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有意义的是，在这个讲话发表后的十四年间，我们人民的力量摧枯拉朽，日本战败投降，国民党兵败如山倒，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宣告新中国的诞生，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新中国成立。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毛泽东主席的远见卓识离不开他过人的学识，特别是他的哲学观。毛泽东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人和集大成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它不只是为了“解释世界”，而更是为了“改变世界”。毛主席结合中国历史传承，把这种改造世界的理念概括为“实践论”，这对我们理解今天的中国和世界都很有意义，对我们今天做学问也好，做任何事业也好，都有启发和启迪。

大家知道哲学一般关心两大问题，一个英文叫做“to be”，也就是关于“存在”、“是什么”、有些叫“存在论”。比如说现代性是什么？现代化是什么？另一个英文叫做“ought to be”，就是关于“应然”、“应该是什么”，叫“规范论”。比如说，现代化应该怎样的？

而马克思主义哲学非常关心实践，这与中国人重视实践的文化传统高度吻合，如果创造英文就是“to do”,以“干”、“做”、“实践”、“试验”为特征的“实践论”。所以毛泽东反复强调“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讲“眼睛向下”“调查研究”。

他不满足于西方那种“存在论”、“规范论”的推演，他把“实践论”放在首位，提出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不断深化的认知过程，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确立了“实事求是”和“实践出真知”的伟大传统，他提出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等一系列正确的主张。

回想过去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实际上也是这样，我们不满足于西方理论中对“市场经济是什么”、“如何才能融入全球化”等这种主流的叙述，而是通过自己的“做”“干”、“调研”和“实践”来“格物”，对各种外来的主张和理念做出独立的判断，使我们成功避免了许多政治陷阱和经济陷阱，探索出了中国自己的现代化成功之路。

建党百年之际，我们在探讨毛泽东主席的贡献，探讨毛泽东的思想方法的同时，也要记住，毛主席是人，不是神。比如，毛主席对农民运动的意义认识也是一个过程。1949年的时候周恩来曾经这样回忆过，他说：毛主席“五四运动”之后也是专心致志搞城市工人运动。当时陶行知先生提倡“乡村运动”。中共的另一位领导人恽代英对毛主席说，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农村去搞一搞。

毛主席当时的反应是：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能去农村呢？但毛主席很快就意识到有必要转向农村，他去农村做了大量实地调研，解剖一个又一个“麻雀”，把中国的农民运动、农民问题搞通搞透。这也展示了毛泽东思维方法的两个非常鲜明的特征，一个是实事求是，一个是人民的立场。这两个特征对我们今天从事任何事业都有启发。

从现代国家的建构来看，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把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特别是在中国社会最基层通过组织农会，打土豪分田地，把最广大的农民组织起来了。解决了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着“一盘散沙”的问题，这为中国成为现代国家奠定了基础。

我老说这样一个观点，今天的中国某种意义上正在重新界定现代化和现代性。这次新冠疫情袭来，对各国的政治制度、治理水平都是一场大考。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几乎在所有可比的领域内，都完胜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

中国抗疫成功与美国抗疫溃败的一个主要的差别就是我们的基层社会组织起来了，所以我们可以打一场抗疫的人民战争，美国打不了。这次战疫中，我们做到了最大限度动员人民群众直接参与，权威信息直达基层，直达百姓，大家第一时间知道做什么、怎么做。

一旦类似新冠疫情这样的传染病出现社区感染，美国几乎就没有办法控制，因为西方社会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能力，也缺乏应对挑战的科学理性的态度，结果自然是疫情防控荒腔走板，导致近60万人死亡，3000多万人感染。

最近的印度疫情暴发也是非常令人揪心，全世界的媒体，包括印度很多媒体，甚至都使用“人间炼狱”这样的词来形容印度正在发生的悲剧，中国也开始为印度疫情防控提供必要的帮助。印度今天的悲剧某种意义上也是预料之中的，我去过印度很多次，也做过很多关于印度的讲座，从来没有使用过“印度崛起”这个概念，因为从中国人的标准来看，印度的社会许多深层次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很难实现真正的崛起。

我认为印度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出现自己的“毛泽东”，没有进行现代国家建设所必须经历的必要的社会变革。例如印度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土地改革，人口的大多数就富裕不起来；印度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妇女解放，占人口一半的聪明才智发挥不出来；印度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深层次的对种姓制度问题的处理，所以印度社会的上下层是永远脱节的。这样的国家不大可能团结一致，共同应对新冠疫情，怎么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国家？

在建党百年之际，我们还是回到青年毛泽东。1925年，毛泽东也是当时的“90后”，被湖南省长赵恒惕通缉，他不得不离开故乡韶山去广州避难，路过长沙橘子洲头的时候，他感慨万千，写下著名的诗句：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最终毛主席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主张。通过唤起民众，中国共产党把曾经“一盘散沙”的民众组织起来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人民整体和长远利益对最大化，实现中国人民决定自己的命运，所以我们迎来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吴新文：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大地”这个点，抓得非常好！曾长期与毛泽东共事的周恩来在评价毛泽东时指出：“我们的领袖是从人民当中生长出来的，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联的，是跟中国的大地、中国的社会密切相关的。”在毛泽东那儿，“中国的大地”就是中国的山山水水，就是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就是中国的人民大众。

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存在一种错误思想倾向，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言必称苏俄，一味照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词句，奉苏俄革命模式为圭臬。1931年1月，被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扶上中共领导人地位的王明自封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批评毛泽东在苏区红色根据地的正确路线，说什么“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宣称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逼近，中国革命必须以城市为中心，进行城市武装暴动，进而争取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革命胜利。

针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指出：“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态度更为鲜明了。他明确指出：“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

后来他更意识到，在中国等亚非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和列宁都没有系统论述过，因此要进行自己的探索和创造。他强调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和著作，从来不迷信、不盲从、不照搬。他曾说过：“几千年以后看马克思，就像现在看孔夫子。”正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写出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重要著作。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表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一“批判的武器”以及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这一“武器的批判”，开创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新局面，是我们党历经百年风雨，不断取得成功的奥秘之一。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者、开创者和推动者。

主持人： 中国共产党人的整个革命的奋斗路程，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跟中国的实际情况非常好得相结合。这一点对我们青年朋友有哪些启发？

张维为：毛主席经世致用的特点，心怀远大的理想。前面，我讲他的实践论肯定跟他的个性有关系，我当时年轻的时候看斯诺的《西行漫记》，里面采访了毛泽东。毛泽东讲他是怎么逐步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他说1919年去上海送一批同学去法国留学，当时没有钱，只能买北京到天津的车票，他就上了火车了，他觉得船到桥头自然直。到那之后，他碰到个熟人借到点钱，买了到南京的票，当中还去了曲阜，山东转了一下，看了看孔子，最后再到上海，这跟他非常相信格物，就是“做”本身相关，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跳进水里你就会游了，外国人这方面比较少，中国这个传统非常强。

我们改革开放中，中央没有什么钱，杀出一条血路，就开始大胆实验、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结果形成很多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很多非常原创性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

主持人：毛泽东主席年轻时候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最后找到了特别适合中国发展的一条道路。这样的一种渐进性和过程性，对我们年轻朋友有哪些启发？

张维为：结合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个人感觉随着社会发展的精致化，冒险精神越来越少，而实际上有些真理、人生的正确方向，可能是在试错的过程中出现的，并不是先理论构思出来的，我觉得这个是一条启发。

放到整个国家来讲，一个国家要找到一条成功的道路是非常不容易的，中国共产党经历了陈独秀的右倾、瞿秋白的左倾、李立三的左倾、张国焘的右倾、王明的左倾，最后才悟出一个真正的道理。改革开放又是一路试错走过来的，最后大彻大悟，很不容易，所以要珍惜。

吴新文：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犯错误、受挫折是其成长的必经阶段，尤其当你做的事情前人没有做过，你需要去做新尝试的时候，这是难免的，但更关键的是，对待错误是什么态度，是承认这个错误，努力发现这个错误当中问题在哪儿，去改正这个错误，还是文过饰非，加以否认，这一点是关键。我觉得我们共产党的非常大的一个特点，是世界上最坦率地能够承认自己犯过错误的政党，而且力争要改变这个错误的政党，所以它才能够不断进步，不断地前进，我想对个人也是这样。

提问：我是复旦大学药学院的2020级硕士研究生，也是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的一名队员。非常荣幸，去年6月我们收到了习总书记的一封回信。在实际的学习工作中，像我们这样非相关学科专业的同学，怎么样更好地去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识，应用到我的实际工作中？

张维为：我想对于绝大多数人，包括我们的学生，复旦的学子，除非你是马克思主义专业的，要研究很多细节，比方《共产党宣言》有七个语言的翻译版本，每个序言有什么差别等。对于多数人来说，主要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你是学药剂学，我们很多理科生谈马克思主义、谈哲学讲得非常好，你看钱学森谈哲学，谈马克思主义哲学，非常有水平。

他跟文科生的思路不完全一样的，但是他看问题的视角，给像我们这样的文科生很多全新的启发，因为哲学是个思维方法，我记得《傅雷家书》里面写的，他到怀仁堂听毛主席讲话，毛主席讲了大概一个半小时，他回来后说，真了不起，毛先生一次都没有提马克思，但讲的全是马克思主义。

所以我觉得除非你自己想转变成马克思主义专业的，这是一个选择，可能更多的选择是通过陈望道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感兴趣了，真的投入进去，会越学越聪明。

吴新文：我有一个想法是读哲学单靠书本是不行的，必须要到社会里面学哲学。社会里面你可以了解到这个社会现实，什么叫唯物，了解到矛盾，真正的矛盾是什么样的，它是如何展开的，这个你必须到社会当中才能够得到更好的理解。

提问：我是中共党史博士生揭上锋。我记得总书记曾经说过一句话，“青年时代选择了吃苦就选择了收获，选择了奉献就选择了高尚”，从您分享的毛泽东的经历也可以看到这句真理，另一方面，社会上还有个热词叫“内卷”，就是我们在同辈的压力下，被驱赶着努力和上进，结果很多人的时间和精力，甚至激情和梦想都被“卷”进去了，没有心情去奉献和高尚，请问您怎么看待青年人的“内卷现象”？

张维为：“内卷”这个词非常学术，英文是involution，我觉得要是回到这个词的本意，反而会得到启发。“内卷”本来是社会学的概念，最简单的例子：比方说你是做美术的，你是画家，你画写实主义，结果越画越具像，越来越细致，跟真人一模一样，跟照片一模一样，这个时候你再画就开始内卷了。

这时突然间来个野兽派、印象派、毕加索，整个打开一个新局面了，就跳出内卷化了。所以内卷化是原来状态下内部竞争太厉害。但你换个思路，换个范式就不一样了。对我们学生来讲，如果你说我一定要买北上广的房子，现在是非常难的，我有二十多个同学在纽约，都属于中产阶级，过去三十年没有人在曼哈顿买过房子，他们都买很远地方的房子。我觉得可以考虑新的范式，学习毛泽东思想，打开思路，搞运动战，不搞阵地战，办法总比问题多。

吴新文：我做一点补充，现在信息社会有一个特点，一些名词和热点会在短时间之内被爆炒，形成很强大的社会影响，有时候也把社会的焦虑放大了，中国现在某些领域是有某种“内卷”，但是可能还没有网络上说得那么严重。

我是觉得各种机会还是很多的，有些情况不一定是“内卷”，比如说复旦的哲学博士，到一个高中里面教哲学，我觉得不一定是什么坏事，认为复旦哲学博士一定要做大学老师，这个才是“内卷”的，现在我们中学搞哲学教育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的事业，所以眼光要放大、放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