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氏家族作为曹魏时期儒家世族大族的代表人物，其发家过程，也体现在世家大族向门阀士族的过渡。

司马懿是司马防的儿子。司马氏以儒学传家，家教甚严，尤其注重对后辈的教育。

司马懿真正受到重用是在魏文帝时。曹丕为魏国太子时，司马懿为太子中庶子，为丕信重。文帝篡汉自立，建魏以后，司马懿地位开始慢慢重要起来，但他还未能掌握军事大权，至明帝时期司马懿的势力渐渐向军事方面发展，对外作战多由他指挥。

公元231年曹真死，对蜀作战完全由司马懿主持、指挥，渐渐掌握军权。景初二年讨平公孙渊，不久明帝崩，他又和曹真的儿子曹爽同受顾命辅佐齐王芳。

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关闭洛阳城门，收捕曹爽集团。曹爽集团被废，爽之党羽，尚书南阳何晏，尚书沛国丁谧，尚书南阳邓飏，司隶校尉东平毕轨，河南尹南阳李胜，大司农沛国恒范等被一网打尽，皆夷三族。至高平陵之变之后司马懿完全掌握了曹魏军政大权。

此次高平陵之变中，司马懿得到了当权大官僚的支持。《晋书》卷一《宣帝纪》载：“（帝）于是假司徒高柔节，行大将军事，领爽营，谓柔曰：君周勃矣。命太仆王观行中领军，摄爽营。帝亲帅太尉蒋济等勒兵出迎天子，屯于落水浮桥......又以黄门张当为都监，专共交关，伺候神器。”

此次事件中司马氏夺得中央政权，但是在中央和地方上都还存在反对司马氏，整个士族阶层还没有完全屈服。

司马氏在司马懿当权后慢慢进入到中枢政权之中，除去司马氏本族之外，一些有实力的当权官僚和世家大族也慢慢与司马氏结合在一起。司马氏与当时的世家大族也建立了关系，司马氏的姻亲，也都是当时的世家大族。

司马懿妻母河内山氏，是山涛的祖姑母，山涛也是司马氏的党羽，且相当亲近。山涛深受司马师的信任；懿长子司马师娶泰山羊氏，次子司马昭娶东海王氏，王氏祖父，父亲都是当时数一数二的大经学家，是典型的儒家大族。

女婿京兆尹杜预，京兆杜氏，祖杜机魏尚书仆射，父杜恕幽州刺史。文帝嗣立，预尚帝妹高陆公主，起家拜尚书郎，袭祖爵丰乐亭侯。”这些都是当时数一数二的世家大族。

在高平陵之变后，越来越多的世家大族站在了司马氏一边。而在司马师当政期间则进一步铲除支持曹魏政权的士族官僚。而忠于曹魏的士族，在后来的斗争中最后也以失败告终。曹魏的拥护者死亡殆尽，司马氏在朝中的势力更加稳固。

不久，司马师又胁迫天子废掉皇后张氏，紧接着又废掉齐王芳。《晋书》卷二《景帝纪》载：“师废帝，群臣莫敢违，咸谏师行伊尹、霍光故事。”士族阶级基本己屈服在了司马氏脚下，魏无复有一忠臣。

中央的反抗已经无力继续，但是一些地方豪强、军阀，仍然对司马氏的统治不满，想要推翻司马氏统治继续拥护魏帝。当然，最后结果还是以失败告终，司马氏的统治因此更加巩固。

此后司马师崩，司马昭辅政，令皆出于司马氏，魏帝形同傀儡。而作为一个臣子，功高盖主，魏帝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赏赐给司马昭了，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司马氏夺权。甘露之变之后，亲曹魏的势力已经没人了，或者已经不敢有人了，士族门阀为自身的利益都投靠到了司马氏的怀抱中。

整体梳理下来来看，司马氏由司马懿掌权到长子司马师，次子司马昭，三人依次平定了从中央到地方，文官、武将发动的叛乱。亲魏势力遭到沉重的打击，司马氏势力更加强大。司马懿死，子司马师继续掌权，255年毋丘俭、文钦在淮南发动叛乱反对司马师，司马师很快平定了叛乱。

紧接着镇东大将军诸葛诞又在淮南发动第三次反对司马氏的叛乱，司马昭平定了叛乱，史称“淮南三叛”淮南三叛都以失败告终，亲曹魏的势力最后被完全消灭了。司马氏取得了中央政权，成为实际上的君主，广大的门阀士族也投入司马氏怀抱，站在司马氏的队伍中，成为晋朝开国功臣。而且司马氏政权不仅得到广大门阀士族的支持，还得到下层民众的广泛认可。

咸熙元年十二月壬戌，魏帝禅位于晋。晋武帝继位后，开始对诸王和功臣大加封赏，以表彰他们在司马氏夺权过程以及武帝受禅过程中，做出的巨大贡献。实际上，此时的高级门阀士族，大部分投向司马氏政权，司马炎称帝也是水到渠成而已。

在司马炎封赏任用的重要大臣中，大多出自门阀士族，其中最有代表性集团莫过于玻琊王氏、太原王氏、河东裴氏和京兆杜氏。他们很早便投靠司马氏政权，为司马炎篡立，立下汗马功劳。

顺带延伸补充一下，太原王氏不仅仅在曹魏、西晋等时代是名门望族，到唐初也是，唐高宗李治的王皇后就是太原王氏，而萧淑妃则出自兰陵萧氏，虽然比不上太原王氏，但也是名门望族。

西晋是在在门阀士族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曹魏时期的世族官僚或卖身投靠，或屈身折节，纷纷投入司马氏的怀抱。这些新朝佐命，大多是一些“寡廉鲜耻，贪冒骄奢之鄙夫。”门阀士族在这一时期彻底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士庶之别，有如天壤”的情况。可见，门阀士族凭借其祖上和自身的官位，可以让子孙轻而易举的得到较高的官位和中正品第，而低级士族，寒门庶族却不能挤身上流社会，得不到上品。

正直感言之士，忠臣良将无法立于朝堂，满朝尽是趋炎附势，只顾一己私利之人。官僚士族阶级腐化堕落，危害国家安全，他们不干好事。在中央争权夺势，在地方欺压百姓，个人品德已败坏到极点。高级士族官僚的自身素质如此之低，于国家于社会都是无益的。

高级门阀士族之间彼此争权夺利，结党营私。士族官僚在相互排斥和利用中结成党羽，形成朋党，加重了政权危机。武帝在这样的环境下一直受其干扰和困惑，赞成伐吴的正直官僚受到排挤与打击陷害。他们身居高位，不为国家出谋划策，却为一己私利，结党营私，阻碍国家统一。

士族大官僚们骄奢淫逸，不体恤百姓疾苦，只顾自我享乐，最终断送了自己的前途和生命。大官僚，高级士族阶级腐化堕落，己成为西晋政权崩乱的前兆。

晋武帝本人作为帝国的主宰，拥有最高权力。那么他自己的能力又怎么样呢？武帝作为晋朝的开国君主，其实并不英武。真正为晋朝夺得天下的是他的祖父司马懿，经过其伯父司马师和父亲司马昭的努力，到他掌权时大势巳定，坐享其成而己。

武帝不仅纵情享乐，也缺乏一个君主赏罚必信的权威，赏罚不均。同时自己骄奢淫逸，也纵容下属官僚，违法乱纪。武帝自己不能做一个好的表率，也就不可能控制管理好自己的官僚集团。

武帝时期，高级门阀士族把持中央政权，占据着优越的政治地位，引起广大低级士族阶级的强烈不满和反抗。王鸣盛说：“武帝之世，奸佞满朝，开国承家，唯小人是用。”如此环境，不免爆发谋反事件，而现实也确实如此，在武帝执政期间一系列的谋反事件，正反映了低级门阀士族对高级门阀士族和皇族势力垄断政权的不满和反对。

国家千疮百孔、政局动荡不安，武帝不得不重新审视政权稳定问题，不能不想办法来调整各个阶层代表在政权中的比例，解决统治阶级内部权力斗争，武帝希望和平的把政权向地主阶级各个阶层开放，以赢得各个阶层的广泛支持。然而，作为最大既得利益的获得者髙级门阀士族绝不会心甘情愿的与低级门阀士族分享权力。

那么既然和平不行，那就只有诉诸于武力了。高级门阀士族与低级士族权力的争夺在武帝死后白热化了。“八王之乱”就是这场白热化斗争中的典型代表，及至晋末“八王之乱”，由于皇权旁落，政局动荡不安，诸王为赢得战争的胜利也不得不争取高级门阀士族的支持。

同时也积极争取其他有实力的低级门阀士族加入自己的队伍中。门阀士族也为提高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也愿意依附诸王，参加战争，以期获得高官厚禄，庇佑子孙后代。