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法）蓝克利主编《中国近现代行业文化研究:技艺和专业知识的传承与功能》，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

民国时期北京同仁堂药铺的经营模式：有关同仁堂的口述历史

定宜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清末民初北京的中药铺（系指门市零售药铺）有160余家，大多数为小本经营，其中的大药铺，号称北京的四大药堂，是同仁堂、鹤年堂、千芝堂和庆仁堂。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同仁堂乐家老铺。正如近人陈宗蕃在《燕都丛考》中称：“大栅档同仁堂药肆，相传数百年，贸易兴盛，肆主人乐氏寓新开路，栋宇联街，支族繁衍，北平商业以斯为最。”[1]旧日同仁堂的药方上都写着：“京都同仁堂，座落在前门外67号路南，有招牌便是”，对此无论药店的老职工还是北京的老顾客，至今仍然记得。

作为北京商业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起家与兴盛均与清朝朝廷相关、以“御用”形象出现的京都同仁堂中药铺，早已引起国内外诸多研究者的注意。虽然同仁堂药铺虽然名动京城，但无论他们的经营方式，还是家庭关系与生活，与一般人们的想像，却都有很大的差距。研究者也很少关心这些药铺背后的“人”生活是什么样子。事实上，仅仅是由一个接受西方教育、吸收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甚至还有人信仰西方宗教的家庭，来经营一个北京城资本最雄厚、声誉最高影响也最大的代表“旧”传统的中药铺，本身就有太多值得深思和探究的内容，也正是民国时期新与旧、西与中相互碰撞、交击同时也并存、交融的特殊时代的体现。

有关同仁堂在买卖后面的生活，由于很少见诸于记载而难以探究，采取对同仁堂乐家后裔进行访谈的方式，可以多少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所以我对同仁堂历史的讨论，就是从口述访谈入手，再与相关文献资料互证互补来进行的。

一，         资料来源简介

我为研究同仁堂历史而收集的资料，包括两部分人的口述与文字纪录。所谓两部分，一部分是资本家即同仁堂乐家的后人，这里称为“资方”，因为迄今为止药工们仍然习惯称他们为“资本家”。另一部分是在同仁堂工作数十年之久的几位老药工，在同仁堂经历了从“公私合营”到“文革”的一系列变革，已经不再是乐家的企业之后，他们却一直留在同仁堂，或者担任同仁堂药店的领导工作，或者成为技术上的专家，他们对同仁堂比资本家的子孙们更熟悉，更认同，谈及的内容也更丰富生动。

资方的资料来源有三份：

1，  乐曙青口述

2，乐笃周手稿：《我所知道的同仁堂》

3，沈芳畦口述

同仁堂乐家老铺虽然早在清前期就已建立，但几经周折，直到第十代传人乐平泉时才得“中兴”。乐平泉号印川，他有四个儿子，这便是同仁堂“四大房”的由来。为方便起见，这里先将乐家自乐平泉起的家庭关系简要罗列如下：

    乐小庭—乐佑申（乐禔）

长房           乐西园（乐云樵）

乐孟繁          乐笃周（乐衍孙）

            乐益卿（乐东园）

    乐君士—乐魁

            乐洪

            乐孚

            乐让

 二房   乐懿芝—乐朴孙

乐仲繁  乐永西—乐元可

                乐孝先—乐钟琪，学西药，毕业于北京医学院药学系

                    乐钟熙，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

                    乐石元（女），协和医院医生

    乐东屏

 三房

乐叔繁  乐靖宇（乐铎）

    乐舜慕

 四房

乐季繁  乐达仁—乐钊

        乐达义—乐松生—乐锜（留美）

    乐达明—乐肇基

    乐达德

乐平泉死后，四大房不仅在药铺经营上，而且在生活方式上都各自为政。由于1949年以后第四房的乐松生在公私合营运动中表现积极，并因此而得以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因此凡有关乐平泉之后四大房的各种经历，往往都是以四房即乐松生一支的立场叙述的，包括Sherman Cochran 于2006年出版的China Medicine Men：Consumer Culture in China-Southant Asia一书。该书中有一节专门谈及同仁堂的历史（Inventing Imperial Traditions and Building Olde Shoppes），[2]对于乐平泉的管理方法，包括同仁堂与清朝皇家的交往与获取的特权、清亡之后乐家在接受西洋影响与坚持旧传统之间的选择取向等发展过程，都有详细的描述，但也是以乐松生一支为主。而我在此项研究中所做口述，则是以老大房一支为主的，为的是对乐家四房在清末至1949年以前的社会交往、生活方式等获得一个整体性的印象，从而弥补仅以第四房为主的叙述之不足。

乐平泉的长子名乐孟繁，他生有两子，即乐小庭和乐君士。乐小庭也有四子，即乐佑申、乐西园、乐笃周和乐益卿。其中乐曙青（1938—）乐小庭的第四子乐益卿的长子，北京某中学会计；沈芳畦是乐小庭次子乐西园之妻。这两个人都未直接参与过同仁堂任何事务。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东笃周，在乐家四大房的诸多子孙中，他是受到争议最多的人物。

乐笃周（1894～1979）字叶潜，乐小庭第三子。早年留学法国，民国八年（1919年）回国。民国二十年在北京创办宏仁堂国药号，后又在上海、青岛、天津等地开设分号。解放后曾被选为上海市第一届政协委员，第三、四、五届南京市人民代表。

乐曙青在口述中说，他是最值得一写的人物：

乐笃周这人哪，是很有魄力的一个人。同仁堂原来在北京，北京是满清政府的首府，南京是国民党政府的首府，所以他说南京也应该开一个。南京同仁堂是姓乐的开的，你不承认不成，正牌的东西呀，工人都是由北京调过去的。里边的设备全是洋派的。电器一律都是西门子的。最后配药的药材同仁堂不给，从北京宏仁堂给。但是其他房对他都有反感，管他叫鸡爪子什么的。他们这反对那反对，最后南京同仁堂的股息来了他们谁没要？那个人（指乐笃周）从来不认为人家是坏的，跟他不对付的人，要是到上海去，到南京去，也全部是他招待，住到他家里，连生孩子他都管。

他在欧洲美洲的转了一个弯儿，回来以后就开了眼界了，他自己上祁州药市采购去，他认为要弄中药，就应该把中药弄成托拉斯，可是他这一个愿望始终没实现。

关于乐笃周在南京开设同仁堂一事，由乐松生署名的《北京同仁堂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有如下记载：“民国十七八年（1928-1929年）政治中心南移，乐佑申就要他的亲弟弟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是违反族规的，于是群起而攻之。”[3]。这篇文章据说实际的执笔人是浦熙修，所站的完全是乐松生亦即四房的立场，如今记述乐家历史的文件则多沿袭此说，这与乐松生曾担任过北京市副市长当然不无关系。

本文提到的乐笃周手稿，是他在30余年前亦即1977年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林泉水先生之约所撰的文章，取名《我所知道的同仁堂》。我是在2009年采访贾怀增先生时，从他手里得到的。据乐笃周在文中称，“因为手头既无《同仁堂药目》、《乐氏家谱》等材料，。也无其他参考资料。加之年老，记忆力衰退，执笔更困难，只能就想到的，口述由别人帮助纪录、整理、抄写。因为是根据个人的亲闻和亲历回忆而写出来的，有很大的局限性，所以只能说是‘我所知道的同仁堂’。”在文章另一处又说，这篇文稿中凡1926年以前的历史，得自前辈故老的讲述，1926年后，全系个人经历。态度是颇为谨慎认真的。该文涉及的内容包括：

1，帝国主义、同业资本家和同仁堂的关系；

2，同仁堂家店不分和职工分另钱简述；

3，学习改造后的思想情况。

事实上，这份手稿虽然摆脱不了那个时代特有的套路和套话，但内容要远较他自己的这个概括更为具体丰富，是一份非常宝贵的资料。

第二类是同仁堂老药工的口述，比较完整的也是三份：

1，  贾怀增口述：

贾怀增，河北辛集人，80岁。1946年1月到同仁堂学徒，1999年退休，在同仁堂工作时间长达53年。曾任同仁堂药店主任、经理，高级工程师。退休后此职由李守勋接替。

2，  李荣福口述：

李荣福，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人，？岁。13岁到北京德寿堂药店学徒，后到鹤鸣堂工作，1952年底到同仁堂。曾任同仁堂制药厂质量技术科科长，副总工程师。

    3，李守勋口述：

李守勋，河南沁阳人，75岁。1948年到北京同和堂学徒，1953年到同仁堂工作，1978年任同仁堂副经理，后任经理。1997年办退休手续后又被返聘，任药品咨询委员会专家。

三位老药工的共同特点：都是学徒出身，都在同仁堂工作过50年以上，后来都在同仁堂担任过重要的技术和管理职务。其中两人即李荣福和李守勋是在其它药铺学徒后再到同仁堂工作的，对同仁堂的经营管理，尤有深刻体会。

李荣福退休前给同仁堂厂长提出建议，他说同仁堂需要搞4个东西，第一是同仁堂的作业法；第二是同仁堂药品的标本；第三是整理同仁堂药品的配方；第四是写同仁堂历史。结果搞了其中两种，但都不理想，一是整理配方没有按照历史原貌，再一个，就是把同仁堂的厂史写成了家史。我认为他指出的这两个问题都非常到位，尤其是关于同仁堂历史的书写确实很成问题，基本上成了乐家的家史，迄今却很少人意识到这个问题，这表明了李荣福先生的见识，也是我力图通过老药工的口述了解同仁堂的重要原因。

6个人的口述与手稿内容都非常丰富，涉及同仁堂历史、传说、家庭生活、家族矛盾、个人经历以及同仁堂的生产、经营、销售方式、与其它药业同行的关系以及大量有关中医药的专业知识等方方面面，难以一一尽述，这里只能选取几个方面，做一个大概的阐释。

二，同仁堂内部的管理机构与用人制度

1，同仁堂的管理机构

同仁堂是一个既出售成药，又自制丸、散、膏、丹的中药铺，其人员也由两部分构成，据乐笃周手稿称：“我们估且（应为“姑且”——定宜庄注）按工种分职工为职员和工人两部分（为叙述方便而分的，在过去从未这样明确分界）。担任销售工作的为职员，搞制造药品的为工人。”

职员有：帐房、库房、售药员。帐房的职责是记帐，每天计算分另钱，分配给每个职工；库房分保管、记帐、发药，职责自明；售药员的职责是门市售药。

工人有：西院、碾房、刀房、打杂。西院的职责是泡制药材，杀野兔等；碾房的职责是压粉制丸药；刀房的职责是切药。打杂包括工友和炊事员。

有关自制加工成药的部门，乐曙青的口述如下：

药房，就是揉药丸。

斗房，就是外配，比如做牛黄清心丸，除了细料以外，糙料就由斗房来配。

碾子坊，负责把药轧成面，变成细末。

刀房，中药不是讲究饮片么，这饮片就要切，得讲刀工。有些药就是草根树皮，必须得用铁锅泡几天，泡完捞出来，控了水，码齐了，用手工切。

方子房，不详。

李守勋则说，同仁堂的中药加工分三种，即刀房、斗房和丸药房。刀房专门切药，是技工。斗房负责炒制、挑拣饮片。

三人所说大同小异，反倒是乐笃周所说更为简单，还不如乐曙青详细，这可能是乐笃周并未实际参与同仁堂老店的生产管理的反映。

根据以上叙述可知，同仁堂制造丸散膏丹的部门大致分几种，即药房（亦称丸药房）、斗房（乐笃周说的西院可能即指斗房）、碾房和刀房。这些都是非常需要技术的工种，老药工谈及这些的内容亦十分丰富，容在下面详述。

至于乐笃周所谓的职员部分，也就是负责销售的部门，包括帐房、库房和门市，都是同仁堂最重要也最核心的部门。

首先是帐房。乐笃周说帐房的职责是记帐，但在李守勋眼中，那会儿的帐房虽然名叫帐房，却不是会计室，而是办公室。贾怀增提到帐房时却说，帐房实际上就是出纳。可见当时工人对于帐房的真正作用并不是十分清楚。帐房在同仁堂的管理制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同仁堂药店无论销售还是制造成药，都是靠发“另钱”来鼓励职工积极性的，而“另钱”的纪录、核算乃至发放，都由帐房操作。

第二个是门市，也就是前面柜台的营业。这里最重要的人物是“查柜”。见乐笃周手稿：

此外，还设几名所谓“查柜”（查读zha音），不同于一般职工，又和北方旧例的“掌柜”不一样。掌柜是旧式铺子的负责人，相当于经理。查柜的职权较掌柜略小，他们负责监看售药员售药，查问帐房、人事考核，接洽大笔生意，到祁州买货等。

李守勋讲得较具体，他说旧日的柜台，是柜台内站着售货员，柜台外头地方不大，是顾客站着，查柜的也在外头站着，拿个鸡毛掸子。他不具体卖药，他是管卖药的。顾客有点什么事，与售货员发生什么争吵，他管解决。柜台里头谁好谁不好他管监督。他挺有权力的。他得熟悉业务，有管理知识，还得资本家看得起，这是当查柜的三个条件。

李荣福谈查柜：过去管卖药的不叫卖药的，都称呼老先生。前边儿有查（cha二声）柜的，查柜的就说一个应付外，有事处理，就跟现代店堂经理似的。“查柜的正职是查方，你这方子抓完了，十八反、十九畏、妊娠禁忌、有没有孕妇，就是有没有孕妇不能吃的药，查这方子，看（抓药的人）抓的对不对，审这方子有没有大夫开错的，审这个。”[4]

2，根据营业额提成的分配方式：“分另钱”

    同仁堂职工的固定工资比较少，都是采取根据每日营业额提成的做法来刺激职工生产与经营的积极性，称为“分另钱”。对此乐笃周有具体详细的介绍，兹引录如下：

从我曾祖乐印川开始，采用以每天营业额提成作为同仁堂职工的劳动报酬。同仁堂的固定工资比较少，每月至多三至四元，只占提成收入的二十分之一还不到。这一方式是乐印川的独创。大家称之为“分另钱”，一直为我们乐氏家族所袭用，解放以后才和全国广大职工一样改为固定工资。分另钱办法使用了一百多年，一般商业部门以及药业最初很少采用这个办法，所以有必要详述一下。

分另钱都是当天结算，当天分配。因为每样药品售出以后，提成的比例都各不相同，自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几，有十几档子区别，所以办法规定得很细密、复杂，担任当天分配的帐房如果不熟悉很难搞清楚。

分另钱有两类：根据每个售药员一天经手的营业额提取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几作为报酬，售药员每人以其当天个人经手售出药品合计数，按各项药品不同比例分另钱；其他职工（除工友、炊事员外）则按同仁堂一天营业额的总数，提出一定钱数，由大家按各人应得的分配比例，如：有人按三厘分，有人按四分分等，也分十几档子区别。

各种药品提成的比例由资方乐氏决定，每个职工的分配比例，根据在同仁堂的工龄，以及资方和查柜的意见决定。如刚到同仁堂一般可分四厘，逐步六厘到七厘，最高是四分。职工到了同仁堂之后，没有大错误，就能慢慢的增加分配比例。

职工之间收入悬殊。一般售药员收入最多，而其他职工化劳动很大，收入较售药员少。打杂的除了固定工资外，根本不能参加分另钱。

因公外出的职工，即使当天不在单位，同样可以分配到。如个人因事请假，则不能参加分另钱。职工去世以后，按职工在世的工龄，按十年可让其遗属参加分一年另钱为标准，二十年参加分二年另钱，余类推。分了一年或二年另钱以后，再按情况逐年递减比例。

每季、每天的收入也相差很大。冬季参柜售人参鹿茸较忙，因为冬天买补药的人多；夏天则暑药柜的售药员收入好。夏天须要暑药者众，尤其是团体来购买，所以收入也不错。在习惯上自然调节了这个差距。

乐印川使用营业提成的办法控制迷惑职工，迫使职工必须千方百计争取营业，否则菲薄的固定工资是不够的。同时，营业提成的办法使职工们有一个错觉，仿佛每一笔生意都和自己有关，自己也是同仁堂的主人，而不自觉的被剥削去更多的剩余价值装进乐家的腰包。

    贾怀增赶上过“分另钱”，1952年底才到同仁堂的李荣福和李守勋先生就基本没赶上了，所以贾先生对“分另钱”也有简略的叙述，他说：“同仁堂卖药是提成。过去卖药的是打头的，资本家下边就是卖药的，卖得多挣得多，我听说是大三二，小三二。一百块钱的提成，卖药的提32块，剩下的68块是大众份，连帐房先生都是大众份，根据年限、表现、资本家的印象，我是学徒的，我拿5厘，就是按比例100块钱给你5毛，就是一共多少钱，能分多少份，这叫另钱。”

    乐笃周手稿中说“分另钱”是乐印川创立的，但在更多的文件和口述中都说创立这项制度的是他的妻子许叶芬，李守勋说：“（制订这项制度的）主要是乐印川的妻子，低工资，高奖金，搞提成工资，卖钱多提成多，凡是能搞定量的都搞定量，这在北京是第一次实行，一下子就把人都管住了，当然管人的都是他们的人”。

    “分另钱”的做法有利也有弊。作为京城中最早将营业利润与职工的利益直接结合的企业，确实收到了明显的效果，这是利。至于弊，乐笃周说：“配汤药时间化费久，收入少（一般汤药只几角一帖），所以一度到同仁堂来抓汤药的就没有人理。”但总体来说，还是利大于弊的。

2，“父传子家天下”的用人方式

李守勋说“分另钱”的做法把人都管住了，而“管人的都是他们的人”，这正是“分另钱”制度能够实行起来的关键。而掌握帐房的“帐房周家”中的周家父子兄弟就正是这样的“管人的人”。李荣福说：“那周嘉麟他爸爸周胤堂就是会计头，走了，把这儿子周嘉麟搁在这儿，还是会计头。”贾怀增说：“帐房就是周家帐房，人家就什么都管了，乐家也信服人家。”他说直到公私合营以后成立财务科，科长也仍是周家人即周嘉麟担任。乐家后人乐崇熙至今提起周嘉麟，仍称赞说“周嘉麟，帐房周，那水平高。”周嘉麟的弟弟周家驹也在帐房任职，这样以一个家族而不是以个人身份在同仁堂任职并且把持一个要害部门，是同仁堂用人的一个突出特点。

除了帐房以外，像查柜这样的重要岗位，也是由资本家最信得过的人担任的。李荣福和李守勋都提到，查柜有“八大如”，指八个名字中带有“如”字的大管事。药房则基本上由左家当家，甚至厨房都是邱家的。每个部门都由某个家族掌握着。李守勋将此称为“世袭”。

所谓的“世袭”还有另一层意思，这里可引用李荣福的一段话：

他们同仁堂用的人是怎么来的？都是父传子家天下。有个姓王的，他爹是送铺货的，就是给厂子门市部送货的，他爹干不了了，把儿子放在这儿还送铺货。而且在家他爹就把他嘱咐好了，跟这儿好好干啊，你要不好好干，咱们可全家都没吃的了。您说这人他来这儿，他能搞邪的歪的不？他不敢。换句话说，你要不是那么回事，你儿子也甭进来，你要是犯错误，你那二舅妈、二姨儿的都带在后面全走。你在这儿待得好，跟上面这一说，我们这谁谁来可以不，那行，你就来了，就这么来的。外人一般不容易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某人在同仁堂干得不错，他要是想再介绍别人进同仁堂，就很容易，而其他没有关系的人就很难进来）。可是你要是犯错误了，是你介绍来的就全轰，一个不留。老乐家是这样。

      您带您这家的一帮人进同仁堂，您就组织您这帮人好好干，您可别弄不好，您要不好好干，这一帮人都得走，谁不怕这个啊？你要不干你就自动辞职，你别惹大伙儿都不干，都不能吃这碗饭。

乐家用人特别高明，我现在都佩服。

它几百年就这么一代一代传下来了。换句话说他？下传子，家天下，

贾怀增进同仁堂凭的就是关系。同仁堂的规矩是不收徒弟，但他有亲戚在同仁堂做出纳，他就以“练习生”的名目进了同仁堂，而且一进来就被分配到参茸部，即参柜。他说同仁堂的练习生总共就有三四个人，还都不是一起进来的。而李守勋则是因为有姑父在北京的天汇药行，这是与同仁堂关系比较密切的药行之一（乐笃周：“我们同仁堂和天汇营业来往较多，其次是天成”）。

    作为资方的乐笃周对此的说法也基本一致，他说：“同仁堂的职工多数非亲即故，一般都是三四代在同仁堂做事，劳资斗争并不突出”。

    此外，同仁堂对待职工也比较宽厚，不像有些资本家那么刻薄。曾在北京另一药铺鹤鸣堂干过活的李荣福说，鹤鸣堂掌柜的名叫孟金甫，他的儿子叫孟华田，当时在北京市药行流传一句顺口溜，就是：“宁受十年苦，不帮孟金甫；宁愿十年闲，不帮孟华田”，就是形容孟家用人太狠，对职工又非常刻薄吝啬。而同仁堂不是这样。李荣福说：

为什么都愿意来乐家？在这行里来说，乐家的待遇高、吃的也好。起码说，别的铺子都是散铺，你天天都得拆铺、搭铺，同仁堂这儿都是死铺，一人一位置。

你知道什么叫散铺和死铺吗？药店都有一个前柜一个后柜。别的药店在前柜的栏柜和柜里都搭上铺，早上一开门，就得把这铺都拆了，把铺卷扛走。可是乐家有屋子，给你固定睡觉的地儿，有你的位置。再就是能挣钱，在别的药店你要是挣俩，在这儿能挣四五个，一倍以上。

你来了以后有你的住处、有你的衣食保障，你说他能不跟你一心吗？关键问题你得暖住人心。人心可失不得，人心所向可主要啊！

李守勋说：

许叶芬（即乐印川之妻）会拉拢人，对人都很客气，先生们来办事，她都站起来迎接。先生们的伙食都由她来管，看好吃不好吃。谁家死人了，买口棺材，有事找她帮着办。所以职工对资本家的向心力相当强，谁说乐家不好，首先职工就不干。

职工对同仁堂形成相当强的向心力，结果便出现了李荣福所说的“多数管少数”的局面。李荣福举过几个例子，一个是他1952年底来同仁堂的时候，还是个二十五六岁小青年，那时候的同仁堂就有乒乓球台子，有一次他在蜡皮车间值班，当时已经是电动化蜡了，他一边看蜡锅，一边打乒乓球，“结果一个老师傅回来了，我记得姓杨，杨博鸿，这就嚷了：‘这人哪？谁值班？怎么这蜡锅没人看着？’我说我值班，‘值班你打什么球啊你？这还了得？你这蜡锅不看，着火怎么办？’恨不得要把我吃了。后来别人陆续也都来了，也都这样嚷：‘你这值班不好好值，偷工，着火怎么办？’连蹦带跳带窜，就差没上手打了，就跟都是他们家的似的。就是这杨博鸿，后来在膏制组，有人跟他一块儿值班，这边熬着膏子呢，那人就上一边睡觉去了，你说那糊不糊锅谁管啊。结果杨博鸿接班来了，找值班的找了半天找不到，发现在那儿睡觉呢，上来就给了他俩嘴巴。后来我总结一经验，同仁堂老乐家会用人，你敢不好好干，一帮子人都给你轰走，你这一个人不行，群体和你干。”

“我记得有一个吊蜡皮的工人叫李富明，他吊牛黄清心丸的时候有一丸没弄好，掉进蜡锅里了，蜡锅底下是水，他把这药丸捞出来，把这丸牛黄清心丸他吃了，又赶紧上门市部买一丸牛黄清心丸给补上。这都是有一定数量的，送到门市部都得一包不差、一张不差、一丸不差。人家有什么制度，有什么规章啊？就是都跟老乐家一心一意。”

李守勋说：

“文革”后期我做团的工作，工作组召开座谈会，找的都是老职工，中心内容是批判资本家怎么剥削工人，动员了半天谁也不言语，没人说。后来有个姓徐的刚刚说了一句，别人就都说别说了别说了，老乐家对咱们不错。你想那时候解放都十多年了，还这样呢。所以，同仁堂能向前发展，跟资本家的做法有关系，这样的管理办法就把人拴住了。八国联军火烧大栅栏的时候，冒着生命危险把同仁堂的匾藏起来的不就是工人么。

职工们其实也知道资本家是资本家，工人是工人，二者泾渭分明。解放前同仁堂的工人不能用三个字的名字，只能用两个字，譬如贾怀增那时候叫贾增，杨博鸿那时候叫杨鸿，而且工人不准留分头，只能留平头，因为是“下人”，等等。但这并未影响到他们对厂子的责任心。所以据贾怀增说，乐家人敢说出“躺在床上就把药铺管了”的话：“反正整个制度在那儿，不用他们操什么心”。

李荣福：就同仁堂那些查柜的老先生就了不得。

定宜庄问：乐家的人不在那儿盯着？

李荣福：乐家不在那儿盯，乐家人就这样会使人。他有时候溜达溜达，有时候还不溜达呢，但是你要犯个错，你还以为资本家没在这儿，还不知道呢，其实资本家早知道了。

定：有人打报告？

李荣福：对！要说同仁堂的发展，首先一个是资本家的管理好；第二是资本家用的人责任心强，而且都人心所向，就这么个情况。

李荣福先生的总结已经很到位。

直到公私合营以后，同仁堂的这套制度还是基本上保持了下来。

三，同仁堂药品的质量

    1，“货高价出头”的经营理念

“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这是老北京人都知道的同仁堂的祖训和招牌。乐笃周对此做了相当具体的解释：

    同仁堂素来讲究用道地药材，制造丸散膏丹也按一定的方法，决不含糊。譬如犀角，一定用暹罗角，其次用云南角，决不用非洲角（即所谓广角），因为犀角取其凉性，广角虽然价廉，但是性热，作用完全相反，所以决不采用。炼制紫血丹，一定按古法，银锅放一百两赤金同煮。据研究化学的人说赤金烧煮后，会起化学作用，其表面上产生的化合物，是自然的高锰酸钾，所以有一定的科学根据，并不能说单纯照古人旧法。又如制造万应锭，也有一定的操作要领，其中牛胆汁一味药，决不能让它煮滚，如煮滚，吃的人必然呕吐。煮滚北方叫开锅，所以煮牛胆汁严禁开锅。总之一切都以严格规程进行。有的药为了使其药效高，规定存放多年再行出售。该泡制的药也一定照规定泡够应该浸泡的时间。虎骨酒多放几年是为了使其去尽燥性，半夏泡制为了去其毒性，都有一定的道理。

    乐印川为什么这样重视道地药材呢？用他自己说的一段话，把他的目的表白得一清二楚。他说：“我们用药道地，看起来成本高、利润少，但是药效高，效力快，使用的人因为疗效好，就再来买，也介绍别人来买，卖得勤，卖得多，钱也赚得多，结果还是比那用次药的人家好处多”……所谓“薄利多销”，多销以后，许多薄利就积成了厚利。

    老药工对这个问题的说法都与乐笃周基本相同，说明乐印川的这个原则已经在同仁堂上上下下达成某种共识。

李守勋：我感觉同仁堂药品质量确实比其它家强。比如在我们那个药店（指他最初学徒的同和堂）里头，来什么货就卖什么货，虽然也整理整理，但没有好的，次的也行。同仁堂它不凑合，用的（药材）都是一二等的，一般就去当地买。买杭白芍要去杭州，必须像大手指头那么粗，我们药店没有那么粗的，细点也行，银花必须到河南买，讲究买什么时间产的，因为过了时间花就变成黄的了。这都是我亲身经历的。公私合营的时候清理财产，我去大库房盘点，一看同仁堂的货确实比其它家强。

李荣福更把这个问题提升到医德、药德的高度：

    李荣福（下称福）：我不是对乐家有什么感情，我是从中药这个事业的角度出发，我是从治病上、从中药事业上来看待资本家，我觉得人家乐家做得好，我佩服人家。别的资本家卖假药、偷工减料，乐家几乎没有，几乎没有，（料）该搁多少就搁多少。它高来高走，高价来高价走。药比别人的贵，解放前卖补中益气丸，鹤鸣堂一丸卖2毛，同仁堂卖4毛，比那贵一倍。货高价出头。

    定宜庄：那这样他不是就挣不着钱了么？

李荣福：他怎么挣不着钱？再贵人家也买他的，也不买你的，药越贵人家越上这儿买来。这里头首先是医德、药德，“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责任心是很主要的，这太主要太主要了。要是没人看着你，你做什么也没人瞅见，你把你自己的怨气都怨到这上头来，那可了不得。

    事实上，仅仅靠这种薄利多销还是不够的，同仁堂之所以能够赚钱，还凭借他们在外埠的大宗买卖。李守勋说：“同仁堂赚钱，主要是靠对外埠的买卖，但并不搞批发，只是零售，叫邮寄，都是成药，饮片很少，药酒也是当成药往外卖。无论买多买少都是一个价。外地来买药的，每天最多达到二三十个人。” 贾怀增也说：“那阵儿同仁堂的买卖主要靠外省，每天来的单子有几十种，都是邮寄，管邮寄的有六七个人”。

    2，“一角活”的生产分工

几乎我访问过的老药工都提到，同仁堂工人制药与当时北京大多数药店的一个明显不同，就是“一角活”。旧日一般药店并无明确分工，职工和伙计等从学徒时起就需样样活计都干，日后出师，需样样活计都拿得起来，但同仁堂的职工却每人仅需负责一项工作，这大大提高了职工对某个具体工种的熟练程度，是提高生产效率和保证产品质量的一项关键举措。曾经在其它药店学徒并当伙计的李守勋与李荣福二位先生都特别提到过这点，他们将这种做法称为“一脚活”：

    李守勋：同和堂因为小，如饮片加工、丸药制作、前台卖药，方方面面都能接触到，不像同仁堂，我那时候就是做蜡丸，别的基本接触不着。

    贾怀增：同仁堂和别的药店不大一样，比较专一，做蜡丸就专管做蜡丸，分工很细。

    对这个问题讲得最具体的是李荣福：

我在鹤鸣堂就是学本事，我在你这儿学完了，你这儿不要我了上别的地儿我照样吃饭，我就为这。鹤鸣堂那儿的是全活。所谓全是什么呢？前面柜台卖药的活儿，你能接触；后面怎么样做丸药、做散剂、熬膏子，斗房怎么样制饮片，蒸、炒，制蜡皮，你都能接触，你全接触了，所以全套情况你就都清楚了。虽然说这资本家这么狠，可是真学本事。我的本事大约都是在鹤鸣堂学的。

鹤鸣堂这儿全，你拿起哪方面都能行，可是跟同仁堂比，哪方面你都不成（指哪方面都不如同仁堂）。

定宜庄：怎么说呢？

李荣福：就拿摊膏药来说，我摊得快，到人家乐家这儿一看，人家一小时摊一百块，你连四十块也摊不了，就能差这么些。再说制小药丸，别人家的都像梧桐籽那么大，同仁堂这儿都是五分重一个（即每个重五分），一小时能制十多斤，你这一小时一斤也到不了。各方面你都比不了。人家专一，专门就干这个。

定宜庄：那卖药的呢？也比不了？

李荣福：卖药你也比不了。人家这儿卖药的老先生都是有名的，你到那儿一瞅，红帽一戴马褂一穿，是谁都能看病，都能到这个层次。别的药店的老先生就到不了这层次，只能说感冒了发烧不发烧，怕冷不怕冷，给点银翘解毒丸，同仁堂这儿甚至于能给你摸摸脉搏看看怎么着，这儿的老先生都有这么两下子。我在鹤鸣堂的时候就找过同仁堂一个卖药的，让他给我看过病。

定宜庄：就是说到了同仁堂以后，您明显地感觉各方面都比鹤鸣堂正规是吗？

李荣福：不是正规，它这儿属于单一，分工细，你跟这儿干活都是各把一角，就这一角活。说管研珠子，这人一辈子就研珠子。你要跟这些人讲，要是说他是做丸药的，给他讲前面卖药，他根本不懂。在鹤鸣堂那儿拳打脚踢几乎什么都得干。

这当然是比一般中药铺更符合现代化企业生产的方式。

此外，老药工们在总结同仁堂经营成功的原因时都提到两点，一是同仁堂从祖上来说，本身就是郎中，有些药就是他们自己研究出来的：“乐家为什么那么出名啊？就因为他家多少代都是中医，就是给人看病，一般都知道，医德，就是深刻体会到药是治病的，赚钱倒在其次。当然也赚钱，不赚钱弄它干嘛啊？但是首先你得治病，就是这。你说乐家三百多年维持靠什么呀？药得管事，那药不管事能站住脚吗？你要说这药不管事，甭说三百多年，十年也未必站得住。

另一点，是同仁堂在药材的制作及其销售方面十分注重细节。老药工们提到，譬如负责切饮片的刀房，都是用手工，这是专门技术，要求也很高。但一般药店只有“北刀”，只有同仁堂的刀房分“北刀”和“南刀”两种，像槟榔、元胡这类需要切得特别细的药材，就都使用“南刀”，切出来比较讲究，好看，更重要的是能够使药性更好地被煎出来。同仁堂对切饮片的要求，用歌诀表示就是：“陈皮一条线，枳壳赛纽绊，槟榔没有边，木通飞上天”，即以其中第三句的“槟榔没有边”为例，指的是每个一寸左右的槟榔要切出一百多片。为此，同仁堂专门请了两位南刀师傅，还为他们安排了一间屋子，因为他们是南方人，吃不惯北方饭菜，同仁堂便给他们钱，让他们自己开伙做饭。再如同仁堂有大宗向外省邮寄药品的业务，打包、裁纸都有专人负责，也都有专门要求，还特别请了两位先生，就负责在邮寄包裹上缮写地址，为的是寄出的包裹上字体漂亮。

同仁堂拥有一批身怀绝技的工人，其中便包括我访问的这几位老药工。例如贾怀增先生入同仁堂当练习生时就在参茸部，该部负责的是对人参、鹿茸两种名贵药材的采购、保管和整理，他曾跟随师傅李栋臣到辽宁营口、天津等处采购人参，对各种人参以及人参各部位的药性都如数家珍；再如李荣福先生在对中药材的鉴别方面有独到之处，他还将细料药材的特点编成歌诀，仅仅犀牛角，就编了歌诀若干种，如犀牛角歌诀、云角歌诀、藏角歌诀、小犀角歌诀、广角歌诀，此外还有羚羊角歌诀等等，[5]当然像李荣福先生之成为专家，已经不能归功于乐家的同仁堂，而是公私合营以后的事了。也正因如此，李荣福先生认为同仁堂的历史不能仅仅写成是乐家一个家族的历史，而应该包括多少代职工的贡献，是非常有道理的。

四，四大房的经营模式与家族矛盾

乐平泉死后同仁堂药铺由其4子共同管理，号称四大房。有关四大房之间的关系，乐笃周有一段话总结得颇有道理，他说：

曾祖乐印川去世之后，祖父辈共分四房，但未分家，仍由曾祖母管理，矛盾还不突出。曾祖母去世之后，由四大房议定每房每年提取一万两，即所谓四大房共管，根本没有分家析产。当时也许认为这样可以保存同仁堂的实力，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职工的劳动使营业逐年增加，这个封建性的管理方式已经完全不适应形势。由于原来奉行的一套办法都是为了防止别人侵占乐氏利益的，从来没有考虑乐氏之间会有矛盾，当然不会有严密的会计制度相互监督，也没有人负责每年的结算，实际上每年的盈余远远超过每年提取的四万两，多余的并不按四房四份分掉，所谓“肉烂在锅里，”即此谓也。经管人愿意保持没有严格的制度，这样的状况，可以随便支取，甚至有的人就到制药部门拿货，当时在职工看来都是东家，谁也不敢阻止，“肉”的确烂在锅里，至于那烂在锅里的肉，谁吃得多？谁吃得少？就很难说了。

当时的情况，也许比乐笃周在这里的记述还要严重，这从官方保留的档案中可以一窥究竟。民国九年三月（1920年）第四房乐季繁次子乐达义曾因三房乐达成侵吞公产一事呈报北平市警察局请求保护。文中称：

达义有祖遗同仁堂药铺一座。达义之祖故后，由达义伯父暨达义之父兄弟四人管理，伯父兄弟相继弃世，即由伯母王氏管理。上年旧历三月间业经交出。讵达义之兄达成即三伯母之子出为把持一切，款项均入私囊。两月之久吞没巨万，閤族公愤，咸抱不平。乃议定公推一人管理。旋经公举达义之兄乐铎经管。乐铎系三伯母长子。一面閤族另筹管理办法以图永久。讵达成突于旧历正月十六日至铺中，将当日所得卖款提出一部分强行持走，益声言嗣后永远照此办理。是夜又函知族人，欲将家中铺中历年所存之货物款项照前项方法分配云云。伏思同仁堂铺中各事，现正由閤族人等竭力整顿之际，乃达成忽有此扰乱之行为，实属破坏公益，不顾大局。惟达成顽梗性成，不可理喻，不得已由达义之侄乐禔分呈外右一外左一警察署，请求饬警到场保护……[6]

可知矛盾已经公开化并白热化。

这个呈子中提到的乐达义，是Sherman Cochran在书中用大量篇幅提到的乐达仁的弟弟，亦即1949年之后担任过北京市副市长的乐松生的叔叔。乐禔也名乐佑申，是老大房乐孟繁长孙。乐铎又名乐靖宇，是三房乐叔繁之子。至于这份呈子中的主要人物乐达成，在以后同仁堂后人所编家谱与口述中均未提到，这有两个可能，一个是故意隐讳，还有一个是他另有其它名字。据二房乐仲繁之孙乐崇熙拟的家谱，称三房乐叔繁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上面提到的乐靖宇即乐铎，还有一个是乐舜慕，不知是否就是乐达成的又一个名字。[7]但据我采访的乐家老大房后裔乐曙青称，乐靖宇这个弟弟不叫乐舜慕，而是叫乐舜基：

乐靖宇还有一个弟弟九老爷，我叫九爷爷，死得早。他喜欢一个妓女，叫女仙姑还是什么，迷得不得了，她那旗袍从这儿到底下三十多个钮子，全部都是钻石的，他就捧人家，最后人家跑了，他傻眼了，最后就死了。他死了没后人，就由四老爷乐靖宇把大儿子的孩子乐守勋，过继给他，……可是他继承完了就也病了，那钱也没落下。[8]

根据这里描述的情况，乐达成很可能就是这个九老爷乐舜基。

这份呈子提到的这场家族纠纷，很可能是乐家四大房各自子孙开设分号的开始，据《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共同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边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因为此书记载老大房即乐孟繁一支开设药铺的时间是民国十年（1921年），正是发生家产纠纷的第二年，乐家诸房这种独特的经营模式的形成即自此始。

据乐崇熙称，到1949年前夕，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40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字当不止此。[9]

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因为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有很强的实力。仅以北京的几处为例，我曾从北京市档案馆拣得一份北京几大药铺申请制作药酒的登记表，时间为北京解放前夕的1948年：

药店名

地址

经理人姓名

独资抑合资

资本总额

现折金圆

行销区域

同仁堂

前门外打磨厂新开路19号

乐靖宇

祖遗合夥

全年改制药酒约计18000斤

4000万元

13圆3角3分

分销南京及寄售外埠

同济堂

外一区小蒋家胡同甲13号本号栈房

刘珊亭

合资

全年改制药酒约计500、600斤

1000万元

3圆3角3分

本市及外埠

宏仁堂

内三区什锦花园25号

乐西园

合夥

改制药酒约计2500余斤

1050万元

3圆5角正

本市及外埠

乐寿堂

西单北大街285号

乐佑申

合夥

全年改制药酒约计530余斤

150万元

5角正

本市及外埠

怀仁堂

前门外打磨厂新开路19号

乐东屏

独资

改制药酒约计500斤

700万元

2圆3角3分

本市及外埠

西鹤年堂

宣武门外菜市口11号

卢席卿

独资

改制药酒3种共267斤

1400万元

4圆6角6分

本表北京市档案馆藏《财政部北平国税稽征局函国药公会改制药酒先行登记》案卷第一册（档案号J133-28）制作。

药酒制作的多少当然不能完全说明药铺的经济实力，但从表中登记的资本总额，还是可以一窥乐家这些药铺的规模。我从北京商会档案中还拣得一份1945年的《北京市成药业同业公会函北京市商会》的名册，登记的43个药铺的资本金，最少的50元、80元不等，最多的2160元，大多数都在数百元左右，与几个大药铺动辙几百万、几千万的资本，相差十分悬殊。[10]

表中提到的几个经理人，首先是当时掌管大栅栏同仁堂的乐靖宇。从中可见同仁堂总店的资本总额比起其它各店铺还是雄厚得多。我们前面提到的几位老药工，就都是属于同仁堂老店的。贾怀增说过：“虽然乐家各家都开药店，还是老店最火。因为人们就认这个地方”。他说其实到现在也还是这样，尽管现在同仁堂在北京甚至全国遍地开花，但人们买药时却仍然愿意去前门的同仁堂老店。

乐曙青曾详细解释了乐家各房经营同仁堂的方式：

大公中。就是姓乐的都有份。各房出人一块儿执政去，开始的话，清朝的时候轮流执过政，今年是大房，明年是二房，后来说这不行，干脆咱们就大家伙儿，每房出几个人到这儿，细料铺是一房有一把钥匙，凑不齐你开不了锁。姓乐的反对开通号，这不成那不成。同仁堂有块匾，写着“乐家老铺”这四个字，闹义和团的时候把这块匾烧了。后来请人又写， “文革”时候砸啦。后来又补了一块匾，一个是舒同写的，一个是启功写的。这是二爷说的。

同仁堂有规矩，乐家老铺这块匾，是乐字号买卖都可以用。但是同仁堂这仨字不能用。所以各乐字号的买卖都有乐家老铺这块匾。最后到解放，公私合营那时候基本上没人管，各自都忙各自的，后来让乐松生去了。最后一听同仁堂名气太大，什么都是同仁堂的。

定：为什么总的反而大家都不管？            

乐：我要开了买卖挣的是我的，同仁堂你再卖力挣的钱得给大伙儿呀。

登记表上另一个是怀仁堂，经理人为乐东屏，就是上面提到的乐崇熙之父，是他们这一辈中年龄最小的，乐十七。再有两个，一是乐佑申的乐寿堂，一个是乐西园的宏仁堂，这是老大房的两个孙子，兄弟二人。据乐曙青的说法，乐寿堂后来改名为乐仁堂：

老大房的企业有乐仁堂、宏仁堂。……乐仁堂由谁管呢？由乐佑申，我的亲大爷，管这个。所以乐仁堂的总号在天津，分号在西单。乐仁堂不错啊，分号可不少，什么石家庄，保定，都有。

登记表中的乐寿堂确在西单，应该就是乐曙青所说的乐仁堂的分号，这段话可以解释乐寿堂的资本总额何以会远远少于其它各店的原因，而尤为有趣的则是乐曙青的另一段话：

老大房到最后就变成了乐佑申的，算是他一个人的。但是公私合营以后给股息，别的房多少他得给点。这边（乐小亭）的哥四个，那边（乐均士）的哥几个，他都得给点，但是他是大股东。我这个大爷呀，我们姓乐的来讲，是长房长子长孙，他岁数大，所以他知道的事多。大伙儿对他都嫉妒在哪儿呢，因为老祖最喜欢他，来客人的话他可以上桌吃饭，其他的孩子都不能与客人一桌。但他跟弟兄之间的关系都不好。……

老大房里也分大公中、小公中，大公中是乐仁堂。……

总之，同仁堂是大公中，各房开设的药铺是小公中。但每一房里，也有大公中，分支之下又有小公中。例如老大房的乐仁堂相对于同仁堂总号，是小公中，但在老大房里，它又是大公中，所以它的股息，老大房的其他兄弟都可均沾。这样层层相扣的大公中、小公中，使同仁堂构成一个庞大细密的体系。各房支开设的药铺都用乐家老铺之名，却又各不相干，各自独立。这样的经营方式，在当时乐家以外的其它药铺是很鲜见的。

五、新旧交替、中西结合的生活方式

（1）教育

据乐曙青口述，乐家四房中，“二房和三房比较守旧一些，尤其三房就更守旧。”大房与四房是“洋派”。“洋派”首先表现在教育上。

八国联军以后北京的外国人多，外国人自发地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学校，我们叫法国学校，以法国人为主，在东单三条，路北，里边有个教堂，后来是纺织局，协和医院的后身。乐同（乐笃周之子）小时候就在那儿上学，所以他们的外语都非常好，从小学就跟外国孩子摸爬滚打出来的，要问他这外文为什么这么说，不知道，到这儿我就知道应该这么说。我父亲那代呀还有家馆，私塾，有个吴老师，之乎者也的。这是我哥哥他们那辈儿。反正从上一辈来讲，是全部都送出去，我父亲这辈，乐笃周和乐佑申都留过洋，正好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回来了，没留成，转个弯儿。我们这辈是有机会能出去就出去，我的堂兄堂姐的，洋派的多，燕京毕业的多，出国的多，原来的话叫崇洋媚外。就我父亲这支，我们哥儿几个一个没出去。可是我们都上的洋学堂。我们这辈女孩子上贝满，[11]男孩子上育英。乐松生上的是不是汇文就不知道了，他没念完。乐侠，我的堂兄，二房的，他们都是育英的，解放的时候乐侠好象是上高中，没念完，南下了。

具体到各房：

老大房：

乐孟繁生有二子，长子乐小庭有病，去世较早。他的次子乐西园，据其妻讲毕业于南开大学，学的是卫生，无菌消毒。待考。至于次子乐均士，乐崇熙在《乐家老铺的谱系与轶事》中的叙述与乐曙青口述基本一致但更清楚。乐均士是读书人，中过秀才，后来留学日本。据说“他不仅长于古文，而且精通英文，尽管他管理同仁堂、乐仁堂时间不长，但每当国内外药界专家询及药材原植物及炮炙原理等较深问题时往往由他作答。六七十年前他已经知道引用当归、大黄、人参、甘草等药物的拉丁学名来澄清一些问题”（112页）。他将自己的四子三女都送到法国读书。其中长子乐夔为早年留法药学博士，所娶妻子就是法国人，二人回国后在天津开设中街药房（西药），这个药房到“文革”才停业关门。乐夔的妻子在天津法国医院做大夫，乐家好几个孩子都是她接生的。二子乐洪是学机械的，一直说不好中文，解放前在国民党军队做过事，解放后在农业科学院工作，后来在水电部教法文。三子乐孚娶妻子是白俄。他是个学有所成的人，搞血清方面研究的。

四房：

乐达仁。据乐曙青回忆：“乐达仁在清朝时做过中国的外交官，好象在德国大使馆，那时叫公使馆。他在德国游过学，回来以后就买了恭王府的，不是马号，是一个屯兵的地方，就是现在郭沫若故居。他住在北边的四合院儿，然后在西边按照德国人的样儿盖了一个三层的小白楼，石头的。” 乐达仁有三个女儿，都毕业于辅仁大学，其中两个留学海外之后就没再回来。乐达仁的弟弟乐达义也曾到英国游学。

相比之下，二房、三房的子弟们就较少这样的情况，二房乐永西之子乐元可、乐孝先就都沿袭旧时生意人家的一般规律，在父亲开设的药铺学徒。三房乐靖宇本人是个有些传奇的人物：

我的三老祖对乐靖宇不感冒，不喜欢他，我不知道为什么。最后确实就跟那（电视剧）《大宅门》写的似的，把他挤兑得待不了了，一个人就从新开路那儿出去，就到了山东了，到了山东举目无亲，身上衣裳肚子干粮，怎么办，在那儿碰见一个好事儿，就是他后来这个四太太，我叫四奶奶，但是，不是他原配。……她特别喜欢我这爷爷，她说我在这儿帮你开个药铺，所以在那儿开了个宏济堂，驴皮膏知道吧，就是阿胶，补血的。宏济堂的驴皮膏是最好的，他就以卖驴皮膏出的名。宏济堂是他独资呀，挣的钱全是他的。

乐敬宇是一个会看病的人，他会中医，也许是在山东那几年挤兑出来的。而且他也好读古书，他家里古书挺多的。

这也明显是旧时中国传统生意人的个人挣扎史。乐靖宇由经营阿胶起家，所开宏济堂与大房所开乐仁堂等的不同之处，在于都属于他个人，而没有乐仁堂那种“小公中”一说。乐靖宇也是同仁堂子弟中经营药铺较为成功的一人，由于以他为原型的电视剧《大宅门》一度风靡，很容易使人误以为他的成长史，就是同仁堂诸子弟们的代表，这是很不准确的。

（2）宗教信仰

教育背景的不同，也影响到不同的生活方式。乐曙青对老大房的生活包括与外国人交往的由来，讲述得都比较详细：

乐：我为什么说大房是土洋的混合物呢？八国联军围北京，北京留守的是鬼子六，当时在永定门外还是齐化门外，外国人把城外头围住了，出来人跟鬼子六谈，人家拿着酒，没人敢喝，其中就有我祖上，叫乐什么不知道，第一个拿起杯子喝了，这外国人见了，你这个（竖姆指），这么样就跟德国人搞得比较好。八国联军进北京以后，德国兵有时候上同仁堂，下马就说“sibu”，德文，我也不知道这话什么意思，他们都会。来往比较密切。

定：那就是说你们家跟八国联军是一夥的？

乐：也不完全是吧，那不成汉奸了吗？反正关系不错，所以同仁堂也没怎么遭八国联军祸害。

定：那义和团没跟你们闹一场？

乐：义和团不是烧大栅栏，同仁堂不是挨燎了么。

定：那不是故意的，顺手。你们家信不信洋教？

乐：后来有了，后来我二大爷信天主教。挂一个耶酥像，吃饭之后，睡觉之前，天天儿跪到那儿。

乐曙青提到的二大爷，就是老大房乐佑申的弟弟乐西园。我采访过的另一人，是他妻子故后从妓院买来的一个女孩子，他为她取名沈芳畦。沈女士口述中也提到此事：

沈：因为我那姑娘有病，姑奶奶就说了，现在只有求主吧。他许的愿，说要是好了呀，我们全家都信教，那么信的。我生了5个呢，死了3个，那会儿没有药。

定：你们家开药店的怎么会没有药？

沈：老头不信中药。

与此相对的是三房，我采访过一位龙泉寺的老和尚，他说他们寺庙的住持与同仁堂的三房有着经常的联系，凡家中红白喜事都会请该寺和尚念经，他曾参加过一次，只是由于太年轻，除了场面之宏大令他震惊之外并不能具体说出什么。[12]

（3）开中药铺而相信西医

上面提到乐西园不信中药，甚至孩子病死也不用中药而求救于天主教，这在同仁堂大房、四房中是有代表性的：

（八国联军时）外国兵不是都住在江米巷（即西交民巷）这块么，其中有两个大夫，这一下在北京出名了，一个是意大利的，茹拉大夫，随军医生啊，他既会外科，也懂得点内科，所以王府也好，大宅门也好，少爷小姐少奶奶，有病了，中医没治好，就让他们来。还有一个是德国的贝大夫，这俩洋人在北京没少挣钱。

……

从我们这房来讲，从大房来讲，虽然是开中药铺出身，但有病都找西医瞧，很少找中医看病。不单我父亲很少找，他们哥儿几个也很少找。我有一个姑父是西医，朱广相，他爱人是我的二姑，就是我六爷爷、也就是我亲叔爷爷乐均士的二女儿。你像我母亲生我那大弟弟，1945年，生完以后就长奶疮。那时候正好是关颂涛[13]回来，协和的外科大夫，那时候就请他，两三天来一次到家给她换药。后来开刀时候在南池子的东华医院，就是后来北京急救站路西的那个，关颂涛，协和比较好的外科大夫。是中国第一个学脑外科的，那时候说能开脑子，不简单了。请大夫都是这些大夫。再找就是德国医院，现在北京医院的前身。二奶奶生孩子，在中央医院，是现在人民医院的前身，那阵儿谁在那儿呢？林巧稚。法国医院是哪儿呢？东交民巷的把口，整形医院的前身。

定：这俩人和你们家关系都挺好的？

乐：不是很好，起码是很熟。

定：他们也知道你们家开中药铺的，那他们对中药有什么看法？

乐：那我就不知道了，我没见过。后来几个大夫我提提你看知不知道：我们配眼镜，都找毕华德，毕大夫，在演乐胡同。瞧牙，张辅臣，东总布胡同，一进口，路北。

定：你们家妇女生孩子，是上西医的医院还是由中医管？

乐：由西医。您象我，我在天津生的，谁给接生的呢，是我九婶。朱广相也是那么个医生。他后来是万桑医院[14]的院长，西什库那儿的。我底下的三个弟弟一个妹妹，就全是朱广相给接的生。

定：在哪儿接生？

乐：家里，没有上医院的。那时候我们家所有的人有病，都请朱二姑父来瞧，所以我就不怎么上医院看病，再有就是我们要是有病了，打电话大夫可以上家来，我们小儿科的话，大部分是朱二姑父看，小部分找诸福棠[15]。我上初中以后才知道有病要上医院看病去，那已经是解放以后了。

定：我觉得特有意思，你们家开中药铺，可是看病都看西医。

乐：看西医。纯姓乐的，没有学中医的。我们老大房，还出了两个有名的西医大夫。

定：可是你们还开中药铺。又开药铺又不学中医，那你们到底信中医还是信西医呀？

乐：中药铺是祖宗开的，信不信也得开呀。

定：那你们家孩子生病找西医，也不吃你们家自己的中药么？

乐：也吃中药呀。我不是说不吃中药。孩子生下来以后，要吃化毒丹，生下来以后第几天就给吃，一直吃一百天，所以我们小时候很少长青春痘，就是粉刺。再譬如说那牛黄清心，我们小时候就不短吃，所以很少有人闹病。现在这牛黄清心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有加料的，有普通的，我们小时候吃一般都吃加料牛黄，我们就叫清心。拿回来一吃，我们也不觉得它苦，嚼着跟吃糖似的，睡觉之前来一丸。我觉得最难吃的一个是妙灵丹。这是小孩经常不断地吃的，因为它是由猪苦胆做的，不但臭它还苦。再一个至宝锭有点苦，至宝元我们小时候吃就跟吃糖似的。我们吃中药倒是不费劲。感冒就吃银翘解毒、羚翘解毒，我们老说羚解银解。可是大病比如要是发烧了，就找洋大夫去了。找中医大夫来看病的，少，不能说没有。

定：那几支也这样吗？

乐：那几支不知道。

沈芳畦谈乐西园：

沈：老头特讲究，什么都讲究拿开水浇。他就是说要是发烧什么的还得西药。中药就治治上火什么的。我知道的就是他们老家儿（指乐西园的父母）就那么样。

（4）饮食及其它

老大房的人喜食西餐，乐曙青和沈芳畦都不约而同地谈起家里那个做西餐的关厨子：

乐曙青：

茹拉大夫（参见上文，意大利医生）跟我父亲不错，等他回国的时候，把他那厨子就留给我父亲。这人是满人，姓关，关文明，六指儿，他没儿子，只有俩闺女。原来是那儿的使唤小子，偷学做西餐，最后做的西餐比当时的六国饭店，不差。我父亲为什么爱吃西餐呢，就是这厨子过来了，好多人都到他这儿来借厨子。那确实有两下子。比如说今天您过生日了，有百十来人到家里吃饭，头几天告诉他。这人独，他做什么不用任何人打下手，就一个人弄，那阵也方便，需要牛奶黄油呀面包，给祥来益一个电话，你什么时候给我送来，然后买鸡买什么自己去了，小鸡都自己宰。西餐吃烤小鸡，没有说烤一鸡腿的，最小是半只呀，切完了以后烤，一做五六十人的饭。从小吃的冰激凌，全是他的，烤蛋糕做得好极了。

定：你们养几个厨子啊？

乐：有中式厨子，西式，那阵叫洋饭厨子，不叫西餐。起码是两个。我们家不管中的西的，厨子都能做。随时来客人，随时的话，您吃什么，您吃中的您吃西的，您说，说完了给您开饭就能吃这个。说丰泽园的什么好，好，单有中式厨子，给你钱，你去吃去，不能白吃，回来你得给我照着做。我们小时候还有一个特点，街上卖东西这个，没吃过，不允许吃。

沈芳畦：

乐家都有厨子，有大厨，有西餐，关厨子。那个关厨子做菜比外头的好吃，真材实料，都是纯的。现在的西餐都是中餐味儿的。

与此同时，作为有钱人子弟，他们亦如京城其他有钱人家的老少爷们一样养鸽子、听京戏、捧角儿。在这些方面，二房、三房尤为突出。据乐曙青描述：

十一老爷（即二房乐仲繁长子乐懿芝）的孩子叫乐朴孙，我们管他叫胡琴儿，胡琴拉得好，给梅兰芳拉过胡琴，还到日本。刚开始那收音机还比较稀罕，他那儿就有各种收音机，而且有自动换片的唱机。我记得很清楚，他那唱机有多大呢，就得有这半拉柜子这么大，六个盘，那个就搁硬币呀，您想听几个唱盘就塞几个，从那儿塞进去，有个轴，那个机头啪啦掉下来，这块转过来，这儿唱，唱完了以后，这机头一抬，这kakaka一掉，可以转六个。他还买了一个“土豆”，日本车，尼桑，我们管它叫土豆，一个缸。就跟那吉普车似的，一开起来突突突突，连窜带蹦，他就好这个。

乐永西（即乐懿芝的弟弟），我们称十五爷爷，官称十五老爷。老先生好听戏，因为那时候电影少啊。他爱照相，最早照相呢他就有了，他照彩的那种毛玻璃板，在永仁堂的柜堂上边摆一圈儿，四大名旦，他照了不少，最可惜的就是文化大革命给砸了，那留到现在都是文物。

乐崇熙也谈到：

朴孙早年为梅兰芳先生二胡琴师王少卿先生之挚友，中年后又拜梅先生琴师徐兰沅先生为师，颇得梅派琴艺真传。早年与天津京剧团丁至云女士一起票戏，中年后又一起进入文艺界。简言之，朴孙之兴趣在于琴技而不在铺务。

乐永西长于摄影，并于照片上加盖“永记照像”的印章，当时他为京剧名家留影多帧，其中包括非常著名的“琴鼓图”，余叔岩先生击鼓梅兰芳先生操琴。

大房与二、三房的生活方式与趣味有相同之处，也各有特点，这正是清末民初北京处于新旧交替、中西结合的时期民众生活的写照。

六，同仁堂四大房的社会与婚姻网络

民国时期的同仁堂在京城家喻户晓，四大房子弟众多，所以有相当广泛的社交与婚姻网络。这里先从大房谈起。

乐孟繁的两个儿子乐小庭和乐均士各有四子。乐小庭的四个儿子中，长子乐佑申的婚姻情况不详。但二子乐西园和三子乐笃周的婚姻都很有意思。

乐西园的第一个妻子，是北京当时有名的“梳头刘”的女儿，据说是在宫里给慈禧太后梳头的。乐曙青说：

我这二大爷和梳头刘的闺女什么时候结的婚呢？正好是光绪和慈禧前后天儿逝世，那叫国孝，三年不能结婚啊，知道这个信儿以后那天的晚上就雇青布小轿搭过来，就结了婚了，这是抢亲。我这二大妈，就是梳头刘这闺女，同仁堂乐二奶奶，京里提起来没有不知道的，最出名了。长得漂亮，能骑马能玩儿。她养了三个孩子，大哥乐序，二哥宝格，这两个都是留法的。一个死在法国，一个跟国民党跑台湾去了。还一女儿，叫华生，嫁给曹汝霖的儿子，曹君实，是曹汝霖的儿媳妇。

乐笃周的婚姻，在他的手稿中迄未提及，实际上曾几经波折。第一个夫人，娶的是当铺刘的闺女。这个当铺刘家，是当年京师资本最为雄厚的四大钱庄即恒和、恒源、恒兴与恒利之中恒和号的后人，直至清亡之后仍然结交各王府和内务府官员，为他们开当铺谋利，与三代内务府总管大臣增崇家关系尤深。乐笃周娶刘家四女儿之后仅仅百天，当他去祁州药市采购药材时死在家中。有关她的死因众说纷纭，她的家人则称她是因受不了乐家的“洋派儿”自杀的。与乐家不同的是，刘家有意识地与当时的王府和宫廷中人结亲，刘家第四女的亲妹妹嫁的是内务府的金王家，更晚一辈的侄女则与恭王府结亲，尽管这时清朝已经灭亡多年了。

乐西园和乐笃周后来从妓院里同时买了两个女孩子，都与他们的年龄差距在三十多岁。

乐家老大房有三个女儿，一个是乐均士的长女乐仲瑗，她的丈夫彭志云是辽宁铁岭人，著名的水利建筑学家，早年曾赴法勤工俭学。1929年出任张学良时期的辽宁省建设厅厅长，主管水利。解放后任国家水电部参事。二女儿乐仲瑄的丈夫，就是上面提到的朱广相。朱广相也是留法的，他的弟妹是李石曾[16]的女儿，据说朱广相的留法就是靠的李石曾帮助。

再谈二房。据说二老爷乐仲繁（乐朴斋）的妻子是清廷某个妃子的后代，此说是否可靠待查。这房中最活跃的，当属乐永西的两个儿子，乐元可和乐孝先。乐元可曾与三代内务府大臣增崇的侄子，以及华比银行[17]总经理柯鸿年的两个少爷等等，并称为京城有名的“八大少”，所谓八大少，无非经常在一起谈艺论画，说古道今而已。1940年代，乐元可的家曾是中共地下党的活动地点，“他夫妻为地下党保存经费。在物价一日三涨之期，他们常易款为药材或黄金以免党的经费过分贬值。故贤伉俪被地下党誉为金库主任”。[18]1950年代这段故事曾被拍成电影《地下金库》。

1949年以前，二房中参加共产党的似较其他各房更多。乐曙青说：

乐侠，我的堂兄，二房的，他们都是育英的，解放的时候乐侠好象是上高中，没念完，南下了。他们那房革命的不止是他，乐达鹏在清华念，解放了，没毕业，也南下了。

定：你们一个资本家，怎么还那么多人革命去呀？

乐：那阵儿家庭管得不是很严。我们家也有国民党的，一半一半。

乐元可的女儿李丽也去了延安，后来在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任职。

三房乐靖宇的婚姻比较守旧，不另。这里再说四房。乐松生是乐达义的独生子，他的第一个妻子梁君谋，与著名剧作家曹禺的第一个妻子是姐妹。乐松生的儿子后来留美。

乐达义还有两个弟弟，一是乐达明，他的女儿嫁给了杨度之子杨公庶。杨公庶是留法学数学的，后来在中法大学任教，1949年后曾是政协委员。另一个弟弟乐达德有一子三女，其中一女乐倩文，1940年时曾参加“抗日杀奸团”并被捕，这是一个以中学生和大学低年级学生为主的激进的抗日组织，参加者中很多都是上层社会子弟。乐倩文后来经家庭营救而被释放，嫁给一名市政工程师。

以上几例，对于描述乐家整个社交与婚姻网络当然并不完整，个别的口述凭记忆得来也未必确切，但还是可以说明一些问题。最明显的一点是，乐家的社交与婚姻虽然比较广泛，涉及到当时社会（主要是上层社会）的各种家庭，但既不像清末皇室与官僚集团后代那样，为了在政治上结党而构成一个紧密的封闭网络，也不像某些商家那样，将极力攀附权贵作为自己巩固扩大自己经营的方式之一。

综观乐家的社会交与婚姻状况，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他们并没有精心构筑、事实上也不存在一个完整的社会网络，无论是在家族内各房之间，还是对外，都是如此。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中药铺毕竟是一个技术性较强因而独立性较强的买卖，并不像前述“当铺刘”家那样需凭借王府旧官僚的钱财、为他们营利生息为生，也就不需要像他们那样拼命靠婚姻与社交来攀附高门，哪怕是已经没落的高门。另一个，则与同仁堂很多子弟接受西式教育有关系了，西式教育讲究个性解放、婚姻自主，而不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们的婚姻也就脱离了家族的网络体系。

事实上，这个话题还可进一步拓展，因为在那个中西医之间谁战胜谁的争论已呈白热化的阶段，观察分布在京城的上百个大大小小中药铺的经营状况和这些经营者的生存方式，以及京城市民对他们的接纳程度，可能是比口头上、纸面上的争论更具实质性、更能够深入的角度。

本文浅尝辄止，提出的诸多问题，还请方家指正。

[1] 见第三编第二章，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486页。

[2] 感谢香港中文大学苏基朗教授提供给我有关此书的消息及复印件。

[3] 载《文史资料》第11辑，1961年1月。

[4] 按李荣福先生对此的解释是：“本草言明十八反，半蒌贝蔹芨攻乌”，你得知道十八样药是什么，十九畏指的是什么药跟什么相反。

[5] 对李荣福的介绍和歌诀，可参见王凤歧主编《中华名医特技集成》，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3年版，32-34页。

[6] 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J181-18-11804。

[7] 乐崇熙是乐家后裔中接受采访和发表相关文章较多的一人。这里提到的他提供的家谱，见《乐家老铺的谱系与轶事》，载《中华医史杂志》1993年第23卷第2期，110-113页，并见《同仁堂：三百年沉浮成名店》，载《法制晚报》2005年2月12日A18版。

[8] 参见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9]关于乐家子孙在各处开设分号的情况，有关报道的说法与乐曙青先生基本一致：“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共同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边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民国十年（1921年），乐孟繁支开了乐家老铺“宏仁堂”药店。随后，乐仲繁支开了乐家老铺“宏济堂”药店，乐季繁支开了乐家老铺“达仁堂”药店。”据统计：“前后总计，乐孟繁支开设了南京同仁堂一个，宏济堂三个，乐仁堂五个，宏仁堂四个；乐仲繁支开设了颐龄堂一个，永仁堂三个，怀仁堂一个，沛仁堂一个；乐叔繁支开设了济仁堂两个，乐舜记一个，宏德堂一个，乐季繁支开设了达仁堂十个，树仁堂一个。这三十多号“乐家老铺”遍及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进一步扩大了北京大栅栏同仁堂在国内外的影响。”（见《北京同仁堂史》，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

[10] 北京市档案馆藏《北京市成药业同业公会会员名册》，档案号J37-1-51。

[11] 美国教会在北京创办的教会中学共8所，分别由美国美以美会、公理会、长老会在19世纪60-70年代创建。分别是汇文中学、慕贞女中、潞河中学、富育女中、育英中学、贝满女中、崇实中学、崇慈女中。

[12] 陈宗蕃《燕都丛考》提到过这个龙泉寺：“黑窑厂之西有龙泉寺，寺为元代古刹，经明万历间改建，清时重修，益形扩大，遂为缁流挂锡之所，素称八大长住之一，为北京有名之大寺。”（664页）

[13] 关颂涛，北京旗人，协和医院医生，为20世纪30年代我国实施神经外科手术最早的医生。据说他治病作手术时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一句中文不说，但在生活中说一口北京方言，而且饮食爱好、礼貌风格都是老北京旗人的派头。

[14] 万桑医院，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由仁爱修女会在西什库设立的施医局，后改为北京医学院附属平安医院。朱广相曾获法国医学博士，“文革”时曾遭残酷批斗，一位为他家当过门房的人仅仅因为他说了几句好话就被当场活活打死，是1966年“文革”时期北京城的著名事件。

[15] 禇福棠（1899-1994），江苏无锡人，儿科医学家，中国儿科学的奠基人。

[16] 李石曾（1881-1973），晚清重臣李鸿藻之子，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起人之一，也是中国留法第一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曾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为国民党的四元老之一。

[17] 华比银行成立于1902年，总行设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同年12月，在上海设立分行。后陆续在天津、北京、汉口、香港等地设立分行。除经营存款、放款、汇兑等一般银行业务外，还着重在中国投资铁路，专营承揽铁路借款。1956年申请停业清理，1976年正式停业。

[18] 《乐家老铺的谱系与轶事》，第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