特的地域性与差异性。

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急剧转型中，“城市社会”以极其强劲的力量复制与模仿了西方的工业化与现代化，从而出现了社会的高度格式化与同质化。在这一背景下，农耕文化的“地域性”对于重建中国社会的“地方感”，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这是因为，对“地方”的依恋，事实上已形成了一种“现代性的后果”（张原，2014）。

在现代化大生产观念的冲击下，乡村的传统农业与农耕文化，有些被解构，有些被消灭。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魔咒”中，笔者越来越感觉到：在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全球化、地方感与普适性、乡土性与城市化等要素之间，保持一种“合理的张力”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因此，中国一边坚持发展现代性与城市化，一边又倡导修复传统的农耕文化。事实上，当代中国社会对“农耕文化”的留恋，是在地方感的营造中承载着一种“折返的现代性”，这试图是在对“过去的再现”中促成“地方的呈现”，也是在将“时间上的过去”与“空间上的地方”重新组织起来（张原，2014）。乡村农耕文明的这一功能是任何城市社会所不具有的。

因此，乡村农耕文化的“生产性功能”在逐渐减弱，而“后生产性功能”在不断增强。这主要体现在乡村农耕文化及其乡土性在保持文化多样性、传承文化遗产以及构建地方性知识等方面都具有独特的功能。这是因为，中国多样性的农耕文化，既是基于土地、空间与气候条件的具体的田间生产与耕作技术实践，也是基于人与自然相互依赖、和谐共生的社会生产及生活方式而展开的。在以上两种实体性存在的基础上，中国乡村农耕文明更是发展出一整套生活伦理、人生意义与社会道德的知识体系。“作为文化，地方性知识对于各个民族（族群）来说，其存续的基本的价值诉求是维系当地民族人群的历史记忆。历史记忆既传承了历史延续性，又包含了被阐释的历史意义性，因而成为族群认同建构的有效方式。”（龙先琼、杜成材，2008）因此，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乡土性、地方感及农耕文明的个性化等文化价值，具有有效“对冲”现代社会高度标准化、格式化与同质化的新型功能。

（二）“生活、生态、生产”兼具的乡村功能

从东西方城市化的发展进程来看，在现代思维方式与城市主义倾向等观念的引导下，社会曾一度产生“去乡村化”的认知偏向。结果，城市生活备受青睐，而乡村生活颇受冷落甚至是歧视。自20世纪70年代始，在生态环境问题与逆城市化等多因素的推动下，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一系列“乡村复兴”运动。这些运动促使社会各界重新关注乡村社会一些被忽视的价值、意义及功能。社会各界在关注乡村生产功能的同时，也开始关注乡村的生活功能和生态功能。

“乡村绅士化”被认为是重新发现“乡村生活”的一个契机。在西方现代化高度成熟以后，出于对现代性、高度理性及技术主义的反思，西方社会兴起了社会发展转型的人文主义思潮。人文主义思潮的一个结果就是促使人们更加重视生活，再加上对城市“程式化生活”的厌倦，城市的“绅士阶层”更愿意去宁静的乡村享受生活，乡村从而被想像成一个可以逃离城市现代性的去处。当代西方乡村社会的突出特征之一是乡村居民的多元化和乡村空间的异质化，乡村地域已成为一个混合的网络化空间，乡村居民与迁入者、农业工人、休闲游客、旅行者、土地所有者、政策制定者、媒体从业人员以及学术研究者等不同参与者的共同体验与表现塑造了全新的乡村性（余斌等，2017）。与西方世界“乡村绅士化”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就是中国的“新上山下乡运动”或称“新回乡运动”。有学者认为，“新回乡运动”意味着回归乡村可能是未来人类生活的一个趋势（苏静，2017）。

在中国现实情境中，促成“新回乡运动”的力量主要有三种：（1）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三高技术”即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与高速信息网的快速发展，大大缩小了城乡空间距离与信息鸿沟。相比较而言，城市生活的便捷性、现代性不明显了，而乡村生活的休闲、宁静与安逸却比较突出。（2）从文化支持的角度看，中国几千年历史沉淀下来的乡村文明，在人们面对困难与挫折等困境时，能提供一种极其强烈的“韧性精神”，而在人们面对胜利与成功等顺境时，又能提供一种“平和心态”。这是中国乡村文明所独有的自我纠错机制与修复能力。（3）从生活与宜居的角度看，中国乡村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它的“生态功能”。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朴素的论断充分表达了乡村的生态功能，也道出了乡村的生态功能是其它功能的核心。不论从西方乡村复兴的历史来看，还是从中国乡村复兴的个案来看，乡村建设首要的因素就是维护乡村良好的生态环境。在中国现代化的快速推进中，乡村生态环境没有获得有效的保护，这也是“乡村大逃离”的主要诱因之一。只有当乡村的生态环境得到恢复与保护之后，“新回乡运动”所产生的“乡村绅士化”才有可能。另外，从宏观上看，当下中国乡村的生态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保持动植物及生态环境的多样性，以及建立在其地理环境之上的农耕文化的多样性；二是有效“对冲”城市发展的环境及资源压力，并为城市发展提供环境缓冲区或缓冲带。

乡村生产功能的实现，应该是在“生态优先”的理念下，发展具有观赏与文化传承价值的农耕文化，或者发展具有“环境低冲击力”的二三产业。比如，天津市北辰区双口镇在面对“生产主义”的局限时，探索出了一条“后生产主义”的发展思路（参见高敏等，2016）。这一个案例为城市郊区乡村的“后生产主义”发展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样本。“双口策略”的核心内容是：构建一二三产相融的大农业体系，以促使乡村向后生产主义模式过渡。其具体做法是让农业“接二连三”。“接二”是指以本地特色农产品生产为核心对接第二产业，以增加当地特色农产品的附加值；“连三”是指推动农业向服务业转型。双口镇不仅提供单一的农产品，还提供多元的服务内容，包括自然景观欣赏、农耕文化体验等涉农元素的消费，从而形成了具有后生产主义特征的“双口策略”。

（三）“乡村性”向城市“反向输出”的功能

在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早期，乡村向城市输出的更多的是有形的人力资源、土地资源及其他物质资源。在这种单向的输出中，乡村的有形资源被城市抽离，带来了乡村的衰落，乡村在城市时代中失去了自身独特的个性，即“乡村性”。一个在内部拥有良好传承的乡土文化，对环境低冲击力的产业发展，自治有序的和谐乡村，也必然会在某些方面对当今城市时代产生独特的意义，从而让乡村对城市反向输出不可或缺的价值（张京祥等，2014）。在后生产主义乡村的观念下，“乡村性”具有独特的消费功能与价值，只有当乡村真正保持自己的“乡村性”时，它对于城市才能输出无形的价值。

1.“乡村性”在城市时代的消费功能。

有学者对北京城郊乡村的耕地功能、非农产业格局的变化情况进行研究后认为，2004年，北京城郊各区县耕地的“文化功能无空间差异，而且文化功能较弱”；到2011年，其文化功能明显上升，乡村耕地的多功能性变化明显，而且北京近郊乡村的文化功能需求量大，而远郊区供给量较大（杨雪、谈明洪，2014）。这部分反映了城市消费能力的增长，以及对乡村旅游及文化消费需求的增长。而近些年来的乡村旅游热就是一个缩影。欧盟和经合组织（OECD）将乡村旅游定义为“发生在乡村的旅游活动”（Reichel et al.，2000），这是城市社会发展中后期的一个重要社会现象，也预示着“乡村性”作为“城市性”的对冲，其消费功能在逐渐上升。

“乡村性”的消费功能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乡村空间的消费性，即相对于城市空间的分割、逼仄以及无天际线的视觉感，乡村空间是自然的、无边际的。在这种上下前后都通透的空间中，城市居民会获得一种在城市空间中所没有的“精神解放”。二是乡村“软景观”的消费性。在城市化发展的中后期，城市的景观建设也获得了足够的重视，像绿地、道路、广场与公园等城市公共空间的景观，以及居住小区等生活空间的景观，都建设得“像模像样”。那么，为什么城市居民对乡村景观还那么热衷呢？这是因为这两类景观具有本质上的区别。相对于城市景观是人为构建的、非自然的“硬景观”而言，乡村景观却是自然而然的“软景观”。城市的“硬景观”就像城市本身一样，因为集聚了太多的技术因素、人为因素，体现的是社会的“现代性”特质，而乡村的“软景观”恰恰可以“熨平”这一“现代性之殇”。三是乡村独特“地域景观”的消费性。比如，乡村视觉景观（像山川河流、田园风光等地理景观所呈现出来的视觉美感）、听觉景观（像鸟鸣、溪流、瀑布以及农业耕作活动等发出的美妙声音）与味觉景观（乡村美食）等特色地域景观的消费正呈现日益增长的态势。

2.让“乡村性”符号化，以实现后生产主义乡村的多种功能。

“乡村性”的符号化是指把通过长期潜移默化在游客脑海中形成的、固定的关于乡村的心理图像，通过抽象的方式转化成一种非实体性的“文化符号”。在这一文化符号的指导下，再把某一乡村的心理图像通过实体性的乡村表征完整、全面地反映出来。这是“乡村性”由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体的双向过程。当这一双向过程完成后，“乡村性”才真正地“符号化”了。乡村性的符号化，在中国乡村建设中已有比较成功的案例。比如南京市高淳区桠溪镇，被国际慢城组织授予“国际慢城”称号后，在“慢城”这一符号及理念的指导下，桠溪镇政府通过土地资源、基础设施、村庄规划及文化载体的多元整合，把该镇完全打造成一个符合“国际慢城”理念的，集传统农业生产、生态保护、生活休闲、观光旅游、文化交流于一体的特色小镇。桠溪镇在“国际慢城”这一符号的经营中，已由一个生产主义的乡村完全转化成一个集生产发展、生活休闲与生态维护于一体的具有后生产主义功能的乡村典范。

总而言之，后生产主义乡村，不论是作为引入的一个学术概念，或者是作为乡村发展的一种范式，还是作为乡村功能转型的一种趋势，都是思考中国“乡村振兴”实践的一个理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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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Wilson，GA.，2004，“The Australian Landcare movement：towardspost-productivistrural governance？”，Journal of Rural Studies，20（4）：461-484.

注释：

[1]参见《农民工返乡创业人数达450万》，网址：http：//leaders.people.com.cn/n1/2016/1202/c347621-289206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