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玉照，文怀沙、冯其庸提拔

1.日置益，日本国新任驻华公使；2.杨士琦，政事堂左丞；3.朱启钤，内务部总长；4.周自齐，财政部总长；5.梁士诒，税务处督办兼任内国公债局总理；6.汪大燮，参政院副议长；7.章宗祥，司法部总长；8.曹汝霖，外交部次长；9.李士伟，财政部顾问兼参政院参政；10.林长民，参政院秘书长；11.江庸，司法部次长。

章宗祥、梁启超等与涩泽荣一等日人合影。1.熊希龄，2.梁启超，，3.汪大燮，4.涩泽荣一，5.章宗祥，，6.朱启钤，7.梁士诒，8.汤觉顿，9.小田切万寿之助，10.李盛铎，11.曹汝霖，12.叶恭绰，13.周家彦，14.陈介，15.王治昌，16.权量，17.孙多森，18.马越恭平，19.明石照男，20.尾高次郎，21.涩泽武之助，22.高尾亨，23.水野辛吉，24.下濑谦太郎，25.宗方小太郎。1914年4月，北京。

从左至右：章宗祥、汪荣宝、曹汝霖、陆宗舆。

曹汝霖“首席卖国贼”的成因

曹汝霖堕为“贼首”，主要缘于他在任北京政府交通总长兼财政总长期间，即在1918年前后，曾全力主持并签订以国有资产作抵押的数笔“西原借款”。

西原借款，由日本政府高级顾问西原龟三牵线，北京政府分别以有线电信、吉黑两省国有森林及高徐、顺济铁路等作抵押，与中华汇业银行签订（北京政府仅与汇业银行接洽，汇业银行系中日合办），最终由日本兴业等三银行实际履行（代表日本寺内内阁）的几项借款。

西原借款，并非城下之盟，而是段内阁在对德宣战后，以参战为名，由曹汝霖等出面主动签订，日本寺内内阁也看好段祺瑞，故而，一拍即合。

西原龟三在自传《梦的七十余年》中不无得意地讲：“中国财政部的汽车供我使用，给予我免费招待。”“曹总长是中国屈指的知日派，我和他数度交谈，意气相投，终达成两千万日元电信借款协议。”“在曹邸，由中国政府与中华汇业银行双方签字。随即，曹设盛宴招待”（按，由陆宗舆代表中华汇业银行与中方签字，然后转由日本三银行供款）。

对西原借款，曹汝霖则在《民初外交回忆录》文中为自己辩解：“余向合肥（段祺瑞）请辞财长职，他再三挽留，不得已又向日本商借贷款。”“东海（徐世昌）需款更巨，财部无法支付，乃与日本续借两千万日元。日要求以德国已丧失之高（密）徐（州）、顺（邢台）济（南）铁路作抵押，东海（徐世昌）急于用款，命余速办。”

无论如何，以国有资产作抵押的西原借款毕竟是在曹汝霖兼任财长的十个月内，为取悦上峰，经其本人屡屡主持、商谈而秘密达成（借款中诸多文件签字即在赵家楼曹府由曹氏本人亲笔签订）。在谈判中，曹氏还曾致电驻日公使章宗祥，要求“尽力促成政费四千万日元的政治借款”“东海（徐世昌）拟续商前议未定两千万日元之借款。”

另外，曹汝霖早年因参与签订“二十一条”及帝制，名声固然不佳，而今，作为亲日派首领，他又主持、签订以国有资产作抵押的西原借款，实属“故伎重演，难脱干系”。

鉴于此，这位亲日派头号人物，责无旁贷地成为了“首席卖国贼”。

曹汝霖与章宗祥合影，1938年，北京

转贷合同令陆宗舆走向深渊

陆宗舆是著名的亲日派“四大金刚”之一，但成为“国贼”的主因，应为他曾以中华汇业银行总裁身份，与北京政府签署了中方以吉黑两省金矿、森林以及以有线电信作抵押的转贷合同。正如他在所撰《五十自述记》文中叹曰：“所谓卖国头衔，实坏于吉黑之林矿借款。”

以吉黑两省金矿、森林作抵押的三千万日元合同，系农商总长田文烈、交通兼财政总长曹汝霖代表北京政府，于1918年8月2日同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签约。汇业方签字者，为其总裁陆宗舆、常务理事柿内常次郎。此合同由日本政府承认，授意中华汇业银行出面与北京政府签订，款项则由日本兴业等三家银行通过汇业银行转贷。

陆宗舆以中华汇业银行总裁身份签署的另一笔贷款，即此前所签以有线电信为抵押的两千万日元借款，同具卖国色彩。

陆宗舆对自己在此等借款合同上签字，认为实属不得已而为之。他曾在《五十自述记》中为自己辩诬如此寻找理由：当年自己身为中华汇业银行总裁，曹汝霖为财政总长，曹以“手头孔急”，拟请汇业银行代转日人借款，陆不肯照允，两人曾生争执。

陆宗舆虽明知自己的过错难以洗刷掉，但在《五十自述记》文中，仍详述被“逼迫”之情景：“一日（按，1918年8月2日），舆为合肥（段祺瑞）所招，谓如无大借款以撑此局面，则将生绝大波澜，除非将借款令汇业代转，以期速得款项救急。合肥语甚沉痛，在旁的田焕亭（农商总长田文烈）、徐又铮（陆军部次长徐树铮）及段、吴诸公（段，陆军总长段芝贵；吴，段祺瑞内弟吴光新）同声相劝，舆以义不容辞，而允为即签。”陆氏在此强调，段祺瑞特言：“若不签字，无异与当局同人相仇视”。

至此，陆宗舆已意识到：签字与否，均属引火烧身，最终他还是选择了“签”。对此，西原龟三笔谈：“陆害怕被视为卖国贼，战战兢兢地签了名。”1918年9月23日《民国日报》遂刊文一则《陆宗舆经手大卖国》，陆氏厄运，自此降临。

从右至左：章宗祥、陆宗舆、周启濂

“欣然同意”使章宗祥恶名远扬

章宗祥成为卖国贼的罪状之一，1918年3月25日，按段祺瑞旨意，与日本外相本野对将签订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在东京换文（按外交惯例，无换文，不能成约）。

此军事密约表面上平等，但因所谓“防战区域”在中国境内，从而给予日军“了解与控制中国军队”、“驻军合法”、“过境合法”的行动权力，使得日本出兵北满合理合法。对日兵将“越我国境、代我国防”之企图，邵飘萍在所撰《国防交涉之真情》（载1918年8月24日上海《申报》）中报道：“闻讯，国民群情激奋，奔走呼号。”

罪状之二，1918年9月25日，经章宗祥之手答复交换照会而成《山东问题换文》。该密约计七条，日方虽承诺胶济铁路交换中方管理，但规定“巡警所内，应聘用日本人”等项。对此，章宗祥在该换文尾部题字：“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右列之提议，欣然同意。”此“欣然同意”，致使不知情的中国全权代表在巴黎和会上尴尬不已，也系章氏日后成为“卖国贼”之口实。

罪状之三，1918年9月28日，章宗祥代表中国政府在东京与日本兴业银行副总裁小野签订高徐、顺济铁路抵押借款协议和换文。

对东京签约与换文之举，章宗祥在《东京之三年》中认为，他签署“欣然同意”是针对《山东问题换文》中“日本要撤退在山东的驻军，将铁路沿线交给中国民政署管理”而言，即并非“欣然同意巡警所内，应聘用日本人”及“欣然同意把济顺、高徐这两条铁路路权交给日本”。此话，或为借口。

章宗祥平素尤为注重“与人为善”，是著名的“好好先生”。日人胜田著文《菊之分根》曾言及在外事工作中“章君不弄手段”。由此可知，章氏太过于谦和，以致做事不坚持原则。此柔顺性情及其驻日公使这一特殊身份加之是著名的亲日派“四大金刚”之一，或为酿成其悲剧的主因。

此照，陆徵祥1918年12月赴法参加巴黎和会途径日本时，与驻日公使馆全体人员合影。1.陆徵祥，外交总长，出席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首席全权代表；2.章宗祥，驻日公使；3.江庸，日本留学生总监；4.刘崇杰，国务院参事；5.严鹤龄，外交部参事、出席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专门委员；6.王鸿年，驻日公使馆一等秘书；7.朱绍濂，驻日公使馆二等秘书；8.郭东泉，驻日公使馆三等秘书。

此照，1916年夏初摄于北京中央公园。1.日置益，将离任的日本驻华公使；2.小幡酉吉，日驻华公使馆参赞；3.章宗祥，新任驻日公使；4.曹汝霖，交通部总长；5.陆宗舆，卸任的驻日公使；6.权量，交通部署理次长；7.小村俊三郎，日驻华公使馆翻译官。

上图合影，摄于1917年2月，东京麹町区永田町，中华民国驻日本国公使馆。1.章宗祥，驻日公使；2.陆宗舆，交通银行股东会会长、前驻日公使；3.胡礽泰，驻长崎领事（7月归国任交通部航政司司长）；4.王鸿年，驻日公使馆一等秘书；5.朱绍濂，驻日公使馆三等秘书；6.周启濂，驻日公使馆二等秘书；7.章鸿宾，驻日公使馆馆员；8.郭东泉，驻日公使馆馆员。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